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銳紹﹕從「十八大」 看黨內民主

中外關注的中共「十八大」正式召開。這一次是換屆的會議，將決定新一屆的領導層，但除此之外，大家也關注中共的黨內民主建設到底進行得怎麼樣？因為中共經常強調和宣傳「黨內民主」，令人有一個錯覺：「黨內民主」就是「全國民主」的試點；最近，還有消息說習近平上台後就會推動政治改革，說得有板有眼。不過，很可惜的是，在「十八大」的準備過程中，就有很多不民主的地方。

例如，中共黨章曾規定，各級地方黨代表應該一級一級往上選舉，即是由基層黨代表逐級選出市級的黨代表，再由市級黨代表選出省級黨代表。但由「十五大」開始，這個規定取消了，各級黨代表的選舉要分別進行，互不關連。所以，不少「十八大」的全國代表根本不是由基層選出，而是由上級安排當選，以便控制黨內聲音。這一做法已令到很多基層黨員感到不滿。

此外，原來黨中央擁有直接提名權，把57名最高層的人物（包括他們自己）放入不同的選舉單位，然後由中央組織部通知各地，把他們選出來就行了。這樣的安排是根據什麼原則呢？答案是沒有準則。有些領導人是根據籍貫（例如胡錦濤、溫家寶），有些領導人是根據曾經工作過的地方（例如習近平、賀國強）。不管怎樣，只要安排一個落腳點，當選就行了。請問：這是特權，還是黨內民主呢？

還有，以前中共黨內選舉是根據《中國共產黨地方組織選舉工作條例》進行的，但「十八大」只是根據一份黨內的《通知》，這既不是黨章，也不是條例，而全黨上下只能接受這種做法，不得異議。

愈高層次的選舉就愈封閉

至於差額選舉的比例，今屆指明要「大於百分之十五」，但這只是地方黨代表選舉的差額比例，而中央委員會選舉的競爭性則大大減少，政治局委員更是等額選舉。此外，預選制度更為中央屬意的人增加安全系數，當發現不對頭的情時，中央可以馬上進行內部游說。可見，愈高層次的選舉就愈封閉。

其實，中共的基層黨員很早已出現要求真正「黨內民主」的聲音，例如要求黨代表常任制，改革提名權，落實監督權等。此外，在過去10年裏，理論界也先後出現「八大民主學說」，包括「漸進式民主說」、「由上而下民主說（即政治改革應由上層做起，先改革上層，基層才方便跟進）」等，但一直沒有得到實質的重視。上層不願意推動，而一般黨員又慣性地服從，以至「黨內民主」也流於形式。

到了今天，「黨內民主」的呼聲比較明顯了，並已逐步敢於公開表露出來。胡德平、杜導正、田紀雲等不怕壓力，先後發出政治改革的呼聲，從而帶動黨內其他人的聲音。用不少黨員的話說，以前是「上級組織訓示基層」，但現在他們要「基層黨員向上級爭取利益」。中共高層聽到這些聲音後如何回應，將考驗他們是否真正有決心推行實質的政治改革？如果連黨內民主也做不到，那就說明中共高層仍然抱殘守缺，只顧維繫「小小小圈子」利益而已。

〔「十八大」系列之一〕
 

任慧文：十八大拓展農民致富之路

在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將於「十八大」習近平交班的時候，國際智庫紛紛評說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包括胡溫主政十年的成就，認為自1981年以來，中國使 貧困人口減少六億多，這在人類經濟和社會發展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同時，中國累計免除五十個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近300億元（人民幣．下同）到期債務， 承諾向與中國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97％稅目的產品給予零關稅待遇，也為世界經濟作出重要貢獻。

據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中國減少的六億多貧困人口中，絕大多數是農民，這與十年來胡溫政府取消農業稅、增加農業補貼、推動科技創新實現糧食生產「九連增」等舉措不無關係。儘管如此，中國農民整體而言還是現在中國最窮的人。

釐清產權 助農致富

那麼，怎樣才能真正解決「三農」問題、拓展農民致富路、徹底改變農村面貌呢？包括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政治學研究院教授徐勇在內的中國「三農」 專家認為，「十八大」應有新部署，並從釐清農民土地產權、實行村民自治、加快農村城鎮化步伐等三個方面入手，持之以恆，方能達標。

消息人士 說，長期研究「三農」問題的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徐勇，因2006年11月30日進中南海為胡溫等國家領導人就農村問題講課而廣為人知。在徐勇看 來，當今中國農村大量矛盾是「三資」（資產、資金、資本）管理混亂造成的。而「三資」管理問題，核心是土地產權問題；因土地被賣掉而爆發的群體性事件此起 彼伏，令整個社會猶如坐在火山口上，難言穩定，說到底，就是土地產權的模糊性導致的。

土地國有化和土地私有化，是兩種思路。土地國有化，各 級政府拿土地方便，推進經濟建設速度更快；若土地產權很明確，則土地成本高，地方政府「零地價」招商引資就無法進行了，地方政府當然希望盡量讓土地產權模 糊化。正因土地產權模糊化，就出現某貫穿南北的高速公路項目一畝地才補償2000元、農民實際上只能獲得幾百元的不合理情形，怎不引發群體性事件。

徐勇感慨地說，在中國，本來農民應該是最富有的人，因為中國的土地是最稀缺的；但現在中國農民的確是最窮的人，因為土地的升值中國農民沒有享受到。南韓、台 灣的農民因為享受到土地的升值，土地收益成為農民最初的創業資金，農民擁有創業資金，成了中小企業主，不但自己致富，也帶動社會經濟的起飛。本來中國農民 也應該走這條路，現在看來，這條路在中國比較漫長、比較艱難。徐勇判斷，未來農村因土地收益分配不公而產生的問題集中爆發的可能性雖然不高，但零星爆發不 可避免。

據此，「三農」專家指出，根據總理溫家寶「土地是農民的保障，不能拿走」的說話，「十八大」應明示進行土地產權改革，釐清農民對土 地產權的權力，在官與民在土地產權上出現利益矛盾時，讓農民有博弈力量，不能任由官員專斷，而是在博弈中一個一個地解開死結，這樣才能避免群體性事件發 生；關鍵在於必須支持農民博弈力量的成長，而有組織的博弈不易走極端。

消息人士續說，徐勇對農村的研究發現，中國現階段農村治理更多的是維穩式治理，而2011年因土地遭大量賣掉而爆發的廣東省汕尾市的烏坎事件，使政府領導人意識到維穩式的治理方式已經解決不了問題，必須進行體制性改革，實行綜合性村民民主治理。

村民自治 民主管理

徐 勇覺得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的基層治理手法打的是組合拳，是系統化的治理，從解決問題的「根」開始，這個「根」就是「三資」管理。解決思路是村務公開制度化， 讓農民更多地參與治理。廣東探索三點之一，是政經分離，村書記不再兼任村經濟合作社領導；二是股權量化，改變股份合作社僅掌握在幹部手中的局面，集體資產 更加明晰到村民，股份權益量化到個人；三是成立村務監督委員會，決策時便開始監督，如廣東梅州焦嶺廣育村率先成立村務監督委員會，而會在廣東全省推廣。

另一個村民自治、民主管理的模式，是在擁有四萬人口的河南省中牟縣白沙鎮，早在2009年，該鎮社僑村第七村民組就以獨特的智慧，通過「五瓣章」和聯戶代表 制這種質樸的形式踐行村民自治。首先，身為家裏「說話能算數」的人，潘長水獲自己十口人的大家庭推舉為「家庭代表」；然後與其他十戶家庭代表競爭，憑着長 期積累的威望，潘脫穎而出成為「聯戶代表」，意味他能代表十一戶家庭的利益訴求；由此產生的八名聯戶代表再與村民組組長組成「村民組組委會」，村內所有公 共事務都由該機構集體研究，形成一個意見後加蓋組委會印章方能生效實施。組委會刻一枚印章，分成五份，村民組長和四名聯戶代表各持一份，八名聯戶代表分兩 組，輪流持有這四瓣印章。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評論說，聯名代表制的創新在於給予村民更大的民主權利，能在一定範圍內 防範專斷，對於權力制衡具有重要作用。其實，類似「五瓣章」形式的村民自治十年間日益增多，現在全國98％以上村委會實行直接選舉，85％的村建立村民會 議或村民代表會議制度，89％的社區建立居民代表大會等等，可謂各自精彩。

城鎮化路 改變農村

消息人士又說， 中國發展進程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縮小城鎮差距，而這將通過農村城鎮化的不斷發展來實現。2012年10月3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發布的 《2012年中國新型城市化報告》稱，2017年中國城市化率達到51.3％，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資料顯示，過去十年，中國平均每年有近二千一百 萬農村人口轉為城鎮戶口，這其中包括很多農民工。預計今後二十年內將有近五億農村人口要實現城鎮化，未來五至十年將是中國城鎮化進程的關鍵時期。這個過程 決定着中國能否抓住機遇，續寫奇迹。

多數學者認為，中國的城市化是支持未來中國發展的主要動力。大量城鎮常住人口的「農轉非」，將為城市的發展創造巨大的消費潛能，有助於改變目前中國經濟發展過於依賴投資的現狀。

中 國社科院首席科學家牛文元教授表示，中國城市化率突破50％，必將引起深刻社會變革，社會結構也將出現重大轉折，中產階級將走上社會前名。預計到2030 年前後，中國將形成一個有一定規模且比較穩定的社會中產階級，這將為中國在本世紀中葉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奠定堅實的基礎。

2012年11月7日於北京

 

信報社評：推動政改肅腐敗 生態文明建小康

中共十八大召開，北京最高領導層換代在即，行將卸任的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昨天作開幕報告，呈現出中央為國人所描繪未來十年建成小康的願景藍圖，預示這個東方大國將繼續奏響改革開放的主旋律，朝着復興之路前行。然而前路荊棘滿途，險阻處處，新一屆領導人任重道遠，備受挑戰。

中 國何去何從？這是十八大前世人一直的疑問。因為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政制卻蹣跚不前，內地產生和積累了連串重大矛盾，可說弊病叢生，諸如貧 富懸殊擴大、城鄉差距拉開、貪污腐敗猖獗、群體抗爭頻繁、生態環境惡化，發展陷於瓶頸，導致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下降，長此以往，恐動搖執政黨的地位。 是故，中共新一輪的變革，既是繼續發展的必需，也是形勢倒逼的必然，問題僅在轉變的角度和步幅有多大。

胡錦濤的報告分為十二部分，其中第五 部分題為「堅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足見中央今天已把「束之高閣」多年的政改，再次擺放到較為重視的位置，而且在行政上規管官員方面，不乏新的措施、新的 提法，例如加強對政府全口徑預算決算的審查和監督，降低基層人大代表中黨政領導幹部代表比例，建立決策問責和糾錯制度等等。然而，在最核心的權力制約體制 之上，卻不見真章。

有關政治體制改革，胡錦濤設立了框架界限，一是積極穩妥，二是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三是絕不照搬西方的模式。這個不能踰越 的界線，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曾經說得更加明白，他在去年兩會期間鄭重表明「五不搞」：中國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不 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等。而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副教授吳輝亦曾直言，政治體制改革目標不是削弱或放棄中共領導和執政地位，而是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和執政 水準，以實現長期執政。

換言之，中共是欲在實行一黨專政的大前提下，在繼續壓抑異議聲音和限制新聞與言論自由的「維穩」控制下，達致制衡和監督官員的權力濫用，減少貪污腐敗，重建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和信心，但這在世界上並無先例，成效惟拭目而觀。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中共現時主要希望透過制度，改革權力過度集中、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等弊端，而且強調政改先由黨內民主做起，再推展至其他範疇，這樣雖說也是一種進步，只是與海外人士的期望，落差顯然不小。

除了政改以外，中央對未來十年的治國理政，也作出導向性的部署，從胡錦濤的報告中，展現五個方面：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文 化強國，改善民生和加強社會建設、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即是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的建設「五位一體」。這是中共新的表述，值得一提。

生態文明無疑是新的亮點，反映今年在四川什邡、江蘇啟東、浙江鎮海等地連續發生大規模反對破壞環境的示威，觸動了中央的神經。環境污染、徵地拆遷和勞資糾紛 已成了引發內地群體事件的「三害」，環保而今終獲足夠重視，當屬慶幸。惟在當前政制之下，地方官員能否公爾忘私，真正落實生態文明建設，還是讓人懷疑。

總而言之，十八大儼然已為中國未來十年指示路向，但看來黨內在變革的紅利與風險、維穩與維權的孰重傾斜，乃至政改推進的速度幅度等等問題上，角力依然明顯， 保守思潮的阻力不容小覷。新任領導人習近平面對國內外政治經濟、主權爭端等複雜而深重的矛盾，必須憑藉其沉穩堅毅，智慧勇氣，順應民情，把握機遇，帶領國 人越過改革的「深水區」，達成小康之夢。

 

任慧文：中國脫貧致富路難行

根據日本政府2011年2月14日公布的數據，截至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已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詳見本欄2011年12月23日文章）。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2012年3月下旬發表的報告也指出，中國正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香港、廣州、深圳在內的京滬港三大都市群，已具備條件逐步建設成為對東亞、對世界經濟有明顯影響的全球性大城市經濟區。

據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中國有關方面清楚知道，儘管改革開放使中國發展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人均GDP在世界則排於第一百位左右，不僅只有日本的十分之 一，甚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按照中國新定的扶貧標準，中國仍有貧困人口約1.28億，扶貧仍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城鄉特別是農村貧困問題仍是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隱憂，仍是中國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不得不面對的一大挑戰。這迫使當局必須對「扶貧致富」制定新規劃、作出新部署，但實施新規劃、落實新部署之路又殊不平坦。

城市貧民 規模擴張

消息人士說，談及中國的貧困人口，大多指向農村的農民。其實，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1年《城市藍皮書》稱，當前，隨着城市貧富差距的擴大，城市貧困問題 依然十分突出。近年來，儘管絕對貧困發生率呈現逐年下降趨勢，但相對貧困，特別是城市相對貧困發生率卻逐年升高。按照2010年《中國統計年鑑》數據，截 至2009年底，中國城鎮人口數為六億二千多萬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175元（人民幣．下同）。

基於統計數據測算，中國目前城市合理的貧困線大約在人均收入7500至8500元之間，貧困人口數大約為5000萬人，是目前低保標準和受保人數的兩倍左右。受到區域經濟差異的影響，其中東部地區貧困人口比重最低，東北地區和西部地區貧困人口比重較高。

隨着中國常住城市的流動人口增加，流動人口在醫療、子女教育、社會福利等方面的困境，將加劇城市貧困的發生，貧困家庭的兒童學業失敗、心理失衡和行為規範等方面的問題也普遍存在。因此，城市貧困人口的規模擴張和問題的複雜化，已成為影響城市穩定的一大隱憂。

據社科文獻出版社2012年2月發布的《國際城市發展報告2012》顯示，中國正在加速城市化。2010年，中國城化率為47％，預計到2020年將達 55％，未來十年將有1.5億農民轉變為城市居民。研究者指出，當前47％的城市化率仍有水分，是不完全的城市化，2010年中國城市居民在貧民窟的人口 比例仍佔到28.2％，比同期的印度還高0.1個百分點，顯示「城市鴻溝」已成為二十一世紀中國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發展的突出矛盾。

社科院專家指出，要縮小「城市鴻溝」，必須加快推進社會和政治體制改革，取消現有戶籍制度等制度壁壘，讓城市中所有居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

失地農民 立命無本

消息人士續說，中國正在製造新的弱勢特殊群體（失地農民），使脫貧致富平添新困難。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2011年8月初發布的《2011年中國 城市發展報告》指出；隨着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農村集體土地被大量徵用，失地農民作為農民中新出現的一個特殊群體，數量迅速擴大。

目前，中國失地農民的總量已達到4000萬至5000萬人左右，而且仍以每年約300萬人的速度遞增，預計到2030年將增至1.1億人左右。據抽樣調查，60％的失地農民生活困難，81％的失地農民對未來生活擔憂。農民上訪中60％與土地有關，其中30％又跟徵地有關。

土地是農民生財的重要源泉，失去土地便意味農民失去安身立命之本；與此同時，基於中國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的現狀和社會保障不完善等原因，許多農民進城後，淪為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遊民」，面臨精神上的「無根」狀態，成為社會穩定的隱憂。

社科院專家指出，「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長從依賴外需向依靠內需轉變，城鎮化被視為未來五年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最大動力。但不少地方官員仍然違法違 規徵地，造成大批農民失地失業，社會不公又再擴大，而相關部門卻對違法違規官員查處不嚴，難怪被失地農民斥為「官官相護」。

消息人士又說，為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當局於2011年11月29日召開中央扶貧工作會議，進行總動員；隨後公開發布《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亦即扶貧新戰略。

新戰略確定中國扶貧按照「鞏固溫飽成果，加快脫貧致富，改善生態環境，提高發展能力，縮小發展差距」的思路進行；並以十四個特殊片區為扶貧主戰場，其中西 藏、四省（青海、四川、雲南、甘肅）藏區、新疆南疆三地州此前已明確實施特殊政策，其他十一個則屬新「捆鄉」出現的「連片特困地區」，包括六盤山區、秦巴 山區、武陵山區、烏蒙山區、滇桂黔石漠化區、滇西邊境山區、大興安嶺南麓山區、燕山—太行山區、呂梁山區、大別山區、羅霄山區。

特困地區 脫貧最難

這些連片特困地區扶貧對象最多、貧困發生率最高、扶貧工作難度最大。這些地區生態環境脆弱，生存條件惡劣，自然災害頻繁，基礎設施和社會產業發展明顯滯後，貧困程度深，已愈來愈成為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的最大障礙，要改變其貧困落後面貌，必須舉全國之力打攻堅戰。

初步估算，新擬出的十一個片區包括505個縣，國土面積130萬平方公里，總人口2.2億，其中農村人口約1.9億。如果把西藏、四省藏區、南疆三地州加進去，國土面積更高達339萬平方公里，人口2.36億。

專家指出，片區脫貧必須完成六大任務：建設區域發展骨幹（基礎）工程、發展特色產業群、改善農村基本生產生活條件、發展社會事業、加強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和人力資源開發。任務之艱巨，道路之坎坷，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真可謂「中國脫貧致富路難行」啊！

2012年4月25日於北京

任慧文：中共面臨「人亡政息」考驗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012年3月26日在國務院第五次廉政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當前反腐倡廉建設與人民群眾的期待仍有較大差距」；「執政黨的最大危險就是腐敗。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政權的性質就可能改變，就會『人亡政息』。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極為嚴峻的重大考驗」。

接着，溫家寶提出為解決腐敗問題，2012年要重點抓好六方面工作，包括深入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推進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改革、深化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推進行政經費使用管理改革、加強行政機關和國有企業事業單位財政管理、扎實抓好反腐倡廉長期性基礎性工作等。

中共反腐專家指出，溫家寶的講話再次表達了胡溫體制的反腐決心，使人對尚有一年任期的溫總理再次寄予期望。但是，現任政府一年內要做好這六方面工作顯然是不 可能的，與其全面鋪開，不如集中精力先抓人民群眾強烈要求的、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連續七年推動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一抓到底，抓出成效，再推及其他。 如果胡溫能以犧牲精神，不遺餘力地抓好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人民永遠不會忘卻其功德！

監督權力 有所突破

據北京 消息人士透露，溫家寶在講話中把「加強督促檢查，研究推進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在一定範圍內公開」列入2012年要抓好的六方面重點工作的內容之一， 受到社會的廣泛注視。中共黨建專家對「研究推進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在一定範圍內公開」的解讀是，這裏所講的「公開」，應該是「向社會公開」，這意味 社會公眾可以作出監督官員財產及其他個人有關事宜的有效機制，使監督官員的權力從紀委擴大到社會，「社會」包括各界人士、社會團體、社會媒體等等，這是反 腐的一個重大突破。

如所周知，儘管一定級別的官員財產申報在官場已實行一段時間，但是對於民眾呼聲強烈的「公開」事宜，一直未有推進。也就 是說，只有申報（向紀委申報）沒有公開，導致訊息不對稱，無法做到真正的監督。溫家寶此舉是回應民意的鄭重承諾，也是進一步推動漸進式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 舉措。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在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同時又面臨中共十八大前夕各省市區領導換屆的政治敏感時段，社會矛盾更加突 出、社會衝突隨之加劇的情況下，溫家寶的講話，顯示高層有意通過行政體制改革，在行政審批、政府資源配置、財政管理等方面，引入社會力量參與監督，以利於 從源頭上治理腐敗，改變政府一直主導公共資源配置的局面，防止公共權力濫用和權力尋租，從而化解一些影響穩定的社會矛盾和衝突。

推動立法 阻力重重

消息人士說，使民眾感到鼓舞的是，不少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一直沒有放棄推動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連續七年向全國人大遞交盡快推動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議案 的全國人大代表韓德雲，3月在全國兩會期間透露，他的議案每年都得到相關部門回覆；中紀委今年回覆說，將盡快推動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進入全國人大立法程序。

但據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稱，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最大阻力是官員。有人大代表統計，接近97％的官員不支持財產申報制 度。可見，要推動建立這個制度，必定要承受巨大壓力；要排除這一阻力，頂層設計非常重要，應建立一個部門利益、行業利益、地區利益之外的改革協調機構，比 如改革之初的體改委，他建議由總理親自擔任體改委主任，才能衝破阻力。

事實上，有關部門沒有停止推動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今年浙江省、安徽省、南京市均有個別地縣試點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申報內容較廣，包括房產、現金、銀行存款、有價證券、基金、投資型保險、債權債務情況和投資創辦的企業情況等。

監察部部長馬馼表示，官員財產公示需要有個過程。有關部門已經進行了兩次官員重大事項報告，並作了滙總和評估，這些都是官員如實申報財產的基礎。

中國反腐專家指出，較之外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中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還處於探索階段，實施過程還存在核實困難、心裏牴觸、家屬障礙等問題。目前，中國應該做的，就是要加快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立法進程，使之早日納入法制化的軌道。

兩面人物 影響極壞

消息人士又說，中共面臨「人亡政息」的考驗，要經受考驗，最根本的是要加強執政黨的自身建設，始終保持其先進性和純潔性。權威人士認為，當前，保持執政黨純 潔性的問題更加突出，因為在黨員和黨員幹部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問題，有的理想信念不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缺乏信心，在大是大非問題上認識模糊、態度搖擺；有的作風不正，宗旨意識淡薄，事業心責任感不強，貪圖安逸，奢侈浪費，慵懶突出，對群眾利益漠不關心，對群眾疾苦麻木不仁，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 有的不講原則，奉行自由主義、好人主義，熱中於搞「小圈子」；有的為政不廉，無視廉潔自律要求，甚至利用職權謀取非法利益，違紀違法；有的黨組織對黨員、 幹部管教不嚴，監督不力，對發展黨員、選拔任用幹部把關不嚴，等等。

凡此種種，無不嚴重損害執政黨的純潔性，嚴重影響執政黨的執政地位的鞏固和執政使命的實現。

習近平在中央黨校春季學期典禮上講話時批評當下一些黨員領導幹部之所以走向違紀違法、腐化墮落的深淵，從根本上講是世界觀、人生觀這個「總開關」出了問題，喪失拒腐防變的能力。可謂點到要害。

中共黨建專家指出，種種現象顯示，近些年來中共黨內「兩面人」有增無減，他們一面是公，一面是私；一面是真，一面是假，而且往往隱藏多年，影響極壞。最近湖 南湘潭市依法清除的一個七年斂財二百萬元的「反腐清官」原該市副市長朱少中，就是典型的「兩面人」。可是有些地方在幹部管理上失之於寬、失之於軟，導致小 事情釀成大事件。有鑑及此，習近平提出建立健全黨員黨性定期分析、民主評議等制度。能否實施，尚待觀察。

任慧文：溫家寶宣示全面推進改革

在官方媒體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於2012年2月鄧小平南巡二十周年之際相繼發表文章，向海內外釋放中國將深化改革的重要信息後，社會熱切期待中國 領導人能於3月初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對改革有正面的回應，終於人們看到國務院總理溫家寶3月5日在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將「深入推進重點 領域改革」單獨成章，並列為中國政府2012年九大重要任務之一。

溫總在報告中六十八次提到「改革」，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正確抉擇，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繼續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等各項改革，破解發展難題。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溫家寶對改革的宣示，表明中國高層面對發展起來以後的種種難題，決心通過深化改革逐一破解，推動中國繼續發展前行。

六大改革 政改融入

據北京消息人士透露，溫家寶針對社會各界對深化改革的期待，在報告中明示：「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正確抉擇，必須按照科學發展觀要求，尊重群眾首創 精神，大膽探索，以更大決心和勇氣繼續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等各項改革，破解發展難題。」並宣布今年將深入推進六大重點領域改革：深化財稅金融體制 改革，推動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深化價格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積極穩妥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加快推進政府改革。

頗為引人注目 的是，溫在重點領域改革中多有回應社會公眾的訴求。如在「加快推進政府改革」中，明確提出：「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 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全面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尊重和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嚴格依法行政，堅決糾正有法不依、執法不 嚴、違法不究、粗暴執法、瀆職失職和執法腐敗等行為。

加強廉政建設，深入開展反腐敗鬥爭，扎實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和建設的各項長期性、 基礎性工作，着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大問題。嚴格依法設定、實施、清理、規範行政審批事項。嚴禁領導幹部插手政府採購、工程招標、土地礦業權拍賣等 經濟活動。嚴格執行領導幹部廉潔從政各項規定。加強行政監督、民主監督、輿論監督。堅決查處各種違紀違法案件，嚴厲懲治腐敗分子。」

又如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明確提出：「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嚴格規範國有企業、金融機構高管人員薪酬管理，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促進機會公平。規範收入分配秩序，有效保護合法收入，堅決取締非法收入，盡快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溫家寶對各項改革所提的具體要求，顯示決策層對經濟體制改革、對政法體制改革尤其民主法治有明確目標。由於政府工作報告是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的，可見中央高層對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有鮮明態度。

貧窮傳承 富貴世襲

消息人士說，在一些當年發表系列文章支持改革開放的專家學者，包括以「皇甫平」筆名發表評論的原《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看來，現在的中國被發展起來以後 的問題，層層堆疊裹挾，民眾對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做大了經濟「蛋糕」未獲分享頗有怨氣，這是政治體制改革滯後，與經濟體制改革發展不相適應所致。經濟是發展 了，但利益群體的分化日益明顯。階層的同化和世襲，已成當今中國的最大問題。一端是農二代、貧二代的無奈傳承；另一端是官二代、富二代的高調世襲。草根階 層失去向上流動的可能，在愈演愈烈的通貨膨脹中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階層因高房價等產生了嚴重的被剝奪感；新富階層出現嚴重的移民傾向；官商勾結的特殊利益 集團則陷入撈一把是一把的末世瘋狂。

周瑞金認為，要解決上述社會矛盾，實現共富，關鍵在於融化社會階層的「固化」，保障底層民眾有向上流動 的機會，實現機會均等，體現社會公平。為此，須要深化經濟、政治等各項改革，對貧富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教育資源進行均衡配置；還須要與特殊利益集團切 割，擴大市場進入，減少權力尋租和國資壟斷；更需要公務員和事業單位錄用人員的公正、開放，以及幹部選拔制度的規則化、透明化。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從治本觀之，全面推進依憲治國和依憲執政理應是改革的題中之義。應建立完善的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場經濟體制，最終推進中國從權威發展模式向民主法治發展模式的轉變，實現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和憲政社會主義的目標。

官無擔當 打工度日

消息人士又說，有些專家學者研究中國政經形勢後認為，目前中國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特殊利益集團的阻撓和改革的扭曲；另一方面是有些地方領 導層精神懈怠、能力平庸、脫離群眾、消極腐敗、不想改、不願改、害怕改。他們抱着「打工者」的心態，缺少創業者的擔當，敗壞了執政黨和政府的形象，組織部 門應趁換屆之年重組這些地方的領導層。

溫家寶在報告中還重申「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國策，顯然旨在希望各級領導層「強化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努力化解社會矛盾。這個問題雖然一年前已被中央高層提升到空前重要的地位，但仍未引起各級領導的普遍重視。

高層如此重視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主要源於社會深刻轉型的大背景。當經濟體制改革推進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必然觸及政治、社會更深層次的矛盾，這個機制以及管理方式也要隨之變化，才能及時化解社會矛盾。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中國發展到今天，「社會不公」問題成了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原因，也成了中國擴大發展和深化改革的主要障礙。有鑑及此，執政黨基於社會轉型的 需求，應實現以「社會公平正義」和「包容性增長」為中心的社會管理，建立良性社會運行機制，才能有效防範社會風險，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專家認為，這實際上 是以社會震動更小的社會管理來部分取代政治體制改革的使命。

2012年3月7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