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細良：歷史在這裏沉思

每天打開新聞，都見到共產黨大小幹部違紀貪腐遭懲處的消息，習近平掌權後，整黨整風，執行有關工作的，是王岐山。他由朱 鎔基一手提拔，年輕時更有一番理想。八十年代內地興起一股文化熱，那年頭在胡耀邦主政下，社會思潮激盪，告別毛澤東閉關鎖國年代，知識分子在思考中國出 路，自由化氣氛下，思想界空前活躍。那時有一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叢書，對八十年代知識分子、大學生有深遠的影響，名字叫做《走向未來叢書》，王岐山 就是其中一個編委。


這套書最先引入西方七十年代興起的科學哲學，包括Karl Popper、Thomas Kuhn等重要思想家作品，用深入淺出的中文向內地介紹，科學哲學在那時是用來打破官方高舉的馬克思歷史決定論。我記得當中一本影響全國的叫《在歷史表象 的背後》，作者是金觀濤、劉青峰，兩人將《興盛與危機》一書的理論簡化，變成一本普及歷史作品，書中認為要打破中國歷史超穩定結構，也否定共產革命進步 性，當時十分轟動，大學生皆有一本。

精神面貌模糊難獲認同

年輕時的王岐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八十年代 是內地思想言論自由開放的歲月，沒有定於一尊的「中國模式」，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香港年輕學生之所以關心中國，不是為了當共青團、 政協、搞中港車牌及貿易，而是出於一種單純赤子之心，因為受那種自由探索的氛圍所感染，八十年代內地仍然窮困，走出羅湖關口，是長長的矮木屋。


當中國領導人在問，為甚麼香港人心未回歸時，不妨先問問王岐山，八十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在氣質與精神面貌上，與今天有何分別？一個沒有核心價值、精神面貌模糊的國家，如何叫香港年輕一代認同呢？或許回歸十多年，他們早已忘記我們上一代是逃避共產黨才冒死流亡香港。


一切改變始於1989年六四，在這一天之後，本土知識分子與共產黨越走越遠，但愛國隊伍卻日益壯大，因大家知道愛國可以搵食，是一種工具主義、實用主義下的愛國愛港運動，不談價值，不論理想，就像是東莞式夜總會發生的一夜情慾，各取所需，利益掛帥，貨銀兩訖。


王岐山當《走向未來》系列編委時，曾有一本，在另一個出版社印行，亦是唯一內地出版發行文革反思作品，書名叫《歷史在這裏沉思》、不知他是否仍然記得。1989年至今，歷史何嘗不是也在沉思，久久不醒。

劉細良專欄：策士縱橫

■梁振英便是由輔助董建華的北京策士，變成今天的特首。

香港政治局面紛亂，正好是策士大顯身手好機會。北京主催有陳佐洱復出，網羅內地與香港親建制學者之港澳研究學會，另一邊曾鈺成在本地又主催一個飯局網絡， 包括另一班國粹派出身之政客，聲稱要研究香港政制改革模式，為下屆政府物色人才云云。當然泛民亦有一班學者組成真普選聯盟，又有佔中三子的活動，當前狀態 猶如戰國時代，縱橫家謀臣策士崛起，蘇秦張儀合縱連橫之局。

治港班子　有辯術欠原則

當時縱橫家之中，蘇秦代表合縱抗秦強權、張儀代表連橫事強秦，韓非子論縱橫家，指縱者，合眾弱而攻一強，橫者事一強而攻眾弱，假如強秦是北京，則曾鈺成應 是張儀，事強秦以對付分散各有算盤的六國勢力，咁究竟合縱之人又何在呢？在眾多策士之中，日前舉行世紀婚禮之沈旭輝兄，應有此能量。據傳媒報道，到賀者由 左、中、右，年齡由夏蕙姨到黃之鋒，政客由特首到長毛，充份顯示其人脈充沛，被稱之為真正香港營。

策士合縱連橫，在戰國其實是顯學，儒、墨、道根本不為帝王所用。鬼谷子四大門徒，孫臏、龐涓、蘇秦、張儀，在軍事外交上均受重用，一展所長。合縱者糾集各 方勢力，公開抗秦，因此被認為陽謀多陰謀少；連橫者，以破合縱聯盟為主，着重心計，利用各方不同矛盾和利益，挑撥離間，製造聯盟之裂痕，互相敵視，面和心 不和，被視為陰謀多而陽謀少。張儀思想係戰略思維之始，重權術謀略。戰國縱橫家亦有陰陽家色彩，鬼谷子談謀略，也談陰陽養生。而重陰陽五行之策士，則更近 於術士。

縱橫家係目標為本，不太重視道德規範，手段就是目標，沒有了個人政治理念，以個人名利為目標，至於個人價值信念是否為人接受，則不太重要。

回到香港現實，策士謀略家從不缺，梁振英本人便由北京策士變成特首，但同時也暴露出策士縱橫家之弊，就是欠缺政治信念與道德規範，處事以目標為本，不重視 政治過程，有辯術而沒原則。八十年代北京謀劃香港回歸過渡，多少香港策士為北京籌謀，事實證明當日之計劃，以鬥爭為主軸，對香港人處處設防導致今日制度失 敗。想不到廿多年後，竟然又是同一批人，繼續出謀獻策，政治局面之停滯懨悶，令人窒息。內地黨總書記也換了三任，港澳辦主任也由魯平、廖暉，換上王光亞了。

劉細良：港芭事件與性侵

港芭刪除12分鐘片段，終於又重新復演，事件表面上得到處理，息事寧人，但過程至今諱莫如深，立法會及文化藝術界不應就此罷手，不了了之。《明報》最新訪問德國多蒙特芭蕾舞團藝術總監王新鵬，他否認曾同意對有關片段作刪改，換言之，香港芭蕾舞團表示雙方有共識才作修改，是講大話。

港芭以技術理由，甚麼沒有字幕這些低級理據，在藝術創作層面根本完全站不住腳。由始至終刪改理由，至今沒有清楚交代。假如來自董事局成員，便應該站出來承擔責任，若來自港芭藝術總監自己決定，則此人操守及判斷力大有問題，不適合再擔任此職。有人會認為事情已解決，不應再小事化大，此種和稀泥言論，是置香港於險境。

政治干預之手，猶如性侵犯，若果受害人不大聲呼叫，而其他人不作嚴肅報警處理，性侵之手會越來越猖獗，直至大家甘心就犯，然後習以為常，再無呼叫聲音可聽到。

 

干預不着迹　只靠神會

港芭事件之粗暴、低劣及橫行，是藝術文化界近年少見，而在國際層面已造成極壞影響，破壞香港國際文化都會形象，哪有不追究之理。香港大搞西九文化藝術區，硬件投資百億，籌備經年，耗費多少藝術文化人士心思，而一次粗暴政治干預事件，多少心血付諸東流。最令人震驚是今天仍有人當受政府資助藝團為自己私人卡拉OK俱樂部，猶如在東莞卡拉OK房內，媽媽生見老細眉頭一動，若有所思，機靈的媽媽生便立即說：「換過唱啲開心嘅快歌」。

面對無孔不入的政治干預，有直接、有間接，有人心領神會，不需要落單，也沒有留下現場手指紋，唯一方法是令執行干預者付出代價。政治干預方式正越來越高明，不會有任何證據，只靠中間人心領神會。

香港人少看芭蕾舞，也不太關心藝術，多以為是小圈子之爭，文人相輕，將雞毛蒜皮事件鬧大。但大家只要回過頭來，細心想一想，不過是一場芭蕾舞演出，也出現政治干預，這樣才值得香港人憂心。

劉細良：新聞厭惡症

上周六是特區政府扶貧高峯會，公佈相對貧窮線，整天新聞就是圍繞着貧窮線，不知為何，我及身邊朋友對政治新聞有一種厭惡感，不想看，不想聽，也沒興趣去討論。我一直反省這種新聞厭惡感從何而來，現屆政府政客之表現差劣，是根本原因，整個社會無法產生有意義的政策討論，而看新聞只會加深這種無力感。

以制訂貧窮線為例，政務司司長早早進行期望管理，表明貧窮線不涉現行福利政策，不會與最低工資掛鈎，也不會有即時扶貧措施出台，作為一個普通市民，這則新聞有何現實意義呢？它只是為梁振英搭建一個自我宣傳的舞台。又例如政府推出新賣地名單，港人港地忽然沒有了，對於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怎樣解釋這重大改變，不感興趣，因為心裏認定他不會講真話，只會用語言偽術蒙混過關，這則新聞對巿民根本沒有意義。

助你運籌帷幄　僅宣傳伎倆

我最近在看德國經濟學者Rolf Dobelli作品《Die Kunst des klugen Handelns》，中譯本叫《明智行動的藝術》，此君上一本著作《清醒思考的藝術》，在台灣及內地均是暢銷書，作者深入淺出介紹我們思維的誤區。《明智行動的藝術》則是介紹人類52種常犯行為錯誤，融合了經濟學及心理學，52篇短文輕鬆、有趣又易讀。本書最後一篇叫「為甚麼你不應該讀新聞」，他認為新聞是有毒的知識類型，新聞對我們精神的影響，就像糖對身體影響一樣：可口，容易消化，但長期下來卻是有害的。作者三年前開始不看新聞，三年後思維變得更清晰，而事實上他並沒有錯過重要的新聞，因為從社交圈子朋友可得知，他們會過濾掉無謂的新聞。

我們大腦對於喧鬧、有人物及變換快的刺激有強烈反應，對於抽象、複雜、需要解釋的訊息只有極微弱反應，新聞生產者會生產吸引人的故事，但構思缜密、抽象、不易看透的內容被隱去，而這些消失的事情，可能與我們生活和對世界的理解更有相關性。換句話說，我們看新聞越多，越容易受誤導而錯判形勢。Dobelli統計我們一年看約一萬則新聞，平均一日30條，他質疑究竟有哪一條新聞有助你在生活、工作、任何重要事情上作出更好的決定？「多看新聞，助你運籌帷幄」，只是傳媒宣傳手法。

作者數算新聞的負面功能，認為要洞悉身處社會及世界大勢，不如將時間用來看長文章或書本。回到香港具體環境，我們的新聞質素比德國更差，政客水平更低，劣質政治或政策新聞，無助我們理解香港今日危機。在新政府上台一年後，反智成為政客論述的主流，每當從電視看到民粹式建屋搶地新聞，穿上白色短袖恤衫落區的官員，我選擇關機。

劉細良: 澳門化，倦怠症，人質病

香港自九十年代立法會引入直選開始，進入了漫長的民主過渡期，廿多年來所謂循序漸進，只因為北京自八九年六四後不信任香港人，......在漫長的過渡期中，一方面修改直選模式，採用澳門名單投票制，取代英治時代的單議席單票制，壓制泛民在直選中的優勢，將議會變成黨派林立，難以凝聚成統一意志。另一方面中方投入龐大的資源，扶植民建聯、工聯會，通過商界影響媒界，龐大的資源投入，長期地區工作部署，令建制派逐步控制了地區會，蛇齋餅糭式福利主義成為香港民主化的副產品。

北京拖長整個過渡期，是為了扶植建制派，令他們有能力在選舉遊戲中勝出，獲民意授權而成為特區政治主流，目標就是令香港變成另一個澳門。澳門選舉大家都不會驚訝建制派名單大比數勝出。而這種長期消耗戰，令本來民主派旗艦民主黨領導的鬥志及群眾基礎，被消磨怠盡，十多年來萎縮成為一個規模大些少的民協，一區一個立法會議員，地區公職人員數目下降，支部組織難以發展。

泛民呈疲態 公民社會抬頭

根據政治學硏究，民主過渡期愈長，對當權者愈有利，因為在這過程中消耗了巨大社會能量，民氣消散，甚至認為選舉無法改變政治現實，不斷爭取、失敗、一次又一次期望落空，出現了所謂轉型期倦怠症。泛民中人及中堅支持者呈疲態，因政見路線而分裂內哄，相反建制勢力累積更大資源，此消彼長，建制派理應穩坐釣魚船。但在過渡期政治轉型緩慢所出現的倦怠，只限於政治精英層面，公民社會及年輕一代投入社運，在03年後抬頭，逐步取代了政黨。佔領中環就是在此背景下產生，假如北京判斷佔中只係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三數人士主張，只要找幾個「一線教授」站台，取代惡形惡相的愛字頭紅小將，便可奪回話語權，實在太天真。

公民社會可以說是真正推動香港進入民主轉型的門檻，而要壓制公民社會，當權者將要付出更大的政治代價。近年警方不斷拘捕示威人士，秋後算帳，律政司對傳媒作吹毛求疵的上訴，都顯示當權者以對付公民社會為目標。但最令人失望是泛民政黨不單沒有與公民社會結合，反而為求得政改談判機會，自我設限，保持距離。

香港早前流行一個名詞叫斯德歌爾摩症候群，指人質被脅持久了認同了脅持者，渴望得到脅持者的關愛。在漫長的過渡期中，民主派是受害者，整個中生代在政治上被有計劃地消滅，支部系統瓦解，變成民協化，作為旁觀者，目睹廿多年變化，令人難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