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智﹕在人大框架之下邁向真普選？

佔領運動有曠日持久之勢，政府多次強調在人大框架 之下無法滿足學生要求，建制提出的改革暫時仍屬小修小補，改變不了提名委員會等於預先篩選的大局。到底在不推翻人大框架的前提之下，2017年特首選舉有 沒有邁向真普選的可能？筆者作了一個大膽的想像實驗，認為空間絕對存在。政府所謂的做不到，非不能也，實不為也是。

在人大框架的眾多要求當 中，最難處理的一項是「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2至3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現在香港政界的普 遍理解是提名委員要就每一位參選人投一次票，或每位提名委員有3票可投給各參選人，而參選人的得票要排在頭3名並且多於600票的，才能成為正式候選人。

別要說泛民不能同意，這種安排對政府管治威信來說也極為不利。因為它沒有客觀標準，變相鼓勵參選人在這個階段便嘗試把其他的參選人踢出局，互相抹黑和收買提委將會變得極為嚴重，最終使得新任特首在當選之前便已毫無威信可言，進而迫使中央政府要力挺一個永遠民意負數的特首。

然而，上述的理解是建基於假設人大框架中的那兩句話是指同一個程序。但是我們要注意這兩句話之間的標點符號是一個句號而不是一個逗號，如果我們把「半數以上的支持」和「產生2至3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分拆開來理解，變成兩個完全分割開的程序，則有破局的可能。

破局的可能

首先，我們可嘗試用更廣闊的方式來理解和體現「半數以上的支持」這項要求：提名委員會以過半數的方式通過一個處理參選人資格的方法，凡是通過這個方法的參選 人均被認定為已獲得「半數以上的支持」。例如提名委員會可先按《基本法》第73條第9款訂立對特首參選人資格的具體標準，即當認為該參選人已有「嚴重違法 或瀆職行為」時，可取消其參選資格。如遇若干比例的提名委員按上述具體標準作書面聯署指控，則可委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負責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調查。如該 調查委員會認為有足夠證據，則交回提名委員會以過半數方式決定是否褫奪其參選資格，其餘的參選人則一律視為通過。

上述的操作方法符合人大框 架，提名委員會的否決權仍然完整。方法只是針對行使這個權力的程序作出明確規定，確保不被濫用為參選人互相攻擊抹黑的工具，保障選舉莊嚴。如果有實證指明 某參選人勾結外部勢力，則已經明顯地「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其參選資格可按程序被褫奪，充分保障國家安全。

凡通過上述程序者的參選人都 可視為「準候選人」。由於已經滿足了「半數以上的支持」的要求，產生正式候選人的程序則可視為第二步，和第一步完全無關，重新開始。我們可安排提名委員會 成員每人投一票，票數最多的3位「準候選人」便成為正式候選人，從而滿足「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2至3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要求。

由於現時選 舉委員會的產生方法促使當中有接近八分之七的委員都由建制派所壟斷，如果我們規定提名委員會最多可提名3名候選人，同時透過改革提名委員會的產生方法使得 非建制派的委員可佔最少三分之一的位置，即可基本保證不同政治取向者也能成為正式候選人，「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2至3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要求也沒有被偏 離。

中央確信要在普選「有角色」

上述對「半數以上的支持」和「產生2至3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細化解讀是一整套的建議，缺一 不可，只有同時實施才可能說服市民。當然，從真普選的立場來說上述方案距離理想還有很遠。但在不推翻人大決定的前提下，上述方案應可最大程度上讓不同政治 取向者獲得候選資格，成為一個中途方案。

回到現實，筆者不太相信上述這個卑微得不得了的方案會被中央考慮。佔領運動發展至今，並不可能只是 因為中央基於人大框架不能推翻的面子問題而不肯妥協，而是中央確實相信要在普選當中「有角色」。這個角色，說穿了，就是中央要有能力在選舉前排除任何參選 人，而且不用提供具體理由。這個完全脫離香港政治現實的要求，恐怕才是佔領運動仍然持續的最根本原因。

梁啟智﹕問題當然不是愛國愛港

政改諮詢正式展開，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表示行政長官需要「愛國愛港」是不言而喻。公眾對此說法特別關心，因為按此進路，其中一個可能的理解就是提名委員會以保障「愛國愛港」為名，以「機構提名」的方式篩選候選人，在政府的眼中是合理合法、毋須討論的。

已有不少論者論及提名委員會篩選候選人如何違反民主原則，筆者在此要進一步提出所謂的「愛國愛港」只不過是偽命題，重點在於此項「標準」於實際運作時所帶來的問題。如果「愛國愛港」變成了參選的前設，而且由提名委員會負責把關，只怕更有可能發生的是提名委員會的成員會亂用這個權力，屆時於提名過程表現出來的明爭暗鬥將會相當難看，香港政壇將會再一次敗壞人前。

讓我們重新想一想「提名委員會篩選」在理論上的運作方式：中央政府不能接受某些候選人，提名委員會則以中央政府在港代理人的姿態禁止他們參與。莫論這做法是否合乎民主原則，實情是它連傳達中央政府意志的功能也做不到，因為在上一屆的特首選舉當中我們已經學懂了兩點：所謂「建制派聽從中央」並不絕對，而「中央政府意志」也不一定只得一個。

回想唐梁對決，已見選舉委員會制度之荒謬。建制派表面上等待中央政府確認誰是「真命天子」，實情卻向候選人為自身和個別業界套取好處。同一套制度搬到普選特首，恐怕會變成候選人之間互揭黑材料，在提名委員會確定候選人名單之前便以「愛國愛港」為藉口數臭對手。要是對手愈有實力，就愈要想方法借提名委員會之手使之不能參選。相對於為「 愛國愛港」把關，筆者只怕提名委員會最終只會演變成鹇心鬥角的名利場，場外的市民有票猶如無票。

另一個更麻煩的問題，是所謂的「中央」到底是誰。如果說篩選是為了確保所有候選人都是中央可以接受的人選，那麼當中央政府的不同派系對此釋出完全相反的意見時，提名委員又會如何自處？同樣是唐梁對決，也有分析認為和當時中央政府內部的派系角力有關。當香港的政治前途變成了北京中南海宮廷鬥爭的伸延，對香港的繁榮穩定又有何好處？最高興的，可能只有某些提名委員，又可以乘機向候選人套取更多的延後利益。

何必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表面上看，在當前的中國政制之下，香港特首固然不能處處和中央政府對覑幹。不少香港市民對這個篩選候選人的目的並不排拒，大概也有此考慮。然而，理論是一件事，實際操作又是一件事，當提名委員會得到了篩選候選人的權力，往下來所誘發的政治亂象恐怕就不為香港市民甚至是中央政府所能控制。提倡此等權力的現選委會成員，到底是為了減少中央和特區的摩擦，還是藉機為自己累積更多的權力，不可不察。

其實《基本法》已規定特首要向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負責，條文寫得相當清楚，如將來竟有特首違背也大可以按相關的法律程序制裁之。早前有建制派中人論及政黨政治時，認為事前獲政黨推舉的特首也可以過橋抽板，不一定就受到制約；同一道理，就算我們對特首的參選者的政治取向作事前考核，也難保他朝不會反口覆舌。既然提名委員會篩選候選人極不可能達到其原來目的，卻甚有可能衍生出一系列無謂的政治鬥爭，香港市民又何必自己拿起這塊石頭，走去砸自己的腳？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土耳其忽然很「香港」

文 梁啟智

如果不是太太要去伊斯坦布爾開會，自己打算借機一起去放年假，筆者大概也不會對土耳其的局勢有多少關心。上周初，土耳其的示威畫面走進香港的電視新聞，計劃中的旅遊景點變成警察和示威者的衝突現場。土耳其到底怎麼了？

香港來自土耳其的學者不多，半年前倒有幸認識了Murat，他在大學兼教的科目剛好從前曾經由筆者負責。本來只是抱尋找旅行貼士的心態對談，職業病發作話題很快便轉到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的在地演變。他先說堅尼系數高企，再說政府大搞私營化和收編傳媒，然後又說警察失控濫權… …聽聽，他對土耳其政局的批評怎麼竟然和我們對香港的不滿如此相像？

佔領加濟運動

問﹕身為一個土耳其人，過去這兩周你是怎樣過的？

答﹕過去兩個星期，我完全緊貼在屏幕面前，透過社交網絡跟進「佔領加濟運動」（Occupy Gezi Movement）的展開。和很多人一樣，因為主流媒體對於示威沉默不言，我主要透過facebook 和 Twitter來跟進事態發展。這次抗爭運動的其中一個特點，就是主流媒體在最初數天明顯地默不作聲。到了今天，主流媒體的報道也是頗有選擇性和偏見。這使得行動者要依賴facebook 和 Twitter來傳播信息，無數的部落格和網站也建立起來發布新聞，這點也阻礙了抗爭運動的擴大。

當土耳其媒體不作報道的時候，公民也就要依靠社交媒體和國際新聞來跟進事件。

問﹕這原來是一件怎樣的事情？

答﹕開始的時候，這本來是一場為了保衛一個公園的和平靜坐，現在已演變成一場跨國運動，覆蓋所有土耳其城市，並且有土耳其裔離散社群和國際團結組織的支持。回說五月二十七日，一群為數不多的環保行動者開始和平靜坐，阻止伊斯坦布爾市中心最後的一片綠色公共空間，也就是加濟公園被摧。當防暴警察使用過量的武力對付這小數的非暴力示威者，事情就走向意料之外，進展成一場反專制的社會運動。

在過去的九天（編按：至訪問當天），不同背景的示威者自發地走上街頭，他們同樣反抗執政的正義和發展黨（AKP）專制政策，尤其體現在他們對首相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觀感。警察不斷與他們衝突，至今已確定兩人死亡，數以千計的示威者受傷，當中包括數十人被警察粗暴地以氣體罐和高壓水炮施射而重傷。現在的抗議已擴散到差不多所有的主要城市，當中以三大城市﹕伊斯坦布爾、安卡拉和伊茲密爾聚集了最多的示威者，也見證了最暴力的衝突。

警察的氣盛

問﹕對，我們在電視也看到很多衝突。

答﹕其實自從2008年以來，催淚彈已被愈來愈慣常地隨意和過量用來對付異議團體，無論是足球球迷還是工會行動者也好，使得首相埃爾多安已被冠上「化學塔伊普」的惡名。警察的行為在正義與發展黨之下，已變得愈來愈像一個民兵部隊，尤其是他們對自由派和左派團體更是當作是敵人一樣對待。警察的氣盛也是動員加濟公園抗爭的重要催化劑，早前就有這樣的一個例子﹕有個婦人好心送食物給警察，數分鐘後警察卻把她連同其他人一起毒打。政府和其支持的媒體正在忙於把示威者描述為正在意圖發動政變的邊緣和激進的組織，但是其實絕大多數的示威者都是普通公民，沒有政治聯繫，當中很多年輕人更是第一次參與政治抗爭。

問﹕是否就是政府的強硬態度帶來了激烈的反抗？背後還有什麼原因？

答﹕儘管許多新聞報道和學術分析都集中以埃爾多安的自負、傲慢和大男人主義來解釋這次激烈的反應，我也想強調後面一些更大的力量和過程。沒錯，埃爾多安拒絕妥協及家長式的態度使他成為一個發泄不滿和團結不同團體抗爭的清晰目標。事實上，埃爾多安已經變得脫離現實，對運動的飄忽反應更明確顯示出一種偏執的心態。很多公民和知識分子也相信只要埃爾多安「不再執迷不悔」和道歉，事情就會立即回復正常。這種想法確立了埃爾多安有如新一代鄂圖曼帝國蘇丹的形象，也把多個角色和系統性的議題簡化為單一角色的主觀意志，儘管這個特權角色是處於一張更廣闊的權力關係網當中。雖然如此，埃爾多安其實更象徵了組成正義和發展黨霸權的經濟和政治聯盟。我認為如果我們忽視專制資本主義的全球興起，什葉派和遜尼派在中東的宗派政治的興起以至土耳其在敘利亞內戰當中的介入，美式文化戰爭來到土耳其社會背景當中，以及新自由主義對工人權益、公營事業、公共空間和社會福利的攻擊等等，我們就不能理解現時土耳其的狀。

我們要注意到土耳其經濟增長的同時，社會經濟不平等正日益加深。土耳其的堅尼系數在經濟合作組織的國家當中游走於榜尾位置。政府正在無情地把公共土地和公共事業私有化，又在修建堤壩等的能源計劃時忽視受影響人群的生計和環境價值。土耳其有世上最多的公民因為恐怖活動的指控而在囚，關在牢房的記者數目也在世界排列前名。異議記者經常失去他們的工作，新聞自由排在世界末端。言論自由正在受壓。正義和發展黨又選擇性地利用遜尼派伊斯蘭原則的符號和慣例來訓示公民生活，使得非穆斯林、非遜尼派穆斯林少數、無神論者和世俗主義者感到被排擠。與此同時，政府又借用美式文化節生的方法，通過一系列具爭議性的法例，透過禁止中止懷孕來侵犯女性的生育權，引入「安全過濾」來管制互聯網的應用，還有最近用法例來限制賣酒和喝酒。

土耳其之春？

問﹕有些西方媒體把這場運動稱為「土耳其之春」，你怎樣看運動的走向？

答﹕有些評論把現在的情稱為「土耳其之春」，然而儘管群眾對專制政府政策的反抗同樣突如其來，社交媒體和國際支持對抗爭的展開同樣有關鍵角色，但相對來說也有不同的地方。最重要的，是雖然正義和發展黨與其領袖埃爾多安之間的分別日益明顯，公眾對正義和發展黨的支持仍然相當強，過去三次大選所得的選票都有進帳。話雖如此，很多正義和發展黨的支持者也開始感到心淡。事實上，這場運動當中有很多都是大學生、中學生，只有很小部分人要求軍隊介入，要挑戰整個政府。諷刺的是，政府和其支持的媒體選擇區分「好的示威者」和「壞的示威者」，不斷製造「恐怖分子」的標籤。有一點必須注意，就是行動者本身也在安撫和拉攏不同團體到他們當中，拒絕分化。

這次運動成功團結了不同的政治行動以至不同足球隊的支持者。現在要說這次動員會走向什麼方向還是言之尚早，儘管我們一方面聽到動人的社群經驗，卻又有令人憂慮的激進團體正在鼓吹武力。這是一場大眾的運動，主要由沒有組織的群組所組成。他們的成功不但震動了政府和世界，就連示威者本身也感到驚奇。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對於我來說，對於現狀的恐懼、無奈和絕望，經已被公民對行動力量和民主參與可能帶來改變的認知所蓋過。

問﹕還有什麼想和香港的讀者說的？

答﹕我們要把抗爭運動放在全球掠奪和愈來愈專制的新自由資本主義當中，明白到軍事化的警力和共謀的媒體正是其工具，使得我們的生計以至我們身為民主公民的權利也受到威脅。我想香港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也能對土耳其的兄弟姊妹們伸出支持之手。

什麼人問﹕

梁啟智，在香港中文大學負責學生活動和社區聯繫，數年前也當過漂流講師。原來對土耳其政治一無所知，發現當地處境竟然和香港的有點相似

什麼人答﹕

Murat，土耳其人，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地理學博士，陰差陽錯來到香港擔任兼任講師，尚在學習香港政治是怎麼的一回事

梁啟智：給研究院內地同學的一封信：中港矛盾的另一章

{編按：中大領袖培育課程副主任梁啟智過去幾個月，被新聞系邀請，擔任該系研究生課程的講師，在傳播理論之外，談談香港社會，梁啟智說，他班上非常多內地生。近年香港經常有聲音指，本地大學濫收內地生，梁啟智的課程到尾聲，臨別秋波，他寫了這封給學生的信，評台獨家收錄。他會談談何謂大學，又該如何在族群衝突下，面對我們的香港。}

致：二零一三年畢業班

上星期在火車上遇上你們班的其中一位同學，提起你們已經是最後一週上課，很快就要畢業了。光陰似箭，我還記得你們第一天來到新聞系上學時的樣子，都是剛剛來到香港，躊躇滿志，各式各樣的事物正在等待發生。一轉眼，你們很快就要離開校園了。據說你們有些計劃留港，也有很多決定回去。無論前路如何，相信過去一年都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我猜你們都有留意到，近來有香港的本地學生投訴內地學生佔去研究院的大多數位置，認為對他們不公。這些說法固然有其漏洞，然而許多內地同學看到這些言論後反應激烈，同樣無助澄清問題。我想分享一下我們可以如何應對。

報讀自資課程 並非霸位

這些說法最明顯的漏洞，我想你們也很清楚：僅僅看研究生人數當中的內地生比例，不足以說明內地生有否佔用本地資源。研究院分自資課程和資助課程，而當前最受內地生歡迎的，是自資的授課式碩士課程，你們所諗的課程就屬於這種。這種課程是大學的賺錢項目，大學從內地生身上賺到經費；與此同時，一大批的年輕人來到香港生活，每天午餐吃碗雲吞麵也是個開銷。對於這些新增的經濟活動，我們可以支持也可以反對，但將之理解為「霸佔本地資源」則肯定是個不準確的說法。

對於自資的授課式碩士課程，在學術水平把關的前題上，我看不到有太大問題。反正不佔公共資源，任何人有興趣在大學多待一會，也很該歡迎的。在我認識的學生當中，為興趣的人最快樂；也有些是為升職的，但我很少見到他們畢業後真的獲得晉升；也有的在學習的日子找對了姻緣，臉書上貼上結婚的喜訊後就再沒有其他消息。這些，也沒有所謂，畢竟我們無從預知學校的時光會如何改變一個人往下來的路。當然，也有些院校亂搞這些課程賺錢，質素沒有保障，浪費報讀者的金錢和青春。這兒的問題是在於「濫開課程」，而不是「濫收學生」，成功入學的才是苦主，不如不讀還好。

但我更有興趣討論的，是那些政府資助的研究型課程，也就是要做研究、帶學生、拿獎學金，寫博士論文的一種。因為涉及公共財政，我的要求會多一些。在這方面，我們的大學有沒有「濫收內地生」呢？依我的經驗來看，肯定有濫收，但濫收的不止是內地生，連本地生也濫收了。

學生「讀博」只為文憑 教授濫收博士生為廉價勞動力

要回答這條問題，我們先要處理一個定義：甚麼是「濫收」？這兒我們觸及到一個很核心的問題：讀研，尤其是「讀博」

，其實是為什麼的？是為了人類知識的追求？是為了滿足對世界的好奇？還是為了履歷鍍金？怕畢業等於失業，找個借口在學校多混幾年？如果是後面兩條的話，抱歉，你本來就不該進來研究院。誰收了你進來，就是「濫收」，不管你的戶口原籍何處。

很不幸的，在香港各院校的研究院，我常常碰到後面兩種的「研究生」。最近我認識到一位朋友，他這年第一次來香港教書，剛好被編到要向學系的博士生教授該學科的哲學思想史。很不幸，這位朋友雖然很用心教導，對學生的要求在一所一等院校來說也一點不過份，卻引來學生批評不斷。在這些學生的眼中，他們只想完成博士導師交給他們的工作，對於整個學科的一些重大問題沒有看法，也不感興趣。這位朋友大感不惑，反正這科既不考試，就連評級也不用，既然「讀博」，何不享受一下閱讀的樂趣？可惜，這些所謂的博士生只不過是其博士導師的廉價勞工，連他們自己也沒有把自己當作學者。

更奇怪的是學系竟然向這些學生屈服了，要求這位朋友不要對學生要求太多，隨便過關便算了。事實上，學系隨便的派他這位新丁去執教這樣重要的科目，也看得出他們對此僅當作是聊備一格，而不是學系的靈魂。我和這位朋友說，沒辦法，很可能這個學系本身也沒有好好想過要培養怎麼樣的學者，只把政府資助的學額當作是領取廉價勞工的配額。這，就是我理解的「濫收」。

這並不是個別例子，類似的情況在不同院校都有耳聞目擊。回到本地生和內地生的討論，曾有同事和我提過，他所處的學系確實特別喜歡招內地生，理由是他們「人在他鄉」，當廉價勞工的時候也會特別賣力。在這樣的一個環境當中，我其實覺得能考進去讀研的，比不能考進的可憐，因為它只為了消耗你的歲月，而不是要把你培育成為一個能夠通盤思考的學者。如果真的要抗議的話，最少在我提到的例子當中，應該是本地生替內地生感到不值才對。考不進去的，其實是逃過一劫。否則，到你拿到博士的銜頭，卻沒取得博士的頭腦，在職場路上不就更為尷尬？

大學只重國際期刊出文 忽視教學、本土學術發展

再說遠一點，現時香港的院校評核制度，強調教授在外國學術期刊出版論文的能力，本地的應用研究和社會服務則嚴重忽視。如果後者的比重加強，本地學生考研的優勢也會大幅提升。如果真的要為香港的學術發展思考，與其把矛頭針對於另一批的學生，何不把質疑整個學術環境的問題？

說到這兒，我要同時指出一點十分重要的提醒：那些「反對濫收內地研究生」的說法雖然很可能是捉錯用神，無助於他們的本土訴求，但也千萬不要輕視或過於批判。這個議題本身可能是選錯了，但背後所顯示的憂慮卻是確切的。過去十年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影響已經遠遠超過了基本法訂立的範圍。許多明顯是香港內部事務的議題，中央政府都毫無保留地干預。不是香港這個「孩子」變得「不聽話」，而是中央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違反了對港人的承諾，這才是中港矛盾的根源。當然，在當前的政制之下，港人沒有可能對此向中央政府問責；對於很多人來說，他們可以做的，就是在香港本土處處防範。

事實上，我們也得考慮到尺度的問題。美國人口三億，每年接收過百萬移民也不是問題；再者，美國的政治制度已經十分成熟，外來移民可以帶來各種口味的街頭美食，卻不會動搖得到美國的立國之本。相反，香港的政制發展還在萬難當中舉步為艱，對外來的影響自然會特別敏感。我雖然很希望香港可以變得更為開放多元，但我也不敢對於那些擔憂外來移民問題的本地人過於苛責。

大學裡沒有國藉 你們都是學者

這些，都是客觀背景。那麼，身為一個在港內地生，又可以怎麼辦呢？先做好自己吧。一直以來，無論是在美國、在內地還是在香港，我對學生都有一個要求，就是在你踏進教室的一刻，你的主要身份就不再是中國人、美國人，還是歐洲人。不，你是一名學者，你的反應和你的態度都要從學術出發。我很強調這一點，因為我自己也做過一個留學生，人在外，身份認同的矛盾會更加突出。當別人批評自己所來自的地方時，很容易便會武裝起來，無論原來在家時有多麼的不滿，一到外邊就覺得有必要為同鄉說一點所謂的公道說話。但這種態度很不適合學術研究，我們可以拿自己認識的情況出來分享，卻不應因此規限自己能作出的結論。

我很慶幸，在我們這一科當中沒有出現這些問題。我們這一科談的是香港社會與政治，在當前中國矛盾日益嚴重之際，這其實是一個很敏感的科目。幸運的是過去數十年來有很多用心的香港學者研究各種本土問題，我們可以從他們的分析有系統和客觀地求證。例如內地政府對香港的各種優惠，許多都是言過其實，甚至是無稽之談。反過來說，港人《我至叻》式身分認同背後映照出的各種矛盾，已被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研究學者批評。這些，都已有很實在的研究分析支持，協助我們脫離在網上罵戰的水平。

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以此態度面對中港矛盾的議題。你們是勇敢的，你們來香港之前，肯定已經聽聞過當前中港矛盾之種種亂象；但你們嚮往香港的自由和開放，選擇來這兒學新聞，看一看這個你們想像中的自由地方是怎麼樣的。我們的課程主任也說得很明白，我們這兒教的是一套不能在內地實行的新聞觀，你們還是要來學，怎麼不能說是勇敢呢？

可能是專業的關係，你們這一班有很多機會接觸香港的各個階層。兩年前的區議會選舉，我要求的其中一份功課就是要你們的師姐師兄在一個選區蹲點，把這個選區所有「蛇齋餅糉」等等的社區政治紀錄下來，結果不少做得比本地媒體還要出色。在香港諗新聞的內地生，不得不提一下張潔平。她是誤打誤撞的來香港諗新聞的，結果畢業後很快便拿了人權新聞獎，進而是年度記者獎，她的烏坎追訪深入細緻，又不流於理想主義。早前《陽光時務》有劉夢熊爆料，她當時就是執行主編。你說如果香港要反對內地生，就連潔平也一起反了，不會是很可惜嗎？

反過頭來，確實又有很多內地生來到香港之後，把自己困在內地生的圈子當中，不肯去認識香港社會，就連對香港事物的解讀都是背誦新聞聯播的台詞。我記得你們的課程主任找我教這一科的時候，我差不多是第一時間就答應了。他說，每年有這麼多內地學生來香港諗新聞，如果只是埋首於傳播理論當中，不同一時間也學習一點關於香港的事物，未免過於浪費。我本來不是新聞系的教員，要和你們上課還得先向珠瑙必計的人事部請假，但能夠和中國新一代的新聞工作者上課，這種機會是推辭不了的。

在香港當內地生，還要是研究生，先天上有不少困難。相對來說，大學對本地生的服務周到得多。就以我們學校為例，本科的內地生都會學粵語，學校還會安排本地生、內地生和海外生一起到附近的社區做義工，探訪老人院和傷健中心等等，認識維港夜景以外的香港。當研究生的，就很靠自己的積極性了。

現實中的香港，固然不如想像中的美好。如果在過去一年，香港讓你感到失望，我並不會感到奇怪。今天的香港連香港人自己也討厭，帶著美好願望來到香港的又怎能不夢想幻滅呢？就說新聞自由這一項，香港的排名已經比瓦魯阿圖還要低了，這還是個學新聞的好地方嗎？很明顯，這些問題，都會迫使我們不斷的反思和探索﹣﹣但轉個頭來，迫著你去思考人生，不正正就是研究院的本義嗎？

世界再紛亂也好，畢業才是起航。謹以此文祝福你們，前路無可估計。

梁啟智 

香港中文大學

梁啟智﹕內地媒體中的香港「奶粉荒」

香港社會高度關注奶粉供應問題，港府建議限制旅客自攜奶粉離境。這個建議在內地引起許多不滿，認為香港「忘掉自由市場之本」。買不到奶粉，香港家長固然不滿，港府提出限帶離境，又到了內地民眾不滿。在「奶粉荒」之下，中港矛盾正在進一步加深。

瀏覽網上論壇，不難發現內地網民對港府的建議甚多意見，認為這又是香港針對甚至歧視內地的又一措施。查看內地傳媒，同樣見到不滿之聲正在發酵。以《南方都市報》為例，就刊出了題為〈限制奶粉輸出，撼動自由市場基石〉的評論。鳳凰網的「財知道」網站，則更發表長篇訪問，狠批香港「欺負外地消費者是搬石頭砸自己腳」。

對於此等批評，相信大多數港人都會感到無法理解。搶購奶粉的問題已經在香港造成了嚴重的市場混亂，這些評論怎可以「惡人先告狀」？細心分析之下，原來這些評論所描述的根本不是香港的現狀，從而得出港人難以接受的結論。

在這些評論當中，內地人來港買奶粉是正常的市場行為，香港的轉口港角色自開埠以來已經確立，所以他們認定香港是因為排外而忘本。然而港人每天所經歷的，卻不止是普通旅客購物消費，更是走私集團有組織地在零售點掃貨，然後濫用客運通道過關，不可能被當作是正常現象。隨便訪問一個東鐵線的乘客，都可以說出這些所謂的水貨客如何連背包的牌子款式也是一模一樣。如此大規模的逃稅行為，怎可能和普通旅客購物消費相提並論？但這些「水貨大軍」的畫面，在內地媒體卻甚少出現。

再問下去，問題源於中港邊境之間存在兩種通道。正當商人要出口港版奶粉到內地，走貨運口岸的話就要繳交進口稅和銷售稅，又要面對較嚴格的食品安全檢驗檢疫。以螞蟻搬家的方式分批從客運口岸過境，卻有可能免去這些成本。當本來應由批發市場和貨運管道處理的轉口業務，變成了要由零售市場和客運交通所分擔，其社會代價可想而知。然而這個問題的重點，在內地的評論當中同樣幾乎隻字不提。

內地信息嚴重閉塞

說到這兒，我們已看到中港矛盾日益加深的其中一個主因：內地信息的嚴重閉塞。內地媒體報道香港消息，絕大多數情況下只能在主旋律下說香港的情況有多好（而這又是基於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支持），對於中國內地的問題如何影響到香港則是禁忌話題。試想想，內地媒體又怎有可能提出，香港的「奶粉荒」的源頭很可能是某些深圳關員的刻意縱容？於是乎，明明是內地市場和制度失效所引發的問題，就被曲解為香港背棄了自由經濟的原則，因為只有後面這條消息才可以通過新聞審查。

信息不對稱產生誤解，「奶粉荒」已不是首例。內地媒體習慣反覆報道中央挺港措施，對港人多年來對內地的賑災扶貧卻只輕輕帶過，難怪港人在內地所獲的評價愈來愈低。活在一個專制政權之下，對自身制度的反省固然不被鼓勵，但在全球化的年代，這些缺陷始終會影響到其他地方，既是不可能無限包容，同樣也無從割裂隔絕。但在港府無法代為出頭的前提下，港人只好靠自己的力量主動把香港的不同面向介紹予內地，澄清不必要的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