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1日，暴雨把北京變成水都，京城豆腐渣防汛系統完全沖毀，官員第一時間不是忙於搜救災民，而是加強力度維穩。
網上流傳一幅截圖，搜狗CEO王小川在新浪微博貼文：「今晚得知了北京大雨死亡的人數，震驚，10秒鐘說不出話來了，超出我任何理性、感性、認知、想像。政府過兩日會公布數據，我無膽說出來。就一場大雨，還是在首都。這個苦難的民族。」
這條微博不久便給人刪除，死亡人數則由「進步、無私、團結」見稱的執政黨隱去。
水災傷亡不准提
四天後，北京防汛抗旱指揮部召開通報會，滙報水災最新情況，說完受災人口和經濟損失就想走；現場記者群情洶湧齊喊：「死亡人數呢？」但主持人堅持宣布通報會結束，叫發言者退場。
民間不滿情緒升溫，官方其後聲稱截至本月26日，水災死亡人數升至七十七人，但誰會相信呢？民間流傳死者最少數百——因為暴雨時正值周末，很多人窩在環境惡 劣的地下房，洪水淹至無處逃生，沒有戶籍的城外人更不計其數，甚至沒人代報失蹤。這種慘事竟發生四年前舉辦奧運會的首都大城，怎不教人目瞪口呆？
水災的死亡真相已變成不能觸及的國家機密，內地媒體人張悅認為官方不許提，原因只有一個：數字超出想像！因此才會把宣傳報道的規格，搞得跟2008年汶川大地震一致，即是要彰顯救災的人性光輝。
到了24日，香港深夜掛起八號以至十號風球，事後內地媒體花特大篇幅報道——《最強颱襲港無一人死亡 繁榮依舊》，內容大概說香港受到十級颱風蹂躪，但市民在颱風過後陸續上班，政府部門緊守崗位，生活如常。報道得到大量網民引用，結尾經常加上一句：「你懂的。」
心領神會的中國人民總能從中讀懂一些訊息。依據慣例，沒有人死不會是新聞，怎麼還成為標題呢？因為這邊廂颶風之下無人亡，下一個問題就是，那邊廂大雨淹死多
少人？不許光明正大報道，就只好打出一個又一個「你懂的」的擦邊球，在神州之下，懂得的人還真不少，那是謊言社會的無聲吶喊，受同一種國民教育長大的人， 有心的就會聽懂。
記者採訪須撤稿
勇敢的內地媒體不斷挑戰官方底線，傳媒人龔曉躍本月26日在微博說：「《南方周末》八個版在付印前被撤，主管社委苦求未果。北方派過來的大腿和南方某些有抱大腿惡習的細胳膊，你們怎麼那麼不要臉，我們怎麼這麼容易被欺負？」雖然博文迅速被刪掉，但已在網上廣傳。
《南方周末》經濟版記者張育群也發出博文說：「七個同事，在北京跑了超過二千公里，採訪了二十四個死難者家屬，昨天寫完稿就趴床上睡覺了，早上醒來看到消息，
只想說二千遍，草尼馬（即粗口諧音）。」除了《南周》外，《新京報》有關水災的新聞也要全部撤稿件，變成整版勸捐的天窗式廣告，為什麼那些深度報道的版面 都被撤掉？你懂的。
今年香港書展的「名作家講座」，請來內地作家慕容雪村演講，約四十分鐘的演辭沒有激昂的語調，他說講稿早就寫完了，原本 較適合在內地演講，但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在內地很難找到講台，只好在香港發表。講稿全長八千多字，標題是《如秋水長天》，若演化成課本，大約是二十
課，讀完就頂得上整個中小學的國民教育科了。
慕容雪村說：
不要臉的政府統治下，「負面新聞」往往被屏蔽、被遮掩，但事實上， 「負面新聞」這個詞本身就有問題，把壞事說出來，本身並非壞事……。經驗證明，人們從「負面新聞」中學到得更多。看三十年《新聞聯播》，也未必能夠學到什
麼有用的知識，除了知道毛澤東思想可以指導殺豬；而一個小悅悅事件，就能讓人明白父母的責任和路人之所應為……。如果你要做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那麼不僅要 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苦難。
如果你的工作與教育、宣傳和意識形態有關，那你要清楚，你所影響的不是一人兩人，而是千人萬人。幾個世紀 以來，人類社會有一個共識：讓孩子遠離毒品。事實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謊言、謬論、仇恨教育、反人類的宣傳——同樣危險，甚至更加危險，即使做不到全
面禁絕，至少也要讓孩子遠離毒品。如果你是記者，就不應該參與造假；如果你是教師，就不應該販毒；如果你是學者，就應該堅持真理、拒絕謊言；如果你是作 家，就不該睜着眼說瞎話。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高層眼中無讀者
看了以上兩段說話，本港媒體人都明白為什麼這篇講稿在內地不能說，因為愈不要臉的政府愈要臉子，令政府蒙羞的負面新聞當然不能報道。與民眾處於互不信任的狀態，動輒就是成千上萬的人包圍政府部門，實行以暴易暴的原始抗爭，陷入愈維穩愈不穩的輪迴狀況。
近日香港高唱反對洗腦國民教育科的聲音，慕容雪村去年探訪陳光誠時曾遭毆打，他表示：「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可以隨時分清理論和現實。」香港若推行國民教育科，幸運的會有一批「分清理論和現實」的國民，不幸的話會教出一批理論和現實不分的愚民。
安裕先生昨天在《明報》發表〈覺醒〉一文，談及「美國英國都有國民教育，為什麼香港不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美國英國學生在校裏學到的是公民教育，走
出校門就可以實踐，就可以活生生的看到。」而身為中國國民，誰都明白課本上的無私執政黨只存在夢幻年代，現實是無官不貪，無權不濫。
內地媒 體不斷發出「你懂的」訊息，香港媒體人也愈來愈看得懂，而且有一種「今日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的共鳴感。皆因香港媒體的高層愈來愈懂得玩把戲，以
資源有限、年輕化、機構轉型等等各種「理由」，把不肯「緊跟機構路線、不聽上層指令」的記者撤掉，行內有個打趣說法：「不撤稿，就撤人」。
內 地媒體都由黨控制，高層就是黨員，自由撰稿人彭曉芸說：「現在紙媒的管理者，不是媒體人，他們是官僚，官僚的眼裏，沒有新聞也沒有讀者；只有，上面。」香
港的媒體也有很多官僚式管理層，他們眼中也只有「上面」，也許是政治集團，也許是大老闆背後的利益集團，總之就沒有讀者或觀眾。那些高層冷對外界批評，當 臉子也不要，公信力算老幾？
凡此種種，預示了香港新聞自由倒退的悲哀，香港人實在不想懂，也不希望去懂。
作者為傳媒工作者
余錦賢: 吳克儉一錯再錯兵敗如山倒
九萬人遊行反對國民教育，聲勢浩蕩，政府卻苦無對策；林鄭和吳克儉在遊行結束前公開表示，會成立委員會向教育局提供意見，但主辦遊行的單位無一收貨；僵持不下，如果政府硬要上馬，九月開課後，學校出現罷課的可能性頗高，屆時局勢一發不可收拾，政府管治會陷入更大危機。
翻看紀錄，就「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諮詢」提交過意見書的團體和個人數目雖然不少，但提出擔心學生被「洗腦」的質疑絕對不是主流；事實上，曾蔭權政府對推動國民教育一直小心翼翼，深明其敏感兼惹火，故此在課程發展議會之下，設立了一個「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由港大前副校長李焯芬教授任主席，成員都來自不
同界別，均不屬政黨，各人十分低調（知名度更低），故此自去年開始諮詢以來，社會上雖有反對聲音，然而堅決抗拒的行動絕無僅有。
到了教育局 資助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出版，整件事才急轉直下；當時，反對最力的只是學民思潮及小部分學生團體，主要政黨和教師組織包括教協都異常低調，基本上缺席。也許因為政界如此克制，吳克儉完全沒有及早撲火，反而一而再地避開學民思潮，消極地不與他們對話，任由爭議一拖再拖，最後家長組織介入，吳克儉這時才匆忙接招，惜為時已晚，輿論開始轉向。
處理這種敏感議題最重要是爭取發言權，主導社會討論，但吳克儉仍脫離不了煲呔年代官員的陋習，只接受一二家電台（另加鳳凰衛視）訪問，其餘文字媒體、電視台等大多被拒諸門外；而這樣一場大爭議，社會上議論紛紛，為何不多做幾場媒體吹風、公開記者會等交代政府的立場？
在推行時間表方面，國民教育在今年九月其實只在小學推行，中學則可因應本身條件決定如何落實，到明年九月，所有中學才會推行國民教育科，如果在事發初段，吳克儉答應凍結一年才推行，影響的只在小學（但學校可以自由選擇），爭取多一年時間繼續諮詢、與各界對話，起碼對家長來說應可起安撫之效，總比現在什麼也不答應，予人「政府一意孤行」的不良形象。
而政府近幾天才急急找來一批支持國民教育的人士出聲，試圖挽回輿論支持，但已發揮不了什麼作用。
CY上場，很多人以為最早出問題的應是房屋、土地、福利等議題，誰料火頭竟先在教育局燒起，由一位弱勢局長主持大局，遂一錯再錯、最後兵敗如山倒。
紀曉風：九萬市民遊行反洗腦 中產稀客上街挫管治
烈日高掛的周日，一個月內又有一次近10萬人遊行。
據主辦單位推算，最少有9萬人昨天上街反對政府強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老紀昨天也在遊行隊伍中，觀察是次遊行有三大特色：一是多小朋友，二是遊行過程十分冷靜，三是不少遊行人士都是中產家長。
香港中產大多為六七十後，他們的父母大多有強烈的政治立場，反之中產年輕時靠個人努力奮發向上，學習時受教的是平等、開放及具思考的教育，加上社會條件成熟，令他們成功向上流。
但今時德育國民教育科的設立，直接影響他們下一代「複製」父母的成功之道，實難叫這些中產家長不氣結，一舉紛紛上街。社會最穩定階層的中產也反政府，八年前香港試過一次，結果令當時特首下台。梁班子又何苦重蹈覆轍？
先談多小朋友。昨天軒尼詩道滿布不同年紀的孩子，由手抱嬰兒到長近半個成人高的初中生，可見遊行人士不少是家長，藉遊行進行公民教育。再說遊行過程十分冷
靜。老紀昨一直藏身於隊伍中間，行至灣仔時隊頭應已到達政府總部，所以可能隊頭有人喊口號，但隊中確是較寧靜。這可能是父母避免在子女面前過分激情，也可 能是上街的大部分並非「常客」，不習慣遊行操作，甚或根本不屑這種表達方法。
最後是上街的不少是中產家長。當然，這未經科學方法如問卷調查 研究遊行人士的收入和社經地位，但老紀有兩項觀察也可以和讀者分享。一是遊行父母的衣着頗為「光鮮」，即使如老紀般經常出入中環的白領，每次遊行也穿得較
樸素，但昨天所見不少上街女士，穿得頗莊重。其次是遊行路線沿途一些較為高檔的食肆，也坐滿休息的市民。那些餐廳的下午茶餐也要40至50元，收費絕不便 宜，但依然其門如市。就連在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甚落力的學民思潮，其召集人黃之鋒亦認同，昨天很多上街的都是中產家長。
那麼為何中產家長 要上街？德育和國民教育科的爭議並不始於今朝，去年5月時，課程發展委員會公布這科目的課程指引諮詢稿，結果惹來強烈反彈，甚至演化至後來有中聯辦宣傳文
體部部長郝鐵川在微博上直認國民教育就是「洗腦」，令港人意識到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本相。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曾榮光教授，去年在《教育學報》詳細分析 國民教育科問題所在，他的論文名為〈香港特區國民教育的議論批判〉。
文章開首，曾教授已介紹「洗腦」概念。他解釋，「洗腦」一詞實是上世紀 50年代冷戰時期美國人的反共詞藻（anti-communist
rhetoric），最早見於Edward Hunter在1950年對剛建政的中共政權進行思想教育的負面報道，加上後來不少美軍在戰場上變節投共，更多人相信他們被「洗腦」。他坦言，不少人如何 志平在報章撰文，指「教育，說到底，還不就是洗腦」（持類似論調的還包括郝鐵川、劉迺強和那個曾賄選的姜玉堆），但事實上，「教育根本就不應該被視為思想
的控制、禁錮與複製，相反應該是一種解放思想、釋放潛能、誘發想像的活動」，所以他提倡把對國民教育的批判，重回教育、課程與教學的討論。
正如對香港中產素有研究的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所言，香港中產大量形成於70年代。今天的中產，大部分是六十後、七十後，他們的父母往往有強烈政治立場。這批六、七十後，及後憑着個人努力和香港發展機遇而獲得更佳生活條件，社會地位亦向上流。在他們求學時期，英國人教育雖然不鼓勵他們認識中國，但同一
時間，英國人也毋須當時的莘莘學子學習愛英女皇，要對米字旗「感動」等等。
這些中產人士正正明白，避免對政治過分熱情，接受良好西式教育， 就是中產成功之道；同時間社會也毋須政治化。正如呂大樂分析，在那個大量形成中產的七十年代，對香港意味着三件事：一是經濟進入飛速發展期；二是社會因成
立廉政公署日益走向公正、開放和廉潔；三是政府開始推行公屋、義務教育、新市鎮等系列民生政策。呂大樂正認為，這三大情況恰恰是一個社會大規模形成中產階 級的必需土壤─快速的經濟增長，為個人發展提供了更多機會；公正清廉和開放的社會，使多數人依靠自身努力改變命運成為可能。反之，愛國、鮮明的或左或右的
政治立場，並不存在於中產對「成功」的詮釋。
事實上，連內地學者也明白香港中產有這樣的特點。華南農業大學副教授王建平，在其《社會變遷中 香港中產階層的形成、特徵和啟示》一文中，正正指出「香港中產階級深受西方社會影響，成長過程中，他們參與建立了為開放社會所需要的價值和文化規範，包括
公平競爭、流動的機會與開放的社會制度。」
現時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正正顛覆中產賴以成功之道，而中產另一個特質，就是相信成功路徑是可複製 的。這點並不難理解，中產相信「奮發向上」，以個人努力改變命運，所以即使時代不同，他們依然謹守這項原則。而當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不但要求他們的下一代作
政治表態，甚至顛覆中產求學時所學的核心價值，以至影響他們子女繼續向上流的機會，中產的激烈反響絕對有迹可尋。
大部分社會學學者都相信，穩定中產有助穩定社會。然而，對梁振英政府而言，新班子上任未足一個月，已大舉上街反對政府政策，絕不是好消息。上一次中產出動，要數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而最終的後果，便是時任特首董建華因此而「腳痛」提早下台。
而當國民教育出現巨大爭議，引發近十萬家長、學生、市民上街，引發社會強烈反對聲音的時候，吳克儉非但沒有重視家長、教育界、市民的合理訴求及願望，反而一意孤行，堅決不肯擱置或推遲落實國民教育科，又以迹近「霸王硬上弓」的手法「邀請」反對國民教育科的家長、學生代表加入「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委員會」，希望造成既成事實，令這個洗腦科順利在九月新學年上馬。
同樣重要的是，辦學團體、學校及教師對九月推動國民教育科有強烈的保留。天主教香港教區、東華三院等已表明屬下學校不會在新學年開辦國民教育科，甚至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所辦的私立學校也同樣不打算在九月落實這個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