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恩榮、盧恩臨﹕下一步，如何走？ ——回歸及重構公民教育

10月8日，特首宣布接納「開展國教科委員會」的建議擱置《國教科指引》，又承諾在其5年任期內不會重推官方《指引》。「開展國教科委員會」主席胡紅玉指出因《指引》令人不安，故應擱置。她也指出擱置《指引》後，政府不會檢討、修訂《指引》，教育局更不會以此作為視學依據。「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雖對政府堅持不用「撤科」感到失望，但對政府的決定也表示「收貨」。簡單來說就是「回到起步點」，由各學校自決如何推行德育、國民及公民教育。

筆者對這發展深感不安，擔心學校自決會重回將公民教育非政治化（de-politicized）及泛道德化（moralized）的老路，意指公民教育只集中教授個人道德的議題而迴避政治課題。這做法是不恰當的，因為公民的定義是「在政治群體裏，按法律擁有權責和相關認同感的成員」，故此公民教育的核心應是政治教育。但是一直以來，大多數的學校都只集中教授學生科目知識、培育品德以備他們升學與就業，而忽略了「學校的公民使命」（civic mission of school），特別是其核心部分的政治教育。但香港正值民主政制改革、兌現雙普選之時，為維護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及香港的核心價值，新一代公民必須政治醒覺，並且具備相關知識及積極參與的態度和能力。筆者認為學校應積極承擔培育相關政治文化，建設有活力的公民社會的「學校的公民使命」。

具體而言，筆者認為擱置《指引》的下一步應是回歸及重構公民教育。首先，國民教育必須回歸公民教育，意指在公民教育的框架內教授國民教育。公民教育是國際上行之已久，也是港人一直信賴的學術領域，在當代公民教育論述中，公民是指「多元公民」，即個人同時可擁有多種公民身分，例如地方、國家、世界等。國民只是「多元公民」的一部分，絕不可以部分取代全部。而公民教育涵蓋面比國民教育廣闊，且強調包容性強的普世核心價值，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公義等，比起具排他性及可能激起民族矛盾的國民教育更廣為國際社會接受。

重建公民教育課程

重整公民教育則是指學校應以政治教育為核心來重建公民教育的課程。根據Heater (2010)，知識方面應包括與「法律／民事公民身分」、「政治公民身分」和「社會公民身分」相關的知識，此外也要培育相關的「美德／價值觀」、「認同感」和「知性及行動技能」。而以民主教育、人權教育、法治教育、國民教育和世界公民教育為五大焦點的《學校公民教育指引1996》可算是一本相當有價值的參考。筆者明白教師們一直對「政治」非常敏感，所以在教授公民教育時會傾向避免政治議題，而揀選培育道德價值的題材，但這做法實不利於香港民主化的發展。當然，筆者亦理解教師對政治灌輸的憂慮，但只要公民教育是由受過相關專業培訓的教師教授，強調多角度及批判性思考，相信教師可持平地教授有關政治的內容，現行的通識教育的模式可作為借鑑。

至於政府方面，筆者認為它應透過公平和透明的資助程序以資源來協助學校和公民社會推動有助香港民主化、捍衛人權及香港核心價值和培育國民身分認同的公民教育，而各持份者的積極參與更是監察和確保有關措施落實的力量。筆者期盼這次由國民教育所激發的「危」，可以因覑各持份者的積極參與而化為有助香港民主化的「機」。

參考文獻：

Heater, D. 著（2010），郭台輝、余慧元譯，《公民身份——世界史、政治學與教育學中的公民理想》。

作者梁恩榮是香港教育學院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副總監，盧恩臨是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高級研究助理

梁恩榮、鄧秀貞﹕國民教育與少數族裔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下稱《指引》）其中一個大缺失是假設香港是一個同質的華人社會，對於居港非華裔人士來說，藉國民教育來培育他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身分認同和歸屬感，根本上是緣木求魚。對於居港非華裔人士來說，培育對香港本地的身分認同和世界公民的視野，比培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同更重要和更有意義。由此可見，《指引》根本上是完全忽略了居港非華裔人士的需要，不利於建構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

簡單來說，國民身分認同可從兩個面向凝聚。其一是從文化入手，即以大地山河、悠久深厚的歷史、文化和傳統來建構，稱之為「文化國民身分認同」（cultural national identity），另一個面向是「政治國民身分認同」（political national identity），是公民對國家的憲法和政治體制的認同，例如在民主國家，公民因能藉覑參與來影響國家的施政，因而產生認同和歸屬感，可稱為「公民國民身分認同」（Civic national identity），意指「不論任何文化及傳統上的差異，國民都有同等權利參與和影響國家政策」，而這些同等權利都是建基於一些普世價值，如人權、民主、公義等，由這樣產生的認同有利於多元文化社會的凝聚。對於培育國民身分認同，上述的文化身分認同和政治身分認同兩者都同樣重要，缺一不可。

一直以來，因覑香港公民教育的非政治化和避免觸及敏感的中國政治議題，香港國民身分的培育都只側重文化身分認同部分。其實只談中華文化認同而非一個完整的國民身分認同，即以文化身分認同取代國民身分認同，實在有偷換概念之嫌。對於超過1.4萬名就讀於主流中、小學的非華裔學生來說，上述有關中國大地山河、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學習，雖可加強他們對中國的認識，但無助於建立他們對中國的國民身分認同，因為這些歷史和文化實在離他們很遙遠；故此，以「文化認同」來培育非華裔學生對中國的國民身分認同實在是徒勞無功。

政府應推廣多元公民教育  不是國民教育

至於「政治國民身分認同」方面，現實情更不樂觀。簡單來說，非華裔學生根本不可能對完全排拒他們參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體產生任何感情，因覑一黨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是一個「公民國家」，因此「公民國民身分認同」對凝聚多元文化的功能，在處理培育非華裔學生的國民身分認同之議題上完全不派用場。換句話說，不論是從文化身分認同或是政治身分認同兩方面來培育少數族裔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身分認同和歸屬感都是徒勞及不合宜的。

早於去年諮詢期間，融樂會亦曾有提及這問題。於其提交立法會回應國民教育諮詢的文件中提到：「教育當局假設香港所有學生都是『華裔』或是『中國人』的身分，漠視香港作為一個多元文化和多元種族的國際大都市，強行灌輸中國文化及中國人身分認同予其他族裔居民，反映了課程的單一化，欠缺種族敏感度之餘，亦對香港少數族裔欠缺關懷及其文化的尊重。」直至現在推出國民教育的《指引》，這個問題仍然沒有改善。

基於上述的分析，我們認為對於少數族裔學生來說，培育他們對香港本地的身分認同和世界公民的視野，才是重要的議題。例如，老師可考慮利用不同機會來鼓勵同班同學互相認識不同族裔的文化，培育尊重多元文化的態度。因此，政府推廣的應是多元的公民教育，而不是國民教育！其重點是香港本地的身分認同和多元的世界公民視野，接收了少數族裔學生的學校請多加注意。

作者梁恩榮是香港教育學院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副總監，鄧秀貞是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高級研究助理

梁恩榮、盧恩臨﹕「國民教育」與獨立課時

筆者曾在7月3日《明報》「觀點版」指出，在當代公民教育的論述中，公民是指「多元公民」，國民只是多元公民的一個環節，故此，公民教育是一個比國民教育涵蓋面更廣闊的理念；而國際文獻也指出，在一個民主社會或民主制度在發展中的社會，帶有排他性的國民教育必須定位在包容性較強的公民教育的框架下。因此《德育與國民課程指引》仍堅持以國民教育命名，是缺乏理據的。在下文的討論，我們會採用公民教育的命名來討論獨立成科的問題。自《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諮詢稿》發布以來，教師一直對推行公民教育是否必須獨立成科也有不少爭論。我們認為是否用「科」來命名並不重要，最重要是必須有獨立課時。

「公民」的定義

因覑香港公民教育長期的非政治化，不少教師理解公民教育為道德教育和價值教育，以為只需要教學生堅忍、誠實和包容等私德，已經算是完成了公民教育。因此，他們認為透過身教或在課外活動推動公民教育已經足夠，並不需要在課堂中教授，更加不需要獨立課時，故此任何教師都能應付自如，也不需要專門的培訓。其實，這是對公民教育的誤解。「公民」的定義是「在政治群體裏，按法律擁有權責和相關認同感的成員」，故此，政治教育才是公民教育的核心。因此，公民教育除了個人修養、道德、人際關係等外，更重要的是相關的政治知識和概念，例如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的學與教，並且要將這些觀念應用於不同範疇。例如在分析中國的民主進程時，必須知道什麼是民主、各種不同的民主制度及中國的政治現，才能討論中國的民主制度該怎麼發展。公民教育不單有豐富的知識內容，其所涉及的價值都是與公共領域有關的道德價值，大都牽涉較為複雜的概念，例如公義、和平、人權、愛國等。由此可見，必須有獨立的課時教授，否則不可能有效地進行上述知識和價值的學與教。

也有一些教師擔心若公民教育獨立成科，課程及上課模式會變得沉悶及沒有彈性，其實這也是一個誤解。在教授上述的知識和價值時，在傳統的講課外，老師可採取多種不同的教學模式，當中有不少是生動有趣的，常用的包括「爭議性課題教學法」、「體驗式學習」、「服務式學習」、「價值澄清法」和「道德兩難」等，若有需要，更可引入「倡議取向」的非政府組識協助教學，這些教學法都可令學生在各種不同的活動中同時學習公民教育知識和體驗及實踐所學。明顯的，若要有效運用上述教學法，獨立的課時是必需的。

上述的討論清楚指出獨立課時的必要，至於如何騰出課時，筆者認為應由學校自決，估計大都是將現存與學習相關的知識和價值的課時重整，加強一直被忽略的環節，特別是政治方面的學習。但更重要的是老師能掌握上述的政治概念和與公共領域有關的道德價值，及能靈活運用上述教學法。換句話說教授公民教育的老師一定要有相關的專業培訓，才能勝任。英國最近一個學術研究的結論可作為我們的借鑑，它指出一些公民教育成效較理想的學校推行的公民教育具有以下的特點：

第一，公民教育必須在獨立的課時進行，而每星期必須至少有45分鐘的課時；

第二，教師必須曾經接受公民教育或相關的培訓，一般德育和個人及社會教育的培訓也是不足的；

第三，必須設立考核。

本文已詳細討論第一及第二點。至於第三點有關考核方面，在香港是最具爭議的，留待有機會再深入探討。

作者梁恩榮是香港教育學院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副總監，盧恩臨是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高級研究助理

梁恩榮、鄧秀貞﹕一份「指鹿為馬」的課程指引

經歷了差不多一年的諮詢，今年4月底推出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雖然已有一定的進步，例如回應了部分的公眾批評和建議，於《指引》中作出了修改，包括將原先只在世界範疇出現的如人權、法治、民主、公義等普世價值加入包括國家範疇在內的各個生活範疇，又提出可探討「國家於普世價值體現的問題及處理」，亦列明教師「不應該迴避討論爭議性議題」等。換句話說，教師不需要迴避選用合適議題，包括李旺陽、六四學運等事件，來討論一黨專政、民主中國等議題。

縱使如此，筆者仍然認為《指引》不可接受：從學理上說，現時《指引》的內容根本就是公民教育的內容，《指引》的圖1.5，正是文獻所記載「多元公民」的示意圖，清楚指出國民教育只是「多元公民」的一個環節，絕不可以部分取代全部。但在政治正確的壓力下，《指引》採納了涵蓋面較細的「國民教育」取代「公民教育」作學科的命名，這自相矛盾的做法，在學理上犯了錯誤，也留下壞榜樣：為了政治正確，就可不辨是非，指鹿為馬。

為了政治正確，就可不辨是非

近日的「國民教育教材」傳聞，再次引起公民社會對國民教育的強烈憂慮、不滿和反彈。最近有報道指教育局邀請了國內知名教育學者、有共產黨員背景的檀傳寶教授設計國民教育科的教材。在處理這些容易激起公民社會反彈的敏感教材時，教育局的做法實在是火上加油。根據筆者理解，雖然曾到英、美及日本等地交流的檀教授思想較開明，但他對香港情認識有限，加上他是國內道德及政治意識形態教育的專家，長期沉浸於國內強調「四個堅持」及不容爭議的政治意識形態教育，與香港強調藉討論爭議性課題來培育批判性思考的公民教育大相迥異。不單如此，整個由政府主導的教材製作過程並不透明，運作可謂黑箱作業。小組中除了檀教授外，還包括哪些成員、有沒有本地相關學者、小組成員是如何及根據什麼條件被委任、小組何時開始運作、本港教育同工可如何影響教材的製作等，統統是一個謎。上述的疑團，使人擔憂這些極可能主導學校公民教育的教材，會淪為灌輸不容爭議的愛國主義的工具。

其實不少教師、學生，以至社會人士對國民教育抱持懷疑，甚至不信任和否定的態度，並非單單是對「國民教育」這幾個字的捕風捉影，而是現時香港政治氣候未能給予公眾信心所致，特別是對候任特首在維護「一國兩制」下香港的高度自治及其核心價值，包括民主、人權、法治、公義等的決心抱有頗大的懷疑和憂慮。在這種懷疑和憂慮下推行國民教育，只會徒增不安！

若然教育局因政治正確的需要，堅持推行《指引》，首要措施是減低社會尤其是教師和學生的疑慮。透過「陽光政策」，包括公開教材製作小組的成員名單，加入本地相關學者和前線教師於製作小組，公開教材的稿件及內容讓教育界和公眾人士評審、修訂等。教育局更應鼓勵多元參與，包括資助公民社會製作教材，以豐富公民教育的多元想像和論述。然而，更根本的做法是暫緩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推行，以修訂後的指引為基礎，再次諮詢，特別是其定名，在得到教育界和社會廣泛的同意下，才落實執行。否則，只會加強公民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加深現有的矛盾和不穩！

作者梁恩榮是香港教育學院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副總監，鄧秀貞是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高級研究助理

沈旭暉：《公民教育，香港再造！》序

在香港學術界，有一項十分著名的民調，追蹤回歸前後香港人的身分認同，選項包括中國人、香港人、中國香港人、香港中國人、英國香港人等。這研究被一些政客評為「政治不正確」、製造社會分化，反映出相關議題已不容易被視之為純學術的討論，但與此同時，近年香港本土意識抬頭，港人對身分認同愈來愈關心，也令公民教育、國民教育及相關議題得到廣泛注視。

然而社會每談及身分認同，往往予以非黑即白的處理，對「公民」與「國民」的分別、「批判思考」與「知識傳送」的關係，都缺乏嚴謹的批判認知。在西方學界，“nation”、“state”、“country”等字彙，俱有各自清晰的定義，學生對不同範疇的身分認同有較佳掌握。但香港的社會，「愛國感情涵蓋一切」的呼聲開始出現；至於甚麼才算是愛國、怎樣才算是盡公民責任、兩者是否完全銜接，這些問題卻經常被按下不表。結果，每有針對身分認同的教育改革推出，必然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爭議，但爭議到了最後，往往變成政治炒作，有價值的討論被一筆勾銷，不但無助於建立成熟的新世代公民社會，還會製造人為的內耗，這實教人遺憾。

香港特區實行一國兩制，而上述的現象不單在「兩制」下的香港出現，也在「一國」內出現了。近年「中國模式」的研究興起，國情班教導我們：中國很大，國情十分獨特複雜，中國必須走自己的路，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世上自然沒有可以絕對劃一應用的公式，但在「中國模式」內部，卻也難以劃一規範。例如為甚麼保釣是愛國，但保釣示威卻要被打壓？怎樣才算是按法律賦予的人權參與示威，怎樣才算是尋釁滋事？怎樣對國家提出批評才算是建設性地愛國，怎樣的行為會變成顛覆？為甚麼「維穩」作為一種狀態，卻會被當作一種價值（value）來追求？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學生求學時必然會遇到的迷思，當中涉及公民教育、政治教育、國民教育、德育等不同體系的分工和互動，不能輕易以標準答案一錘定音。

本書由研究香港教育政策多年的梁恩榮博士和阮衛華博士合著，正是以梳理上述迷思為出發點，系統地帶領讀者從香港公民教育的歷史談起，不但分析了公民、國民及道德教育對香港的影響，亦把國民教育置於政治及全球視野之下作深入考察，對相關教育改革進行了一次抽絲剝繭、瞻前顧後的縱論。梁恩榮博士與阮衛華博士不但是相關議題的權威，也是身體力行的教育工作者，理論與實踐兼備，是對大眾闡釋這議題的最理想人選。本書不但適合教育工作者和學生，更值得香港和內地政府官員認真參考。

梁恩榮  阮衛華:《公民教育，香港再造！迎向新世代公民社會》

前言（節錄）

在檢視當代公民教育的世界趨勢時……其中三個是與香港社會發展有密切關係的……民主教育、人權教育和國民教育。

這本是一本以政治為導向的公民教育專著。雖然這取向與香港學校公民教育的主流取向相違，但我們卻認定公民教育的核心是政治教育，因為「公民」的定義是「政治羣體的成員」。根據現今公民教育理論，一個公民可以同時屬於不同「政治羣體」，擁有不同身分；若以地域來理解「政治羣體」，這觀念包括本地、國家、洲際和世界等不同層次的羣體。故此，公民的概念，涵蓋了本地公民、國家公民、洲際公民和世界公民等多重身分。換句話說，於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世界而言，「公民」就必須是「多元公民」(multiple citizenship)。根據這個理解，公民教育就是培育政治羣體成員的教育，與政治必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非政治化的公民教育實在是有嚴重缺失的公民教育。當然，支持公民教育非政治化和惟道德化的論述，有其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理據，而本書個別章節也會詳述這些論點。但整體而言，我們認為隨著香港的民主化發展，非政治化的公民教育實不能回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亦不能負起塑造民主文化的重任。無論個人的判斷如何，不少香港「八十後」和「九十後」青年，已投入了各類型的政治參與活動，諸如六四晚會、遊行、公民抗命，這是不爭的事實。非政治化和惟道德化的公民教育，實在與時代脫節，不利香港發展。

於本書中，我們從過往多年來於各學術期刊發表的文章中，挑選一批內容與政治教育相關的文章，加以改寫和翻譯，結合成書，深盼與各關心香港政治和公民教育發展的有心人相互切磋。而編輯本書時，我們認為香港公民教育的發展，實需要回應公民教育的世界趨勢和香港社會發展的需要；在檢視當代公民教育的世界趨勢時，我們亦留意到不少重要議題正在冒起，其中三個與香港社會發展有密切關係的議題是：民主教育、人權教育和國民教育。

「民主教育」對香港的發展極為重要，因為雖然香港的民主發展一波三折，前路仍充滿困難；能否順利在2017年及2020年以全民普選形式選出特首及全體立法會議員，亦是未知之數。為了確保民主政制能成功發展，我們需要培育與民主政制相配合的民主政治文化，更需要以民主政治文化來推動民主政制的進一步發展。故此，我們選擇了四篇文章，都是與教授民主政治、培育民主政治文化相關的，組成本書第二部（「是政治教育而不是政治灌輸」）。

第二個重要的國際議題是「人權教育」，這也是與香港社會發展息息相關的。香港是一個國際都會，1997年之前，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共簽署了十四條國際人權。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後，更加入了《殘疾人士權利公約》。雖然香港的人權記錄較大多數亞洲國家為佳，人權和法治亦為香港的重要核心價值，但普遍而言，港人重視人權的文化和對人權的知識仍是薄弱的。近期筆者與香港教育學院同事一起進行的研究指出，香港教授高中「通識科」的老師們的人權和法治意識較為薄弱，實不利於培育重視人權的文化。造成這些不足的成因有很多，但政府長期以來不重視人權教育則是其關鍵所在。為了加強港人的人權意識，以及確保相關的法律能夠落實，香港實在需要加強人權教育。故此，我們選擇了兩篇人權教育的文章以組成本書的第四部（「講人權但不講行動？」）。

第三個在國際上冒起、而又與香港有密切關係的議題，就是現時受到廣泛關注和引起激辯的「國民教育」。這議程對新成立、需要團結鞏固的國家，以及全球化下的發達國家，都同樣重要。香港已回歸中國超過十年，培養國民身分認同是重要的；然而，與此同時，隨著世界各地，特別是南亞裔人士來港定居，香港社會變得更多元化，故此，香港的國民教育既要處理國民身分認同，亦要為容納不同文化社羣提供空間。此外，國民教育更要回應兩個重要議題：「國民教育的非政治化」，以及「培育擁有甚麼質素的愛國者？」我們選擇了第十、十一、十二、十三章和一個附錄組成本書第三部（「國民身分大作戰」）以回應上述議題。我們認為本書第三部建議的國民教育，比教育局剛提出的諮詢文件《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諮詢稿》所提的，更合理和切合香港的需要。

本書最後一部，即第五部「公民實踐：由服務、充權到社會公義」，當中的兩篇文章，希望表明「只有講述、討論、研究而沒有實踐、行動的公民教育是死的」；因為，若只有頭腦知識、思考方法，但沒有心、沒有行動，是不會帶來改變，不會使學生充權，也不會增進社會公義的。第十六章「由慈惠到社會公義」和第十七章「公民參與和學生充權」，分別從兩個個案研究，探討如何從服務學習和校政民主化的實踐和參與中，使學生體驗充權並向社會公義邁進。文章指出，只有認定學生是「此時此地的公民」，公民教育才能體現在學生的生活中。

本書的出版，希望能引起更多關心香港政治和公民教育發展的「有心人」的關注、討論、研究及回應；而就相關的實踐和方案，若本書能給大家提供有用的參考資料，筆者們亦當感到萬分欣喜了。

編按：梁恩榮博士與阮衛華博士合著的《公民教育，香港再造！──迎向新世代公民社會》由「印象文字」與「香港基督徒學會」於十一月聯合出版。

余若薇、張炳良、關信基、甘國臻、張超雄、張銳輝、沈旭暉、龔立人 聯合推薦。

梁恩榮 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及領導學系副教授, 管治及公民研究中心副總監

阮衛華 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及領導學系助理教授

趙文清: 香港國民教育之思

寫作此文之前，我與負責編輯的麥小姐通電話，她告訴我不需要有太多疑慮，就算是認為香港人確應接受國民教育也無妨，可以大膽寫出心中想法。大概許多人都會以為，一個年輕人從內地這樣不自由的地方來到香港，一定會從此對「國民教育」深惡痛絕。但實際上，我確認為香港人需要一定的國民教育。只不過問題在於，什麼樣的國民教育才適合香港？香港的小朋友應該要成為何種「國民」呢？

香港人對中國的地理、歷史以及文化傳統的認識之差，往往令我們這些初來乍到的大陸人驚訝。曾經有一次，學校張貼了魯迅的文章《紀念劉和珍君》，一位香港同學讀了之後覺得很「贊」，特意走來問我「這位劉和珍君是不是日本人呀？」可能有人會說，美國人也常常不知道林肯何許人也，香港人不知道貴州不是杭州，劉和珍君不是日本人又有什?所謂呢？的確，一個年輕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也不會影響他的生活，但我們真的要讓香港的下一代變成如此缺乏常識的人嗎？再者，香港地窄人多，環境狹逼，往往會令人的目光局限於方寸之間，而忘記了九龍新界之外還有廣闊的世界。香港的小朋友如果能夠嘗試走出這個被過分保護的小天地，相信對他們的成長是會有益處的。

但我也不是不知道香港人的恐懼。

如果在街上，你看到一個凶神惡煞的男人，褲子破了洞似乎是個窮人，但手上又戴著勞力士金錶叫人看不透。你會有膽量走近他身邊，甚至與他攀談嗎？這就是中國大陸：孔武有力卻沒什麼素質，有些人似乎很窮吃不飽飯，有些人卻又富得令香港人驚訝。試想一個喝牛奶講牛津英文長大的小孩子，突然被告知說這個人才是他的生父，又能夠作何反應呢？

「國民教育」是不是「政治教育」？「國民」這兩個字當中包含的到底是什麼樣的心思？坦白說，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否應該減去「國民教育」中的意識形態教育。我甚至希望大陸的小朋友都能夠自由的學習，但似乎在能看得見的未來還無法實現。我只知道能夠對抗意識形態的只有批判的思想，只有思想才能選擇自己的路。應該要想的是如何在「國民教育」中融入批判思考，讓香港的年輕人自己去思考對與錯，事實與謊言，最終做出屬於自己的「國民」選擇。我相信香港依然能做到，讓「國民教育」不只說「Like」也說「Dislike」。

香港人不應該因為政治而開始瞭解中國，更不應該因為政治而抗拒瞭解中國。我們所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國」，要成為怎麼樣的「民」？我在中國生長了十八年，卻還是沒有一個好的答案。這個國家有歷史，也有政治；有高山大河，也有陰溝腐渠；有美麗的人，也有醜陋的事。這是最好的國家，還是最壞的國家？總要親眼去見一見才知道。

趙文清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生

戚振宇: 腦殘思維與國民教育

今天是魯迅誕辰130周年，我便想起了一些關於魯迅文章的軼事：在我讀中學的時代，魯迅的文章是語文科目中最為重要的課文，考試必考，金句必背，像《紀念劉和珍君》、《藥》、《阿Q正傳》、《孔乙己》等等都是爛熟於心的經典名篇。我常常納悶，為什麼語文課本如此青睞他的文章，後來終於在考試中找到了答案：魯迅對舊社會無情的揭露和批判，會讓我們對於新社會的認同感油然而生。搞了半天，原來一切都是為階級鬥爭服務。我想魯迅他老人家活到今天，必然會被這幫混蛋氣得七竅生煙：「我對官僚主義和反人性的鞭撻批判竟成了你們維護官僚特權踐踏基本人權的合理化依據。」一個反洗腦的鬥士竟成了洗人腦的工具，人世間最悲劇的事也莫過於此吧！

不過前段時間，魯迅的文章又開始紛紛撤出語文課本，以上提到的經典名篇一概被剔除在外，無一倖免。感嘆「鐵打的課本流水的兵」之餘，也不免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為什麼彼時的「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此刻會淪落到這般田地？原來是那幫人發現當下的新中國比之魯迅所批判的舊社會「黑惡」程度只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總有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士以擁護魯迅為名，實行煽動顛覆為實，為免瓜田李下，授人以柄，還是統統撤下，免得多事。

雖然這是件小事，但我覺得它很有意思，背後折射出的是當權者一種把百姓當白痴的腦殘思維：給你們看了魯迅的文章，讓你們見識了舊社會的種種苦難，你們就必然會對新中國產生一份認同一種熱愛，就會覺得生於新中國是何等榮耀，長在紅旗下是何等佳美。倘若你不按照他們的既定模式思考，便會被判為異端，輕則上不了大學，重則考不上高中，總之處處碰壁，命途多舛。這種教育思維將人假定成一種計算機的程序，而當權者則扮演了程序員的角色：只要你給他們輸入A他們就必然會出現B，只要你不輸入C他們就決不會產生D，通過重複的灌輸和信息的摒蔽，就能達到思想控制的目的。例如在他們的觀念裡，你看了看魯迅就會擁護共產黨，唱了唱紅歌就是自己人。反之，你聽了聽郭德綱就品味低俗，上了facebook就思想反動。

而最近的港府似乎也被中央統戰，準備明年在全港中小學上馬「國民教育」作為回歸十五周年特別獻禮。國民教育本無可厚非，許多國家都會將其列為基礎課程，旨在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增進學生的公民素養，讓學生能夠尊重多元文化，認同普世價值。但港府的國民教育目的似乎不隨潮流隨中央，其目的乃在於讓學生建立身分認同，增進學生的愛國情感，混淆國民教育與愛國教育，模糊了公民教育與政治教育。不僅目的隨中央，其思維方式似乎也與中央一脈相承，以為升一升國旗就升起了濃濃愛國情，遊一遊山川就遊出了身分認同感，看一看奧運就看出了正確價值觀。殊不知這樣的腦殘思維往往會導致目的和結果南轅北轍，就像前一段時間新浪微博強行發給每個用戶的闢謠通知，結果大家都把闢謠內容反著看，微博闢謠變成了微博爆料，搞得當局的宣傳部門好不尷尬，最後匆匆收場，儘管我天天苦守微博闢謠，但新浪卻再也沒給有我發過闢謠通知。

我不知道港府的國民教育會不會搞的和新浪的微博闢謠一樣虎頭蛇尾，但我想如果國民教育若是按照這種侮辱人類智商，褻瀆上帝創造的思維方式進行下去，恐怕難有什麼好結果。人是一種有靈性的動物，你可以終結一個人的生命，卻無法讓他發自內心的認同你。我想無論是對國民身分的認同還是對愛國情感的培養，其必要的前提便是這個國家夠可愛。「可愛」並不是說它有多麼繁榮昌盛多麼堅不可摧，而是這個國家維護公民的權利，尊重公民的表達，崇尚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博愛等等普世價值，讓這個國家的每一個國民都能有尊嚴的活著。如果我的國家是這樣，不需要什麼國民教育，更不消什麼世博奧運，就算它千瘡百孔、百廢待興，我都會對它愛愛愛不完。但若一個國家把國民當奴隸對待，把愛國者當罪犯囚禁，用推土機黑監獄秘密警察對付她的老百姓的時候，就算它經濟實力再雄厚，政治影響再強大，誰又會以作為她的國民為傲呢？

戚振宇  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生

梁恩榮、鄧秀貞﹕學術自由 由「教院風波」談起

轉眼間「教院風波」已過去了5年，相關人士各有發展，留任的留任，離開的離開，風波早已沉寂，教院上下已重新上路，為正名而努力。不過，這場干擾學術自由的風波其實從來沒平息過，尤其近兩年更愈演愈烈，受影響的不止是教院，而是整個學術界。

教院風波於學術自由的重要性在於，它是第一件在香港司法史上留有註腳的事件。作為一種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學術自由以明文法律保障是必要的。《基本法》第137條載「各類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在憲法層面上保障了香港享有學術自由；夏正文法官於2009年回應政府因教院風波而尋求司法覆核的判辭，則在香港司法史上首次記下對學術自由的演繹：官員與學者交換意見，甚至激辯，只要過程中沒有明示或暗示威脅學者所任職的院校或學者本人，都不算是干預學術自由，因為官員也享有言論自由，雖然他也承認這做法對學者可能會造成寒蟬效應，令學者感覺受壓。夏法官的判辭肯定了學術自由，並在司法上保障學術自由不受任何外力所干預，尤其是將來或會出現的23條立法的陰霾之下。

除了司法上的保障外，學界同心捍衛學術自由，也是極為重要的，但令人氣餒的是，現時大專界要維持團結變得愈來愈困難。現時大專院校的工作環境已大不如前。隨覑教授終身制的沒落，合約制的大量湧現，加上各式各樣以管理主義為本的評核方法、院校間強烈的競爭等，校園內充滿了不少不安定的因素；加上對本土和應用性研究被忽視，使學者難以安心地按學術良知來各抒己見、各展所長。為了保住教席，特別是以合約聘任的年輕學者，無可避免要專注應付院校對研究和出版的要求，或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向當權者、向利益低頭。

其次，在沉重的工作壓力下，學者輕忽了「薪火相傳」的重要性。以教院為例，「教院風波」在這5年來都甚少被提及，新來的同事和同學，對過去的驚濤駭浪全不知情。這種歷史的割裂，猶如六四事件一樣，沒過問、沒相傳，然後就不知情，最後就會遺忘。然而鍾庭耀、成名等學者被針對、批評的事件再次印證：歷史不該被遺忘，因為教訓不被牢記，過錯會再重蹈──學術自由是會再次被剝削、被侵犯、被踐踏的。

擊退踐踏人權的來犯

學術自由強調自由地研究、探求真理和理解事物，是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主要動力、重要基石。學術自由不單是學者的事，像其他有關信仰、言論和思想自由等權利一樣，學術自由是普世性的人權之一，也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與社會上各個群體息息相關。但不幸的是，社會大眾普遍不覺得學術自由跟他們有關連。當學術自由受到打擊，就如隔岸觀火一樣，沒察覺失去學術自由，信仰、言論和思想自由也缺乏了堅實的基礎支持。故此，我們需要透過教育，特別是人權教育來提升公民重視和捍衛諸種人權的政治文化，齊心捍衛公民的人權。

德國牧師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曾經說過，如果保持沉默，不為公義發聲，最後所有的反對聲音都會被消滅，任何人都自身難救。一旦學術自由失守，社會各界很快會被牽連。立法會在3月12日完成了特別會議，總共有36個團體及個人就學術自由議題發表意見，可見學術自由仍是受公眾關注的。但願透過公民社會的同心協力，我們能擊退各種踐踏人權的來犯。

作者梁恩榮是香港教育學院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副總監，鄧秀貞是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高級研究助理

梁恩榮、盧恩臨: 港人的公民身分競逐何去何從﹖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博士自1997年起每年最少進行兩次「市民的身分認同感」民意調查，一向以來都「相安無事」，但最近一次的調查受到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公開批評，指調查將港人的身分分為「香港人」、「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等8個選項，是「不科學」及「不合邏輯」的。筆者認為郝先生的批評並不合理。

公民身分可以從主觀和客觀的角度來理解。客觀角度是指以客觀準則決定一個人的公民身分，當中最重要的是「法律地位」（legal status），舉例說，假若我們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則我們既是香港公民，亦是中國公民，而主觀角度就是指身分認同感 （identity）。

「法律地位」與「身分認同感」

從客觀角度來看，郝先生指香港人理所當然地是中國人是正確的，但是，很多時個人的主觀感受與客觀事實並不一致。鍾博士的民意調查是從主觀角度來分析 市民對不同身分的認同感，當然有機會出現與客觀事實不盡相同的情。這正是郝先生忽略之處。其實，深入了解港人抱持不同的身分認同的主觀原因，再對症下 藥，對於加深港人對「中國人」的認同有莫大裨益。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多元身分認同」並不罕見。一個人可同時屬於不同的政治群體，這些不同的身分認同可以是階級性的（hierarchical），甚至是互相競逐的（competing）。簡單來說香港公民的身分認同大致可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一直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公民；

‧第二種是一直都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公民，這些公民在外在壓力和經濟誘因下，仍然堅持香港人的身分，一旦面對強加的外來挑戰時，不但不會屈服，反而會作出反彈，他們所堅持的「香港人」身分會變得更加清晰和更具抵抗力；

‧第三種是認為自己擁有雙重身分（「香港的中國人」或「中國的香港人」）的公民，他們大都採取了「分隔」的策略 （compartmentalize）來處理雙重身分所引致的張力，在經濟和文化方面會認同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傳統文化，但在政治方面則認同西方的政治文 化，重視自由、法治等價值。

香港回歸中國後，隨覑香港與中國在經濟等方面愈走愈近，港人對中國的認同感應該逐漸加深。但是，從鍾博士是次的調查結果顯示，港人對「中國人」的身 分認同感跌至12年新低，這正正響起了警號，提醒中央政府反省對香港的管治策略。要提升港人的身分認同，應減少負面因素（Duckitt，2003）和加 強正面因素（Huddy，2003）。如上文所述，由於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公民一旦受到外來的壓力，不論是真正的壓力還是感知的威脅 （perceived threat），都會作出反彈，更加堅持自己的「香港人」身分。中央政府打壓言論和示威自由、企圖利用國民教育灌輸「愛國精神」等做法只會令認為自己是 「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或「中國的香港人」的公民更加疏離和採取更強的「分隔」政策。從此角度來看，郝先生對鍾博士的研究加以批評打壓，只會弄巧反 拙，令港人反抗心更強。因此，中央政府應停止一切打壓維權人士等引起負面影響的行為。

受到外來壓力 更堅持「香港人」身分

此外，Huddy（2003）指出若兩個群體能分享共同願景及共同參與實現願景，有助拉近距離及加強融合。在經濟的層面上，中國已成功躋身國際舞 台，若中央政府能更積極落實「一國兩制」，重視香港的特色，即是尊重法治、人權和自由等普世價值，並確認和珍惜香港在促進中國與國際價值接軌上的貢獻，相 信更有助於加深港人對「中國人」的身分認同。

Duckitt, J. (2003). Prejudice and intergroup hostility. In D. Sears, L. Huddy, & R. Jervis (Eds.),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pp. 559-600).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ddy, L. (2003). 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ohesion. In D.O. Sear, L. Huddy, & R. Jervis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pp.511-558). New York, Y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梁恩榮是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副教授，盧恩臨是高級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