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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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6日星期六

蘇賡哲:魯迅不是胡適他們的人




文友提起毛澤東答「如果魯迅活到解放後」的假設題。毛澤東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裏還要寫;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文友進一步提及,胡頌平在台灣問胡適,魯迅要是還活著,會不會也像其他舊識那樣,被改造成「新人」,甚至如馮友蘭那樣主動獻媚?胡適的回應是哈哈一笑,然後肯定地:「魯迅是不會屈服的,他是我們的人。」文友為此感動:「這個『我們』指的當然不是政治見解上的『我們』,而是心靈自由、始終如一的『我們』,是身為有擔當的獨立知識分子的『我們』。他知道要瞭解一個人,不在一時分合,而在他一路下來的言行。即便歧異若此,他相信魯迅終究是『我們』的人」。

文友並下斷語:「但凡魯迅讀者,恐怕都會同意胡適真懂魯迅。」文友這個「恐怕」用得很好,我就覺得胡適看到的只是表面,是魯迅希望他的讀者看到的一面,而不是立體的魯迅。亦即胡適並不真懂魯迅,他是謬託自己人了。魯迅的為人,比胡適複雜得多。

我們先看看毛澤東對要是魯迅還活著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裏還要寫;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其實,毛澤東答了等於沒有答,因為在他統治下,魯迅只可能有這兩種選擇。我的看法是:如果魯迅被國民黨抓去坐牢,那麼他關在牢裏還要寫文章罵國民黨;但如果「解放」後他仍在生,他即使看到中共的黑暗,也會識大體不做聲。這不是因他憎恨國民黨熱愛共黨,事實上他是兩者都恨,甚至可以,他是給共黨氣死的。但他生前就表現出,不用不怕坐國民黨的牢,即使國民黨要暗殺他,他還是會要寫文章罵國民黨的。此所以胡適誤以為「他是我們的人」。

可是同樣在他生前,他是瞭解共黨黑暗的,但他不做聲。生前如此,當然就可以作為假設他未死的立論依據。

中共把魯迅捧上神檯

為甚麼魯迅同時痛恨國共兩黨,卻有對待上的差異,我認為是中共心計勝過國民黨之故。魯迅和普通人一樣愛面子,中共先叫一些憤青作家圍攻魯迅,辱罵他一頓,然後由高層文化黨人出面向魯迅道歉認錯,表示憤青作家發現原來魯迅如此偉大,於是倒轉過來,齊來崇拜,把魯迅捧上神檯,充作左翼作家聯盟盟主。一打一拉,使狼狽過後的魯迅大有飄飄然之感,即使後來發覺誤上賊船,飽受共黨欺凌,也不能放棄尊榮,自行走下神壇。

因此,中國大陸有人以「橫站的士兵」形容魯迅,就因為魯迅受國共兩黨前後夾擊,腹背受敵,只好橫站著作戰。中共掌握魯迅不肯自行走下神壇的性格弱點,就可以操縱利用他,使他「識大體」,國民黨沒有這種心計,所以魯迅反它反到底。

即使不談魯迅親身感受的工頭之壓迫,隨便舉一個例子,就可以明白魯迅不會不知道中共是一艘賊船。中共高層顧順章被捕叛變,在上海主持地下工作的周恩來就帶人把顧一家男女老嫩十六人勒斃埋掉。

此案曝光時轟動上海,魯迅不會不知道。魯迅曾向中共的人表示過,他知道中共得天下後,先就會對付他,他只望能穿紅色制服去掃街就引以為幸了。他知中共之惡而隱其惡,他不是心靈自由、有擔當的獨立知識分子,這樣的人不可能是胡適他們的人。

2013年5月11日星期六

蘇賡哲:認清中共本質只需常識





加拿大的好朋友中,不少一向對中共持批判、反對立場;但也有以前是它的支持者,到1989年才轉變態度。他們能轉變態度,說明還是有良心的人。

但為甚麼一個有良心的人,在1989年之前會支持中共,這個問題在一次聚會中被提了出來。當時,一位1989年轉變態度的朋友也在座。我覺得應該照顧他的自尊心,最妥當的說法是,他是一個好人,但IQ低。

將心比己,如果我數十年來一直在做一件錯事,而人們肯定我是個好人,只是因為愚蠢才做錯事,我會非常感激人們給我一個很好的下台階梯。可是,這位轉變了態度的朋友聽了,立即臉有怒色。在感激和憤怒之間,他選擇了憤怒,這真叫人無話可說。 要瞭解中共的暴虐本質,確實只需要普通人的智力。我在這裏想以震動世界的中共土改為例:我們看電影,見歹徒打劫時常問被劫者「要錢還是要命」,即是被劫者奉上財物就可以保命。中共在建政前後搞土地改革,叫窮人分了地主財產土地後,還要取地主的命。為甚麼謀財之後還要害命,比劫匪更殘酷?

身為加拿大人,我們會覺得一個社會即使貧富懸殊、社會制度不公平,窮人也不應用暴力搶了富人的財物來分掉。 其實中國很多老實本份的貧農也有同樣想法,因此白天在中共鼓動下去鬥爭地主,晚上偷偷把分來的財物又送還地主。中共覺得這對黨是不利的,從而要貧農在鬥爭大會後把地主都殺掉。這樣,貧農和地主富農階級就結了血仇,只能堅定地站到中共那邊去,中共政權就能得到安定。

1947年,中共在北方的根據地只有一億多人口,搞土改運動幾個月,就殺了25萬人,即是每四五百人就有一人因為富有被殺。中共建立全國政權後,殺得更多。
這個謀財之後還要害命的用心,任何旁觀者都不難明白。 楊奎松是中共著名現代史學家,著作宏富。他替中共解釋說,中共「要推動農民用激烈的方法來對待地主、富農,把他們徹底打倒再踏上一腳,絕對不能簡單地把地主的土地分了就了事」,「非如此無法叫貧苦農民完全站到共產黨一邊來,建立起完全在黨支配下的新政權,牢牢地控制中國的農村社會」。

楊奎松承認,暴力土改因殺地主,犧牲了農村大批生產經營能手,卻沒有推動農村經濟發展。他舉例說明問題:過去只有比較富裕的農民家裏才養得起耕畜,貧農分了富農耕畜,通常要幾個家庭才分得到一頭,但貧農沒有能力餵耕畜飼料,甚至沒有牲口棚,沒有護養技術,結果分來的耕畜很快就死了。
這只是經濟方面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楊奎松指出:暴力土改「固然便利了新政權對農村基層的控制與權力的鞏固,但用這種方式來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製造人與人之間的仇恨,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傷害,刺激了人性惡的一面滋生出來,也破壞了農村社會中符合我們民族特色的優良道德人倫傳統,和正常的社會人際關係準則、損害了我們民族最看重的家庭親情關係,對社會健康發展和優秀民族傳統的繼承與發揚,具有負面作用」。

今天我們看到中國國民性的很多陰暗面,都是中共為了他們的政黨利益炮製出來的。土改只是其中一端。他們驅動農民殺地主,是公開無所隱瞞的,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那些在1989年才改變態度的人不能說自己是受到矇騙,因此,以IQ低作為下台階梯,不是照顧了人情味的說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