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2年1月28日星期六

安裕周記:說幾句公道話




初到貴境總是撞板多過食飯。紐約可說是我第二故鄉,前後住了七年,到今天我還能背誦上西城一二三這三線地鐵的每個站名,西六十六街林肯中心、七十二街、七十九街、八十六街,然後是我住的九十六街,之後是分道兩線直上一一六街哥大正門。縱然變了半個紐約人,連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也找我幫忙接待內地和香港的紐約訪問團,卻是要走的那天還是大鄉里。

說大鄉里,是因為紐約有着一些歷史悠久的法例,今天說起來都會讓人莞爾。其中一條是不許在街上喝酒,哪管是幾乎沒有酒精的Miller Lite。喝過這種啤酒的都知道這酒騙人,百分之四的酒精,還不是等於水?夏天紐約極為乾熱,華氏一百度以上天天都是,下城區回家鑽出地鐵,有時去小店買一罐喝。每次小店老闆都給我用一個小小褐色紙袋包着啤酒罐,我每次一出門就扔掉紙袋。直至一天,有個軍裝警員走過來,豎起食指搖了又搖。我瞪着眼睛不明所以,他走過來說﹕這是犯法。

紐約有些笨法例一直執行到今天。以不能當街喝酒為例,這不像禁止抽煙那樣是因着健康原因,而是這條法例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美國禁酒令年代立下的。這是當年芝加哥黑幫頭子卡邦(Al Capone)發大財的來源,一九八七年荷李活有一部大賣電影《The Untouchables》由奇雲高士拿和辛康納利主演,羅拔迪尼路飾卡邦,說的就是財政部特工奇雲高士拿和老差骨辛康納利對付卡邦的真人真事。今天美國再沒有像當年雷厲風行的禁酒令,但不許人們當街喝酒一直流傳到今天。那次,警察先生說,再喝就要開罰單,原來除了違例泊車,連街上喝酒也有定額罰款。

笨法定了也得執行

法例雖然笨,可是既然定了就得執行,本人阮囊羞澀,沒有可能為了喝酒權利打官司打到美國最高法院,請九個大法官解釋這條禁酒令如何與世相違,只能當笑話笑了笑,反正在家一樣可以喝,差那幾步不至熱昏街頭了吧。類似的事不僅美國有,另一文明大國日本也有,朋友八十年代在東京上學,人住上野,遇上交通休整周,他卻實踐港人分秒必爭精神,眼看車道來回五十米汽車全無,在行人過路燈仍閃着紅色時大步跨出去。對面一個維持交通安全的義工婆婆一手把他截着,下場是罰他來回過三十遍馬路。為什麼不爭辯?外國人哪知這交通條例,况且婆婆的北陸口音也聽不懂。

事隔多年,當我讀到一個中國大陸婦女在香港地鐵車廂和小孩吃東西的新聞,就不由自主追看下去。當然,想不到的是,這場小小的地鐵車廂爭執,被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上綱上線變成了「香港人不說普通話」、「香港人欠揍」、「香港人是狗」這些話來。我甚至有幾天疑心大發,覺得中聯辦郝鐵川部長和孔慶東教授是一鼻子出氣唱雙簧——孔先生說香港人不講普通話,言下之意是討厭香港人自外於中華民族;郝先生談到中國人和香港人在民意調查裏的意義。時間上一先一後,卻讓我這好事之徒老是覺得事有蹊蹺。這是後話,容後再說。

D&G到雙非孕婦來港搶閘生孩子,乃至地鐵車廂吃東西事件,三樣事掀起了小至中港文化不同,大至香港必須獨立脫離中共魔掌,中間還摻雜要堅決阻止蝗蟲來港生事的年輕人。這是深圳河兩邊的事,有一種傳統看法是,除了新界原住民,我們上一代都是新移民,在四十年代末中共快要席捲全國之際,拖男帶女把家當都帶來這南方海島落地生根,浸浸然有着「我也是原住民」的睥睨天下心態。另一種論說則是大陸人來香港搶了我們的繁榮搶了我們的工作搶了我們的法治,還把我們的乾淨整潔明快都搶去,例子是當街大小二便以及在廣東道呼盧喝矢。一派則以香港是我家為大纛,大陸人入侵,亂我香港。

今天還在說原住民與過客,這種調調無疑脫離了現實。今天的香港,只要有身分證便可以按照法例留在這裏,現代社會巿民的身分(identity)已不是純粹血緣已能解說。以台灣為例,理論上台灣至少有幾百萬人是一九四九年隨着蔣介石渡海而來的外省籍,可是今天這些人都是台灣人而不是大陸人。中共就是如何希望統一台灣,都沒有膽量在省籍上把外省人和本省人分開對待,「台灣人民」這四字說明一切,是政治名詞而非地理名詞。

同樣地,如果香港今天事事都把原住民找出來做擋箭牌或者作為面對新世代的遁詞,在歷史因緣而言完全說得通,但客觀上這些現代社會的原住民嚴格而言也不一定全是貨真價實的原住民——明朝南來的原住民到今天都六百多年,這六個世紀間,建設香港的不止是當年南來的那一群了吧,清朝康熙及嘉慶年間先後有兩個版本的《新安縣志》,這是香港的最早地方志,首都博物館有一套,中山大學的一套則由葉靈鳳先生捐出來的。有興趣不妨一讀,當知原住民的來龍去脈,對今天各種相關說法自會搞清楚弄明白。

身分非血緣能解說

香港是移民城巿,和紐約洛杉磯悉尼溫哥華都一樣;沒有人可以從方物志的精確考究而言是真正香港人,就等於紐約人是紐約客(New Yorker),高克毅先生把這個英文字詞翻譯得出神入化,紐約一千萬人,意裔愛爾蘭裔西班牙語裔華裔都有,各善其身,各行其事,各不打擾,是為大都會。香港有北至黑龍江南及海南的各省移民,儘管五六十年代所謂「撈鬆」之說,那只是粵籍對外省來客的統一稱謂,實是半鹹淡國語的「老兄」之謂也;表面上是一句嘲笑,其實是自認細佬的謙卑語。既然沒有真正土生土長的港人,這種以「先到先得」來決定話語權的做法沒有根據,也就無法站在道德高地,以「我比你先來」而對人與事振振有辭了,倒過來是人人平等,新來者不必對固有者低眉失額,但先到者也不必對後進頤指氣使。

D&G挑機是另一回事。我翻看不少人報道,那個星期天聚集在廣東道D&G的年輕人,從不滿店方不許港拍照到反對地產霸權都有。我一直感到香港年輕一代比我們那一代更有希望,是因為今天的年輕人有着更多的獨立思考,有着更廣闊的社會視野。上星期我說過,廣東道早在七十年代已是殖民地中的殖民地,海運大廈代表的是「鬼佬竇」,不信,回去問問你家父母兄長,中環雖然洋化,但那是所謂買辦華人的地頭,和廣東道一帶的全洋化是兩碼事。必須指出,那是崇洋的年代,是一句話中英夾雜大盛的日子,是鬼佬一出誰與爭鋒的華人低人半截的買辦當旺年代。今天,鬼佬又點,就是要你道歉。但我們從D&G事件看到的是不亢不卑,沒有人叫打倒鬼佬(邱誠武八十年代在《九十年代》與中大同學寫的中環騷動報道文學,那次是有人喊出這句話,也有人對經過身邊的豪華跑車發噓聲甚或起飛腳),D&G聚集事件是文明之極的一次表達意見活動。

若是要把D&G扯上對中共治下的大款來港侵佔本港經濟,平心而論是拉牛上樹,八十年代海港城已經失守美日歐遊客,今天大陸客充斥廣東道,除了拖着那個行李箱礙着行人,錢多而氣粗,我們實在沒轍。八十年代香港外遊大熱,曼谷街頭馬尼拉旺巿不也是廣東話盛行,那嗓門比今天的大陸佬大陸婆不遑多讓。我在倫敦大英博物館曾經見識這些漪歟盛哉場面,「嘩嘩嘩」之聲與古埃及法老王木乃伊同在,「喂,快啲幫我影張相」與唐三彩共處。相對於那些年,今天香港人成熟文明得多了,然而我在倫敦的日子,從未在《泰晤士報》和《衛報》讀過有讀者投書不滿遊客喧嘩;是的,英國佬是陰濕的,他們不投訴你,但卻掩着臉竊竊私笑。

文明教育需要時日

這是需要時日的。六十年代日本經濟起飛,日人出國成風,人們今天看到的領隊擎着一支小旗、後面跟着成串團友,起源便是日本團。不要以為日本人天生是如今羅浮宮看到那樣溫良恭儉,那時一樣是大鄉出城。香港老資格的旅行社老闆都知道,日本人當年出國,出入國境部門會在發出護照時夾着宣傳紙品給國人,教導出去之後要注意的各種生活起居,其中一項是女性要化妝。這種形而下的教育歷時四十年,始有今天日本團遊客貓着身在故宮博物院在大都會博物館抄寫展品圖解的新時代。

至於雙非嬰兒,我更不知如何與大陸人蠶食香港扯上關係。毋庸諱言,大陸一些人來港產子,是為了香港較優良的醫護系統,也為了那三吋見方的身分證;弄得香港的醫院一團糟,健康院滿是人潮,無疑也是這批雙非嬰。可是事情簡單不過,把條例一改便馬上煞住。美國也是抵壘政策之地,你只要在美國生下孩子,哪管你是非法移民,可孩子這輩子永遠是美國人,鄧小平兒子鄧質方之子便是美國人,上學課本校車牛奶都免費,理論上更可以參選美國總統。但美國的把關是嚴格的,拿着簽證入境,海關大爺大嬸只要稍不滿意即原機遣返。香港不必修改基本法也不必人大解釋,明天便可堵住。有人大哭大罵,香港是法治城巿,會怕刁民?

這些討論日益遠揚的核心是「香港是不是沉淪」,以至讓昔日低三下四的大陸人欺侮。公道一點說,香港今天是沉淪了一些,至低限度比一九九七年回歸時沉淪。我所說的沉淪,是這個城巿已不是一個人人敢於說真話的城巿,是這個城巿再也不是一個人人勇於承擔的城巿。這兩點,這些年來講得嘴臭筆也寫禿,香港沉淪的不是經濟,是這兩股底氣。經濟不景可以屈服港人?笑話!第一次石油危機,彌敦道上的光管招牌十時後全部關上,夜馬取消,香港變成黑暗都巿,但社會沒有泄氣。今天我們變了什麼?新聞自由一下子跌了二十位,地產霸權沒有誰敢於公開批判,北京講一句話香港雙手一搓說「喳」。日本經濟不復當年勇是事實,美國放緩早就不是新聞,英國連歐洲二流也挨不上,但人家底氣十足,今天不行,希望在明天。趙丹說過,人,總是要一口氣的。

沈旭暉:伊朗還有多少朋友?




美國對伊朗施加的壓力愈來愈大,除了要求世界各國對伊朗石油實施禁運,還聯同英法艦隊在霍爾木茲海峽「巡邏」,國內鷹派對這形勢頗為興奮,彷彿解決伊朗「問題」的時機快將到來。但即使不談國際道德,單談實力,究竟伊朗是否真的眾叛親離?

假如伊朗被攻擊,首先被聯成一線的,自然是敘利亞。在過去三十年,敘利亞是與伊朗關係最好的中東國家,一來阿薩德家族信奉什葉派的支派阿拉維派,已是意識形態最接近伊朗的政權;二來兩國有伊拉克、以色列等共同敵人,在黎巴嫩戰爭緊密合作,內地國際關係學者孫德剛稱之為「準同盟關係」。

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剛接獲阿拉伯聯盟要求下台的最後通牒,假如伊朗戰爭這時候爆發,而巴沙爾仍能掌權,兩大亂局就可能掛鈎。敘利亞一直有計劃在最後關頭,攻擊被以色列佔領的戈蘭高地,雖然沒有勝望,但足以對以色列造成恐慌。因此在敘利亞問題解決前,美國出兵伊朗有大量包袱。

與敘利亞「準同盟關係」成美包袱

而伊朗支持的兩大激進組織:巴勒斯坦哈馬斯和黎巴嫩真主黨,都是西方擔心會聲援伊朗的重要盟友,而真主黨曾警告要是敘利亞、伊朗任何一國遇襲,都會發動報復。這樣一來,敘利亞撤軍後尚未建立強大中央政府的黎巴嫩,以及和平進程近年毫無進展的以巴衝突,都可能被捲入爭端。美國出兵前,也必須加以維穩,特別是哈馬斯的根據地加沙鄰近埃及,而哈馬斯的母體穆斯林兄弟會剛在變天後的埃及國會選舉大勝,華府不可能不投鼠忌器。

真主黨揚言報復出兵前須維穩

再者小布殊發動反恐戰爭後,在阿富汗、伊拉克建立的新政權脆弱不堪,伊朗卻對兩國建立了愈來愈大的影響力。伊拉克以什葉派為多數派,什葉派領袖都和伊朗關係密切,要是伊朗戰爭被上升為什葉派戰爭,剛稍為緩和的伊拉克局勢,可能重新被激化。

至於阿塔利班從前雖然是伊朗的敵人,但自從倒台後,卻有西方情報指兩者已建立合作關係;即便是親美的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也說要和伊朗進一步合作。伊朗一旦被攻擊,可能主動將戰爭擴大到阿富汗,讓美國多面作戰,因此美國近月已發出不少與塔利班和解的姿態,副總統拜登甚至說「從未認為塔利班是美國敵人」,可見世上確實沒有永恆的敵人。

尚有同情者金磚國或乘機進佔

假如美國不出兵,只是靠國際社會合作經濟圍堵,則歐盟各國當中,除了英法,其他都不會積極,那些債務纏身的南歐國家更會逐漸反彈。中俄乃至整個「金磚五國」體系雖然不希望伊朗擁有核武,但也希望保障伊朗合法貿易的權利,反而可能在宣示一些政策原則後,交由民企乘機大舉進佔伊朗市場。美國要強逼急需能源的中國制裁伊朗,唯一可能性是有明確共識,讓中國佔有「新伊朗」一定石油資源、或安排沙特完全取代伊朗對中國能源的角色,而這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中國分散投資的原則。

邏輯上,伊朗戰爭爆發的最大可能,是伊朗外交政策出現嚴重誤判,製造足以被天下譴責的把柄,例如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正式製造核彈、又或出兵鄰國,否則以目前狀態,它的盟友和同情者尚有不少,開戰的不可測性太大。對奧巴馬目前的選情而言,若單是為了選舉,並沒有動機要製造這種不可測性,假如台上是共和黨的小布殊,又當別論。

四維出世: 悼﹕沒有太陽的希臘 ——我的母親、父親、安哲羅普洛斯




新年流流,大吉利市。

翻查紀錄,去年過世的名人真不少,其中不乏令人動容的如司徒華、Steve JobsAmy Winehouse,電影導演Sidney LumetKen Russell、森田芳光,演員Elizabeth TaylorPeter Falk,曾叱咤風雲的拉登、卡扎菲、金正日,綠茵場上馳騁的史必、蘇古迪斯,樂壇(不是娛樂圈)的Gary Moore、畫壇巨擘Lucian Freud,半文半政的哈維爾等。

如果說立春以後才算得上是龍年,那麼這個兔年,於我來說,真的不好過。

有三個人的辭世,令我最難釋然——先是我疼愛的媽媽走了,然後我敬畏的爸爸也緊隨其後,最後一個,竟然是想也沒有想過的安哲羅普洛斯。

近來心情複雜,很少上面書,對世界大事的認知,只限閱報,對最新情報的掌握,可說是慢三拍。星期三的下午,編輯黎佩芬忽然在電郵拋下一句﹕「想寫安哲羅普洛斯嗎?」剛讀過安氏在Sight & Sound的訪問,我第一時間的反應是﹕The Other Sea拍完了有試片嗎?還是這次他可以來香港接受訪問了(前年電影節因他突然有病,臨時取消來港,緣慳一面)。接通電話後,晴天霹靂,沒有一個詞彙可以更準確形容那一刻我的震動了。

說來奇怪,小兒一歲有八,本在興高采烈地玩耍,一通電話後,見我面色一沉,坐下來翻閱安氏的訪問,合該有事,他竟然十分乖巧的安坐在我的膝上良久,然後指著《霧中風景》劇照中的姊弟,說﹕「爹爹?」彷彿他是知道這是尋找父親的故事,其後再指向房外說﹕「媽媽?」好像對我說:「媽媽知道了嗎?」

這半年間,父、母親離去的創傷還未來得及復原,新來的還得在傷口上灑鹽。要開始這篇悼文,感情上不得不從追悼父母親開始。雙親與安氏本來風馬牛不相及,不過想著想著,隱隱間似有一段非常微弱的紅線,牽引著過去百年一整個世紀人類的命運。

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是個非常傳統的中國女性,戰後走難來到香港,學歷很低,所識的字不多。最早且深刻的記憶是我3歲學前她教我寫字,每一個字她都很用力的寫在拍紙簿上,珍而重之,彷彿是她僅有的遺產,要好好的傳給我。很快,懂的字寫完了,她眼有淚光的跟我說﹕「媽媽懂的就這麼多了,以後你要好好讀書識字,知道嗎?」奇怪經她這麼一說,不用打鬧,我以後的學習軌跡,有幸沒有辜負她的期望。我沒有告訴她的是,讀書除了識字,還提供了一道橋樑,感通天地,明白是非,接近每一個善良的靈魂。那些年,是什麼令到人民得不到公平的教育的機會?

媽媽說,她有個大她很多的姊姊,在車禍中不幸去世(又是車禍),其後她二十來歲隻身來到香港。知識改變命運,缺乏知識當然會影響命運,往後她跟家鄉失去聯繫,就是自然不過的事情。是什麼樣的政治環境,會令人離鄉別井,切斷家族的根源,獨在異鄉裏自尋生機?她當時是何其堅韌,與我們幾兄弟認識的家庭主婦形象是如何大相逕庭。

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有著軍人般的性格,行事爽朗,樂天知命。你可以說他阿Q,可他凡事只往好處想,充滿正能量。記得我高考時成績不差,豈料大學收生時遇上滑鐵盧,過其門而剛不能入,他安慰我說﹕「理工學院(按﹕還未升格大學)仲好啦,哈哈哈……」真是令人難過。

這幾天回到舊屋收拾,恍似《一生何求》的終場,Bruno Ganz回到家裏,一切記憶重現,不捨舊屋的離別。其間,有一鄰舍的小子路過,問起老父的近道﹕「大叔在我小時是很疼我的。」人與人總像有某種聯繫,有某段歷史,別人無法得知,直到契機悄然而至。我們在收拾間找到父親的記事簿,記下他來港時的心路歷程。「命途多舛」,是我們不曾聽他用過這詞來描述自己的,為我們提供了不一樣的父親面貌。二戰結束,內戰揭幕,家道中落,飄泊四方,親人失散,輾轉來港,落地生根。什麼的民族,會充公私產,迫使人民流徙四散?家父一生嫉惡如仇,教誨我們要做個正直之士,缺不可加害於人,於此有因。

老父最後的日子裏,在病榻上竟然吹起口哨來。原來吸每一口氣都不是必然的,他用鼻子呼吸已然十分困難,要用口來呼氣,嘯嘯作聲,前半生太沉重,冀望他走得瀟灑。

安哲羅普洛斯

安哲羅普洛斯本念法律,臨近畢業,要接管叔叔的律師行生意時,作了逃兵,問朋友借了往巴黎的盤川,不顧一切登上往法國的火車讀電影。人到了關鍵的時刻,總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不過,電影他也沒有念完,原因是討論拍攝計劃時,他在黑板畫了個大圓圈加一個中心點,他畫的可不是叮噹,因為他要拍一個360度的大搖鏡。老師要他回到原先的學習議題上,他不肯,就這樣吵了起來,結果當然是中途輟學。用現今香港的尺度看,真是一個一事無成的反叛青年。往後他回憶道,當時真的有些年少氣盛。無巧不成話,留下來的同學,沒有一個留在電影的行業,只有他這不肖徒,仍然是電影界的中流砥柱。

他要拍的360度的搖鏡,在首作Reconstruction我們見到了,其後在《36年的日子》、Alexander the Great等相繼出現。在外境場地,猛烈的陽光下,要拍這樣的搖鏡,問題可大了,因為一則背光,二則穿影。就因為這個意圖,他讓我們看到跟明信片不一樣的希臘,天蒼蒼、白茫茫的國度,冬天的希臘,沒有太陽的希臘。

安哲羅普洛斯的死是心裏的一根刺,令人忐忑不安,用平常分析電影的思考模式看,簡直是匪夷所思。外電說,他是步行往電影的場景中,給休班警員騎的電單車撞倒。我們每日翻報紙,給摩托車撞倒行人的機率是多少?摩托車遇行人從來都是司機避人而受傷,電單車撞死人而車手安然的例子又有多少?安氏的場景是設在海邊的一片頹垣,在一望無際的路上避不了途人的機會又是多少?這個難度簡直可比作是打一個距離月球這麼遠的保齡球瓶,而這個保齡球瓶又剛巧是希臘的國寶級導演,他正要拍攝現代三部曲的壓卷作,回應當下的歐債危機。試想想《尤利西斯的凝望》般的調度,大批軍警壓陣,與示威者對峙,主角們穿梭往來,是何其的震撼,他的死絕對不是巧合,更不像意外。朋友說希臘警察的往績很糟糕,經常非法打死打傷異見分子,亦多有殺傷人者及後被發現職業是為警察的納粹分子。

安氏的車禍,首先令我想到的是茂瑙,其次是柏索里尼。茂瑙是出櫃的同志,他的車禍是否意外,尚待考證,柏索里尼的可不是意外了,懸案三十多年沒有水落石出,又是什麼道理?

安哲羅普洛斯2000年時到巴塞隆拿出席影展,他托人傳話想會晤Victor Erice(艾里斯),艾里斯感到很驚訝,暗忖安氏為何對他有興趣,可是艾里斯住在馬德里沒有成事。安氏跟艾里斯,最終在2005年碰頭,這次還加入了基阿魯斯達米,成了三大師級導演的世紀會面,更速成了EriceKiarostami2006年的合作作品The Complete Letters

緣起是安哲羅普洛斯覺得艾里斯的電影與背景跟自己很相像,西班牙是內戰與佛朗哥,希臘二次大戰時,先是意大利的法西斯,繼而是納粹的德國,然後是獨裁者Metaxas(《遊唱藝人》)。安氏的家庭就是在左右派的意態下被撕裂,《悲傷草原》有著淋漓盡致的描寫。在兩大陣營的角力下,到底「人」在哪裏,是安氏不斷拷問的問題,我父母親的家庭也是這樣的被撕破,那一輩的多少人,不分種族,多多少少是時代的受害人,他們的群像,構成了二十世紀的哀歌。萬萬料不到,新世紀的安哲羅普洛斯可能也是這個困局的直接受害者,他變成他電影裏故事的主人翁。

有問The Other Sea怎樣埋尾,我們不知他拍了多少膠卷,不過電影是作者內心世界的呈現,前、中、後期太多變數,基本上沒有人可以替他作主,鑑於奇斯洛夫斯基的前車,替補完成亦不是那回事。

對於藝術家而言,沒有東西比不能完成工作更可悲、更不甘心了。死不瞑目,就更是放不下,可是我們不能像《獵人》般對屍首視而不見。套用一句Ken Loach在《土地與自由》的對白﹕「We can't let it pass!

安氏在最後的訪問裏談到,現存經濟危機的癥結不在金錢,而是缺乏核心價值的問題,而安哲羅普洛斯的死亡說明,這個世界容不下一個把真話說得動聽的導演,正正就是最核心的核心價值問題。

在朦朧的冬日,一邊聽著Eleni Karaindrou的配樂,一邊寫這悼文,幾乎潸然淚下,沒有心情談電影,願在沒有「太陽」的國度,你我得到溫暖。

沈旭暉: 周日話題﹕致煲呔書




我們需要符合核心價值的本土人口政策

Dear Donald,

昨天,特首辦邀請我撰寫800字短文,放在你的facebook專頁,內容是從中港文化融合的角度看中港矛盾爭議,據說這是開了先河,在此衷心感謝你的轉載。有朋友認為這是你的公關工程、或政府抽水,我並不認同﹕在目前的氣氛,政府正視上述問題是值得嘉許的,學界也有責任帶出信息,和分擔一些公眾情緒,因此引起你facebook粉絲的激烈回應是必須的,我是很樂意的。但這只應是開始,不是終結。假如政府只把問題定性為文化融和,這卻是真正的問題,因為相關爭議同時暴露了香港面對的四大潛在危機。它們互為表裏、互為因果,短文談及的是其中一點,以下是整全的框架。那篇短文的另一動機,就是希望引誘你和你的facebook粉絲閱讀這篇足本長文,這是爭取話語權的唯一途徑,用心良苦,你不會不看吧。=)

(一)人口政策內容的「非本土化」危機

追本溯源,新移民、內地遊客、「雙非人」引起的爭議,反映香港人口政策出現危機、不合國際慣例。這不是我今天馬後炮說的,而是數年前擔任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時正式說過的。設定移民政策本身不會構成歧視,因為無論是多開放的地方,都不可能接收來自全國、全球的新移民;唯有制定合理、符合本土期望和發展需要的人口政策,才能避免不必要的仇恨出現。然而,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區,一直沒有人口政策的清晰指標,也沒有完全的執行能力,高度自治性不但不及澳門,在個別範圍,甚至不及內地省市對戶籍的控制。這雖然有歷史上中英協議接收內地華人的背景,但放在今天全球化人口流動便捷的年代,漏洞太多,無疑已不合時宜,容易激起本地人不滿。如林瑞麟說﹕漏洞是要堵塞的。

要扭轉上述局面,我們的人口政策應作出五項根本變革。第一,香港應制定有具體指標的理想人口藍圖,例如要促進香港的多元性和國際性,即使不效法新加坡的族群比例指引,也應對多少新移民以普通話或英語為母語有指標;要整體人口保持競爭力,也應對不同年齡層、教育水平等有指標。第二、要落實上述指標,不可能不掌握(或部分掌握)各地新移民、包括內地新移民的審批權,這與來港團聚家庭的訴求並無衝突;即使北京不接受,審批權也應是中港共同參與的決策,這可說是我們忽略的「內交」一環。第三,就何者擁有居港權,隨覑時代發展,愈來愈難單以出生與居留時間判斷,例如被視為以「出生地原則」判斷居留權典範的美國,近年不斷受共和黨挑戰要修憲,雖然短期內不易成功,但整體支持是愈來愈大;取消「雙非」子女居港權的理據,亦應作如是觀。第四,政府對遊客、成為香港公民前的新移民、正式公民分別的權利與義務,應有明確分流,特別是對非緊急事故使用香港公共資源的外來者,應有明確準則決定是否接納,例如讓公立醫護人員專業判斷;即使是私營公共服務,也應制定服務非本土人口的限額,並嚴打違規的中介公司。第五,政府應有具體的「熔爐政策」,確保無論是新生命、還是新移民進入香港時,以認同香港核心價值為本;這可以從針對性的教育、社會工作入手(不代表新移民立刻享有一切福利),也可以從審批時進行考核入手,起碼新移民不應連香港實行三權分立也不知道 。

(二)人口政策制定過程的民粹化危機

以上五點,有些涉及行政指引,更多則涉及法律,容或不可能霎時間全部解決,但相信在你的餘下任期,應有能力解決大部分。但必須說明的是,讓民眾逼政府解決這些問題,是十分不理想的。政府處理人口問題的責任,應該在議題變成社會焦點前防微杜漸,先發制人,制定相關政策,因為人口議題有一條金科玉律﹕既絕不能閉門造車違背民意,也不能100%由政黨、民意帶領,否則人類的天性被問及「是否願意與外人分享資源」這類問題時,正如被問及是否願意在本區興建骨灰龕,肯定是不願意的,因此決策過程又必須有大量數據支援。那特區政府有沒有既能掌握民意、又能先發制人的人口政策機關呢?沒有。對此,作為政府首長的你自然有責任,但長期在政府的那兩位特首候選人,若是到了選舉才將之變成議題,卻在政府坐視問題惡化而不作聲,不論動機,責任同樣嚴重。

要人口政策掌握民意、避免民粹,必須做到三點。第一是徹底改革目前的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以此統籌相關方向性舉措。這委員會目前說是制定長遠人口政策,但明顯欠缺效果,其官員班底更容易脫離民情,未來必須加入足夠比例的民意代表,讓民情發酵前防微杜漸,也讓政客分享責任。第二是決策過程必須加入量化分析、並對公眾公布,這不是說為了吸納專家學者而吸納,而是政府應掌握具體數字,例如每年究竟用了多少公共資源在新移民、「雙非人」身上,趨勢是上升還是下跌等等。這除了有助研判政策,也可以發現一旦這比例下跌、民情反彈卻上升,應如何對症下藥。第三,人口政策修訂不應是一次過的,反而應由這委員會每年檢討、微調,像一些國家地區會每年更新移民政策大綱,這會避免人口議題每逢選舉才發酵。假如你不處理上述問題,對已有情緒的民眾而言,是很難說服他們放棄對立來捍衛核心價值的──在理念層面,我不認同前者的解決必須犧牲後者,但要匡正這思想,是常年累月的事。在執行層面,政府必須正視相當一部分人是這樣想,才能標本兼治。

(三)「仇恨政治」的普及化危機

為什麼不是任何形式的釋放怨氣都應接受?這涉及我們的信念問題。在文明社會,基於個人所屬群組(例如種族、膚色、族裔、鄉下、性別、宗教等)的籠統形象的歧視性言論,普遍被視為「hate speech」,在好些國家被列為非法,一些國家稱呼黑人為「negro」,足以被控告,由此衍生的「hate crime」,更不待言。「我認為雙非人不應佔用香港公共資源」,這是一個政策建議的陳述,不會因為這些人說普通話、廣東話還是英文而改變;「我認為新移民不應在成為永久性公民前享有全部福利」,這也是一個政策建議的陳述,不會因為新移民喜歡蹲還是站而改變;「我認為蹲坐不符合市容」,則是一個公民教育的信念,解決應是對學童、對新來港人士教育禮儀,而不是批評此人的同胞佔用香港資源。正如歐洲國家對中國、俄國暴發戶在當地的個別行為不可能沒有不滿,但只在相關人士觸犯規例時斥責;又如我們若在歐洲衝紅燈過馬路,自應被當地人斥責,但若在過程中被斥為佔領他們資源的「蝗蟲」、或被嘲笑何以不蹲在地上,那人即不足取。這是諺語two wrongs don't make a right

當然,「政策」和「人」,在現實世界難以完全分清楚,但政府也好、民間團體也好,還是應該盡力把關,盡力讓討論停留在政策層面,而不是人。仇恨言論只要成為常態,無論在網絡世界也好、現實世界也好,足以輕而易舉的轉換對象,例如在非洲贊比亞,從前的仇恨對象是帝國主義,到了最近的大選卻變了排華。在任何國家地區,只要與身分認同相關的議題變成常設項目,無論是基於族群、宗教、新移民也好,都是開擧了潘朵拉的魔盒,仇恨的對象今天可以是菲傭,明天可以是內地人、越南船民、東南亞來港難民,那後天也可以是佔用福利較多的天水圍人、殘疾人、接受綜援的人,這是學界泛指由hate speechhate crime衍生的hate politics。無論目前情是否已到臨界點,我們有備無患提高警惕,對任何立場的朋友都是正面的。

國際社會對近來風波愈來愈關注,但它們的切入點多是中港的「雙向歧視」。一旦港人容易把對政策的不滿和對人的不滿合二為一,這對香港的國際形象,會有很負面的影響。孔慶東教授的言論,有刻意散播仇恨之嫌,明顯是混淆政策和人的反面教材﹕若他是不滿內地對香港有政策傾斜,無論多激烈向內地政府反映也是其自由,這是政策;但通過刺激香港人、製造矛盾,這卻是傷害人。同理,在前述政策層面,我們多激烈向政府施壓也無妨,但在人的層面,製造「蝗蟲論」、指罵遊客,既對政府沒有壓力、在內地引起反感和反擊,更容易片言隻語被標籤為非理性,一切得不償失。因此,在制定符合本土利益的人口政策的同時,社區組織協會的建議,即把新移民納入反歧視法保護,是應該同步落實的。至於新移民如何符合族群的理論基礎和國際案例,我想你從前應看過施麗姍女士的相關報告,這就不贅了。

(四)核心價值的虛空化危機

至於你現在關心的中港衝突破壞融合、破壞和諧、破壞核心價值的問題,這確實是我擔心的問題,但為什麼在社會得不到重視?除了上述原因,這也涉及香港核心價值本身的虛空化危機。在外傭居港權爭議中,或新移民爭議中,經常有一個論調﹕一旦問題涉及社會利益、經濟利益,就是「實在」的;若是對法治有衝擊、破壞學術自由、引起仇恨情緒之類,哪怕是「最核心的核心價值」,也是「虛」。以上的觀點也不能說是錯,當生存權的侵蝕過了臨界點,核心價值自然會被放下,這是古今中外戰爭最慘烈時,必會人相食之故。問題是,我們的臨界點似乎很低:假如明天直選特首,候選人甲保證每人減稅50%而言明收緊言論自由,乙保證捍衛核心價值但要加稅1%,恐怕甲還是當選無疑。

造成這狀,固然與核心價值的捍衛者不懂將其重要性聯繫到民生、不懂「sell」有關,但更與政府以「有事鍾無艷」的態度看待核心價值有關。當特區政府在中港爭議時提倡理性包容,自然政治正確,但恐怕沒有太大公信力﹕為什麼在已成為國際笑柄的「落敗替補制」推出的時候,就不用常識和理性?唐英年和梁振英現在都滿口核心價值,但前者不會認為浸大民調涉及核心價值,後者則不會認為鍾庭耀和成名涉及核心價值。而且我們既相信制度,也相信社會規範;一個理性社會的規範,包含對專家學者的尊重。但在親建制報章,只會在言論相符官方立場時高調採用相關意見,以權威視之,不相符時就變成訟棍、學棍,充滿人身攻擊。這一種氛圍,到了事急,還有誰能有效維繫核心價值?郝鐵川部長認為學者在社會發揮影響是超越了學術,某程度上,我是認同的,只是擔心現在的社會科學研究一律要求「社會應用性」,而學者幾乎人人使用社交網站,根據上述定義,恐怕「真學者」會「被絕種」了。

在一些國家,理論上,國民愛國,先是因為認同一系列價值,然後相信那個國家代表這些價值,才去愛。這說法容或虛偽,但畢竟能彰顯核心價值的重要性。相反單憑「大局」、「國家利益」維繫的愛國情懷,卻容易滋生仇恨,正如孔教授也是從這樣的高度發表言論的,而他在內地一些互聯網,竟然極受歡迎。這自然不是說國家利益不重要,而是說我們無論推廣公民教育也好、國民教育也好,自稱中國人也好、香港人也好,也應將核心價值內化為身分認同的根本,以此來規範新移民,也以此來規範自己。要達到這效果,一方面自然要政府牽頭,一視同仁;但我們也知道政府的局限,因此另一個捍衛核心價值這類沒有即時經濟效益、卻有長遠社會效益的方法,還是與制度有關。曾有學者提出全面普選後的制衡機制,例如讓一半議員代表小區、而任期較短,另一半議員代表大區、而任期較長,像美國兩院制那樣,讓後者較能對核心價值一類宏觀問題把關,前者則負責回應即時民意。相關思維並不成熟,但這問題是政治家應該及早思考的,否則無論如何高呼「捍衛核心價值是最核心的核心價值」,也是捍衛不了的。

千秋歷史如何評說?

我明白,你和你身邊的人經常覺得很冤屈,在餘下任期,也不能有大作為。正如我曾跟你說,我對你這些年來裏外不是人,是同情的,但政治人物的宿命,就是這樣。以上提出的四點,必須同時處理,若只處理後半部而忽略前半部,只會令市民對任何價值觀都倍加犬儒;相反若只處理前半、而不處理後半,同樣會令我們的核心價值喪失。

你一直對特首候選人抽水十分不滿,而防止別人抽水,最有效的做法,自然是在你的任內回應上述訴求。只要你願意,我深信不少人不在乎夕陽政府,也會襄助。但假如你任內不處理相關問題,讓它延續到下屆政府,恐怕歷史將記載「中港融合危機於蔭權七年全面爆發」,雖然你視民望如浮雲,但我們也不希望上台時民望高達七成的你,會被春秋史筆如此評述。難道你希望餘生日日夜夜被曾太埋怨?一旦豬或狼上台立刻解決了問題,你顏面何存?假如你在餘下的半年對症下藥,香港人會對你最後的努力「心中有數」,會記得你是一個「香港仔」,在我心目中,這是一個自豪的身分,希望在你心中也是。

Yours,

Simon

紅眼: 蝗蟲很多,有一種叫幪面超人




香港作家陳冠中於回歸年代寫過一部作品叫《什麼都沒有發生》,霎眼十載有餘,當年這句批命眼下漸已鬆弛,說它不準。是的,坦克沒有輾過維多利亞公園,然而便利店已經有賣紅雙囍;行政長官依然是香港人,但我們對簡體字已經不陌生;小時候班主任都吩咐我們訂英文報紙學好外語,趁寒假裝備自己,而寒假時節走到街上,如今向我們問路的多數都操流利北京腔。班主任是用心良苦的,陳冠中都沒有騙人,絕不是有什麼東西即將要發生,相反是有些本來的東西消失掉,清拆重建,甚至是變了質。不是被殖民者的心態被清拆重建那麼冠冕,而是近年港產片夾個大陸女明星客串做性感花瓶是常識的這種變質,那麼不覺不經,卻如潮湧勢不可擋。二十年前,我心目中只有一隻蝗蟲,那隻蝗蟲叫幪面超人;二十年後,我眼前是每天數以十萬排山倒海的訪港內地同胞,其中有些更是孕婦。穆桂英那些年都還沒有試過這樣闖關。

蝗災為患 地上有禍

大抵是從開放自由行的那一年開始,內地同胞多了個醜陋的外號﹕蝗蟲(Locust)。其意象顯淺不言而喻,但我們可能只是極盡諷刺之能事了解蝗蟲的符指意涵,但不多考究過蝗蟲本身到底何物。摘自《禮記.月令》曰﹕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指的就是蝗蟲變天。古代人已經明白,蝗蟲雖為植食性害蟲卻不成災,因為蝗蟲本身並不是群居性覓食的生物,而蝗災的出現其實源於蝗蟲變異,因繁衍過剩令種群密度過高,難以覓食溫飽,便會選擇性地自行改變體色、行為和及生活形態,成群結隊不斷遷移至新的地方尋找食物。蝗災對經濟民生自然大有影響,但更重要是暗示天時不正,乃至地上有禍。因此史書記載的大部分動蕩亂世之始,皆有蝗災為患。

近日中港的身分危機問題茘至沸點,超越了什麼才是導火線的討論,彷彿勝於年初二夜漫長的煙花匯演,連鎖爆發。民間出現的「反蝗」聲音正是一個時局不穩的警號,街上熱鬧一片,但肩摩踵接間的相互推撞,都用力地閃出火星,火藥味刺鼻得凶險,冷瞰的眼線劃覑粗黑的餓意。假設我們彼此都將對方視為中國人,這種行為不止是內訌的表現,而且正正是蝗蟲的天性。如果種群密度持續上升,面臨糧食完全缺乏的情,某些品種的蝗蟲將變得非常兇殘,身體漸呈黑褐色,翅膀變大,捕食習慣更進化為雜食性,甚至徹底捨棄其植食性的本質,跳躍能力超越其他同類種群,更具侵略性,不止吞食昆蟲屍體,甚至連同類都一併互相吞吃。其實我們正是做覑這種狗咬狗、人吃人的事情,香港人仇視大陸婦人為了香港戶籍霸脇產嬰,但我們撫心自問有機會的話誰人不願移民英美?有不少內地暴發戶穿金靴掛皮草在香港大肆搜購名牌,同時又有大批港男周末北上東莞酒池肉林,土匪稱王的心態不一樣嗎?北大教授罵港人是狗,我們何嘗不是早了二十年將內地同胞從省港旗兵罵到眼下的蝗蟲。歡迎光臨,這裏本來就是人口稠密無以維生,滿佈積怨和仇恨的蝗蟲之城,紙醉金迷的霓虹遮天高掛,來一個,恨一個,吃一個,那是生物本能。

我懷念,懷念幪面超人當紅的年代,蝗蟲這生物從幪面超人到中國人的符指轉移,隱喻香港人回歸前後所面臨的大逆轉困境。八、九十後或不清楚,初代幪面超人本鄉猛原是遭邪惡組織進行改造手術的蝗蟲生化人,但手術途中趁機逃走,後來反以幪面超人的身分與邪惡組織死戰。這悲劇英雄的結構活活借鏡了蝗蟲變異捕食同類的本性,宣斥覑一份從被洗腦改造的殖民時代中獲得解放的期盼。一隻蝗蟲,我們稱之為正義的幪面超人,這大概是我們永恆的未來神話;而現實是另一個平行空間,這個世界的本鄉猛並沒有逃過改造手術,城市一夕間聞風捲來十萬隻蝗蟲,我們壓在喉嚨底稱之為醜陋的中國人。如果真的什麼都沒有發生,指的就是解殖這件事。

我們仇視什麼 你們又統一什麼

蝗蟲南下,不是香港人罵大陸人專用的,數百年前清兵入關,漢人便就這麼如出一轍形容滿州人的。要不仇視是不可能的,否則紅花會就不會出現,它只能安撫而永遠難以鎮壓,愈是壓迫愈是反抗得激烈。因為仇視本身就是一種身分認同,香港人從來都是冷漠自私的都市人,莫說鄰居的姓甚名誰,連自己的家人都缺乏凝聚力,但眼下我們最團結齊心的事情,就是討厭大陸人。皆因被人罵到上門,踩到入地盤。仇富,就是認同自己窮;仇視大陸人,是我們選擇了更認同自己的香港人身分。仇視更是一種身分的排斥,對香港人的那些星雲密佈的指點謾罵,資本主義什麼,被殖民者的什麼,以至直斥香港人什麼,試問有否將我們尊重為中國人的其中一員?當我們要搶答身為中國人應該怎樣的這些問題,代表對方根本未有將我們視為中國人,把我們當是外人來馴化,豈非與殖民行為同質?統一的是中國但不是中國人,回歸的是香港但不是香港人,國族認同不等於思想與身分的同化,如果不計算龍的傳人以及炎黃子孫這類源自神話的想像共同體之虛幻建構,中國人根本沒有出現過統一的意識形態。我們香港人用的是港澳特別通行證,而內地同胞身分證上滿漢蒙回藏仍舊標籤,更關鍵是這種清拆先於重建的統一有必要嗎?相互的仇視正源自對方高姿態的強求以及我們負嵎的拒絕。清朝尚且以滿漢一家親的方案治國,眼下憑什麼要我們棄用廣東話改寫簡體字?保守估計,蝗蟲本身都有一萬種以上,何是中國人。

只恨這個年代還沒有鐵臂銅拳風雷電的出現,蝗蟲很多,有一種叫幪面超人。

黎佩芬: 安哲羅普洛斯會如何定鏡香港




新正頭霧氣很重,又濕又凍,初三起脇即收到家明電郵說,安哲羅普洛斯死了……怎可以這樣,我實在很期待看他的「希臘三部曲」最終章,想看他要如何用詩化的畫面和個人化的電影語言,還有如何的故事,去寫這個被金錢和私慾敗掉的國家。他是如此心繫他的國土。太可惜了。四維出世寫來一篇深情的悼文,到尾後提出一個陰謀論,叫人心寒。老編梁一看就說,想起Costa Gavras的電影Z(中譯《大風暴》),描寫六十年代軍政府統治下的希臘,政治暗殺橫行的時期。我就想起,導演死前說過,希臘現在最缺的不是錢,是核心價值。

我最記得電影中的霧景,迷離淒美然後一記冷槍,叫人心碎。何倩彤明顯記住了倒下的列寧像緩緩在長河中流過的經典長鏡頭,她的筆下,列寧換成安導,兩岸是歷史和現代。如果安導拍香港,拍這片土地和人,他的凝鏡會定在哪兒?中港身分矛盾熱議的喧囂中,寫小說的紅眼寫蝗蟲,這裏,蝗蟲不是一些人指的「某些內地人」,而是一場「人吃人、狗咬狗」之災害。沈旭暉今期有《致煲呔書》,痛陳利害,籲請煲呔正視此災,不要只在面書問問學者意見就算,應坐言起行做番個「香港仔」。他能否變身幪面超人?

恰好有讀者來郵問香港所謂的核心價值係乜傢伙。香港最重要不是錢多,而是香港人對美好信念的堅持,不是嗎?

陶傑: 退一步看




廣東道和時代廣場淪陷,那麼放棄這些領土好了。

大埔的單車徑和新娘潭、大澳漁村和長洲、尖沙咀的藝術博物館,都沒有中國大陸自由行遊客。

不會有的。首先,他們早年踏自行車上下班,認為自行車是「落後」的工具,他們喜歡德國的平治房車。這就好了,大埔的單車徑,沿着吐露港,一路上風輪電掣,就有八十年代香港的歲月感覺。

大澳和長洲,沒得「購物」,誰會去那裏豪花一百萬買鹹魚和蝦醬?,他們喜歡意大利名牌。買鹹魚蝦醬回大陸做手信,會被他們的鄉親鄙視,所以,樂觀地看,這又是一片淨土。

連同香港離島的地質公園:東平洲、蒲台島、大小磨刀石,中國遊客視之為蠻荒,只有勞改的人才會去,那麼太好了,,香港還有許多很可愛而未受污染的地方。
至於香港的博物館,大陸客也不感興趣:像海防博物館,他們不懂太平洋戰爭的歷史;山頂的警察博物館,沒什麼好看的,告訴他們:不如回家鄉看街上的城管和公安,至於藝術博物館,展覽黃般若、潘天壽,這些畫都不拍賣,眼看手勿動,沒一個「錢」字掛鈎,所以,那一帶十分清靜。

香港大會堂低座和尖沙咀文化中心,時有香港管弦樂團的演奏,蕭邦,原名 Chopin,不是 Chanel;莫扎特,不是他們熟悉的 Moiselle;有時候,香港鋼琴家蔡崇力演奏李斯特。蔡崇力英文名叫 Frederick Tsai,那個 Tsai,不必擔心,跟周大福, Chow Tai Fook,距離十萬八千里。

所以凡事退一步看,正如孔慶東不代表十三億中國人,廣東道和時代廣場也不是香港的全部,香港還有許多真正屬於香港人自己的地方,只要你不像他們喧嘩,這些青山綠水,都很可愛。正如巴黎人,也欣然把一座「老佛爺」讓給中國客,只要他們帶很多很多的錢來。還有歌劇院和拉丁區,辰光清永,歲月靜好。看,巴黎人有這份自信,香港人呢?

明報社論: 大選年尋攻擊目標 奧巴馬挑釁中國




美國大選年的特色,在於現任或挑戰的一方,都 要找出一個目標窮追猛打,顯示自己是一個有所為的總統人選。今年看來,這個目標落在中國頭上的可能很大。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上周的國情咨文五次提到中國,他以極富煽動的言辭來顯示他的改善經濟及就業情的決心。這些言語內容包括「在中國做生意的代價愈來愈高」、「針對中國的貿易法案幾乎是上屆政府的兩倍」,他並說要設立委員會,專責調查像中國這樣的國家「進行不公平貿易行為」。這些狠話以前有些美國總統曾經說過,包括克林頓。但若論到語氣之嚴厲,奧巴馬肯定是20年來之冠。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到了決生死的一年,所有足以轉移焦點的國家都可能被用來當箭靶,幫助政客渡過難關。今天中國面對的情,80年代日本也曾嘗此滋味,當年美國政府在匯率上壓迫日圓升值,國會議員則用大鐵椎砸破日本汽車,以此表達對日本的巨大對美貿易盈餘的不滿,美國社會稱之為「痛打日本」。美國政客向選民交出工作清單而不是成績表,矢言要做出成績,把這些「以不公平手段取得貿易盈餘」的國家打倒。選民若收下,政治危機又過一關;苦的是日本,《廣場協議》迫使日圓升值,後遺症是到四分之一世紀後的今天,日本經濟仍未能復蘇,但美國的出口貿易也未能收復失地,因為日本退下,中國取而代之。

外交為內政延續  昔批日本今攻華

中美貿易由克林頓年代的年年評核最惠國待遇,到今天美國多次把中國告到世界貿易組織,表面原因是美國出口中國貨品的總值,少於中國出口美國貨品的總值,這一差距近年只有拉開的趨勢而不見收縮。美國一貫認為,這是兩個「不公平」原因導致,一是人民幣匯率,二是貿易手段。這兩者必須予以說明,人民幣匯率在過去一段相當長時間都持續升值,要人民幣像美國期待那樣一步到位是不現實亦不合理的做法;其二的貿易手段,90年代吵得震天價響的知識版權,經過雙方努力,今天已不再是主要障礙。反而,中國一直希望從美國採購的貨品,例如民用高科技產品,美國一直以戰略物資角度來處理,不予出口,這種高價值的產品,本來大可縮窄美中貿易差額,可是一直石沉大海,杳無音訊。

民意只有四成多的奧巴馬,深明今年大選年要拚的是經濟,就是派出美軍把伊朗炸個稀巴爛也不可能挽回民心,只有復蘇經濟就業增長,才可以達到連任的目標。事實上,奧巴馬政府最近的連串動作都朝這一方向,這包括放寬一些國家的入境旅遊簽證,聯儲局則開宗明義表示低息環境還要持續至少兩年,克林頓1992年競選總統時說過的一句「蠢材!問題在經濟」說到底仍是金石良言。

儘管美國政府及國會都否認以中國為敵人,但這一態勢已是不言而喻。剛過的這個星期,美軍重回菲律賓之說甚囂塵上,美國雖否認會以菲律賓為軍事基地,但卻沒有否認會有軍艦停靠當地。這些明刀明槍的軍事部署,誰都知道是針對中國而來,朝鮮半島局勢或許會稍有緊張,但美國若因此增兵西太平洋,兵力應在東北亞而非南中國海。半年以來的連串動作,美國在政治上包夾中國(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定)、軍事上針對中國(重回菲律賓、調兵澳洲)、經濟上擠壓中國(國情咨文的點名批評),美中關係在尼克遜訪問中國40周年的今天,顯然會面臨考驗。

政軍經三面包夾  中美關係待考驗

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曾經說過,中美關係,好也好不到哪裏,壞也壞不到哪裏,前半句是今天兩國關係實的寫照。至於後半句的「壞也壞不到哪裏」,在今天的形勢看來,使人質疑;下月中旬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未來的中國最高領導人遇上志切連任的美國總統相遇,談得如何,是中美關係風向標

沈旭暉: 大熔爐與香港核心價值




近月不少爭議,像孔慶東教授言論、D&G拍攝事件、「雙非人」成為特首選舉議題等,均觸及新移民、內地遊客、使用本地公共資源的非本地居民等群 組。在網絡世界,香港與內地網民就此連番激辯,互斥對方歧視;在知識份子圈子,也引發了不同門派學者的論戰。其實在宏觀角度,出現這些爭議是十分正常的, 即使是兩德統一,德東與德西人至今也有不同層面的矛盾存在,重要的是如何表達、如何化解。

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一直以自己的核心價值自豪,例如重視法治、人權、自由等,都是我們深信的理念。核心價值的重要性,正是維繫一個地方人心的根本,就 像一個大熔爐,足以把來自五湖四海的人融合。香港作為一個移民社會,到今日有深厚的社會凝聚力,不再自居「借來的城市」,就是因為我們深信這些核心價值, 並希望來到香港的客人,都尊重我們的價值觀;對希望移民來香港的朋友,我們希望他們是認同香港核心價值而來。

筆者幾乎每月到內地交流、開會,遇過難以理喻的朋友,正如在國外,也難免遇過個別不快事件,香港也有極個別偏好人身攻擊的評論人。但理性的人,不應以偏概 全,遇上一個美國人人身攻擊中國人,就把美國列為野蠻國家;事實上,筆者在美國入學的第一課,就是說明「hate crime」的破壞力,那才是留學予人最深刻的影響。同一道理,在香港個別內地朋友的作風,不能代表整個中國,而內地在港留學生的質素,就絕不比香港學生 遜色;他們大多珍惜香港的核心價值,並對港人港地心懷感情。孔慶東教授的言論、對香港法治的不解,令人反感,但製造二元對立,也是缺乏自信的表現;若港人 只以眼前案例來論證自我優越,以十三億國人為蝗蟲,何嘗不是缺乏自信的表現?

當然,以香港的面積,自不可能接納全國各地、乃至全球的移民。對孔教授的言論、D&G的政策、雙非人使用香港公共資源,筆者個人都不贊同。但對於 希望如何制定移民政策、對公共資源如何避免被非本地居民濫用,香港市民自應直接發表意見,政府的人口政策也應該定期修正,這些都是理性討論足以解決的問 題;若政府閉門造車,自會受到監督和批評,這裡針對的應是政策層面,不是人。對根據政策接納了的新移民,我們則應以我們的核心價值,盡力將他們融合在這個 大熔爐內,這是香港人應該持有的信念,否則香港何以有今天?在這個「兩部曲」內,有根本方圓,不應有互相仇恨的空間,否則「hate crime」會變成常態,這是內地人、香港人都必須明白的。

信報社評: 北京外交謀主動 聚焦中東佔舞台




新春伊始,中國連串重大外交活動已急不及待地頻繁展開,北京領導人出訪和外國首腦到訪,在一個月內接二連三,計有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昨日啟程赴非, 出席非洲聯盟峰會;德國總理默克爾下周四抵京,官式訪問兩天;加拿大總理哈珀下月第二周來華,將與中方主力商談能源合作;以及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於「情人 節」到訪美國等。正是好戲連場,目不暇給。

當前國際金融危機持續發酵,西亞北非局勢風雲激盪,上述一系列雙邊高層互訪,必然重點觸及歐洲債 務和伊朗核武兩大難題,而中國在外交上似已走出「韜光養晦」,進而力謀主動;在解決歐債與伊朗核問題上,正好為北京提供大展拳腳的機會,有助這個日趨強盛 的東方大國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德國總理默克爾藉中德建交四十周年之際訪華,將與國家主席胡錦濤、總理溫家寶會晤,勢必商議中國如何協助紓緩歐債之困。中德同為實體經濟大國和主要出口國,有着較多的共同利益,合作大於分歧,相信北京也樂意送出順水人情,以鞏固和加強與歐盟的關係,抗衡美國的步步進逼。

美國對中國崛起的顧忌和打壓,愈來愈着迹,為了阻遏來自北京的「威脅」,經貿上處處掣肘,軍事上形成圍堵之勢,已是昭然若揭。最近的例子,就是其國防預算在 未來五年將大幅削減,但用於亞太地區的軍費卻反而增長;兼且拉攏菲律賓,以強化軍事合作之名,行兵堵中國之實,《華盛頓郵報》的報道也毫不諱言:「這是美 國針對中國所採取的一系列戰略舉動的最新動作。」

中美關係從來是微妙而複雜,雙方既有互惠互利的大量經貿往來,又有不斷的磨擦、爭拗和鬥爭,這種亦敵亦友、又愛又恨的交纏,形成彼此在外交戰場上的交鋒,益加雲譎波詭,各展合縱連橫的妙計奇謀。

作為中國下一代準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下月二十四日訪問美國,雖云是胡錦濤於二○○二年以「接班人」身份訪美的「翻版」,但以今時雙方國力之消長,世界局勢之變遷,習近平這次與奧巴馬會面,預料彼此摸底角力的程度必將提升,其中伊朗核問題何去何從,勢為焦點。

美國和以色列會否對伊朗開戰,已是二○一二年國際形勢的最大懸念,而力能左右大局者,非中、俄兩國莫屬。

伊朗不僅是俄羅斯的重要武器交易國,且在中東、東亞和高加索的地緣政治平衡中,對俄羅斯舉足輕重;故俄羅斯已表明,不支持針對伊朗採取新制裁,更堅決反對對伊朗動武。

至於中國,在美伊劍拔弩張當中,其取態極為矚目,西方和伊朗都儼然在逼着中國站到自己的一邊。故有分析指,這是中國外交對弈上難走的一着,也是對中國外交實力一次嚴峻的考驗。

中國從伊朗這個世界第四大產油國,每年所引進石油,佔進口石油總量逾一成,北京政府已表明,中國雖缺石油,但不會因而改變反對伊朗擁有核武的立場;只是中國並不贊成對伊朗動武,也不支持聯合國決議案以外的制裁措施,而是始終希望通過對話談判解決問題。

過去多年,北京在中東事務上一直都鮮有介入,話語權也不大,但這次從溫家寶早前訪問海灣三國的講話中,予人印象改觀,顯示中國在伊朗和敍利亞的問題上似力圖產生更大影響力,用溫總的話說,就是要發揮作為一個大國應有的作用和負起一個大國應有的責任。

無疑,隨着國力增強,中國對外的政治經濟利益千絲萬縷,無論出於維護自身的權益,還是要在國際上爭取更大的權利,北京在外交上都勢將趨向主動,「韜光養晦」或已完成歷史使命,「有所作為」更被看重了。

梁亦華: 何時裁掉香港精神?



踏入2012年,各大銀行再次傳出大規模裁員的消息,令不少人對新一年的一絲美好憧憬都蒙上失業的陰霾。自金融危機以來,歐美各國均實行量化寬鬆,向市場大規模注資,為何經濟仍未如歷次經濟危機般好轉?朝不保夕的職場又將如何影響新一代員工?

量化寬鬆政策源於經濟學家凱恩斯,旨在透過政府刻意干預,增加貨幣供應和基建來產生更多投資和就業機會,避免消費者在經濟不穩定下抑壓消費意欲,造成過度儲蓄的惡性循環。

然而,增加貨幣和利率下降不一定令人減少儲蓄或刺激投資,相對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職場,二十一世紀新自由主義盛行,各企業全力去中央化,業務紛紛競價外判,職場上合約工、外判工盛行,新一代所失去的職業穩定性,遠非增加貨幣或基建所能補償。

企 業大規模裁員除了影響消費意欲外,亦影響了一整代的職場心理。美國經濟學者Peter Bernstein指出,毫無意義的成功,不能得到回報的努力等欠缺客觀標準的短期合約,將令裁員潮下倖存的員工產生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在工作或個人發展上放棄長遠計劃,反而像兔子緊盯狐狸利爪般,把注意力無用地集中於辦公室瑣事,如老闆怎樣打招呼、公司聚餐的拍 照排位等小道消息,以協調對現狀不安的無力感。

新一代員工在企業彈性聘用政策下亦會發現,二十一世紀職場能生存下來的,不再是埋首不語、默 默耕耘的香港精神,而是擁有嫻雅口語能力、高超游說技巧等可隨身攜帶的社交技巧。更重要的是,彈性聘用下,新職位的磨合期比「獅子山下的時代」大為縮短, 各員工須於複雜的辦公室政治中快速研判新情勢和各類人物。

誠然,新自由主義下的彈性職位能容讓企業自由調整營運開支,然而,企業所裁掉的,不只是任由宰割的合約工,更裁掉了政府近年重新積極提倡的香港精神。

那麼,昔日香港精神從何時起給合約化浪潮取代?正是十年前政府以合約公務員全面替代常額編制,繼而把海底隧道、領匯及其他業務分拆外判之時。

香港大學政策、行政及社會科學教育系博士生

Theo Angelopoulos: his best films – in pictures


The Greek director, who died on Tuesday, was celebrated for his beautifully shot and uncompromisingly intellectual cinema. Here we look back at his best-known films

Theo Angelopoulos' first feature, The Reconstruction (1970), draws on the real-life murder of a Greek worker (Yannis Totsikas, left) in Germany by his wife (Toula Stathopoulou) and her lover (Michalis Fotopoulos). The murder story, and its 'reconstruction', becomes a parable for the disruption of a community and a nation – Greece was under military rule at the time.
Angelopoulos' second film, Days of 36, was set during Greece's tumultuous interwar period, when unstable governments alternated with military coups with alarming regularity. Days of 36 focuses on a politically sensitive hostage situation, which Angelopoulos uses to lay bare the state's fragmentation as Metaxa's fascist dictatorship loomed.

Angelopoulos' international breakthrough, The Travelling Players, is an epic tableau of 20th-century Greek history, told through the experiences of a touring group of actors – whose own stories are modelled on the Agamemnon myth. Among other awards, it won the BFI's Sutherland trophy.
Angelopoulos took on the Stalinist cult of personality in his 1980 movie Alexander the Great, with Omero Antonutti as the 19th-century bandit of the title. This Alexander, whose name references the mythic Greek figure of antiquity, wordlessly tyrannises an agrarian commune – the liberator turned oppressor.

Voyage to Cythera (1984), co-scripted by Tonino Guerra, is another parable of Greece's political history. Manos Kakrakis, an aging Odysseus, and his wife Dora Volanaki are adrift on a raft with no home or destination: the failure of the communist dream.
International icon Marcello Mastroianni took on the lead role in Angelopoulos' 1986 chronicle of stasis and despair, The Beekeeper. Mastroianni's Spyros travels the traditional beekeeping routes, utterly unable to connect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around him.

Angelopoulos's Landscape in the Mist is another parable of search without discovery. Two children sneak on board a train they hope will take them to Germany – but only baffling disappointment awaits.
In Ulysses' Gaze Angelopoulos secured Harvey Keitel (here with Maia Morgenstern) to play a Greek-American film-maker obsessed with finding lost documentary footage of 'ordinary' people. The film was awarded the grand prix runner-up prize at Cannes; Angelopoulos was dismayed.

Angelopoulos finally secured the Palme d'Or with his 1998 film Eternity and a Day, in which a dying writer (Bruno Ganz) helps a young Albanian boy (Archileas Skevis) as a kind of distraction from his own impending dissolution.
The first in a projected trilogy, The Weeping Meadow documents the turbulent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following a single family from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 the postwar civil conflict in Greece
Angelopoulos' last completed feature was 2009's The Dust of Time, starring Michel Piccoli, Willem Dafoe and Irene Jacob. Dafoe takes on the Keitel role of a Greek-American film-maker; Jacob is his mother Eleni, a woman who manages to reunite with her husband Spyros (Piccoli) after deportation to a Soviet labour camp.

Theo Angelopoulos obituary


Film director with a magisterial style who excelled at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allegories

Angelopoulos's The Weeping Meadow (2004), the first film of a planned trilogy, spans 30 years of Greek history, from 1919 to 1949.
The Greek film director Theo Angelopoulos, who has died aged 76 in a road accident, was an epic poet of the cinema, creating allegories of 20th-century Greek history and politics. He redefined the slow pan, the long take and tracking shots, of which he was a master. His stately, magisterial style and languidly unfolding narratives require some (ultimately rewarding) effort on the part of the spectator. "The sequence shot offers, as far as I'm concerned, much more freedom," Angelopoulos explained. "By refusing to cut in the middle, I invite the spectator to better analyse the image I show him, and to focus, time and again, on the elements that he feels are the most significant in it."

Angelopoulos was born in Athens, where he studied law. After military service, he went to Paris to attend the Sorbonne but soon dropped out to study at the IDHEC film school (now known as La Fémis). Back in Greece, he worked as a film critic for the leftist daily Allagi, which was closed down by the military junta that came to power in 1967. The seven-year regime of "the colonels" was seared into his consciousness and remained a subject – overtly or subliminally – throughout his oeuvre.

Theo Angelopoulos in 1986.


His elliptical style was born partly out of the restrictive atmosphere of the epoch during which he managed to make his first feature, Reconstruction (1970). Shot in spare, high-contrast black and white, it was about a Greek migrant worker who returns from Germany and is murdered by his wife and her lover. It was immediately clear that the director was less interested in the crime story than the ideological,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implications of the murder inquiry.

Angelopoulos then emerged on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with his impressive historical triptych, Days of '36 (1972), The Travelling Players (1975) and The Hunters (1977), the most ambitious Greek films to date. Shot by Giorgos Arvanitis, the cinematographer on almost all of Angelopoulos's films, they are long, contemplative studies of modern Greek history.

Days of '36, based on actual events, tells of a man arrested for the murder of a trade unionist. Protesting his innocence, he holds a politician hostage in his cell, threatening to kill the man, and himself, unless he is released. The film subtly undermined the military regime in its portrayal of official incompetence. Given its physical confines, and the fact that the prisoner remains out of sight for much of the time, the high level of tension is a real achievement.

In The Travelling Players, set in 1952, a troupe of actors recall Greek political history and their own personal histories since they last visited the country, in 1939. Nearly four hours long, the film consists of just 131 shots, allowing the audience time to assess the situation rationally. The Hunters follows the eponymous group across a snowy mountainside in northern Greece as they come across the body of a Greek guerrilla fighter killed in 1949. At the subsequent inquest, each member of the group, as well as various peasants and workers, speaks of his experience of the civil war and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Shot in pastel shades, the film slowly unravels the various strands in this inquisition of the right, using dream, memory and fantasy, and the powerful symbol of the corpse as the silent accuser.

In Voyage to Cythera (1984), the first of what Angelopoulos called the "trilogy of silence", an old man who fought with the communists during the civil war returns to Greece after more than 30 years' exile in the Soviet Union. He attempts to come to terms with his country and his wife and family, whom he hardly knows. The second, The Beekeeper (1986), was the first of Angelopoulos's films to use well-known actors, in this case Marcello Mastroianni as a morose, retired schoolteacher who sets off on a trip around the beehive sites of Greece, picking up an enigmatic young female hitchhiker on the way.

This compelling film could be called a metaphysical road movie, as could Landscape in the Mist (1988), the third in the sequence and the first of his films to feature children. Here, a 14-year-old girl and her little brother embark on a journey to find their father, whom they believe to be in Germany. In fact, it is an existential odyssey, a voyage towards the unattainable.

Harvey Keitel starred in Ulysses' Gaze (1995) as another character who returns to Greece from exile. He is a film-maker, back from the US, seeking some lost reels of films made by two famous Greek film-makers during the silent era. The film won the grand jury prize at Cannes. Uncharacteristically, Angelopoulos expressed his disappointment that it did not win the Palme d'Or. He told a shocked and suddenly silent audience: "If this is what you have to give me, I have nothing to say," before walking off the stage without even posing for pictures.

Cannes made amends three years later when Eternity and a Day (1998) won the festival's top prize. The film is a philosophical meditation about a dying writer, played by Bruno Ganz, and his thoughts on family, art and mortality. Angelopoulos executes the transition between present and past brilliantly, gliding easily between uncertain reality and nostalgia.

The Weeping Meadow (2004) was the first of what Angelopoulos planned as a trilogy. The mytho-poetic dimension of the film – a magical fusion of colours, sounds, music and images which expresses the deepest feelings surrounding life and death – is linked, as usual, to a strong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text. The film spans 30 years of Greek history, from the exodus of the Greek colony in Odessa under the threat of the Red Army in 1919 to the end of the civil war in 1949.

The Dust of Time (2008) covered the second part of the 20th century, venturing outside Greec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Greek-German-Italian-Russian co-production, mainly in English, had all the makings of a Europudding, albeit one made by a master chef. Not all these fears were allayed. The Dust of Time is a fin-de-siècle drama, a cry of pain derived from the wounds inflicted during the previous century.

Angelopoulos's latest film, The Other Sea, was to be about Greece's financial crisis. While filming in Athens' main port, Piraeus, he was in collision with a motorcycle as he crossed a road. He died later in hospital.

He is survived by his wife, Phoebe, and three daughters.

• Theodoros Angelopoulos, film director, born 27 April 1935; died 24 January 2012

Rick Pilger: Switch off the lights, here comes the sun



For those of us who spend most of our days under the alien glow of the artificial light that illuminates most large buildings, a brighter future may be at hand.
Technology being commercialized in British Columbia aims to transform building interiors -- providing practical, affordable illumination by harnessing the natural light of the sun. It’s light that will be brighter, more attractive, less expensive and more sustainable than electric light, according to Tony Formby.

Mr. Formby is president of SunCentral Inc., a company developing technology based on breakthroughs made b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hysics professor Lorne Whitehead. That technology uses computerized collector panels located on the sun-facing exterior walls of buildings to gather and concentrate sunlight, which is transported and dispersed inside the building by special light guides.

Dr. Whitehead, who holds more than 100 patents, first began dreaming about piping sunlight into buildings in 1978 when he was a graduate student working in a windowless laboratory. His interest in the quality of light had been piqued by a stint helping out with theatre lighting, and he recalls thinking, “Wouldn’t it be great if it were practical to bring sunlight indoors?”
He soon found out why that had never been done. “The problem was,” he says, “that we didn’t have efficient light guides. … You have to channel or guide the light to get it inside in a practical way.”

Because light travels very efficiently through air, the basic idea of any light guide is quite simple, says Dr. Whitehead: “Take any pipe and mirror the inside surface, and if light goes in one end, it kind of has to come out the other because it reflects.” However, nothing’s perfect, he adds, and in the case of a hollow light guide, the snag is the loss of light that occurs with each reflection.

A typical household mirror reflects about 90 per cent of the light that strikes it, and in 1978 Dr. Whitehead couldn’t find anything more reflective he could practicably use in a light pipe. And that wasn’t good enough. “If you have 10-per-cent loss and if you have 100 reflections, essentially nothing gets to the far end,” he points out.

By 1981 Dr. Whitehead had invented the prism light guide, the world’s first efficient way of piping light. It featured a thin plastic sheet lined with prisms. The inside of the sheet was smooth; on the outside, 90-degree prisms in a saw-tooth pattern ran the length of the film.
The prismatic film is made of transparent polymer – no reflective coating is necessary because the prisms reflect light of certain angles due to an optical phenomenon called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The pattern of right-angle prisms on the outside of the film turns out to be an extremely efficient reflector of light rays,” says Dr. Whitehead.

But it wasn’t until the first part of this century that the availability of sophisticated electronic equipment, and the movement to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inspired Dr. Whitehead to refocus on lighting buildings with sunlight. This time, his research was energized by a conceptual breakthrough.

Previously, thinking about routing sunlight had a vertical focus: collecting it on the roof and channelling it downward. The obstacle was that the shafts necessary to transport the light claimed valuable floor space. The breakthrough came when Dr. Whitehead began to focus on devising compact collectors that could be placed on the side of the building and pipe the light inside.

“It was exciting when we did the calculation of all the benefits that came from this revolutionary approach, and we found that this was a design that could be cost-effective just in terms of the energy savings,” recalls Dr. Whitehead.

In short order, his lab created collector panels incorporating an array of flat mirrors that moved in unison to track the sun and redirect its rays toward the building. The rays were then concentrated by two parabolic lenses and set upon their journey down the light guides.

The first collector panels designed in Dr. Whitehead’s lab were as wide as a dining room table. By doing away with mirrors and replacing them with an array of small lenses, SunCentral, which was incorporated in 2008 to bring Dr. Whitehead’s new technology to market, was able to shrink the panels to about the width of a large paperback (15 centimetres). By using proprietary acrylic lenses of its own design, SunCentral hopes to make the panels even thinner.

SunCentral’s goal is to have its sunlight collectors built right into the prefabricated panels now used to clad many buildings. “We hope to be able to sell to curtain wall makers. These are the people that build the high-tech skins of buildings, which are made in factories now and shipped out to the site,” says Mr. Formby, who took over as SunCentral’s president in 2010.

SunCentral is gearing up for commercial production beginning in 2013. Having already installed working examples of the technology at a handful of demonstration sites, including a building at the British Columb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SunCentral will later this year install its most current technology at the Oregon Sustainability Centre in Portland, which is being built to the highest level of LEED standards.

SunCentral is currently doing its best to spread its message to architects and builders about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its product and the benefits of natural light.

On its website, SunCentral declares a bold vision: that in the near future most major commercial buildings around the world will be lit by sunlight whenever the sun shines. The coming months, as SunCentral tweaks its product, sets its selling prices and prepares to take orders, will go a long way to determining the soundness of that vision.



Dr. Peter Nieman: When should I start testing my kids for allergies?




Question: When should I start testing my kids for allergies?

Answer: Even among allergists there is a debate about the usefulness of doing skin testing prior to one year of age.That’s because the child’s immune system is still developing and the information gathered from these tests may not be very reliable. After age one most allergist seem to agree that skin testing can be done in a useful manner, identifying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allergies.

If there is a serious underlying allergy to eggs or peanuts or if there was an episode of anaphylaxis it is critical to see an allergist. Anaphylaxis can result in the sudden onset of various symptoms including an itchy rash, throat swelling, and low blood pressure. In extreme cases, it can be fatal.

In Canada, there is a national shortage of allergists which can lead to a wait of up to a year for an appointment.

Another option is to use blood tests to search for some allergies. (These tests are known as RAST testing.) This may be an option while waiting to see an allergist. However, it is ideal to see an allergist as soon as possible if the allergy was complicated enough to visit a hospital emergency room.

For 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serious, undiagnosed allergies the primary care doctor will prescribe an adrenaline kit with instructions on how to use it appropriately. Pharmacists will reinforce the correct use. The more educated parents are in the appropriate use of these kits, the less likely it will be that they may panic or use it incorrectly at a time of need.
Once the adrenaline kit is used, the patient should be seen also in the ER because there could be a further reaction.

In less serious cases, such as the only symptom being red itchy eyes upon exposure to an animal, the long wait of a year will not harm the child.

If a child has asthma, allergy testing is required sooner than later. An allergy may aggravate asthma symptoms and make it harder to breathe. When asthma is well controlled – usually with the appropriate use of medications – it means a child sleeps well at night, does not miss school, can continue to be physically active and does not end up with frequent unexpected visits to the doctor.

Robert Newman: Philanthropy is the enemy of justice


The world's poor are not begging for charity from the rich – they're asking for justice and fairness

Gates's voice is loud, but the model of development it proclaims is the wrong one because philanthropy is the enemy of justice'.


It's strange that at this week's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designated voice of the world's poor has been Bill Gates, who has pledged £478m to 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telling Davos that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was no excuse for cutting aid.

It reminds me of that dark hour when Al Gore, despite being a shareholder in Occidental Petroleum, was the voice of climate change action – because Gates does not speak with the voice of the world's poor, of course, but with the voice of its rich. It's a loud voice, but the model of development it proclaims is the wrong one because philanthropy is the enemy of justice.

Am I saying that philanthropy has never done good? No, it has achieved many wonderful things. Would I rather people didn't have polio vaccines than get them from a plutocrat? No, give them the vaccines. But beware the havoc that power without oversight and democratic control can wreak.

The biotech agriculture that Lord Sainsbury was unable to push through democratically he can now implement unilaterally, through his Gatsby Foundation. We are told that Gatsby's biotech project aims to provide food security for the global south. But if you listen to southern groups such as the Karnataka State Farmers of India, food security is precisely the reason they campaign against GM, because biotech crops are monocrops which are more vulnerable to disease and so need lashings of petrochemical pesticides, insecticides and fungicides – none of them cheap – and whose ruinous costs will rise with the price of oil, bankrupting small family farms first. Crop diseases mutate, meanwhile, and all the chemical inputs in the world can't stop disease wiping out whole harvests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single strands.

Both the Gatsby and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s are keen to get deeper into agriculture, especially in Africa. But top-down nostrums for the rural poor don't end well. The list of autocratic hubris in pseudo-scientific farming is long and spectacularly calamitous. It runs from Tsar Alexander I's model village colonies in 1820s Novgorod to 1920s Hollywood film producer Hickman Price, who, as Simon Schama brilliantly describes in The American Future, "bought 54 square miles of land to show the little people how it was really done, [and] used 25 combines all painted glittery silver". His fleet of tractors were kept working day and night, and the upshot of such sod-busting was the great plains dustbowl. But there's no stopping a plutocratic philanthropist in a hurry.

And then there is the vexed question of whether these billions are really the billionaires' to give away in the first place. When Microsoft was on its board, the American Electronics Association, the AeA, challenged European Union proposals for a ban on toxic components and for the use of a minimum 5% recycled plastic in the manufacture of electronic goods.
AeA took the EU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on a charge of erecting artificial trade barriers. (And according to the American NGO Public Citizen, "made the astounding claim tha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heavy metals, like lead, pose a threat to human health or the environment".)

Now, the EU is big enough and ugly enough to have fought and won the case. But many an African country lacks the war chest for such a fight, and so will end up paying for the healthcare of those exposed to leaky old PCs' cadmium, chromium or mercury, instead of embarking on, let's say, a nationwide anti-malaria strategy. Bill Gates himself may not indeed have known about what the AeA was doing on Microsoft's behalf, but the fact remains that if a philanthropist's money comes from externalising corporate costs to taxpayers, and that if Microsoft is listed for its own tax purposes as a partly Puerto Rican and Singaporean company, then the real philanthropists behind these glittering foundations might be a sight more ragged-trousered than Bill and Melinda.

Free marketeers will spring to the defence of billionaire philanthropists with a remark like: "Oh, so you'd rather they spent all their money selfishly on golf courses and mansions, would you?" To which I reply: "Oh, you mean that trickle-down doesn't work, after all?" But the point is that the poor are not begging us for charity, they are demanding justice. And when, on the occasion of his birthday, a sultan or emperor reprieved one thousand prisoners sentenced to death, no one ever called those pardons justice. Nor is it justice when a plutocrat decides to reprieve untold thousands from malaria. Human beings should not have to depend upon a rich man's whim for the right to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