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世澤: 篩選激發政治動盪

二○一○年，北京成功騙得民主黨支持，通過假貨政改，香港政治越來越激進化。只不過，若北京讓香港在二○一七年實行真普選，由於香港主張平穩的中產仍有不少，故而比佔領中環更激進的行動成功機會不大。一如清廷在成立皇族內閣之前，立憲派不但未有反清政府，梁啟超等人更在日本與主張革命的孫中山連場論戰一樣。

然而，喬曉陽講明不接受反對北京的人擔任特首的言論一出，為篩選機制鋪路之後，筆者相信香港政局和社會動盪無可避免，而罪魁禍首正是北京。

佔領中環論之所以有市場，因為部份溫和派泛民中人，眼見北京無意履行承諾，已經感到不耐煩；另一方面，他們也怕繼續沒有普選的話，部份主張直接行動的激進黨派，甚至高舉龍獅旗的自治派和獨立派將會興起，加上北京再次不履行承諾，支持政改的溫和泛民就變成歷史罪人，屆時溫和泛民就變得裏外不是人。佔領中環論，就成為拯救他們政治前途的最後一着。

北京意圖搞篩選機制，會令所有溫和泛民對北京失望，甚至主流民意認為戴耀廷式的佔領中環過於溫和，取而代之隨時是更激烈的公民抗命行動，甚至騷亂。

除非北京立心搞亂香港，若要保持香港穩定，真普選是唯一出路。

黃世澤  時事評論員

蔡東豪: 我佔領中環

 

我是幾間上市公司的董事，其中一間是在法蘭克福上市的德國公司。正式參與佔領中環之前，我會跟這些公司交待我的行動。我在想，怎樣跟這間德國公司的同事解釋？在他們心目中，香港是非常先進的城市，他們做夢也沒想過，香港人還在爭取一些他們覺得是基本的權利。
普選是普及和公平的選舉，所有人都明白其意義，無須補充和解釋。由北京挑選兩個人出來競選特首，是假普選，甚麼語言偽術也改變不了。夠了，香港人等夠了，2017年沒真普選，要等到幾時？

我不算是特別關注政治的人，我不屬政黨，不參與政治活動，未認真讀過政治理論，所知的政治知識，大都從日常生活中得來。我相信我屬於泛民，以我記憶，過去 多年都投票給余若薇或陳淑莊。我有出席過遊行集會，不過出席與否，視乎心情、身體狀況、天氣。我就是沉默大多數的一分子，每有事發生，在場邊議論一番，然 後散去。有人邀請我參與帶有政治色彩的活動，我的答案都是：「After you，你行先」。

我不認識戴耀庭，主要從傳媒了解佔領中環行動。我的理解是，佔領中環目的是製造一個對峙局面，迫使香港人以及北京，去認真思考2017年普選的問題。對峙牽涉風險，每個參與者要為自己衡量，計算各有不同。

我選擇在這時候表態，是因為我再找不到理由閃避。我是一個人出席，我會答應家人，靜靜地坐在李柱銘不遠處，CNN和BBC的攝影機會釘住他，相對上應該最安全。

 

劉細良: 召喚

 

最近在中大座談上，同學問我怎樣看佔領中環，我說支持，因為戴耀廷提出的，是召喚。
這是一個召喚，不單是對我們同代人的召喚，每個香港人都要面對；要誠實地回答：「我支持嗎？」在進入具體細節策略討論，先要問自己。

這個召喚背後，就是香港人是否願意為真正普選付出代價。如果最終連一萬人也找不到，我認為算罷了，香港人是自己甘心情願接受不民主的宰制。但在作出分析、判斷、硏究之前，也要回答：「我支持嗎？」

這是為了對自己作交待。我與戴耀廷都是經歷基本法起草諮詢、港府代議政制諮詢、八九民運、九一直選、基本法頒佈、彭定康政改、直通車拆毀、臨立會、沙士、 七一遊行、董建華下台到中央頒佈普選時間表。由青年學生變了中年人，整整三十年。我理解三十年來，由過渡期開始，參與社會政治，走到了這一段，回望過去， 我們這代人好像不斷失敗。

戴耀廷說他自己沒有怨恨，沒有敵人，我認同，但對於當前民主運動的狀態，我們是有責任的。當年我們相信反殖，支持民主回歸，但這條路卻愈走愈窄。我們一度相信自我設限的民主運動，最後可得到北京認同，現實證明，我們錯了，過去大家所相信的方法，已經無用。
2017普選是真是假，將決定今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香港是上升進步，還是不斷下沉。也決定了2046五十年不變承諾之後，香港會變成怎樣？

我們責無旁貸。

三代社運人論「佔領中環」

《蘋果日報》今日訪問了老中青三代社運人：教協理事、反國教絕食老師韓連山，嶺大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葉蔭聰，及學民思潮發言人張秀賢。三人各自從他們自身的社運經驗出發，分享了他們對佔領中環的疑慮。

學民思潮發言人張秀賢認為，運動要與政府爭民意，但目前民眾無法清楚了解佔領行動。

學民發言人張秀賢不諱言，今次爭普選之戰，遠比反國教難打。他預料政府必定發動輿論機器抹黑佔中運動，也會在關鍵時刻拋出假讓步方案分化群眾。
張秀賢認為，佔領意義在於參與成本大，力量足以向當權者施壓，而（反國教）佔領政總一役根本傳達不到這個訊息，「我哋冇預到咁多人，冇嘢畀群眾做，大家坐 一坐就好滿足咁返屋企」。政府今次必定做足準備，一早抹黑佔中運動，道德感召一招難以成功，惟有與政府爭民意，「相比群眾同輿論，主辦者力量好細，惟有盡 量畀嘢民眾，激發大家交流、反思，爭奪民意，呢樣足以扭轉成個局面。個訊息夠清楚、簡潔、易明，人哋想抹黑你都難」。

張秀賢又指，運動要汲取反國教一役的教訓，訂立清晰撤退目標。

張秀賢思考了很多實際操作問題，包括發動選民登記配合公投，如何應對警察用水馬封鎖中環，「我哋想個plan係work，發揮最大力量。如果政府突然話普選功能組別，咁收唔收貨？群眾要有共識，訂清晰撤退目標。反國教就係撤退得唔好」。

曾參與保衞天星、皇后碼頭，包圍過舊立法會的嶺大助理講師葉蔭聰，則擔心萬人「商討日」過於複雜。

「到時（商討日）會好複雜，政府拋個方案出嚟，你接受唔接受、點修改？唔好講話成萬人，天星、皇后，最高峯時1,000人，最多100人坐埋一齊傾，已經 好複雜，沒完沒了，要花好多時間傾」……他說，外國的社運組織，會將參與者組成約5至20人的聯繫小組（affinity group），討論後再派代表表達意見。

葉蔭聰又指，目前尚未見到佔中能有什麼具體效果。他個人相信，佔領不能逼北京讓步，但本地建制派有可能會分裂、部份會轉軚。

他過去參與的堵路、抗爭行動，都會見到即時效果……目的是要即時阻擋推土機進駐。但對於佔領中環爭普選，他也搞不清可如何運作。「你癱瘓金融中心、交通，點由呢樣嘢轉化為政制上改革呢？中間個連繫係點呢？」

他認為，萬人癱瘓中環，或許不能達到北京即時讓步的效果，但或有可能觸發到廣義統治階層的矛盾，接着就有望改變。「好似23條當初想夾硬去馬，最後建制派內部受到衝擊，最後觸發自由黨轉軚」。

在反國教一役中絕食171小時的韓連山，則多次投稿報章力主「群眾才是運動主角」，極為憂慮佔領中環會被騎劫。

「……我擔心政黨過度介入，會令運動異化，模糊了視點，也令對政黨同議會唔信任嘅群眾卻步」。在他眼中，只要包含利益，就會抵銷力量，這正是他最擔心，也是他總結九日九夜佔領政府總部的心得。

蔡東豪: 愈強愈封閉

在《金融時報》中文版看到一篇文章，標題是「上海離國際金融中心有多遠？」，作者徐瑾指上海跟國際金融中心的距離曾經很近，不過時間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徐瑾認為上海租界埋下中國最早現代化的種子，報館和革命黨都在租界內活動。從數據看，租界人口密度高於華界，但管理水平卻遠高於華界，原因是有規則。

中國政府的願望是， 2020年把上海打造為一個成熟的全球金融中心，還有不足十年時間，有可能嗎？讀者當然知道我的答案，我沒轉軚，從這幾年觀察中國政經發展，我的答案更堅定，是沒可能，原因也是規則。

規則最起碼須做到兩點：合理和明確。合理並不抽象，我相信有普世價值觀這回事，囚禁劉曉波怎可能是合理？軟禁劉曉波妻子劉霞呢？她沒犯罪，卻不可以自由行動，這不可能是合理。

跟在中國做生意的外國人談起劉曉波這類話題，外國人大都會禮貌地解釋，自己不太理解中國的政治情況，不願置評，但外國人微笑背後，在想什麼？外國人的八歲兒子問關於劉曉波，外國人又答自己不懂？不要說到劉曉波這麼沉重，外國人怎向兒子解釋，在中國看不到 Facebook和 YouTube的原因。

我有一個律師朋友，負責跨國上市和併購，每月去北京和上海三數次，他入住最豪華酒店，在最先進商業大廈開會，在最頂尖餐廳吃飯，但他每次踏入香港機場，都有一種說不出的安全感覺。不是「舒服」，而是「安全」。愈認識中國的規則，愈感到不安全，這是律師朋友的結論，我相信他不孤單。

過去一段時間，毋庸置疑，中國各項規則，特別是關於金融，表面上比以前明確了很多，但問題是，成為一個全球金融中心應該擁有的明確性，仍有一段距離。規則不是死物，它會隨着社會的價值觀改變，人的期望會變，規則也需要跟隨調整。規則怎調整，更要經過社會辯論，不同持份者據理力爭，得出一套社會普遍接受的水平。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地方，它的規則注定不明確，屬於一小撮人的意願。

我以前沒想過，中國經濟強大與其言論自由程度，關係竟然是反比。中國國力愈強，政府愈覺得沒需要聽取別人意見。以前中國或會聽一些友善勸告，較為願意包容異見聲音，接受較開放言論，後來發現發展這些所謂軟實力，原來是多此一舉。只要中國遍地經濟機會，外資公司根本不計較中國的軟實力，這些外國公司總裁，從來不會在官方場合提起劉曉波。

我問大部分時間在中國活動的梁文道，跟以前比較，中國言論自由是開放或封閉了？他以堅定語氣答，是封閉了。中國規則不夠明確，是因為領導者覺得沒有明確的必要，留多點空間給自己反而有利。監察政府的工作，本來是由傳媒擔任，但這幾年新聞自由在中國的倒退程度，令人震驚。

十八大後，習近平多次強調反貪腐的重要性，我不質疑這決心，但質疑解決問題的成功機會。中國制度內太多既得利益者，沒有人想改變現狀，除了因為個人利益，沒有人能預見到改變制度後會變成什麼局面。有人說，中國貪污的嚴重，已去到不能理喻地步。可是，這些荒謬都不似是中國提起決心改變現狀的推動力。

規則最重要是效用，不是制約參與者的活動範圍，而是製造信任。參與者看到一套合理和明確的規則，產生信心，會計劃資源作長期參與。愈多對規則有信心的參與者，愈能製造良性循環，加深信任，形成一個開放社會。

不幸地，近年中國墮入一個由傲慢製造的封閉社會。有中國人問過我，中國真的有這麼多問題的話，為何中國經濟強大？為何外資不停來中國做生意？我不懂得答，或者關於中國的事，總是屬於例外。無論如何，我不相信中國這種「例外」發展模式，可建立一個受全球信任的金融中心，不管是十年或二十年後。

蔡東豪: 何國輝：「到今日，我無怨大班。」

DBC爭拗，我一直留意DBC行政總裁兼股東何國輝的舉動。關於大班的是是非非，性質可能很複雜，因為他在政商界有很多朋友和仇人。但何國輝參與DBC的 性質應該比較單純，他是專業管理人，在傳媒界有豐富經驗，自掏荷包投資DBC及放棄高薪厚職，加入DBC管理層，他一定看中DBC的一些東西，而我認為這 些東西應該是客觀的。在我記憶中，何國輝未接受過個人訪問，最近他一反低調作風，自費在報章刊登聲明，標題是〈請來算清DBC這筆賬〉。他坐在我面前，我 要算他的DBC賬。

DBC事件我寫了幾篇文章，其中一篇標題是〈媽媽喜愛的電台〉，我對這事件的看法有清楚紀錄。媽媽80歲，我影響不到她聽收音機的選擇，DBC停播，媽媽 有點失落。我跟電台有一份Accidental的緣份，過程中大班扮演重要角色，這些年大班跟我保持密切關係，我形容大班是我的好朋友，相信他不會拒絕。

由大班構思到籌辦DBC，我都在附近，常聽到何國輝的名字，大班說何國輝會辭去原有工作加入DBC出任CEO。我也認識何國輝，籌辦DBC期間他為李澤楷 工作，負責一些傳媒項目，以及參與收購《信報》，成為《信報》董事。何國輝放棄這一切，加入這個全新傳媒概念？我半信半疑，投資少許或有可能，當捧大班 場，但辭工全身投入，卻是另一回事。何國輝2010年9月正式出任DBC行政總裁，根據他的公開聲明，他共投入1100萬元，這不是捧場式投資，他一定相 信DBC。

全身投入　信DBC有得做

何國輝從事傳媒30年，一直居幕後，刊登公開聲明，忽然站在台前，跟他的作風有異，為甚麼？真的是「谷到爆」？

「DBC事件已去到一個不是太多人關心的地步，香港人很善忘，多年之後回望，很多人會記不起細節。或者DBC事件是微不足道，但這件事對我個人有很大影響，我希望白紙黑字留下記錄。」

「這個聲明當作送給我的兒子，希望他知道他父親有份管理的DBC，不是管理不善，不是賬目不清。」

「谷住？當然有這感覺，我覺得這世界很不公平。」何國輝口中的不公平，是指黃楚標等股東的不合理行為，傷及無辜。DBC員工連同主持人，有200個家庭受 影響，而政府袖手旁觀。何國輝坦言，雖然從事傳媒多年，都位處管理位置，很少接觸群眾，不過DBC事件發生後，DBC舉行多個有聽眾參與的活動，包括倒 數、義播、開放日等，他第一次近距離接觸這麼多聽眾，聽眾的熱誠令他感動。

最令何國輝感不值，是他認為這盤生意有得做。公開聲明中，何國輝說：「從試播到建立第一個發射站，到大班首日開咪，我經歷了這輩子作為傳媒人從未有過的興 奮。我確信走對了路，我選擇數碼廣播，是絕對正確的投資。」在見到光明時，出現一連串不合理事件，終點這麼近，那麼遠。

當日離開一個相對上舒服得多的職位，連人帶錢加入DBC，何國輝今日說起，嘴角仍露出喜悅：「我看到數碼廣播的潛力，有機會參與創造一個全新傳媒，我真的很興奮，當時我答應大班，他開台，我會加入。」

何國輝強調，DBC有得做，不是單憑感覺，是有數據支持，他對新舊傳媒結合特別感興奮。無可否認，DBC從開始便善用網絡、手機、Facebook等新傳 媒的優點，跟聲音配合。何國輝笑說，大班由最初不懂得用Facebook，到現在由朝到晚睇住Facebook。「當傳媒成為群眾生活一部份，甚至能夠改 變群眾生活習慣，我認為這個傳媒有得做。」

何國輝舉出另一個數據：過去幾年香港人共買了10萬部數碼收音機，6萬部經DBC售出，另外估計4萬部是消費者向零售商購買。今時今日這麼多免費傳媒，10萬人願意付出二百多元購買數碼收音機，主要是為了聽DBC節目，代表有力的證據。

DBC事件將會進入漫長法律程序，我不相信這件事有很多未被揭發的內幕，這事件的風風雨雨，香港人各自有判斷。何國輝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他不用說下去，我知道怎樣接駁下去，他說：「這件事不是為了錢，因為錢對有錢人是很重要。」

很多人有錯覺，以為有錢人不大計較錢，事實剛相反，有錢人非常計較錢，不過所謂計較，不一定是孤寒的計較。他們緊張錢是一種對事的方式，錢變成比賽的分 數，有錢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想輸錢，一毫子也不想輸。有些人說，某人睇錢睇得好大，事實是，睇錢睇得最大的人，是有錢人，正因為這些人睇錢睇得這麼大，因 此這些人能成為有錢人。

DBC事件中，黃楚標等股東共投資約8200萬元，假如DBC牌照被政府收回，投資泡湯，這筆錢對這些股東整體財富，或許是微不足道，但他們絕對不會是不計較。在非常計較的情況下，有錢人甘願輸掉數以千萬元，這件事應該有其他原因。我問：「是對人嗎？」

打仗要齊心　有錯一齊錯

何國輝笑說：「是對人的話，一定不是對我，對付我，有較簡單的方法。」假如DBC事件是關於人，這人貌似一條大石斑。

我有興趣知道這段時間何國輝和大班的關係，患難見真情，他怎處理這段關係？「大班做的事，我未必百分百認同，但我支持他。」

「Tony，DBC發生的事，非常複雜，假如純商業考慮，我有能力分析和判斷，但這明顯不是商業考慮這麼簡單。很多事超越我認識的範圍，這方面大班認識比我深，以他的經驗和人脈，他掌握比較好，很多事情我跟着他走。」

「打仗一定要齊心，自己人不可以亂。打仗一定要有人領軍，這個人是大班，我願意跟在後面。錯的話，就一齊錯。到今日，我無怨大班。」

「大班很尊重我，當我是Partner，很多事情都和我商量。我頂唔順一定會出聲，但問題是，很多問題都不是黑白分明，遇到這些情況，我相信大班的判斷。」

「我的角色不同，我是專業管理人，我可以跳船，一走了之，或可以跳過另一邊，保住份工，掉轉頭一齊對付大班，但我做不出。」

贏經驗輸結果　堅持再戰

我去過DBC數碼港辦公室多次，大班和何國輝共用一間房，兩張枱距離不超過5呎，形容大班和何國輝並肩作戰，離事實不遠。在公眾前，大班表現堅強，現實背後的大班，何國輝最清楚。他說：「大班仍然係大班，我仍然相信佢。」

一個人打一場仗，客觀上這人是打輸了，這人指出在打仗過程中是得多過失，旁人心裏嘲笑這人死頂。何國輝對在DBC經歷的評價，正是得多過失，他的誠懇，令 我相信他或者真的睇得好開。「我留在大集團工作，一定不會經歷過去兩年發生的事情。經過風浪，個人紮實了。我第一身感受到聲音廣播的威力，由大班召集一群 武林高手，把整件事發展加速推進。我感受到大班作為節目主持人的威力，他一開咪真的帶起整個台，他是香港第一支咪，無人能及。更重要是，我感受到新傳媒和 聲音傳媒結合的威力，這是傳媒的將來。」

贏了「經驗」，是真或是跌落地執番沙，只有當事人知道真相。過去一年何國輝面對一場又一場硬仗，所受的壓力大至外人難以理解。假如「對方」目的是「整死」DBC，大班和何國輝的目的，是保衞DBC，從結果來看，兩人是輸了。

「對方」不是普通人，有人說是北京，有人說是梁振英，從牌面看，起碼包括親中商人和香港貴族，跟這些人對抗，對何國輝有甚麼好處？何國輝怎樣看黃楚標等股東？

「最初當然很不開心，但很快過去，我沒憎恨他們。」事到如今，何國輝最希望的，是了結事情，誰對誰錯，都應該盡快了結。DBC是政府發牌的機構，政府怎樣 處理DBC的牌照，將決定DBC事件的結果。說得白一點，假如政府吊銷DBC牌照，DBC就復台無望，剩下來的，是純粹法律爭拗。到今日，大班和何國輝仍 盡僅餘力量，保存復播一線希望。

DBC事件發展到這地步，對方有財有勢，你急佢唔急，官司隨時拖三幾年，不着數的一方是大班和何國輝。看情況，關於DBC的牌照，政府不會無限期不作決定，DBC的命運，在短期內或會有了結。到時候，我有興趣知道何國輝個人去向。

假如何國輝的答案是，他想休息一下，再決定去向，又或者跟大班分道揚鑣，相信世上沒有一個人，即使是DBC狂熱支持者，會認為何國輝不夠兄弟。過去一段時 間不停打仗，何國輝站在最前方，堅持到最後一刻。何國輝選擇新的開始，這時候重投傳統傳媒機構，告別風浪，是人之常情，但何國輝已決定他下一步，而下一步 是上一步的延續。

何國輝不打算離開聲音廣播，繼續和大班一齊走下去。我拿起茶杯，向打不死戰士何國輝致敬。

老父落淚　歉疚連累家人

屋企人呢？他們怎看這件事？

何國輝停了一兩秒，答：「當然有好大影響。」即使是大班家人，算是見慣風浪，出現DBC事件，我想像到大班太太Irene和其他家人也一定十分擔憂。何國輝家人不習慣他成為公眾面前上演糾紛的主角，他們一定更感難受。何國輝親戚朋友一定會以不同方式，勸他不要糾纏下去。
「我太太真係唔話得，一直支持我，尊重我的決定。」遇到這些情況，太太過份關心，當事人可能會覺得煩；太太表現到楚楚可憐，當事人心裏又不舒服。最理想情 況是，太太在這些時候表現出恰到好處的關懷，令當事人安心去全力打仗，同時相信自己做的事得到家人認同。何國輝指家人的支持，是他捱過這段時間的主要動力。

不過，何國輝坦然，因為他的事，連累到家人，深感歉意。他說他八十多歲的父親，在他面前激動至流淚，替他不值。「我刊登公開聲明，部份原因是希望還我家人一個清白。」

D100本來是一個過度性項目，「義播雲天90日」的構思，是大班和何國輝覺得90天內，法庭對DBC事件應該有初步定案，政府對DBC牌照的去留應該有 決定，他們不讓聲音滅亡，一來是保存工作人員、主持人、聽眾的熱誠，二來是盡最後努力，向政府證明他們有能力隨時重新啟播。

D100將來變成一個結合新傳媒和聲音的網絡平台，沿用DBC的骨幹班底，成為大班和何國輝的傳媒平台。從何國輝興奮的語氣，這就是他的新開始。「我們走到這麼近，我不想放棄，我要走下去。」

The Arculli Factor
DBC事件，除了何國輝，我也留意夏佳理（Ronald Arculli）的決定。香港人很忙，沒時間去細心分析每一個社會議題，藉着觀察一些自己信得過的公眾人物的舉動，作為自己的判斷，例如2003年23條 立法期間，香港人信余若薇的專業判斷，余若薇反對23條立法，因此，香港人也反對23條立法。DBC事件複雜至外人沒法明白，我的余若薇是夏佳理。
夏佳理是所有DBC股東的朋友，以他的背景，應該是企去富豪那一邊，或者他可以兩邊也不企，保持中立，不得失任何一方。但他沒有這樣做，由始至終，他企在大班和何國輝的一邊。
夏佳理縱橫商界和法律界幾十年，為富豪排解商業糾紛，是他拿手工作。DBC弄至這田地，夏佳理有可能蒙受金錢損失，過程中為自己和為朋友，他一定做了很多游說工作。我的推論是，連夏佳理也拆解不來，DBC事件不是尋常商業糾紛。

後記：
訪問後，DBC事件出現戲劇性發展，黃楚標等股東提出收購大班、何國輝、夏佳理持有的股份。假如交易完成，DBC將復播，但大班不會再在DBC開咪。客觀 結果是大班和何國輝離開DBC。這篇訪問寫在這最新發展公佈前，何國輝當時前路茫茫，我沒有更改訪問內容，因一個被捲入風波企管人的心路，是值得細讀的故 事。

最新情況：
原本交易在2012年12月31日完成，但黃楚標等股東突然提出新條件，交易仍未完成。

李純恩: 香港是苦海孤雛？

 

有個叫「香港營」的網上組織，也不知道是些什麼人，常常發電郵給我，每次都是一篇文章，幫梁振英說話。

幫梁振英說話沒問題，但這些人寫文的遣字用詞，不大令人吃得消。比如這一天，又來了，一個叫麥國華的人寫的：「香港回歸十五年，祖國一直對這個遺落海外多年的孩子照顧有加─」

聽起來，十五年前的香港像個苦海孤雛，從小被爹媽遺棄，老大了撿回來，這才如珠如寶。但是，寫得出「遺落海外多年的孩子」這樣的人，腦子是有問題的，他是假設了世上孤兒都貧苦悲慘，卻不知道世上有因禍得福的孤兒，這種孤兒自己成才，對父母感情不深，對「父母的懷抱」並不熱衷。

香港就是後者，幸好「遺落海外」，才過上了好日子，好日子過得且不思爹娘，若是爹娘不要，興高采烈，如今爹娘領回去了，大家習性不同，反倒生分。既然生分，照顧有加不有加，也就不那麼歡欣鼓舞，只求管得少些，自然一些更好。

這些香港實情，若不了解，就不要用什麼「香港營」的牌頭來寫文章，寫出來，就不像香港人了，還怎麼「香港營」？

 

蔡東豪: 「亞洲最大財富提款機。」

前港澳辦主任陳佐洱退休後，對英國殖民地統治念念不忘，最近在公開場合，借題鬧英國一直當香港係「提款機」，只識搵着數，其他事就不理。陳佐洱說，七一遊行有市民舉起港英龍獅旗，見到好心痛。

作為退休官員，偶而發洩一下，我不怪陳佐洱。假如現任官員說這番話，則大有問題。如一間公司管理層怪責客戶，買其他公司的次等貨，而不識欣賞自己公司的優質貨，這思路扭曲至難以理解，可推斷這間公司前途似「咁」。

客戶不買閣下公司的產品，錯是公司管理層，不是客戶，管理層應該檢討公司的所作所為，檢討各方面運作，包括改進產品質素、客戶關係等，希望贏回客戶歡心。鬧客戶蠢，唔識貨，從來不是英明營銷策略。

再者，客戶永遠不會是蠢。香港人不是任由英國人魚肉，香港人看通英國人怎爛也不太爛，因為港督上面是英國政府，而英國是民主國家。

 

蔡東豪: 副機長的作用

最近發生一宗空中驚魂，一架由紐約飛往拉斯維加斯的美國捷藍航空（ JetBlue）飛機，飛行三小時快要到達目的地時，機長突然發狂，大叫「阿富汗」、「阿爾蓋達」、「機上有炸彈」等字眼，並對副機長說，飛機不會到達目的地。其後副機長在機長離開駕駛室時，鎖上艙門，把情況告知乘客，機上數名休班警員把試圖強行進入駕駛艙的機長制服。

九一一之後，尤其在美國，搭飛機變成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我認識不少香港朋友，強調除非迫不得已，不會去美國，原因是他們接受不了美國機場過嚴的安全檢查。他們都有刻骨銘心的經歷，有朋友甚至不愉快至事後尋求法律意見，但發現美國機場人員權力大至無人可挑戰。對美國人來說，偶而得罪外國旅客，是必須承受的代價，這一切都是以航空安全之名。

美國政府每年花數以十億美元在航空安全上，新技術層出不窮，鑽研每一個可能出錯的環節。明顯地，沒有一套系統是完美的，正如捷藍的例子，日防夜防，家賊難防。機長其實不是賊，後來證實他失常是服食抗抑鬱藥引起。沒有航空安全專家考慮過捷藍的例子，因為歷史上從未發生過。假如捷藍機長大怒下，成功闖進駕駛室，後果不敢想像，但從來沒有人想過這可能性。

工作時，我留意到我經常問自己和別人一個問題，差不多成為口頭禪：「如果錯了，怎麼辦？」可能是年紀大了，犯過太多錯誤，誤信過太多實食無黐牙的妙計，我開始相信事情總有壞的一面。犯錯不是意外，而是必然會出現的可能性，因此我想儘量預先知道錯了怎辦。興高采烈時問不吉利的問題，是有點掃興，有時其他人會認為這問題是侮辱，他們花了大量心血，考慮過「所有」可能性，不會出錯。假如事不重大，我會把這問題留在心裏，免傷感情。

我很喜歡這兩個英文字： Shit Happens，優雅一點可用 Stuff Happens，意思是壞事會彷彿無緣無故發生。馬後炮深入分析，當然不是無緣無故，事必有因，但事前無人預計得到或願意預計壞事會發生。 Shit Happens可用來安慰自己和他人，不要怪自己，不須太用力去事後檢討，有時候壞事情就是最出其不意的出現。

Shit Happens的重點是，很多壞事情根本不可能預計。再看捷藍例子，九一一恐怖襲擊，是恐怖分子假扮乘客騎劫飛機，自己跟乘客同歸於盡。十多年來美國航空安全，一方面集中在檢查乘客身份和攜帶行李，另一方面加強機上保安，甚至在機上駐守持槍特種警員。可是怎想也想不到自己人的機長會神經失常，變成恐怖分子。 Shit Happens。

一個系統最脆弱的一環很多時是沒考慮過的單位，例如自己。當機師變成恐怖分子，所有高科技安全系統通通失去效用，因為沒有人想到怎樣防備自己。我時時問「錯了怎辦」，就是因為我想儘量防備所有可能性，包括自己。

全球政府花了無數金錢在航空安全上，但防備自己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新科技，而是自有航空業以來已經存在的一個方法：副機長。假如你曾經懷疑副機長的效用，現在有答案。機長有可能突然身體不適，例如心臟病發作、食物中毒等，副機長可即時補上。機長有可能犯錯，副機長不同意機長的判斷，可提出異議。機長受過最嚴格的訓練，有豐富經驗，是一機之主，但他可能犯錯，錯了怎辦？

捷藍例子對我的啟示是防備自己最佳方法，是有另一個自己。所謂另一個自己未必是一個人，可能是幾個人，可能是久經測試的系 统，在不同功能上可以填補自己的不足，並且不時提點自己的盲點，有需要的時候直接填補自己的位置。簡單說，每一個機長都要有一個副機長，因為 Shit Happens。

蔡東豪: 我信唐英年

三月十六日特首選舉電視辯論之前幾小時，我跟幾個朋友相聚，大部分朋友都打算回家看辯論，無人預料到辯論會擦出火花，遑論爆猛料，大家只想看看候選人的口才和在電視攝影機前的表現。電視辯論是外國總統競選的重要環節，曾經出現扭轉選情的情況，我現在知道點解。

因為這是現場直播，因為這是候選人真人表現，無花無假，無得閃避，電視觀眾看到真實的梁振英和唐英年。不談唐英年爆料的深層意義，只看他做這件事的效果，是十分成功。假如唐英年把這兩項對梁振英不利的指控，私下向記者透露，記者在傳媒報導，然後其他傳媒跟進查證，拖來拖去，爆炸力盡失。唐英年選擇在直播場合質問梁振英，從電視畫面見到他的語氣和肢體動作，我還以為他會走到梁振英面前，真正面對面。這一幕很震撼，更震撼的地方是，唐英年第一次公開了梁振英「得人驚」的地方。

不喜歡梁振英的人形容他「奸」和「狼」，這些詞語流於市井，太情緒化，追問這些人梁振英怎奸怎狼，答不出所以然，都是提出一些不足以令中立者改變看法的事情。李怡在為唐梁冠上豬狼代號的文章，也只是指出梁振英攻心計，對大議題言辭閃爍，對錯失卸膊等，具體資料欠奉。許多人都不收貨， tell me more。

唐英年掟出這兩個手榴彈，震撼在這兩個指控是關於港人最關心的核心價值：言論自由和遊行集會自由。第一次有人提出具體指控，特別是在現場攝影機面前，梁振英無得閃避。不喜歡梁振英的人大聲叫好，這就是一直想說但說不出來的原因；中立者不禁要猶豫，假如這些指控屬實，會怎看梁振英。

上海可建比香港優勝的機場和體育館，上海政府做事效率比香港高得多，但上海追不上香港，因為上海欠缺香港的核心價值：自由、開放、公平、包容。香港人須緊記的是做到和內地不同， Un-China，因為內地人對這些核心價值或感陌生。對於經歷過去十多年政經起跌的香港人，最能反映這些核心價值，是言論自由和遊行集會自由。梁振英給人奸和狼的感覺，是因為不少香港人覺得他在這兩項核心價值上，有傾向作出妥協，甚至會主動作出妥協，兩個手榴彈具體地提出指控。

香港人對於核心價值的信念未算穩固，甚至可以脆弱來形容，畢竟香港人經歷過可動搖核心價值的大事未夠多，因此，香港更加應該選擇一個較可維護核心價值的特首。香港須聽從阿爺是事實，但阿爺給予特首的空間其實很大，香港的將來很大程度受到特首的信念所左右。

特首選舉的重點我愈來愈看得清楚，不是關於政綱、誠信、能力，因為在這些質素上，兩位候選人即使有分別，分別也不是很大，特首選舉是關於候選人的信念，信念難解釋的話，可以價值觀或路線代之。從梁振英過去言行看，他的路線代表一個專業政治家處心積慮登上特首位置，對阿爺、支持者和自己許下某些承諾，哪怕承諾不一定白紙黑字。我的感覺是，梁振英代表強硬路線，視香港核心價值是一件有得傾，甚至認為應該要傾的事情。

唐英年則代表想做政治家，但做到甩甩漏漏的人，他的甩漏跟曾蔭權的貪着數有異曲同工感覺，我們見到他們兩人好像見到自己。我，其實還有你，何嘗不是甩甩漏漏，然而唐英年和曾蔭權的不濟，跟梁振英的強硬路線相比，兩害取其輕的抉擇變得清 𥇦。唐英年路線代表董建華和曾蔭權路線的延續，管治香港大有可能繼續甩漏，但起碼代表一條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的溫和路線。回歸十五年，董建華和曾蔭權證明他們不是完美政治家，但他們的不完美，也同時反映在他們的價值觀是較接近香港市民。

唐英年兩個手榴彈中，商台續牌風波跟我有關。我知道的已說了，我知道但不會說的，主要是關於唐英年在訪問中說的具體內情。我聽畢唐英年所說，發現商台續牌風波另一個重要人物是董建華。他的最後決定或者出於無奈，無論如何，他最終回到他溫和的一面。我幻想假如梁振英那時候是特首，結果可能不一樣。

當一件事兩個人中只能有一個說真話，當一個選舉兩個人中只能有一個勝出，梁振英和唐英年之間，我信唐英年。

蔡東豪 Tony Tsoi 現任上市公司精電國際行政總裁，他曾任職投資銀行，在《信報》以筆名原復生撰寫財經專欄，對投資及求知有無限渴求，習慣早上四時起床寫作找樂趣。

蔡東豪：陌生梁振英

這陣子我被一個問題困擾，見到對香港政經事有見地的人我就請教，但一直沒得到滿意答案，問題是：梁振英來自建制派，過往跟商界有長期兼緊密關係，為甚麼香港主流建制不喜歡他。我說的「不喜歡」不是普通不喜歡，而是帶有激烈情緒的不喜歡─ ABC（ Anyone But CY），就是不接受梁振英，點解？

梁振英過去三十多年活躍於香港政經界，是一個眾人認識兼交過手的人，毫不神秘，而大量建制中人對他投不信任票，我真的覺得奇怪。

活躍政經界　得票反偏低

梁振英是全國政協常委，在特首選舉委員會政協界別中，他以差不多最低票數當選，在特首提名中，他只得到 6票，這些政協跟他共事多年，一同在中港兩地開會，有很多接觸機會，政協看到甚麼其他人看不到的東西？

除了政協，香港政界的象徵是立法會，立法會有某程度代表性， 60個議員只有 1個提名梁振英。來自商界的議員甚至不避嫌地處處為難梁振英，代議士看到甚麼其他人看不到的東西？

梁振英自回歸後加入行政會議，跟政府官僚系統交手，據聞政府官僚由上而下， ABC情緒高漲。政府不理政治中立，爆出 10年前的西九門，爆料過程拖泥帶水，理據複雜難明，但為了攻擊梁振英，政府不顧身世，官僚看到甚麼其他人看不到的東西？

梁振英畢生服務地產測量界，跟香港地產發展同步呼吸，但香港地產大孖沙一律不提名梁振英。這些大孖沙平日鬥過你死我活，敵人的敵人很容易成為自己的朋友，但大孖沙在梁振英的問題上空前團結，就是不喜歡他。誠哥、四叔、彤叔、郭氏兄弟看到甚麼其他人看不到的東西？

陶傑在上期《壹週刊》提出同一問題：「為何一個處心積慮想做特首的人物，在中環商界人緣如此之差？」陶傑提供的答案跟我身邊懂政治朋友的答案差不多，是外人「看不透」梁振英。在政治上，看不透是一件糟糕的事。

處心做特首　政績卻模糊

梁振英不是石頭爆出來的神秘人，過去三十多年他在政經界無處不在，他對人對事的透明度理應很高。政商精英在作出一個關乎自己利益的重要決定之際，赫然發現自己所謂認識梁振英三十多年，原來很陌生。對於一些習慣掌握自己命運的政商精英，這是一個不舒服的感覺。

處心積慮不是問題，很多人都想處心積慮做一件事，不過處心積慮不代表會成功，相反，太着意計算、太刻意鋪排，容易被其他人看穿，容易弄巧成拙。唐英年或者也處心積慮想做特首，但他處心積慮的結果跟你和我一樣，就是弄到一鑊粥，而梁振英處心積慮至完美無瑕。

近乎完美精英　令人寒慄

三十多年，梁振英做過一件錯事嗎？政府運用龐大資源查找，也只挖出 10年前的西九門。梁振英或者有做過錯事，不過這些錯事在他的雄辯下，會變成一件見仁見智的事。政商精英以為認識梁振英，細心一看，原來他一直懂得保護自己，站在最安全的地方，永遠退後一格，精明至不似業餘香港政客。所有以為跟梁振英有關的事情，經過他解釋之後，都彷彿變成跟他無關，而聽者亦覺得甚有道理。

一個站在政經前線的人，政績竟可如此模糊，甚至可用空白一片來形容。過去香港政治環境混帳，政績是一項負資產，空白政績變成正資產。回看香港政經歷史，政商精英以為梁振英無處不在，看真一些，他似幽靈般一閃即逝。

政商精英看唐梁，從唐身上看到自己不完美的一面，而梁是精英想做但做不到的一面。梁振英永不顯露真性情，處事不留痕迹，擁有非凡演說能力，即是說，他就是接近完美的政商精英。政商精英窮一生精力也做不到的完美模樣，在梁振英這特首候選人身上出現，這感覺不再是不舒服，而是不寒而慄。

忽然真誠　民意背馳商界

我們決定是否喜歡一個人，很重要的因素，是陶傑所說的「人緣」。普羅市民與公眾人物之間的人緣，是根據傳媒過濾之後的零碎資料，在短時間內主觀地建立出來。政商精英之間的人緣，是經過長時間直接或間接接觸，點點滴滴地累積起來，客觀性較強。梁振英的民望包含了反對欽點、反對大熱門、反對一切不變等跟梁振英直接關係不大的情緒，特首選舉出現政商精英和普羅民意背道而馳，是因為政商精英重新遇到陌生的梁振英，而市民忽然見到真誠的梁振英。

曾蔭權、曾鈺成、李嘉誠、何柱國等視為看不透的人，究竟是怎樣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