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彧暋﹕不言而喻的中國化思維

「有一則笑話說，在中國，『只要結果OK，過程怎樣也可』，日本則是『只要過程OK，結果怎樣也可』。」書寫《中國化的日本》的日本史學者與那霸潤第一次到訪中國之後，有以上的感想。他收到出版社邀請到北京，但感覺安排有點奇怪，於是電郵問我，出發前幾天還沒有預定表，在中國是正常的嗎？他去到北京出席讀書會，因為塞車，活動開始前半小時才到餐廳吃晚飯，大家竟然悠悠閒閒，一點也不怕耽誤活動。結果，活動順利完畢。

如果「只要結果OK，過程怎樣也可」能代表「中國化」制度的一面，那你自然不會奇怪北京與香港對民主化看法為何南轅北轍。馬嶽在本報撰文，說明〈民主就是不確定的遊戲〉（《明報》12月2日），注重遊戲規則而非結果。這點對中國化的思維與制度而言，大概是極端難以理解的。

那中國化思維想要什麼結果呢？是要保證一個「愛國愛港」的人當特首。那如何才能在不同條文中體現、證明特首愛國愛港呢？「不言而喻」。梁文道對此回應〈不言則不喻〉（《蘋果日報》12月6日），認為「在我們看，你要是想找一個愛國愛港的特首，你當然要說清楚它指的到底是什麼，更要為它設計一套可以將它公正而合理地體現出來的程序。簡單地講，我們的習慣是但凡涉及制度的事情，都要唔該你講清楚」。可是，這個選出「愛國愛港」特首的目標是「不言而喻」的。你就別問那麼多了。

那其實「愛國愛港」是什麼？依稀記得之前某位寫愛情散文的女作家說，這就像關係出現問題的男女之間，有些東西是不能說出口的，反正愈擔心愈不能說出口。這個愛情比喻我很喜歡。如是者，我就忽然明白為什麼天天有人高調警告「外部勢力干預內政」。你見過一些人在拍拖的時候，就是常常防範「不軌企圖的外部勢力，不斷從內部進行分裂活動」，終日疑神疑鬼？

「外部勢力干預內政」？

筆者剛巧有個很好的素材。早前某位行政立法兩會議員，出席香港電台《星期六主場》節目（2013年11月16日）之後，覺得受到不公平對待。我倒很認真細聽這位嘉賓的議論，發現了這個「不言而喻」的中國化思維的特徵，得出以下觀察——中國化思維的特色是訴諸不能觀察的「動機」（motivation）的。譬如談到在電視發牌風波中議員引用特權法要求交出相關文件的時候，這種思維會認為，舉凡提出這個質疑，是其實是你「想」推翻與衝擊管治。特首與行會的決定不用大家管，反正你們都不過是想不聽命令罷了？

當被問到香港內部事務是否受到干預的時候，其實只要大家都是自己人，動機良好，就不是「干預」。因此既然我是自己人，跟外國領事吃飯，也不是私通賣國。相反，如果你不是自己人，動機自然不好，就算是吃個蛋撻，也是外國勢力陰謀干預。反正見到對方夜晚遲點歸來、facebook上有美女like、不把家用交給我管理、每天不報告行蹤，一切都是可疑的。以為這個世界非友即敵，不累嗎？

白交學費的近現代中國史

與那霸潤這樣總結：「中國的讀者很想知道『中國化』與『西洋化』的關係。有位中國記者說『對比西洋人的個人主義，中國人與日本人則是集團主義……』，我則回應『不！對我來說中國人基本上是個人主義的』，換來驚訝的反應。正如孫文的一盤散沙的比喻，中國社會的共同體解體之後〔按：這裏指宋代，作者採京都學派觀點〕，只有分散的個人……不過，中國跟西洋的『能跟國家對抗的個人』理念就相當不同。」中國這百多二百年的近代化歷史，學費當然是白交了。反正我喜歡，你別質疑我。而這世上，偏偏有人願打，有人願捱，正是情根深種。

張彧暋﹕跪回家

有什麼比閣下手上的智能電話，更能改變當代社會？有藝人說，要是某電視台節目只有3點收視，他就由電視台跪回家。當聽到這個比全世界電視節目內容都來得有趣的打賭，你是很難抗拒把一個like送給面書（facebook）「緊急動員網絡力量——尋找800個收視盒，要陳百祥下跪！」的群組。筆者見到這個有趣的戰書，立刻invite朋友加入一起找尋這個比七龍珠更難找到的收視率調查機。只要一個按鈕，你就能參與挑戰這個有趣的奇蹟。

如果這位先生說一些更容易的目標，譬如他跪回家的條件，是30點或以下的收視，又或者一早就用比較正面的說法（過30點就捐錢），大概網民不會有任何反應。網絡群體的最大特色，除了愛吃花生（看是非）、喜好糖果（有趣的話題）之外，是改變社會現實——正確來說，是hack掉社會現實，將我們既有的社會現實，一片一片地靜靜換走。愈是有高高在上的權威立下「你們這些愚民不可能改變我的決定！」，大家愈有興趣挑戰，更何況其實大家不用付出什麼的情況下。

情報社會下的遊戲化

你只要你看看街道上、課室、電影院，就連我這個很堅拒使用智能手機的人（原因是我搭車時候想看書，而且是紙張印刷的書），大概也不難發現，每個人都在參與這場社會變遷的遊戲。說是遊戲，並不為過。Jane McGonigal寫的Reality is Broken: Why Games Make Us Better and How They Can Change the World（2011），正正道出「遊戲化」（Gamification）已經成為一種指標，去衡量一個社會政策是否得到大家的熱烈參與。社會與遊戲其實沒分別，都講求規則的建立。一個好的社會，跟好的遊戲，原理相若，就是講求公平公開的規則，而且玩家要覺得好玩、有趣、有意義，而且值得推薦大家一起玩、繼續玩。到了今天這個瞬息萬變的社會，如果我們覺得生活悶蛋，沒有出頭天，那社會跟一個毫無意義的遊戲一樣，而且，我們更會要求有份參與改變我們覺得不好與不公平的規則。

從遊戲要訣   思考政府施政的失敗法則

只要仔細閱讀McGonigal這位遊戲設計者的分析，你不難發現當今政府的失敗原因。譬如玩家們追求有份參與（engagement）、喜歡與陌生人建立關係。「升level」除了滿足個人虛榮，更是為了參與一些比「自我」更大的壯舉。有需要的時候，他們會要求遊戲規則、在沉悶中自行娛樂。譬如近來很多人提及的遊戲《GTA V》，對我等老一輩遊戲玩家來說，其實可說內容與劇情空泛，但正正是遊戲的自由度，讓你做大量無聊的挑戰，加上你可連上網絡之後與朋友共玩，把大家的荒唐無聊壯舉放上網絡供人欣賞。遊戲的主線雖是三個主角打家劫舍的故事，但實情是遊戲裏的城市，提供大量娛樂，從駕駛跑車到飛機，從做運動到扮演狗仔隊，讓玩家自行發現樂趣，一切都以enjoy everything為大前提。

McGonigal提到，玩家最期待的一刻，就是跟隊友一起，意外地挑戰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任務（Epic Win），以至改善遊戲規則。從去年反國民教育運動，到今天有人開口說要跪回家，就是正是玩家們最想挑戰的mission impossible。古有肥姐踩雞蛋，但現在大家有可能親身見證一個自認聰明的人跪回家，我們自然樂見其成，而且就算失敗，也不用付出代價。而我們也不會介意，當一男子把大石放在自己心口的時候，我們做拿鐵大鎚的那個人——更何況我們只是按一個like。

張彧暋﹕香港之謎

暑期到日本做田野研究，順道跟相熟的日本評論人與學者在書店對談，討論亞洲的文化想像力。說來日本大眾媒體對香港的印象，稀薄得厲害，跟本地電視一樣，寧願關心埃及也幾乎沒有報道過七一遊行的事情。而且在日本，中國與香港不分，大概就快連殭屍先生也以為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呢。如果是你，面對日本幾十位現場讀者與幾百名收看直播的日本觀眾，你會怎樣介紹香港，又怎樣講關於中國的事情呢？

消失的香港視點

說來意外，日本國內關心的各種中日關係話題，如釣魚台問題、教科書與歷史問題，想來都是香港人的戰績。日本聽眾覺得最為搞笑的，他們覺得中國共產黨所引發的問題，其實是香港人40多年來所搞出來的，結果讓愛好和平的北京政府吃了大死貓。而這些中國右翼分子，又跟日本人想像的不同，竟然是愛好自由民主、討厭中共，更有些反美帝托派。其實解釋起來不太難，最重要無非是被各種國家概念所綁住，以為國家上上下下全部都是不變的文化整體，而且也不明白羊頭狗肉的道理。

當天與筆者同場討論、本欄也曾介紹的歷史學者與那镛潤所寫的《中國化的日本》，翻譯本剛在國內出版。所謂的中國化，其實是以宋朝為藍本，中國的制度根本，就是偏向政治集權，沒有什麼獨立的政治個人，但經濟卻自由放任。相對西方，則兩樣同樣重視。而日本則以中間集團（譬如公司、學校之類）為主，他稱之為江戶化。因此，比較三個社會的制度，其實是不斷受到前人制度的影響，而偏向不同選擇。

不過最為有趣的點子，則是日本近代，常常以為走西洋化的路，其實在搞中國化，也就是希望搞中央集權，將個人依附到政治權威，搞混價值道德與政治。可是，由於日本太喜歡將江戶時代那套以小團體為主、生活一切安定的感覺，結果才搞得不中不日。因此，對日本人來說，要了解中國不太難。

擁抱政治自由的個人

問題是，無論對日本、對中國，香港都是一個搞不明的地方（相反亦然）。香港社會的基礎，就是除了經濟自由外，獨立、自由的個人也是前提。而其他世界社會的價值，香港也貼得比較近。雖然這些以人權、自由、透明度、多元性等價值，來自西方，但與其稱呼叫什麼西洋價值，不如說是世界價值吧。

這樣一來，日本與中國，跟香港之間就存在很大差別了：我們把獨立的個人放在首位。而當今香港社會面對的，就是中國化的壓力，要求以政治的自由個人，換取經濟的利益。正是這點，中國與現代世界的根本衝突，正在香港上演。

張彧暋﹕讓全香港一起拉拉布

我相當喜歡看拉布的直播。在電視收看議員發言，比拿起本村上春樹新書一邊看，一邊喝茶，感覺可能還要好，比上什揦中產咖啡店還要經濟實惠。能陪我這等閒人，慢慢細聽議員發言，可能全港就只剩下立法會主席一人了。你看看建制派議員，哪一個還在聽別人發言？都在玩手機、睡覺、看電視劇。不乖乖坐在議會，待點人名的時候，還走出來發脾氣說別人拉布呢？慢覑，還有很多人陪我的，譬如電視左下角的手語傳譯，另外大概還有默默傳譯的工作人員。因為他們，就算聽不到聲音、聽不懂我們語言的人，也會明白長毛的說話。對呢，這大概要花很多錢吧。那揦你可能會說，幹嗎花那揦多錢，讓一個人，不斷面對一個虛空，不斷發出嚎叫：「新聞統籌專員，美國白宮的才11萬一個月，特首辦的一個月成18萬」。唉，誰貴啊？

可能職業是講書之故，對在議會發言的議員相當尊敬。你看，講書就算多悶，睡覑的學生，你叫他他還是會不好意思。而在議事堂發言離題重複，主席會立刻制止你。雖然上次拉布的時候，我add了主席，主席在休息期間friend了我呢。這下主席倒是像時下學生了。

我不知道政府與大部分議員在趕什揦、忙什揦。民主主義就是大家一起討論。議會就是讓大家討論的地方。進入代議政制，討論的人少了，議員幫我們討論。現在，連議員都放棄討論了！大家都說：趕快做決定吧，別浪費時間討論了。但你看，其實我們多喜歡討論：每個人在地鐵，不正是透過文字，說這說那嗎？

我們都喜歡討論。現在只剩下長毛一個發言，不代表民主主義之死。日本社會學者小熊英二在《朝日新聞》說：「這既是危機，同時也是良機。讓我們下定決心，擺脫停止思考和『依賴別人』的狀態，用自己的頭腦來試覑思考政治、社會和國家的未來吧。讓我們在家裏、在工作的地方、在學校互相討論一下各自的想法吧，與其急性子地批判，不如讓我們好好傾聽他人的談話並且行動起來吧。雖然看上去似乎是在繞遠路，但這是重新振興議會制和民主主義最有效的辦法了。實際上，正是在只依賴選舉的政治現狀陷入僵局時，正是在日本人心中不安和孤獨感日益加深的時候，才是對話的好時機。『真想好好談一談這個話題』的想法，正前所未有地悄然膨脹。」

或者政治冷感，其實只是利用大家討厭別人反對的感情而已。別只做鍵盤戰士了！與其在facebook念佛、詛咒別人下地獄，不如好好地跟你身旁的人，談談這篇文：「哎呀你知不知道，其實原來長毛說，原來特首旁邊的新聞主任，其實好鬼貴呀，仲成幾個銏呀，貴過白宮呀，陰功咯，我還要填報稅表呀？……」驅除邪念，不靠詛咒，靠正念喲。

張彧暋﹕社會變幻原是永恆

【明報專訊】現在香港的亂局，多少是時代錯配的結果。呂大樂的名言「還未進入問題」，就是指出種種僵化思維，令人們不斷想用過去成功的必勝方程式面對不斷出現的新社會情況所導致的。這大都可歸納為進入後工業化社會的過程中，也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分工、製造業不斷轉移所必然導致的社會後果。港日都在1970年代搭上這班名為「安定繁榮」的快速經濟成長列車，在製造業出口的帶動下，工作變得有所保障，從而建立安定家庭，設計穩定人生。

而從90年代開始到今天的港日，服務業主導下，一切工作變得流動，所謂穩定人生的各種前提其實不再實際（從讀書、結婚到買樓、生育）。而這類問題其實在歐美70年代開始就不斷討論，因為他們的工廠其實正外移到東亞，面對當時國內產業空洞化，提倡小政府大市場。換句話說，從產業模式的全球轉移來說，日本與香港在這20年面對歐美世界40年前出現的問題。

別用小學生方法面對大人問題

小熊英二在《平成史》中說，日本本應在90年代開始就得察覺社會結構的變化而提出全新的解決辦法，但日本社會卻用老方法應付新問題，一拖就拖了20年，直到2011年整個社會意識與心態才因東日本大震災才開始調整。日本行的西方民主代議政制也出現問題，原因是在高度流動化的情況下，連在議會制下人們也覺得自己也「被代表」，自己意見不能充分發揮，因此直接民主主義（我要參與討論）或者分權化的呼聲日高（中央集權反正控制不到什麼）。換句話說，港日見到的政治現象，是流動化、情報化社會所帶來的全新社會問題。

從虐貓到倫常兇殺，背後都是舊有安定制度全面性崩潰中的警號，而政府應付的辦法居然是條件不一樣的情況下，努力修補一個不再有效的制度。譬如特區政府強調的房屋政策，不斷強化在歐美日本老早崩潰了的「置業神話」。另一個例子是在網絡年代，不用依賴《頭條新聞》與《議事論事》，大家已經惡搞與政論到天翻地覆，在這個年頭有任何行動，都是雙重過期的愚蠢做法。與其怪責人們為什麼不依從老辦法（和諧家庭、聽政府話），不如面對舊有制度背後的條件不見了的現實。

逝去的幻影與不能醒來的夢

香港的情況更加特別：我們連代議民主制也未完全成功的時候，新一批要求直接民主制的聲音已經來到。這些全部都是新時代、新社會所大量累積的全新問題，也因此需要全新思維去解決的。以上例子可見中國愈用老辦法加強干預，則香港社會愈為反感，問題更加惡化，形成惡性循環。

香港社會上下一味追求那些逝去的幻影，從考試、結婚到置業，都希望延續一個老早過時的「香港繁榮安定夢」。而在戰後嬰孩的一代香港人所堅持的「必勝方法」背後，有一個剛剛趕回來的中國夢，告訴他們「唉！你的方法果然work！」。背靠祖國會發達？從人口紅利、經濟結構到外匯變動，問題是時代的條件是不是一樣？現代社會的結構，變幻原是永恆。問題是我們的意識、思考框架與想像力，是在強化的舊日夢想，還是面對新的問題與挑戰？

張彧暋﹕從部落思維到快思慢考

筆者上次在本版〈部落思維〉一文中解說了「不會思考的藝術」出現的根本原因，在於人們凡事以維持人際關係為先，客觀道理隨後。因此很多人思考與說話的時候，就會跟隨當時情況而變化，見到不同的人也會講不同的話。這種部落思維，其實有幾種特色。第一，是處處以維持現狀為先，不希望改變既有認知框架。很多時候，就算該政治領導毫無認受性（譬如不是你選的），大家會自自然然尊重位高權重的人，支持建制，讓社會和諧運作，理所當然。而舉凡提出反對意見，也會被視為破壞社會秩序的暴力議員與暴民（就算是你有份選的）。

從部落思維到敵我思維

由此引伸的第二個特色，是敵我思維，會認為這個世界不是朋友就是敵人，中間沒有陌生人的概念。而舉凡意圖改變既成事實，或者改變社會秩序與習慣，提出與自己既有認知相違背的意見，以至一些新觀念的，也因為自己思考框架處理不了，都會被認為是挑戰自己的存在。別人提出新意見或不同意見，就立刻覺得自己受到攻擊，情況跟人家說你今天衣服不漂亮，就好似要生要死的。

我們平常說的講道理、說話要有邏輯，其實就是希望排出這種部落思維。對事不對人、和而不同，就算我跟你是死敵，或者兩個完全不認識的人，也能透過「講道理」解決。最近見到很多論調，舉凡見到人提出反對意見，都以一種「家和萬事興，家衰口不停」的態度，認為這些議員、示威人士都是暴民。這種凡見到反對的人，則報以「一百人是要容納一百把聲音」的似是而非論調，貌似和諧，其實是對現代社會理性的一種誤解。社會，不是你的家庭。現代政治是要制衡權力，三權分立就是自己打自己。現代社會處理的，是以一種超越的、非人關係的態度處理公共事務與政治，主要目的不是要交朋友、互相摸摸頭得到認同。

從快思慢考到人類千年史

最近很多人閱讀Daniel Kahneman的《快思慢考》（Thinking, Fast and Slow）裏面提出人的心理與思考有兩個系統。系統I是我們日常的直覺，處理生活習慣、反應。當遇上一些複雜情況，牽涉抽象思維，則需要系統II來處理，譬如邏輯、數學、統計等，一些需要抽離現實生活的客觀分析、運算、文字與抽象理論思維。有時候面對突發事情或不熟悉的情況，系統I如果來不及反應，則需要系統II來處理。而系統II，則需要大量精神與集中力，也就是我們說的「用腦」。

日本史學者與那霸潤在《日本史的終結》中認為，可以人類進化與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理解上述的系統I與II，以至中西歷史發展的異同。他認為，系統I有利部落產生凝聚力，防止內鬥，槍口一致對外，而這種形態發展至中國則最為極致，其特質是常以個人關係與具體情況，而非抽象理性作判斷，結果是分不清道德與政治兩者。而系統I的部落思維，在歐洲導致宗教戰爭，則引導社會以系統II為基礎的法律、政教分離與政治分權的現代制度出現。與那霸潤所述的中國化千年詛咒，其關鍵是要替系統I的部落思維，套上系統II與理性的金剛圈，限制部落思維的種種原始衝動。這個歷史過程，下次再談。

 

張彧暋: 部落思維 - 不會思考的藝術

我從網絡偶然讀到一篇「五毛答話範例」，當中示範某些網民的言談特色。譬如你在網絡批評「這雞蛋真難吃」，很多人就會不斷質疑你的立場、人格，而不去考究這雞蛋客觀上是否真的難吃。譬如這些回應會說「比前年的蛋已經進步很多了」（遲早改善論）、「嫌難吃就別吃，滾去吃隔壁的鴨蛋吧」（嫌棄就走吧論）、「下蛋的是一隻勤勞勇敢善良正直的雞」（動機純正論），以至「你竟敢說我們養雞場的雞蛋難吃？你站在誰的立場上說話？」之類質疑你有沒有權力批評的話。詞窮就會拋出「大家小心此人網絡地址在國外」（外國勢力論），說你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

我偶然認識一些朋友，也是以當下的人際關係作優先考慮，而非以道理去討論事情的。這種思維的特點，是論者先觀察對方是誰、跟我是什麼關係，以對方與自己的身分地位衡量世事萬物。一提出反對意見就會被認為是破壞自己人關係，如：「自己家雞下的蛋都說不好吃，你還是不是人！」

這類思維，很多時候是因為人們想分辨誰是「自己人」。人們最重視的，是這種思維的「和諧」，而最不希望見到的，就是見到我與我「朋友」在認知上的「穩定」被破壞。萬一有不同意見發生的時候，「我」跟「你」的想法不一致，就會被認為是破壞兩人關係的導火線。因此，這種思維的特徵，是無論如何都要設法用上述古怪理由，令一些不同聲音與反對意見，消失於萌芽狀態。

鄉愿思維非敵即友

孔子罵這些人為鄉愿，其特徵是誤以為一個人說的意見，跟一個人的社會關係，是一一對應的。你是我朋友，所以意見要一樣，不然就是敵人。如果你硬是提出我聽不順耳的意見，就算這是真理（譬如：這個特首真的在說謊啊），還是要千辛萬苦令你不要改變從來「大家公認」（其實只有他這樣想）的「思想和諧」（和諧定義通常只有他自己認同）。鄉愿會以動機純正論說「他有心有力啊！」，或倒果為因的後果論說「一個經常鰠外面做事的男人，又經常飛鈬飛去的人，點可能記得咁多！」。最後，只能用「遲早改善論」叫大家先等待，「讓他專心開好呢條船」。「事實」不可改變，因此只能事後追認。要是你還是在批評，這些人就會認為你是敵人搞壞社會安寧。

這種思維錯以為在這個世界非敵即友。誰知道朋友的相反，不是敵人，而是陌生人。不同意見的人不一定是敵人，客觀事實不符既有認識，也不一定是邪說。至於敵人其實是什麼呢？不知道，因為敵人的概念原來只是思想偷懶的結果。最後，因為意見隨社會關係與時間變化，道理自然自相矛盾、立場朦朧、指鹿為馬，違犯了希臘哲人說的邏輯定律，也就是矛盾律（不能說是A又不是A）、排中律（要麼是A、要麼不是A）、同一律（A就是A）。此等簡單道理，是人類經過無數部落間鬥爭流血，花了上十萬年歷史才學到的教訓。過了二千多年，還有無數人以「客觀原則不適用於我」的原則去討論公事，只因為想維持美好的朋友關係。而某文明大國，還留於部落思維，真可謂情根深種也。

張彧暋﹕從小農社會看美國槍擊事件

美國偶然就傳出槍擊事件，評論立場大致相若，質疑美國為何容忍民間擁有槍支，令悲劇再三發生。無論立場如何，這些評論也沒有解釋為什麼美國人那麼喜歡一槍旁身。筆者找來日本歷史社會學者小熊英二的早期作品《市民與武裝：美國的戰爭與槍械管制》參考一下，分析美國為什麼那麼重視市民的武裝權。

槍支與美國分不開。美國是從英國獨立出來的，而獨立前，美國殖民所開拓的新天地，其實都是原住民所居之地。美國的開國神話裏，槍支用來防止「紅番來襲」（雖然從今天看都是受害的原居民）。這種恰如西部片一樣，在美國故事的原鄉想像中的開拓者小鎮，每個人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或專業，開發蠻荒，或靠一技之長過活。周日大家就到鎮中教堂朝拜，然後到旁邊的市議會商討公共事務。早年有套美劇Picket Fences（港譯《小鎮風雲》），裏面的角色都是所謂的典型美國人：警長、醫生、法官、律師、檢察官。警長與醫生這兩夫妻，兩個人各自代表美國建國以來的兩個精神支柱：地方社區（community）與個人權利。

槍支所代表的，其實正好是社區自治與個人權利的象徵。美國建國神話中，槍支是保護自己與社區必不可少的裝備。萬一外敵來犯，則每個人拿起槍支迎擊。而早期美國，公民是需要負上防衛義務的（古典雅典也是），如果沒有武器，則被視為沒有盡公民義務，要付錢代替。而今天美國所強調「武裝權」，則是獨立戰爭時代的產物。

美國市民「武裝權」的成立

美國建國的正統，從來都不喜歡中央集權，聯邦政府的形像都如《X檔案》中所描述的一樣，都是充滿外星人秘密與陰謀的，原因何在？當年英帝與殖民主義，派來強大的王軍，鎮壓獨立的謀反分子，而美國人則手執槍支，英勇對抗英軍。小熊英二則認為，自發保衛個人社區的「一般市民」拿長鳥槍，分散各人暗中伏擊較有組織的英軍，然後靠這種不怎麼光彩的戰術，贏了封建貴族，而這種民兵傳統一直持續。因此，美國人的「武裝權」是憲法所保護的。

小熊英二當然不是說槍擊事件沒有問題，而是說對「市民」來說，面對強大的國家與政府，沒有槍支，談何保護自己的權利？因此，美國的喪屍科幻片或者世界末日片，都是獨立的個人拿覑霰彈槍，靠覑每個人的專長，一起合作求生，對抗不義。

如果把自己的安全與武器交託給政府的話，那麼要是國家權力再無限制，就會反過來限制市民的自由。弱小的個人又如何與專制政府對抗？我們人人繳械，享受小農般的太平日子。這樣看美國，他們當然有點精神病。可是從效益主義想的話，究竟是市民武裝起來，讓槍擊偶然發生對社會整體禍害大，還是市民集體繳械，冒專制政府抬頭之險，讓社會整體喪失自由的禍害為大呢？小熊認為，對日本小農平民來說，自己荷槍實彈去保護自己珍重的權利與自由、推翻專制，歷史上一次也沒發生過，其實也沒有取笑對岸的資格呢。

張彧暋﹕拉票記

周日去了拉票。面對不知名的人群，讓他們向你投以無奈的眼神。就算有人接收單張，也不一定能傳達什麼。我禮儀做足，打招呼、鞠躬，在大熱天時，熱血與誠意是唯一令人稍微注意的賣點。我獨佔一個只有本區人才知道的交通要衝，讓排隊等候巴士的人都能留意到我。這區有隱性建制派暗中幫某個自稱獨立的空降候選人拉票，索性把私人屋苑全部封鎖，屋苑中有神秘大嬸派發號碼卡片（掌中雷2.0），還偷偷讓這候選人來進（照已拍），該名候選人最後順利勝出。有趣的是，這次有機會觀察與思考，對所謂的建制派選民來說，其實他們的民主是什麼東西？對我們來說，民主主義又有何價值？

無知是一種暴力

建制派的各路人馬很多，在不同角落有氣無力的拉票。我拉票時，很多目光詭異的大嬸徘徊監視。時至傍晚，對方陣營的六七名人馬殺過來，聲勢凌厲。敵進我退，趁機吃飯，抖擻精神，30分鐘後回來繼續鞠躬打招呼，對方卻一副「你幹嗎那麼努力？」的嘴臉，不斷回電總部，問什麼時候可吃晚飯，結果兩小時就煙消雲散。

綜觀一天經驗，建制派的這些所謂鐵票與配票方法，其實水平甚低，可謂相當不具效率（efficiency），卻是萬試萬靈的有效方法（effective）。一些似乎是地區樁腳的中層組織者，其實都是靠一點點平常的人緣，也說不上拉票，只要早上找一堆街坊，派張紙片，保證穩奪三分一到三分二票源。

無知是一種暴力。輸給這些毫無信念的人，這邊義工們都感到悲哀，問道：這些人，知不知道自己在支持壓制自己的人？他們知不知道，拿一些小恩惠、餐券，賣一點人情，其實原來在自己意識外好遠的地方虧大本呢？我們為他們爭取民主主義，他們這樣愚蠢，民主真的值得相信？

民主主義是一種朋友的思想

當悲哀變成憤怒，更會變成不是自己人就是敵人的思維。票數與代表議席不符，政治制度根本不能有效代表大家的想法，大家自然更加不服氣。今屆選舉最重要的一項觀察，其實是毫無地區工作的空降民主派（無論激進與否）票數上升，而注重地區工作的，除了幾個例外，吸引力大減。這其實是一種警號，表示民主派支持者中，一種無力改變現實的情緒，從無力變成憤怒，把情推向更不可預見的地步。

民主主義是一種共同協商與決定的制度，一種朋友的思想，而非主從、敵我的關係。我們可以責怪大部分人無知，寧願因為小利益與人際關係而被指導去投一個竟然會對自己不利的人。可是，如果因為無力感而走向憤怒，令自己墮進非敵即友的思維的話，我們有沒有想過，其實我們的無情與他們的無知可能同罪？他們要的不是蛇齋餅砀，而是一點兒的噓寒問暖。民主主義，從關懷我們身邊的親人、朋友、鄰人、社區開始，讓他們與我們共享不一樣的想像力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