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工人”取代農民工，並非簡單的文字游戲，而是為了揭示在社會條件發生轉變的情況下全社會面臨的新課題。
中國工業化成就的最大功勞理應屬於中國工人。3年前，中國工人被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年度人物，4位女工作為他們的代表登上了這本雜誌的封面。
這種籠統的表述方式無助於理解中國工人問題的復雜性。新中國的前後兩個30年經歷了兩種不同的生產方式，“工人”一詞的內涵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為了使討論更加深入，很多學者引入了“新工人”這個概念，但這一概念尚未規范化。為了討論的方便，本專題採取了狹義的“新工人”概念，即通常所說的農民工。
用“新工人”取代農民工，並非簡單的文字游戲，而是為了揭示在社會條件發生轉變的情況下全社會面臨的新課題。
農民工是中國獨有的勞動用工方式，它在特定的一段歷史時期起到了消化農村剩餘勞動力，以低成本支持工業化發展的作用。在改革開放的早期，農民工是一批將外出務工作為副業的農村人口，由外出務工而帶來的財富轉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城鄉差距的作用。
但是，這種情況隨著農民工群體的代際更替發生了變化，“80後”、“90後”的新一代農民工客觀上已經無法回到農村。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不再是“農民工”，只能是工人，他們的最終歸屬不再是農村，只能是城市。然而，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戰略沒有及時回應這個轉變，滯後的收入分配方式不能支持他們融入城市。
稱他們為“新工人”，淡化農民工稱謂，是為了打消那種他們會如同上一輩那樣“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幻想，是為了提示調整發展策略以便能讓他們在城市落地生根、獲得有尊嚴的人的生活的緊迫性，是為了全社會不至於忽視這個寂靜無聲的龐大人群的存在。他們與父輩是不同的，他們受教育程度更高，對世界有著自己的看法，一旦他們開始說話，每個人都必須傾聽。
如何看待這數以億萬計的懸於城鄉之間的群體及應對其連帶的社會問題，是新的政治周期之內需要應考的難題之一。
誰是新工人
也許對“新工人”進行界定並非緊要的任務，緊要的是認識到工人群體分裂和孱弱的現狀，通過經濟結構的調整使他們的境況得以改善。而最急迫需要面對的，正是農民工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此憲法原則在法理層面規定了中國的國家性質，但現實的情況遠為復雜。市場化的浪潮沖擊了每一個人，總體而言，從國企老工人到進城的農民工，工人群體在過去30年為改革付出了很大的成本，在利益上承受了很大損失。
現在，新一代農民工夾在城鄉之間，既有的經濟模式下的收入無法支持他們在城市定居，成為新市民。靠農村承擔農民工勞動力再生產的模式已經無法維持。
他們怎麼辦？這是中國社會亟待回答的問題。
老工人的美麗傳說
中國革命和建國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其主要依靠力量是農民。同時，為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國家建立了一整套工業體系，創造出了一個“工人階級”。學者黃紀蘇對此有精辟的概括：“雖然中國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的真正壯大卻靠的是中國革命的成功。”
《新華字典》對“工人”的解釋是：“個人不佔有生產資料，以工資收入為主，從事生產的勞動者。”這一定義無疑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做出的，描述的是伴隨資本主義市場化進程和“人的商品化”趨勢出現的、作為私人資本或私人資本家階層的對立面存在的“工人”。
計劃經濟時代的“老工人”不符合這一定義，他們不是市場化進程的產物，是政治進程創造了他們。老工人雖不直接掌握生產資料，但與國有企業的管理者是一樣的，都以生產資料的主人身份出現。通過以“鞍鋼憲法”為代表的國企管理體制，老工人和干部階層被盡可能緊密地捏合在一起，在生產中鍛造出了某種程度的“主人翁”精神。在後來的國企改制過程中，老工人們往往將國企管理者的腐敗行為斥為“敗家”，即是這種精神的回響。
老工人的生活方式是對“人的商品化”的反動。學者王紹光將1949年至1984年這一歷史階段的經濟模式概括為“倫理經濟”，即人的經濟生活服從於人生存的倫理准則。通過單位體制，老工人的經濟生活與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生活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單位既是工作的場域，也是社會關系網絡的依托體。
政治進程造就了老工人，同時也遮蓋了工人的實際政治影響力和工人真實的集體意識。隨著意識形態取向的轉變，老工人與干部階層表面上的平等瞬間就消逝了，國企管理者迅速將對國有資本的管理權變現為剩餘索取權，以不同的形式成了改革後“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學者李靜君將這種管理模式稱為“混亂的專制主義”，老工人的反抗則表現為“集體懈怠”，以出工不出力、偷懶、自發停工、曠工等方式抗爭。這無疑會導致國企效率的降低，低效則為激進私有化提供了借口。在這一過程中，老工人被無情地甩了出去，有的下崗，有的被迫適應新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工人和干部共同參加生產和管理的一頁被翻了過去。
計劃經濟時代的價值取向是平等，然而其現代化建設方式卻創造出了新的不平等。老工人在工資之外，還享有住房、醫療、教育等各個方面的福利，乃至穩定的可以傳承的工作權利。工人出身意味更多的社會機會，更不消說“工人老大哥”在文化上的象征意義。總體上，工人的處境要遠遠好於農民。
在老工人群體的內部，不平等也是存在的，有全民所有制企業職工和集體企業職工之分，後者在福利待遇上稍有遜色。這種不平等在當時是不明顯的，到了國企改制階段才表現為在工齡買斷等一系列問題上的區別對待，成為改制過程中對工人分而治之的手段。
被商品化的農民工
計劃經濟時代的城鄉二元分割不是絕對的，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一部分農民得以通過招工的形式轉變為工人。與後來的進城打工不同，那個時候成為工人即享受工人的一切待遇，是一種身份的徹底轉變。此外，農民還有另外一種形式參與工業生產，即在地方集體辦的企業裡做工，但不改變身份。在計劃經濟時代末期，中國的化肥產量有一半由農村地方工業貢獻，也就是鄉鎮企業生產的，1970年代中期，幾乎每個縣都有上百家生產數百種不同產品的小工廠。據此可見，參與工業生產的農民為數眾多。
1980年代，鄉鎮企業的勃興開辟了“離土不離鄉”的工作模式，農業生產的剩餘勞動力就地轉化為鄉鎮企業的工人。至今仍有論者認為，鄉鎮企業是真正具備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可惜的是，1990年代以後鄉鎮企業逐步被政策放棄了，為私人企業和三資企業讓路。
計劃經濟時代的城鄉二元分割和1980年代的農村改革為後來的大規模使用農民工的發展模式提供了條件。首先，農村的境況大幅落後於城市，這個對比在1990年代以後愈發的明顯，以至於農民進入城市打工，無論如何都是向上流動，中國農民吃苦耐勞的優秀品性在此激勵下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其次，1980年代初期的農村改革雖然促成了農業生產效率的增長，但代價是集體主義的瓦解，這深刻地影響了農民的行為模式。早期農民外出務工有不少結伴同行的情況，這有助於增強農民工在市場中的博弈能力，集體主義瓦解後，大量農民工只能以原子化的形態在勞動力市場上競爭，契合了資本積累的需要。
農民工是市場進程創造的，但農民工也不符合字典上“工人”的定義。農民佔有一定的生產資料，即土地，早期絕大多數農民工是一個人外出打工，其他家庭成員在家務農。他們將打工視為階段性的選擇，期待一旦賺夠了蓋房子或其他某種特定用途的錢，就回到家鄉，繼續在土地上討生活。這種心理導致了外出務工者省吃儉用、將打工所得盡可能地寄回家的行為模式，從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的巨額匯款對緩解地域差距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在上個世紀末期曾經是經濟學家們津津樂道的一個話題。
在市場經濟時期，生產的目的是資本累積，這與“倫理經濟”時期以滿足人的需求為首要生產目的是截然不同的。這決定了農民工的地位與老工人天壤之別，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之一，成為市場上的商品，作為一個群體的農民工則作為“廉價勞動力”，被經濟學家們視為中國的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所謂“兩頭在外”、“三來一補”等貿易形式正是建立在對這一比較優勢的理性利用之上的。
在“效率優先”主導的時代，中國極度缺乏社會保護政策，人和自然環境都成了資本積累的工具。在微觀經濟層面，企業的目的是獲取最大利潤，提高利潤率的方法之一即是控制成本—人力成本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於是，壓低農民工工資甚至大面積拖欠農民工工資成為普遍現象，這才出現了總理替農民工討薪的事情，甚至使用“奴工”的案例也屢見不鮮。勞動保護措施的匱乏導致了一代農民工為經濟發展付出了血與淚的貢獻，有估算認為，在1993~2002年間，有5%~7%的農民工因工傷致殘，喪失勞動能力，且未能得到合理的補償。
無法維持再生產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工資水平應以足夠支持勞動力再生產為標准，這是一個硬約束，因為工資若是達不到這個標准，勞動力再生產就會在萎縮的條件下進行，長此以往會危及整個經濟。勞動力再生產的內容不僅包括勞動者自身的吃穿住用，也包括撫養子女和贍養老人等家庭開支。
農民工在老家有一片土地，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身份只是“半無產者”，其勞動力再生產一部分成本由土地承擔了，理論上，從事農業勞動的農民工家屬也間接地受到資本的剝削。這是農民工可以承受低工資的奧秘，中國因此成了資本的天堂，博得了“世界工廠”的虛名。
現代化意味著減少農民，但是在過去的若干年裡，農民的數量持續增長。這表明，風風火火的城市化並沒有安置城市的建設者。不少人是希望這種局勢持續下去的，即繼續把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丟給農村，維持現有的資本積累方式，但他們同時又把目光盯在農民的土地上，希望把土地的資本化作下一個增長點，仿佛沒有意識到這在理論上是不可能成立的。
農民工群體內部已經發生了變化，最顯著的是代際更替。研究表明，跟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一代呈現以下特點：保持了吃苦耐勞的特性﹔已經結婚的新一代農民工往往夫妻雙方全部脫離農業﹔完全不懂務農，回歸農村已經不可能﹔遭遇不公正時，反抗的傾向更強烈，等等。
這一代農民工夾在城鄉之間，既有的經濟模式下的收入無法支持他們在城市定居，成為新市民，有調查結果顯示，40%的打工夫妻不得不各自住在宿舍或工棚，因為工資水平負擔不起租房的費用﹔回到農村也不可能，甚至有些人的土地已經因為流轉或征地而失去了。無論如何，靠農村承擔農民工勞動力再生產的模式已經無法維持。
他們怎麼辦？這是中國社會亟待回答的問題。
這個龐大的人群暫時還是沉寂的，尚未形成集體意識。他們在政治上很少有表達的渠道。他們最常用的反抗形式是“用腳投票”，頻繁地更換工作，但這使得對勞動者的法律保護形同虛設，最終結果是有利於資本。
誰是新工人
“新工人”這個概念越來越多被使用，但還不是一個規范性的理論范疇，不同的人用“新工人”指代不同的人群。那麼，誰是新工人呢？
學者潘毅曾提出，新工人包括農民工、國企下崗工人、國企轉制工人。有數據顯示，國有企業職工人數從1995年的7544.1萬人減少到2007年的2382.1萬人，差額為5162萬人，這5000多萬人即為下崗和轉制工人。他們在市場經濟中的生存方式類同於進城的農民工，又與農民工存在著直接的競爭，他們在吃苦耐勞方面顯然略遜一籌，對農民工搶佔工作崗位、拉低工資水平多有抱怨，但由於歷史的原因，他們基本在城市裡有自己的住房，具備在城市長期生活的基本條件，這是農民工無法企及的。
但是，如果以計劃經濟時代的老工人為參照，那麼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的所有工人都是“新工人”，因為老工人的社會地位同樣是今天的國企工人無法比擬的。高收入的國企職工集中在個別行業和特定的崗位，並非一線工人。全國總工會2010年的一項調查表明，兩成職工5年間從未漲過工資，208家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1979年，這一差距僅為1.18倍。今天的國企已經蛻變為純粹的營利性機構，管理方式上與私營企業的差異漸趨雷同，2000多萬國企工人已泯然眾人矣。
還有一部分論者口中的新工人僅指農民工。他們主張用新工人這一稱謂的理由是，為農民工爭取產業工人應有的地位，同時也是要打消一些人對農民工還能回到農村的幻想。潘毅的論點比較精確地概括了這種傾向：研究農民工是要解體農民工，讓農民工可以真正轉化變成工人。
也許對“新工人”進行界定並非緊要的任務，緊要的是認識到工人群體分裂和孱弱的現狀，通過經濟結構的調整使他們的境況得以改善。而最急迫需要面對的，正是農民工問題。
半城市化下的逼仄人生
財政稅收沒有為這些外來的工人提供更多的諸如教育、醫療、廉租房等公共服務返還，資本方在獲得資本利得之後主要用於擴大再生產和股東分紅，工人工資則長期被壓低。
“她們太懶了，上班的時候玩手機，聊天，做事情不負責任，哪像我們呀。”陳婧頭一扭，提高聲調對著李若芸說，李若芸笑了笑，不做聲。
這是一條小小的商業街，有可供歇腳的長凳，時近黃昏，“70後”陳婧和“90後”李若芸在此聊著天。街外，由於植被稀少，工業園區被巨大而又沉悶的灰色籠罩，灰色的天，灰色的廠房，身著藍色和淺灰色工裝的女工們來來往往，貨車和摩托車四處穿梭。
這個位於廣州市番禺區石碁鎮舊水坑村的工業區中，有日立、勝美達、卡西歐、豐達電機等多個外資廠，園區裡到處懸挂著大批招收女工的橫幅，早晨的時候，廠區車站邊擺著一長溜招聘的桌子，村裡的管理方統一為這些工廠招聘。
高峰時期，這個工業區曾工作和居住著8萬人，但隨著企業部分產能的向外轉移，現在只有3萬人左右了。人群的聚散，青春的過往，10年前就來到舊水坑的湖南人陳婧是目睹者，就連她自己，也是幾進幾出，換廠、結婚、生孩子，在生活中，她以家鄉為據點，在工作中，她則以舊水坑為據點。兩邊穿梭，沉默又堅韌。
去年剛剛高中畢業的李若芸是新一批舊水坑的落腳者，後來，她說她認同陳婧對她們年輕人的看法，只不過可能只是時代不同的緣故吧，選擇多了，人就不會那麼善於忍耐了，其志並不在那條單調枯燥的生產線。
像她這樣的年輕工人，如今已是番禺區外來務工人員的主流，根據番禺區流動人口管理辦公室2010年的統計，番禺流動人口已達117萬，如果將70、80、90後的流動人口歸為“第二代”，這個人數已有87萬多人。龐大而年輕的外來工群體的歸依，是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中面臨的現實挑戰。
職業空間
在一家日資工廠中，陳婧的主要工作是在音響組裝流水線上釘螺絲、貼膠布、裝海綿，2002年，她剛到這家廠的時候，基本工資只有300元/月，最多的時候一個月加班五六十個小時，也只拿到500多塊錢，她所在的企業在2004年由於中層管理人員的投訴，在勞動部門的強迫之下，才將基本工資提高到600元，近3年來，隨著廣州最低工資標准的提升，基本工資才提到1300元，現在加上加班費，她一個月能拿到2000多元。
她生活的范圍基本局限於這個工業區，個人生活中的主要開支是房租和吃飯，10年前，陳婧的月生活開支是200多元，現在大概600元。10年間生活成本的上漲幅度和工資的上漲幅度相差不多，不同的是，現在她有兩個孩子，大女兒都已經13歲了。
中間，她曾跳槽去了奧林巴斯的工廠，但情況相差並不多，“哪個廠工資高一點，就去哪個廠，後來這邊工資加了，又回來了。”
情況和10年前已大為不同，以前是排隊進廠，現在機會多得多，工廠缺工的現象普遍。對於這些一線的生產工人而言，跳槽的機會雖然很多，但選擇去什麼樣的工廠，除了工資的高低，還要看各種保險繳納的情況，更重要的一點是，升遷的空間。
來自陝西的楊煜在一家生產轎車零配件的日資工廠模具車間當班長，基本工資2000出頭，算上加班費，月收入在3000多元。在他看來，工廠正規，管理也相對寬鬆，並不打算跳槽。下一步要選擇離開，就回老家了。他的3位同事亦贊同這種看法。
按照規定，現在加班時間不得超過30小時，每小時的加班費用也按規定執行。由於今年的整體外需不好，訂單不像前幾年那麼旺盛了，加不加班，則由個人決定，“這是我最看中的，如果再換工作，最主要的考慮點也是這個，這樣我可以安排時間去上夜校。”李若芸說。她現在讀一個可以拿到本科文憑的夜校，需要5年的時間。
在這些年輕的工人中，對於學歷與文憑的看法近乎一致，沒有學歷，意味著在工廠中的上升通道將幾乎徹底喪失，“工作了20年的熟練工，如果你沒有學歷，工資比剛畢業的大學生還低。”陳婧很是不滿。在日資企業中，高中學歷文憑，意味著最多就只能做到班長，在他們的眼中，只有大學生才能得到像課長、次長這樣的升遷機會。而根據統計，2010年番禺“第二代”流動人口中，初、高中學歷者佔到了79%。
一方面，他們會認為上升空間對於自己來說最重要，一方面卻又囿於現實，被固定在一個狹窄的位置上。“沒有學歷，你去了別的工廠，所謂的技術熟練程度、經驗別人是不認的，去了又得從頭開始，又要重新開始處理和上級的關系，沒有意思。”楊煜說。
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可能也在這裡呈現，在楊煜看來，花那麼多的時間和成本去考一個更高的文憑，沒有這個決心，似乎也不值得，而李若芸則富有這方面的進取心，“我還年輕，不想總是這個樣子”。
在工廠中，這些一線工人得到的培訓和知識提升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工廠只在乎節省成本的熟練工。也因此，他們的打算是如果工資還過得去，就先做下去，或者干脆選擇回家。誰願意在一個看不到前景的地方長久地工作呢？誰又願意在一個看不到未來的地方長久地生活呢？
城市空間
這是一個還沒有徹底城鎮化的地區，城市白領、外來的新工人、本地的農村人，每到周末，在番禺區的市中心市橋，人群和摩托車交織，顯得嘈雜無比。
不過，楊煜很少在休息時間去逛街，“有女朋友的就去得多”。在非休息的時間裡，他們在工廠與出租屋之間來回穿梭，下了班大部分時間都在上網，聊天，娛樂活動很少。
楊煜帶著《南風窗》記者來到石碁鎮的赤崗新村，他對於當地農民的生活羨慕不已。這是一幢4層樓高的出租屋，全部被隔成10平方米左右的單間，一間300元，數了數，共有四五十間，一個月就有1萬多塊錢的收入。10平方米的單間，放下一張床、一張電腦桌和椅子，已顯狹窄。因為樓距狹窄，在房間裡，手機信號時常會消失。
而在舊水坑村，1984年開始，該村在招商引資中並沒有像一般村庄那樣把自己的土地出賣分紅，而是由村統一建設廠房、宿舍和生活區，將它變成集體物業。從1989年到2006年底，村集體公司發給村民股東的紅利已超過了3億元。
和中國大多數的城鎮工業化進程一樣，當地居民分享到了這一進程的好處，但那些來自欠發達地區的外來工人卻處於過客狀態，收入不足以支付在當地的安家費用。
“小孩子上幼兒園，在這裡一個月的費用就相當於老家一個學期的費用，誰負擔得起啊。”楊煜說。和他們的上一代打工者一樣，雖然沒有奢想過買房，但他們並不排除在此地多呆10年8年。至於什麼時候回去，目前並沒有計劃，即便是打算結婚，也還不想回去，“回去做什麼？村裡肯定是不想回，回老家的小縣城，要先想好做點什麼生意才行，而且，老家那種地方到處都要講關系，也很難的”。說起前途，他和他的工友們都顯得很迷惘。
2000年，番禺撤市並區，這12年，是城鎮化最快的時期，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城鎮化進程的諸多景象，在此斑駁交錯。
在番禺所轄的9個鎮中，也存在鎮域發展的不平衡，公共交通設施建設分布不均的情況，有些鎮有大量的產業工人聚集，有些鎮則居住著大量的城市白領—由於廣州市中心房價的高昂和空間的逼仄，番禺成了許多廣州市區工作的白領及富人居住的“城郊”。
房地產價格逐年飆升，如今，在位於石碁鎮這樣位置相對偏僻，交通不方便的地方，一手房價格也達到9000元/平方米。這對於月收入在1000多到3000元之間的工人而言，只能望而興嘆。
那些環境優美，佔地面積上千畝的樓盤，與大型的工業園區邊擁擠的出租屋，以及本地人的小洋樓，構成這個城區3個不同的人群世界，他們的生活彼此交集很少。
戶籍制度的羈絆，公共服務的不均等化，依然是橫亙在這些外來務工人員與本地居民之間的巨大制度障礙。在城鄉一體化的發展策略之中，隨著地方財政的富裕，曾經滯後的城市管理也在逐步開展，番禺在城鎮社保、醫保、教育上正在逐漸向城鄉一體化的方向走，農村居民也正在逐漸擺脫農民的身份，但龐大的外來人口卻未能享受到這些。
2010年，廣東省推出了積分入戶政策，外來務工人員達到一定的積分即可入戶，並將其與教育等公共服務挂鉤。但這一制度設計的初衷與落實，存在很大的差距，各種各樣的門檻設計使得它所吸納的，只能注定是那些外來人員中學歷比較高，有一定的職務，甚至是國有企業和機關單位的外來人員，而並非大多數的制造業工人。
根據相關部門的統計，番禺全區義務教育階段共有18萬學生，其中外來人員子女8.4萬人，佔了46.6％，但2011年番禺區僅有474人憑居住証參加“積分入學”計劃免費入讀公辦學校。
直至2008年，這個地區才開始將外來務工人員的醫療保險作為城鎮化中基本公共服務提供的一部分，在石碁鎮，2011年，只有668名外來務工人員獲得了合作醫療保險的賠付。
中國的城鎮化依托於工業化，但卻又落後於工業化。對於那些年輕的工人們而言，或許他們的家鄉未來會隨著產業的轉移，城鎮化的後發優勢讓他們像目前他們居住地區的居民一樣，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一系列好處，但是，在中國30年的發展積累之中，他們的上一代以及他們這一代都在承受著這種身份異化所導致的利益受損，這些“中國制造”輝煌的締造者，難以完成職業身份與社區居民身份的轉換。
重塑政經關系
工資增長和公共服務提供無法與經濟發展的成就相對應，由此導致的制造業工人利益受損需要在新的時期進行調整。
大致可以做一個這樣的對比：根據廣東省統計局數據，以2001∼2004年為例，2004年廣東省中小工業企業創造的利潤是2001年的4.6倍，實現利稅是2001年的3.3倍。但陳婧的工資在同一個時期，如果沒有勞動部門的強制要求，她的工資增長還不到一倍。
中國的1994年曾發生過嚴重的通貨膨脹，但在隨後的近10年裡，制造業中的勞工工資提升水平可以算得上是極其緩慢的。一直到21世紀初，在珠三角地區，許多工廠的一線工人月收入也不到1000元。
經濟增長的利潤分配結構是失衡的。以國民經濟核算數據為例，代表政府所得的生產稅淨額和代表企業所得的固定資產折舊及營業盈餘佔GDP比重分別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代表勞動者所得的勞動者報酬，到2007年已降至39.7%。
如果從番禺地區截止2007年的統計來看，一般財政預算收入和稅收收入都保持了年均20%以上接近30%的增長，但職工的工資增長幅度不到14%。
在全國各地，新工人都普遍面臨同樣的困境。在制造業，工資增長幅度的緩慢，與勞動力市場長期的供過於求有關，也跟地區經濟發展中利潤分配的結果有關。財政稅收沒有為這些外來的工人提供更多的諸如教育、醫療、廉租房等公共服務返還，資本方在獲得資本利得之後主要用於擴大再生產和股東分紅，工人工資則長期被壓低。
在居民的身份上，這些外來的工人受到政策性的歧視﹔在職業身份上，大量侵犯工人合理權益的事件在制造業中經常發生，勞資關系存在嚴重的不對等。如何重塑這些工人與政府、企業的利益格局，是解決新工人何去何從所要面臨的。
1998年以來，番禺區唯一的一家勞工權益民間組織“番禺打工族服務部”一直為打工族的工傷賠償及維權服務，其負責人曾飛洋10多年來的體會是，個人維權與有組織的資本對抗是極其困難的事情，工廠的打擊報復和漫長的法律程序使得這樣的個人維權無休無止，成本巨大。
勞資關系的重塑要化個人維權為集體維權，改變工人維權分散化，原子化的狀態，加強工人組織與資本方的談判力量，但這樣做的結果不是要推動勞資對抗，而是集體協商、合法維權，在工人權益的保護，包括社保、工資、福利的談判上達成妥協。而要建立集體協商的對話平台，除了讓工人成為工會的組織力量，讓工會成為工人的組織資源，別無他途。
不過，他也承認，勞資關系中的這一重要變化，不僅在於政府和企業從過往勞資沖突引起的社會問題中主動反省，還在於，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已經不可逆轉地發生改變，招工難、工人流動性大，也成為資本方願意推動勞資關系談判的一大原因。
時而發生在全國各地一些以外地務工人員為主的群體性事件，似乎也在昭示著勞資關系的變化。
（註：文中部分受訪者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