鄭國漢﹕商榷國民教育課程的偏差

曾蔭權政府任內決定、準備、但留給新一屆政府推行的「國民教育科」，在梁振英班子開局不利的情下，迅速變成了一個燙手山芋。基於一些由左派機構編製的、內容明顯偏頗的參考教材，學生和家長擔心「國民教育」成為「中共洗腦」的手段，很快「洗腦」就成為凝聚反對國民教育運動的大旗。反對者要求政府正式撤科，推倒重來。政府的應對手法，包括聲明沒有「洗腦」的目的、成立「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商討開展該科面臨的問題，並謀求與反對者溝通。反對者的行動包括示威遊行、登報聲明、絕食、號召罷課等等，一波接一波，成為新政府應付社會危機能力的嚴峻考驗。

部分辯論流於謾罵

作為一個在本地受教育，也在教育界服務的香港人，對於有關「國民教育科」的辯論，我感到失望。有部分辯論，流於謾罵，立場絕對化，非此即彼，成為政客競選抽水的議題。有些論者說外國沒有國民教育的科目，這可能是事實，但不表示沒有類似的教育滲透在歷史、文化、政治、人物、常識教育的科目裏。以美國為例，愛國是很多國民認同和重視的情操，儘管具體什麼是愛國的行為和行動，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我認為，對於國民教育這種嚴肅的課題，不應走偏鋒，應該在理性基礎上討論，講道理、擺事實。可以看到，有些人反對「國民教育」的理念，也有其他人接受理念，但反對和質疑課程的內容、教材，以及具體執行的方法與速度。最近曾榮光教授的文章〈香港國民教育課程的偏差與扭曲〉（《明報》2012年8月30日、31日）是理性討論的例子。我贊同文章通篇的精神：不要基於狹窄民族主義、非理性的愛國教育。不過，對於他幾個批評課程偏差的具體觀點，我倒覺得有商榷的餘地。

第一、曾教授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言，得出香港「建基在族裔本位的國民身分認同理念，是完全不符合今天的中國國情」的結論。我認為，問題的癥結是「族裔」的定義。假如它指的是「漢族」，那的確是過於狹窄。但假如它指的是「中華民族」，那我看不出有什麼不妥，因為香港在1997回歸後已經結束了它掛靠在英國之下，但卻不是英國一部分的前殖民地身分，並且已經重新納入中國的政治版圖。

第二、至於是否因為本港現在有2萬多非華裔的在學兒童，香港的國民身分就不應該是基於中華民族本位的結論，我也看不出道理。

第三、曾教授認為「不分族裔、不分宗教信仰、不分語言文化……這樣一種多文化的社群主義才是香港公民身分的認同基礎」。假如「公民」指的是具有香港永久居留權也有投票權的所有居民，包括部分持有外國護照、享有外國國民身分、得以在外國投票的華裔與非華裔市民，那應該沒有異議。但假如「公民」指的是中國「國民」（拿香港特區中國籍護照的香港市民），那又當別論，因為無論他們是否是華裔，決心入籍就必須有歸化的準備，中外皆然。不願意歸化，香港有義務按照他們各自的文化背景為他們特別開課嗎？無論如何，他們並非國民教育的主要反對者。

第四、在一般人心目中，中文名詞「國家」雖然可以相對應英文的「state」，但不見得一定是等於具有「國家權力機器」特殊意思的「state」。與曾教授不同，我認為在中文用語中，把「國家」翻成「country」不但沒有錯誤，而且是更為適當。西方政治學裏「nation」（民族）與「state」的明確分野，對於中國人的概念和用語並不一定很貼切。事實上，在英文的一般應用裏，「nation」也不僅僅就是「民族」的意思。例如，美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並沒有所謂美國民族，但他們很多時候都是用「nation」來稱呼自己的國家。不但美國總統常常說「our nation」，在國家的「效忠誓詞」（pledge of allegiance）也說「one nation under God」。所以，我不同意曾教授說《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犯了「對國民身分認同的兩種根本制度脈絡的混淆、誤配和不加識別」的錯失。

第五、曾教授認為國民教育「以情為本」的學習模式是嚴重的弊端。假如「情」的意思就是「激情」（passion）或者「情緒」（emotion）的時候，尤其是以強調「國仇家恨」來「激發年輕人的愛國情緒」的手段，我毫不猶豫同意這是弊端，同時也贊同曾教授所說的「道德理性思考（moral reasoning）及事實為本的公民決策（evidence-based decision making）的教學理念」。不過，假如「情」的意思是「情懷」或者「感受」，那我不能不懷疑其他國家的國民教育是否同時兼用「情」與「理」來教化和團結國民，增強國民向心力，有利於共同面對困難。也就是說，嚴重弊端是否源於由來以久、為人詬病的蹩腳港式中英翻譯？

搞「洗腦」的難度很大

「洗腦」是把假的資訊和有問題的價值觀包裝成為正確的東西令被「洗腦」的人接受。「洗腦」的有利、甚至是必要的條件是資訊封閉，資訊壟斷。因為香港是個資訊開放的國際城市，要搞「洗腦」的難度是很大的。假如政府的指引都是公開的，就算有人想自上而下搞「洗腦」也是難以得逞的。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院長及經濟系講座教授

鄭國漢：中國應破除GDP 「保八」 迷思

國家統計局公布，中國第二季經濟增長7.6%，據初步測算，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227098億元，經濟增長7.8%。經濟經過連續六個季度下跌，如今「破八」下滑至7.6%水準，令一些人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發出「憂慮驚呼」。

筆者首先覺得，為什麼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一定要維持「雙位」、跌破「雙位」數字，甚至所謂「破八」便惹來「驚呼」呢？

我始終覺得，着眼點應該是短期放在就業，中長期放在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而非以增長速度作圭臬。換言之，與其將焦點偏向增速，倒不如把目光放在就業率與產業升級上，因為就業機會牽涉人民目前的生計和福利水準，甚至社會穩定。

產業升級重於經濟增速

有人直觀的認為就業與GDP增長率之間有着機械性的、固定不變的關係，於是保就業就等於保GDP增長率，但事實並非如此。我以前在本欄說過，同樣的就業率可以有不同的GDP增長率，因為勞力密集型的新增就業和資本密集型的新增就業，可以帶來完全不同的GDP增長率。

中國目前人均GDP處於低水準，遠落後於發達國家。目前每個內地居民是否已經擁有幾輛汽車、多部電視機，物質已經不缺，生活富足呢？內地居民的居住條件、醫療服務、個人服務是否已經令人滿意，甚至超越發達國家？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目前很多中國人民的生活還未得到滿足，因此無論是以物質生產為表徵的第一與第二產業，還是以服務為主的第三產業，都有很大的潛在需求及發展空間。在這種現實和目前的宏觀情況之下，政府可以在保就業、促進實體經濟健康發展的目標下，做下列四個方面的工作。

第一，政府明顯看到世界經濟乏力，對中國出口有不可避免的打擊，所以已經採取比較寬鬆的貨幣政策來拉動總體需要（但對房地產調控還是不敢掉以輕心），包括投資，對抗總體需求下跌的壓力。

用增加投資來對抗出口需求疲弱，是沒有什麼好批評的，只有政策更加關注就業，更加關注產業升級，而不是依靠資本密集型的投資推高GDP，因為這種投資對就業的貢獻有限。

溫家寶總理最近對於宏觀政策的取向是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增強經濟發展對擴大就業的拉動作用（大意來自報章報道），我非常贊同。

人民生活未獲全面滿足

第二，政府可以改善當前的供應環境和條件，使得供應更能夠有效地滿足人民的需求。這包括取締壟斷、開放壟斷性市場給新進入市場者，尤其是給一直受歧視的民營 企業。當競爭加激令產品和服務的價格更加接近成本，降低過高的企業利潤，它也減少了過大的非居民儲蓄（企業持有利潤部分），令更多的資源由消費者來支配， 從而增加消費在GDP裏的比例。

工業和資訊化部上月底發布的《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一步進竹電信業的實施意見》，引導民間資本通過多種方式進入電訊業，積極拓寬民間資本的投資管道和市場進入範圍，改善壟斷市場所產生的弊端。這改革方向值得大力支持，值得其他產業部門借鏡。

還有，如何改革金融中介體制以及發展資本市場，在審慎監管、控制風險的前提下，給民營企業提供充足的資金發展業務，是開放壟斷市場之外的重要方向。

第三，在總需求不是過分興旺的情況下，當稅收的增加速度超越GDP增速的時候，政府就必須採取適當降稅的措施，令購買力從政府庫房轉到納稅人口袋，支持消費 和個人投資。從宏觀經濟需求的角度，當稅收上升，政府要嗎就是減稅，要嗎就是增加政府支出，否則財政政策就是具有緊縮的影響。下面再展開討論。

第四，很多牽涉重大民生福祉的部分，例如教育、醫療服務和保險、退休金等等，目前受有效需求的限制，市場供應還沒有大力發展起來。政府可以把握經濟低潮的時 機，在財政能力許可條件下，發揮適當的「需求拉動」功能，通過新增需求來拉動供應和就業，並透過長期社會政策，支持該些行業的長期發展。

中國GDP「破八」並不是一件壞事。一方面，中國社會有改善公共服務、提升人民生活的需要和殷切期望，需要政府推動適當的配套政策和措施。

減稅退稅刺激內部消費

另外，現今中國政府擁有逾3萬億美元龐大外儲備，每年財政收入可觀（據本月11日財政部向外公開的中央決算，2011年全國公共財政收入決算數逾10萬億元人民幣，反映中國政府掌握大量的資源），令債台高築的西方國家政府無比羡慕。

目前的現實是出口的需求減弱，逼得中國利用國際貿易的「閒暇」，把更多資源改為投放內部，藉此去發展應有的產品和服務，優化經濟增長的質素，為將來發展打下更堅實和健康的發展根基。在應對周邊經濟衝擊跟培養國內市場及生產能力方面，中國政府真是既有心，也有力。

過 去拉動中國經濟的三大引擎是出口、投資、和消費。有人認為，如今出口一環因歐洲債務危機、美國經濟低迷、全球經濟景氣低落而變得乏力；另一方面，賦予重任 的內部消費在當前也出現動力不足。所以，應該集中加強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對於把政策焦點放在投資作為拉動經濟這一觀點，我並不完全苟同。

上面說過，政府可以通過減稅增加人民的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費。事實上，政府逾量的稅收，坐擁太多稅金並非好事，因為長期佔據巨大的社會資源，必然會抽走社會上的購買力，擠掉民間消費和投資的機會。

據說，溫家寶總理日前召開經濟形勢座談會時強調，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刺激經濟，要注意完善結構性減稅，減輕小微型企業稅負，避免擠掉個人的消費購買力和企業的發展資源。這是很合理的決定，希望政府說得出做得到，認真執行。

除了中國社會目前對很多物質需求還未有得到滿足之外，在服務業方面也有發展的空間。相對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程度，服務業發展滯後的情況還沒有顯著的改善，也就是說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上文提及的醫療服務及保險、教育、退休金等例子，只是其中較具社會性的服務業而已。

服務業有巨大拓展空間

我曾多次在本欄討論過中國經濟發展必須把「焦點」從經濟增長的數量轉換為經濟增長的質量（例如〈中國應重視經濟增長的質素〉一文，刊《信報》2011年8月2日）。事實上，「十二五規劃」已經把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列為主要目標。企業面臨選擇，繼續經營原來的業務，還是把產業升級，發展更高端、技術含量也更高的產品或者品質更好的服務。

除 了把過去「粗放型」增長模式轉換到以提升「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表現方式包括新產品、新生產方法、新商業模式、新管理模式等）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之外，中國也到了不得不減少過度依賴出口， 大力開發培養本地市場的時候了。這兩種轉變都不容易，因為它們都牽涉新嘗試的所必要的努力與可能失敗的風險。

大家都了解透過研發獲取創新所 需的努力和創新可能最終失敗的風險，但從出口轉變到開發本地市場也殊不簡單。很多出口生意都是外商把市場所需拿到中國來生產，很多時候連貨品的式樣材料都 是有外商決定好了，中國廠商只負責生產。但當出口生意消失了，廠商必須經過發現本地市場的需求，繼而設計迎合市場的產品，通過實際銷售的回饋，調整產品的 功能和價位。當然，推廣產品以及建立銷售網路也得自己負責或者外判，也都是必須操心的事情。

至於開發新技術、新產品作為經濟新增長點的取 向，除了對企業的智慧財產權提供適當的保護之外，政府也必須幫忙解決一些單個企業無能為力但影響整個產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包括「群聚效應」 （cluster effect） 和「臨界點」(critical mass) 這些基本上反映「產業規模經濟效應」的因素。

要解決以上兩大類問題，政府除了建立適當的法規和監管條例之外，我相信前期的直接津貼或者扣稅也是不可或缺的。

照 目前情況看，中國民間仍然有濃厚的企業家精神，希望增加收入財富，爭取改善生活。當然，我們不排除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困難和有待改進之處，如今內外環 境都出現了不利變化，譬如出口下降、歐美外部需求繼續疲弱；內部的房地產市場隱現泡沫風險等，但前景應該不致太差。我很同意他的觀察及結論。

作者為香港科大商學院院長及經濟學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