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健民﹕何苦與一代人為敵？

從雨傘運動參與者對「初衷是愛」、「非暴力抗 爭」、「爭取真普選」的堅持，可見到和平佔中的理念已落地生根。但這場佔領運動是由罷課和「重奪公民廣場」所引發，參與者大多是學生或聲援學生的市民，令 佔領恍如一場學生運動。據一項在雨傘廣場進行的調查顯示，有六成的佔領者視學聯和學民為運動領袖。因此，林鄭月娥亦選擇與學聯展開對話，因為她明白到只有 說服學生才能化解這場危機。

學生與官員的對話所以贏得全城掌聲，是因為他們不卑不亢、有節有理。一位來自大陸的記者觀察如下： 一場英式辯論，兩小時過去，沒有人打斷對方一句話。這令人想起1989年北京學運領袖穿著睡衣和李鵬對話的一幕： 對獨裁者的挑釁和其後殘酷的報復。但香港學生這種克制是否便能避過悲劇的結局？

在對話中，政府高官說的不全是官話。民情報告和多方對話平台 都是實質建議，可惜是空有概念而無具體內容，市民看不透這些舉措如何能分解對假普選的不滿。我當然明白林鄭被更高權力縛着手腳，憲制改革亦無法「香港問 題，香港解決」。但令人失望的，是官員由語言（除了用英文名稱呼同學）、坐姿到眼神，都無法放下身段，感受學生對普選殷切的期望。圍觀者覺得政府缺乏誠 意，也就無興趣對兩項建議深究。

其實年輕人對普選的強烈訴求，早在民調中呈現。我記得幾年前中大一項民調發現近六成市民期望盡快落實普選。 我進一步分析，發現年輕人中有八成人有此訴求。去年6月中大的調查亦發現，在50歲的受訪者中，52%的市民不贊成用激烈手法去表達訴求，贊成的只有 24%。但在青年群體中（18至29歲），贊成的有42%，反對的只有24%，和上一輩的取態剛巧倒轉。這種世代的差別在這次雨傘運動中至為明顯。根據中 大傳播學院的調查顯示，市民對佔領行動意見分歧，有38%市民贊成，36%反對。但在15至24歲的受訪者中，有高達62%表示支持，30％表示一般，只 有7.7％不支持佔領，清楚說明這是一場過去與未來的戰爭！

年輕人想制度徹底改變

Saul Alinsky在Rules for Radicals一書的的序言中，描述1960年代美國年輕抗爭者的心境，和當下香港何其相似：他們對上一代經常掛在口邊的經濟發展沒有感覺，因為他們視 此為理所當然。但富裕社會帶給他們父母的是無窮的工作壓力、胃潰瘍、憤世嫉俗或者犬儒、爭吵或者離婚。他們不想重複成人的世界，他們追尋的是不同世代共同 渴求的東西——意義——我們的生命和世界存在的意義。他們似在搗亂世界的規則，事實是他們在尋找一種新的秩序。在抗爭中，他們要求即時和徹底的轉變。如果 寫劇本先是介紹人物和情境，第二幕是劇情發展至引人入勝，第三幕才是正邪大戰，今天年輕人想直接上演第三幕。就好像和平佔中的劇本是要透過佔領中環、和平 被捕、自我犧牲來引發一場覺醒運動，但年輕一代早已明白普選有真假、非暴力的道德力量，只是他們將之演化成一種更進取的抗爭方式，在公民抗命與war game間徘徊，甚至有部分人對「愛與和平」並不認同。他們想見到制度徹底改變，而不是另一場公民教育。

今天的大中學生，特別是中產背景 的，父母教導方式已經脫離傳統的家長制風格，學校教學方式亦較過往着重思辨和討論。因為facebook和其他新媒體平台，他們有能力擺脫主流傳媒的框架 去認識世界。他們嚮往的是平等、尊重、聆聽、對話、民主、自由、自主，他們討厭的是霸權、財團、官僚和一切庸俗、勢利的人和事。但我們的政府仍然眷戀着 1980年代前的殖民地管治方式，他們認為回歸以來的問題是政府有權不用，弄到刁民遍野。

你斷不能消滅整代人！

梁振英不明白 不發牌給香港電視，是對民意的蔑視，是違反政府公平、公開、公正的行事原則，是摧毁獅子山下的奮鬥精神。吳亮星亦不明白，他那愚拙而專橫的主持會議方式， 令年輕人醒覺到只要功能團體仍佔領着議會，政府那套發展主義的邏輯便可橫行無阻，目空一切。香港的愛國力量和一眾如陳淨心、李思傿、高達斌、傅振中、周融 等人物亦不明白，他們已將愛國愛港變成年輕人眼中最庸俗的言辭。而梁振英作為政府首長，將特區的政經結構以封建父權的形體呈現民眾眼前，特別惹恨叛逆期的 青年。據港大民調，梁振英支持率是23%，反對率是62%。但年輕人（18至29歲）反對率卻高達87%，可見政府是和一代人在戰爭！因此，建制派用盡一 切手段去抹黑雨傘運動受外國勢力控制，最終亦只會徒勞無功。因為你可以消滅泛民、佔中三子，甚至學聯、學民，但你斷不能消滅整代人！除非政府改弦更張，這 些吸過催淚煙的青年，血液裏都藏着抗命基因，未來的日子，將以不同方式與政府糾纏下去。

看着年輕的抗爭者，心裏十分矛盾。一方面欣賞他們無 畏無懼，一方面覺得他們的訴求不會在短期內實現。我們覺得雨傘運動已成果豐碩，他們覺得後退一步，便一無所有。我倒覺得年輕人有的是生命力，不應該因為一 次挫折而沮喪，更不應覺得無法迫使政府回應是一種失敗。因為真正失敗的是這個政府，他們失去你們，就是失去希望、失去未來！

作者是中大學者、和平佔中發起人

陳健民﹕沒有異象 民便滅亡

聖公會鄺保羅主教說：普選不是萬靈丹。

這世上根本沒有萬靈丹，丘吉爾甚至說民主是最差勁的政府模式——但比起任何試驗過的模式都好。想一想，什麼制度能保證選賢與能？能保證施政暢順？能保證社會和諧？現在的小圈子可以做到嗎？中國特色的普選可以做到嗎？

Karl Popper曾經說過，自柏拉圖起我們一直都追問覑「誰來管治？」這問題。但歷史上大多是昏君當道，聖君賢相幾希。因此，Popper認為真正重要的政治問題，是如何設計一個政治制度令失德或無能的統治者不會為社會帶來太大的災難。如果我們了解到毛澤東推動的反右、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對幾代人價值信念創傷之深，便明白到Popper所言甚是。諾貝爾經濟學得主Amartya Sen亦指出當代的饑荒（famine）只發生在殖民地時期的印度、大躍進下的中國和獨裁統治下的一些非洲國家，而從未在民主和有新聞自由的國家出現。可見沒有民主與政治自由，便難於制止政府做出極端的決策。

用最和平的方法   撤換失卻民心的領袖

民主最大的好處是用最和平的方法撤換失卻民心的領袖，毋須通過革命、軍事政變或者以「貪污與包庇妻子殺人罪」之名拉政敵下馬。假如香港早有普選，董建華不會連任，管治問題不會累積變成管治危機，搞出幾十萬人上街。如果我們有與普選配套的政黨政治，曾蔭權所屬的政黨為了尋求繼續執政，一定反對他讓香港空轉幾年。至於梁振英，如果2017年有普選，我看他還敢不敢在天水圍發表那篇撕裂社會的演說？

民主不保證能擇優（選賢與能），但勝在能排劣。這便形成一個開放的系統，讓人們在試誤（trial and error）中尋找治理之道。譬如有關自由與平等、生產與分配等永恆的兩難問題，與其依靠英明領導一錘定音，不如信任一個可在錯誤中改進的系統。但人們真能在錯誤中學習嗎？這便要看我們的批判反思能力以及如何保存集體記憶。知識界、傳媒、科研、文化及其他公民社會的部分都扮演重要角色。即是說，如果我們期待民主不單是一個防止濫權的權力轉換機制，而是能提高管治質素的制度，我們必須要發展其他周邊的制度及社會條件。因此，民主只能是解決香港種種問題的起點，而非終站。

民主如何成為解決香港問題的起點？我們談民主的價值時往往分為「內在價值」與「工具價值」兩個層次。民主的內在價值是政治平等，對於長時間被排斥在小圈子選舉以外的香港人，特別是公民意識日濃的年輕人，普選最少令人「順氣」。以尊重每個港人的政治權利換來的是政府的認受性（legitimacy），讓特首擺脫小圈子的「原罪」。

民主亦促使政府聆聽和回應公民的訴求，因此最能保障公民的自由與權利，這是民主的工具價值。但在公民權利以外，民主能促進經濟發展、廉潔和平等嗎？以經濟發展為例，Amartya Sen認為當中涉及許多因素，包括開放競爭、利用國際市場、鼓勵投資等，必須一併考慮才能論斷政治體制扮演的角色。民主國家中有富裕、有貧窮；有債台高築的，亦有量入為出的。從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報告可見，愈是民主的國家愈是廉潔。但在亞洲，新加坡與香港卻是最廉潔的社會，而像菲律賓、印度等民主國家卻甚為腐敗。再觀乎民主國家的福利政策，從台灣到美國到北歐，差距亦相當驚人。因此，民主的管治表現甚為參差。

即使民主的工具價值有限，對於感到公民權利日漸受到威脅的港人，實行普選仍是意義重大。如果沒有全面的民主，誰願意透過23條立法進一步加悤政府的權力？民主雖然不能保證經濟與社會發展，但沒有普選支撐的政府，從何獲得動力與授權，對抗地產霸權及在分歧的民意中推動有爭議的政策？

Amartya Sen在內在與工具價值以外，還提出了「建構性價值」之說。意思是民主的決策過程促進公民的互動和相互學習，有助形成社會的價值，增加社會的歸屬感。香港為了普選的問題爭駁經年，我們必須在2017年下定決心將此問題了結，然後將精力放在商討教育、住屋、醫療、環境等領域的願景與政策。最重要的是大家不再把這些問題看成只是政府的工作，而是大家共同承擔的事務。

當人有希望時 社會便有轉機

我在一次演講裏問聽眾民主能為香港帶來什麼？一位朋友說，香港空轉多年，如此下去，只會沉淪。普選最少給香港一個轉機——當人有希望的時候這個社會便有轉機！這段話令我想起一篇訪問「幫港出聲」發起人周融的文章。當問到他是否支持香港實行普選、會用什麼方法去爭取普選時，周融都沒有答案。他說現在過得一年得一年，如果給佔中搞亂了香港，還談什麼將來的事。在他心中，除了反佔中，好像沒有什麼希望。

「沒有異象，民便滅亡」（Where there's no vision, the people will perish）是聖經的金句。沒有願景、沒有盼望，人們只會醉生夢死，甚至唯利是圖。回答鄺主教的問題：民主不是萬靈丹，但會帶給港人異象。

作者是學者、和平佔中倡議人

陳健民﹕尊重歷史 面對現實——與周融談誰在擲石頭？

繼愛港力、愛港之聲等反佔中團體之後，周融先生牽頭組織了「幫港出聲」，於本月13日在11份報章以全版彩色廣告指摘佔中是「小數人的不滿」損害港人利益，猶如向中環的玻璃窗擲石頭。周先生更於翌日在本報發表一篇〈甘地，馬丁路德金，佔中理念和「抽水」王〉文章，指摘佔中三子歪曲事實來合理化犯罪行為，是世上超級無敵抽水王。

沒佔領首都 亦無帶來公眾不便？

我們明白到「非暴力公民抗命」對港人來說是一個陌生概念，所以預期有許多誤解和反對。我們要在一年前宣布這個計劃，便是希望透過對話以至辯論，讓港人明白普選的迫切性和為何要採取這種抗命手段。以周融先生一貫的立場和思維，領軍反對佔中是預料中事，只是希望大家辯論時能擺事實、講道理。

讀「抽水王」一文，如果不諳史實，會以為甘地便是採採鹽、織織布，馬丁路德金靠辦一場大型集會，便能爭取到印度獨立和美國黑人的權利。既沒佔領首都、亦無帶來公眾不便。但稍為理解公民抗命歷史的人都知道，他們推動的不服從運動，因為挑戰當時的法律和既有秩序，結果鋃鐺入獄、慘遭虐打甚至奉上生命。

甘地被不經審判送入監獄

「抽水王」文中談到的採鹽長征，其實並非像周融形容般的DIY玩意。甘地是要藉覑對抗生活小事上的不義，令群眾領悟自己龐大的力量，有權取回原本屬於自己的事物。他帶領數以千計民眾行走400 公里到海邊取鹽而拒絕交稅予政府，結果被政府不經審判送入監獄。詩人奈都夫人則率領2500名支持者，以最整齊的隊形步向達拉沙納製鹽廠，要求採鹽的權利。如果周融當時在場，他會說：「冤有頭、債有主，你們應該操向政府總部，為什麼要阻覑鹽廠開工？」當然印度民眾是不會理睬周融的。他們不惜以身試法向鹽廠推進，警察使用棍棒猛烈攻擊，示威者卻毫不逃避，任由警察打到頭破血流。事件迅速被國內外千多家媒體報道，引起公憤，逼令政府與甘地展開談判。

馬丁路德金在華盛頓集會上喊出「我有一個夢想」前，經歷幾多折磨和唾罵。當時美國南部實行種族隔離政策，一個黑人女士因拒絕在巴士讓位予一位白人男士而被捕。馬丁路德金便發起一場杯葛巴士運動，呼籲黑人徒步上下班，對抗二等公民的待遇。這個運動持續380多天，巴士公司瀕臨破產，連巴士司機（有黑人和白人）的生計都受到影響。政府以至教會內都有人指摘馬丁路德金破壞經濟，製造衝突。更有人寫信給他說：上帝既造黑人和白人，就表示上帝贊成種族不平等！

馬丁路德金的杯葛巴士運動

由於杯葛行動被視為觸犯當地法律，馬丁路德金被捕下獄。但為了實踐人人平等的精神，他在伯明翰繼續組織一連串「佔領行動」，前前後後被捕29次。公民抗命的確造成短暫的經濟和社會波動，是否值得承受這個代價端視乎社會的價值觀。馬丁路德金說：「在這裏從來沒有真正的和諧。有的只是一種建基於壓抑黑人的表面秩序。真正的和諧不單是沒有矛盾衝突，而是要讓公義彰顯。」他慨嘆在爭取平權的路上最大的對手不是三K黨之流，而是那些緊抱表面秩序的中產階級。他們總是說：我同意你的目標但不同意你的手段。但事實上，他們沒有做任何事情去追尋種族平等而只在反對公民抗命。

50年後的今天，我們會覺得種族隔離政策是匪夷所思。但今天香港的選舉制度何嘗不是違反公義？同是香港人，我們被分為有權在小圈子選舉中投票的「一等公民」和絕大多數被排斥在外的「二等公民」。在選舉法面前我們是人人平等嗎？這種不平等的制度不單令民眾難於監管政府，亦令人們不願意支持政府的施政。有識之士都知道如果2017年沒有真普選，政改方案沒法在立法會通過，現在的選舉制度原地踏步，政府無可能管治下去。

香港已站在政治懸崖邊上。假如這次政改失敗，社會矛盾會急劇惡化、更多中產人士會考慮移民。和平佔中是要為困境尋出路，我們將透過商討和公民投票提出政改方案。在中央政府拒絕兌現普選承諾時才會進行佔中，而且是非暴力、不拒捕、不抗辯。我們是要向全社會發出警報，並呼喚每一個公民反思能為香港民主付出什麼。和平佔中可能為市民帶來短暫的不便，這種不便是否值得，在乎大家心中是否只有「中環價值」。我們相信把假普選說成真普選，指鹿為馬，是非不分，那才是打破核心價值的第一扇窗，亦是一個城市沉淪的開始！

作者是和平佔中倡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