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力漢﹕六四情意結的異變

「您苦苦留戀這個國家，但是這個國家愛您嗎？」

34年前，內地劇作家白樺，在電影劇本中引用這句對白，引起無數知識分子共鳴，他們剛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對國家忠誠的感情出現了異變。想不到34年後，這種情緒在香港的年輕人心靈中重新發酵。

過去5年，中國政治大幅倒退，而這種倒退，赤裸裸體現在對港政策上，年輕一輩香港人看在眼裏，本能上直接的反應，就是要跟母體切割，這反應完全可以理解。

還記得在六四發生後不久，也有香港人為了自保，鼓吹過港獨運動，但經過一輪思想爭戰，很快亦被主流政客的聲音掩蓋。

從民族情感上，香港人跟祖國母體完全剝離，在可見將來，基本上沒有說服力。

從現實角度看，風險亦相當大。

回歸前後，北京的對港政策，建基於一個大前提，就是香港人都是心向祖國的，縱使在評價中共治國手法上有所分歧，但雙方都仍然抱有一個共同目標，為13億人福祉而奮鬥。

多年來跟內地中層官員交流時，他們心底裏體諒香港人對六四的堅持，這可以解釋，為何回歸16年以來，北京並沒有對香港支聯會採取實質性的打擊，對司徒華態度亦十分克制。

國安系統虎視眈眈

可是，如果中央跟香港人的基本共同信念分道揚鑣，甚至視香港為分離主義溫脇，那對港政策必定會作出更為激烈的轉變。

國家維穩和國安系統，一直以來對香港虎視眈眈，回歸以來，不停蒐羅外國勢力與分裂活動的實據，如果港人公然鼓吹分離運動，正正為他們找到最佳藉口，全面而公然地介入香港事務。

已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先生，他值得我們尊敬的地方，除了是他對真理那份堅持，還有他那份老練的抗爭策略。我們抱覑愛國的信念要求平反六四，針對的是一個政權，但若果我們為了偏安、自保而跟母體割離，失去的將會是13億人的支持與認同。

作者是資深中國新聞記者

胡力漢﹕舉目無親

觀乎過去兩星期中國政局發展，確實叫人不容樂觀。習、李新政，選擇用抽象的民族主義，麻醉國民對前景的迷惘。未來的中國，只會跟世人所期望的普世價值愈走愈遠。

外交上，中國幾乎被全面圍堵，而在國際輿論戰上，更節節敗退，除了一些第三世界國家，中國威脅論傳遍世界每一角落，過去西方陣營即使敵視中國，也只是針對政府，一般人都認為中國人民是專政下的受害者，有需要時都樂意施以援手，但到今天，人們普遍把中國政府與人民視作同一行為實體，中國人在國際社會上的孤立狀， 是清末以來所罕見。 萬一中國經濟真的出現衰退，唯一的經濟利用價值也消失，那最後一群趨炎附勢的實用機會主義者亦會離中國而去。

外在環境如此嚴峻，但對中國最致命的，是內在的離心力正不斷發酵。24年來日夜盼望覑中國推行政治改革的國內知識分子，已經到了心死的境地，稍為富裕階層（包括官二代），爭相移居外國。

內在離心力發酵

最近有昆明市政協提出，如果昆明經濟發展還落後於其他省市，將會被中國「開除國籍」，數以千計網民即時表示贊成，他們居然在網上大談脫離中國，雲南環境會更好，生活將會更舒適！

在香港，從中央對港人露出猙獰面孔那一刻開始，對祖國的向心力亦悄然逆轉過來，不少真心關切祖國人民福祉的香港人，被視作「反中亂港」分子，投機奉承的政客與商人反受青睞。

新一代年輕人看在眼裏，難怪有人開始提出，既然真心愛國沒有好下場，那「六四、中國民主與我們何干？」，到一天，香港再沒有人有興趣出席六四晚會，沒有人站出來為劉曉波、譚作人討公義，中南海諸君大可舉杯稱慶，但對中華民族來說，這是一場災難。

作者是資深中國新聞記者

胡力漢﹕泡沫治國

對於長期留意中國局勢的專家們來說，最叫人摸不覑頭腦的，不單是中南海裏的權力鬥爭，還有中國的經濟。

一般人回到內地，經常會被大城市繁華的景象所迷惑，北京與上海近兩年的租金與房價都以倍數上升，大款們彷彿擁有覑揮之不盡的財富。

地方官員經常向你展示覑宏偉的藍圖，一大堆看似無懈可擊的數字，即使是最老練的記者，都會被他們忽悠得眼花撩亂。

但當我們把這些繁華表象，跟書本上的經濟理論拼湊在一起，就很容易發現，過去4年，中國的經濟發展軌舻，與自然經濟規律背道而馳。

自從2009年開始，中國財金官員發現，銀行貸款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於是拋出4萬億救市措施，在貨幣氾濫情下，激起龐大的財富效應。由那時開始，身邊暴發戶的致富之道就只有兩種，一是靠資產價格升值，二是靠向權力機構靠攏，藉以得到國有銀行無限量貸款。這可以解釋，為何經濟增長持續創新高，但代表覑實體經濟的長三角和珠三角製造業，卻長期處於休眠狀態。

泡沫增加政治風險

健康而持續的繁榮，是透過經濟周期，在調整中汰弱留強，這是現代社會基本的經濟常識。但在中國，執政集團在人民心中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基於經濟利益，對執政者來說，儘管是正常的經濟周期調整，其激起的政治風險相當巨大，於是為政者別無選擇，唯有任由經濟不斷泡沫化。

體制內的經濟學者現在討論的焦點，已不是這個超級泡沫的爆破時間，而是爆破之後，對中國政局產生的影響。

作者是資深中國新聞記者

庫斯克: 雅安地震，大家不用捐錢了

四川雅安7級地震，死傷者眾，我在FB說：

四川地震，那不是災民的選擇。不論災難發生在落後還先進的國家，也一樣需要應急的救濟。

如果要捐款，請捐給聲譽良好的香港救災單位，這些單位必須是直接把捐款用於救濟，而不是把捐款交給中國政府或者中國紅十字會。

至於重建工作，我們一亳子也不要捐。那是中國政府的責任，這個國家的維穩費7千多億，比國防預算還要高。就算是窮鄉僻壤，政府大樓也是豪宅級數的，他們欠的不是錢，而是廉政。

如果特區政府還敢撥款給大陸重建，誰投贊成票，下次選舉就不給他們票。

我這樣說是出於人道精神。不理是什麼國家，有災難就有救災的需要。這段status有很多人share，不過也有好些朋友認為即使香港的機構可信，上到去 總會益了某些大陸貪官。這些說法雖然我不完全贊同，不過我是理解的。我的看法是要救命的時候，總要出手相助，所以更加要小心選擇可靠的機構。

重建工作，就真的完全不用捐款。災後的汶川，建造了超豪華的政府大樓，而學校卻不符標準，還有映秀鎮政府被網民發現擁有豪華車隊。不知大家是否還有印象， 早陣子一所香港政府有份捐錢興建的學校，建好沒幾多年便無端被強拆，地點用來興建豪宅(詳見延伸閱讀)。請問大家今次還要捐錢做重建嗎？

說時遲那時快，數小時之後，我收回了捐款的說法：

對不起，我錯了。真的什麼也不要捐了。詳情是這樣的：

「日本外務省表示，首相安倍晉三已就中國四川雅安大地震，向中國政府和民眾表達慰問和哀悼之意，並承諾只要中國願意，日本已做好準備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
中國也迅速回應表達感謝，並稱「現階段不需要外國援助」。」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30420/175988/ )

假設北京不是因為面子問題說謊，「現階段不需要外國援助」代表他們完全有能力處理處理災情。那代表我們什麼也不用捐了。香港的救濟機構，以大陸的定義，其實都是「境外」組織。北京說不需要，那就不需要了。

最後，這句話可能跟上文有點矛盾－－願死難者安息，生者節哀。

胡力漢﹕人民被迫冷漠

四川雅安地震，香港的「愛國」組織，又發起募捐運動，但反觀港人的熱情，已經今非昔比，身邊的親友，幾乎沒有一人響應，冷淡得叫人驚訝。

過去5年，普遍香港人已經看透了內地官僚體系的運作本質，2008年我們捐出了超過100億，幾年後，內地媒體陸續揭發地方政府挪用捐款，先把政府辦公大樓建得美輪美奐，更有官員用賑災款購置豪華越野車，甚至有香港政府監管興建的學校，被拆卸後再賣給發展商牟利，凡此種種，無不叫善心者心灰意冷。

採訪過內地災難新聞的同行都認識到，地方官員挪用善款相當普遍，有內地行家粗略統計過，我們每捐10元善款，當中有1元用到災民身上，已算是相當不錯。

善款以各種形式被挪用，內地民眾已司空見貫，曾經有一位內地富豪私底下跟筆者說過，在他們富豪圈子裏，絕少人自願捐錢做善事，因為他們都清楚知道，捐款都要經過政府統一管理，最終善款落到那人口袋裏，大家心照不宣。

慈善事業被扭曲

境外一些獨立的中小型志願團體，因為不相信地方官員的操守，一般都不願跟地方政府合作，他們會繞過官方渠道，自行接觸受助者，但亦由於這原因，官方多以政治為理由，阻撓這些慈善組織在內地的活動。

在中國大陸這樣極度貧富懸殊的地方，其實極之需要一個完整的捐獻制度，可惜由於官僚貪腐的本質，令慈善事業被嚴重扭曲，人民被迫變得異常冷漠。結果，數以千萬計亟需扶助的弱勢群體，長時間被世人所遺忘 ! 每次採訪到這類新聞時，筆者都痛心得難以言語 。

作者是資深中國新聞記者

絲絲世語：支持捐錢的有病

李怡

在群情洶湧反對向四川災區捐款聲中，梁振英宣佈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一億元給四川政府救災。財委會主席張宇人決定，明天上午8點半召開特別會議審議撥款。

網上一片罵聲。任何議員，不管泛民或建制，若投贊成票，都會民望大失。他們不會不知道。但敢不「愛國」嗎？

電視播出四川災區慘況，香港人不會沒有同情心，但想到08年汶川地震香港政府和民間合共捐了230億元，結果捐款下落不明，香港援建學校不到一年被拆除改建成豪宅出售、災區綿陽建起超豪華政府大樓、紅十字會會長戴百萬元名表、自稱是紅十字商會經理的性感女子在網上炫富；大陸人到香港搶金、搶名牌，擠壓港人的生活空間，還大剌剌地說：沒有大陸的幫助，你們香港早完蛋了。

捐錢，無疑是捐給中共權貴，讓他們更有能量壓制大陸老百姓，和欺負香港人。

行騙長官和附和議員有病。

因統治者　人的愛心變冷了

編者按：譚作人，四川環保義工，因為揭發五年前汶川大地震「豆腐渣學校」，呼籲對地震倒塌的校舍工程質量展開調查，被內地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監五年，服刑地就在雅安蘆山縣的名山監獄。這次雅安地震，香港民間對賑災有很大變化，甚至公開呼籲拒捐。譚作人的妻子王慶華就事件發表意見。

香港人一直樂善好施、公道正義，我非常敬佩。我認為有錢要捐給災民是好事。但應該捐給信得過的人，捐給那些真正為災民做事的機構。如果你誰都不相信，那就要選定你自己支持災區的辦法。比如說我，我是不會捐給中國紅十字會的。

大多數情況下，賑災是有盲目性的，以捐贈人自己的感受為主。捐血，那血是不是用在災民身上，你不知道，那你為甚麼還要去捐？很簡單，因為你心裏舒服，覺得作出貢獻。捐錢也是這樣，你可以不問去處，反正捐了，他們說用在災民身上，因為信任，就沒有其他事情。

現在香港民間有拒捐聲音，我認為是大家對內地政府不信任。汶川地震五年來，當局對災民維權的打壓，使大家感到心寒。當年災民最缺的是甚麼？孩子死了，政府給不回他們；沒房子住，他們自己搭個棚子也能對付。他們最缺的是心靈安慰，不是握握手、說兩句安慰的話就算。你沒有解開他們心底那個死結。

維權的家長們，他們的訴求是甚麼？不是錢，也不是房子。他們就是要你對他孩子的死，給一個公道的說法，道一聲歉，說一聲對不起。政府不但不說，還把他們送進監獄，逼得他們去反抗，去上訪，把他們當成不穩定的因素打壓，還把幫助他們的人，送進監獄去。

我覺得香港人這次拒絕捐贈，跟這個有關係。當局做法讓災區災民們心寒，而情緒是會傳染的。香港的民眾可能認為：你看看，政府是這樣對待災民的！是這樣濫用權力，浪費納稅人的錢的！我們的捐助，沒有從根本上安慰到我們想安慰的人，我們為甚麼要捐？

再說，救災本來就是政府的事。現在國家那麼富，為甚麼不可以拿錢出來？話說回來，國家不缺錢，為甚麼人們還要捐錢賑災？就是因為每個人都有憐憫之心，有同情弱者之心；人們一旦發現，他們的付出根本沒能使弱者心靈得到安慰，反而成為弱者受苦受難的因素，他們當然不會做。因為統治者，人們的愛心變冷了。

本報記者筆錄

「這些大量的工作，我的說出，不及我的看見的百分之一。對於有些本可減輕或避免的天災人禍，我只有憤怒，沒有惡意。」

──譚作人入獄前的最後陳述

王慶華

譚作人妻子

呂秉權 回憶採訪汶川地震：所有跑過中國組 記者都唔會捐一個仙

 

胡力漢﹕從疫情到民情

華東H7N9疫情爆發，香港媒體如臨大敵，大有SARS重臨的架勢，反觀內地基層民眾，對疫情仍然處之泰然，甚至有內地人認為，香港傳媒大肆炒作，嘩眾取寵。

內地中央媒體對今次疫情的報道相當低調，中央電視台在上海公布首個病例後4日，才播出相關新聞。主流媒體的態度，在疫情爆發初期，令一般民眾未能即時提高警覺性，前線記者到訪過患者的住處以及工作地方，發現政府人員遲遲都未進行消毒工作，他們反而對外來記者戴上防護口罩，表現得頗為不以為然。

另一邊廂，網民的反應就頗為極端，他們普遍對政府持懷疑態度，質疑政府公布疫情資料的真確性。網上不斷出現某地方出現嚴重疫情的謠言，還言之鑿鑿，為了證實傳言，前線記者疲於奔命。

造成這兩個極端現象，其實跟內地的資訊不自由流通有關。一方面，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缺乏公信力，民眾慣性地寧願相信流言，也不聽信官方發布的信息。另一方面，基層群眾一直被政府宣傳機器麻痺，對各種危機缺乏早期應有的警覺性。結果內地民眾的反應往往變成兩個極端，由危機初期的漫不經意，到謠言或真相廣泛傳播到民間，突然間社會會進入全民恐慌狀態。

只要政府的公信力不變、官方對資訊流通的箝制不鬆綁，這樣被扭曲的社會現象，只會不斷重演。

作者是資深中國新聞記者

胡力漢﹕憧憬幻滅之後

經過兩周的人大、政協會議，縱然5年後第二梯隊的人事安排還會出現變動，但未來10年中國政府的政策走向，可謂大局底定。隨覑習、李核心大權在握，之前頻頻傳出，他們跟黨內改革派人士接觸的傳聞，亦頓然消失，改革派過去兩個月的活動，已經沒有了習近平及其幕僚的身影。習、李在兩會期間宣示的政治主張，也跟改革派的要求風馬牛不相及。顯然，正如梁振英於選舉期間，跟政界邊緣派系眉來眼去一樣，習近平之前跟改革派拉上關係，只是競逐權力過程中的一種策略而已，目的就只是製造憧憬。

香港普選憧憬同時破滅

過去兩年，上至中共建制內的改革派，下至社會底層民眾以及維權人士，他們提出政治改革的訴求，很大程度上建基於對未來領導層的憧憬。建制內改革派不斷向上進諫，底層受冤民眾也是依循覑體制內的上訪機制，到京城尋找他們心目中的「包青天」，但當他們發現，未來10年領導層的決策取向，與他們追求的目標南轅北轍，往後他們會採取何種方式來宣泄不滿，這才值得我們關注。

同樣地，近年香港人爭取雙普選、又或是對一國兩制的失望，他們表達不滿的方式，也是建基於對未來領導層會更加開明、更能尊重香港人意願的憧憬，很多人一廂情願地以為，造成這樣的亂局，只是由於部分對港事務的京官，在執行一國兩制時出現偏差。可是，觀乎過去幾日中央官員的言論，這份憧憬，可謂徹底破滅，往後的發展，是主流香港人低頭接受宿命，服從於北京一切的安排，還是會走向另一極端，以另一種全新形式抗爭。看來，內地同胞和香港人的命運，早已融合為一體了。

作者是資深中國新聞記者

胡力漢﹕重回閉關自守時

翻開中國歷史，盛衰周期，數千年來不斷重複，當中不難找到一點脈絡，就是由盛轉衰，必定經過一個閉關鎖國階段。所謂閉關自守，不單是物質上的交往，更關鍵的，是精神上的自我封鎖。

30多年前，中國人為了擺脫貧窮，由領導層到民間痛定思痛，決心改革開放，全面學習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到最近10年，經濟成就傲視全世界，執政集團得出了一個結論，中國模式（內地稱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令中華民族國富民強的唯一道路。

這樣的想法，在這幾天兩會領導人講話中表露無遺，他們甚至把普世價值下衍生出來的制度定性為「邪路」。即將升任副總理的汪洋，把中國模式制度形容為「無懈可擊」，潛台詞就是拒絕進一步改革。令人擔憂的是，這種思維模式經過宣傳機器輻射到民間，迅即演化成典型的大國沙文主義。

大國沙文主義抬頭

20年前，第一次回內地工作時，感覺到每個人都心存謙卑，虛心探究和學習外國的經驗與制度，到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信心爆滿的氣焰，部分人甚至把以往嚮往過的制度嗤之以鼻。

回顧歷史，中國每到真正盛世之時，諸邦萬民大都主動朝拜取經，再看今天，我們的崛起，卻被鄰邦視為一種威脅，我們堂堂正正保衛領土，卻被視為霸權的表現。

一直對兩岸和平發展感到樂觀的台灣前立委邱毅，前幾日在內地的微博道出了他的心聲:「 經過一年多的經歷，即使像我這麼倔強頑強的人，看多了大陸網上那堆偏激無聊的言論，我的熱情都被澆熄一半。」

連台灣的同胞都得出這樣的觀感，究竟說明了我們的制度「無懈可擊」，還是顯示我們離普世價值愈來愈遠。

作者是資深中國新聞記者

胡力漢﹕反腐死胡同

總書記習近平上任後，一改以往領導人行事作風，輕車簡從，且掀起了一場反貪風潮，一時間全國官場風聲鶴唳，底層民眾亦奔走相告，為「習、李新政」搖旗吶喊，然4個月過去，知識分子圈中那份對「新政」的期盼，正在急促幻滅之中。

若果大家不太善忘的話，10年前同一段時間，人們腦海裏同樣浮現過「胡、溫新政」。胡、溫當年上任不久，曾經給人民耳目一新的氣象，在官僚體系中建立了一套從上到下的防貪機制，胡錦濤更多次喊出反腐不僅要治標，更要治本的口號，他們上任不足1年，已有13名省部級官員因貪腐罪名落馬。10年過去，反腐績效如何，大家有目共睹。

60多年來，國家領導人的反腐模式，不外乎喊幾句豪情壯語式口號，拿數十名中高層官員（大多不屬於自己派系）祭旗，落藥重一點的，就是在既有官僚制度內，建立一些反貪機制，但事後證明，貪官數目不但沒有減少，連執行反貪的官員，最終都跟貪腐集團融為一體。

反腐愈反愈貪

筆者從沒有質疑領導人反貪的決心，但從目前形勢來看，習、李使出的反腐手段，似乎亦走不出過去60年的死胡同，依賴既有官僚體系去監察全國1000萬公務員，就如緣木求魚。

對付貪腐，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由獨立機構負起懲處及監督責任，在現有制度裏，司法機構、人大政協、媒體，都可以發揮即時而有力的果效，只可惜，在「不走邪路」的緊箍咒下，司法和立法機關早已形同虛設，至於全國的輿論機制，從最近「南周事件」與網絡反腐的結果來看，顯示宣傳機器並不是完全掌控在習、李手中，這樣的反貪腐，不論口號叫得有多響亮，結局早在預期之內。

作者是資深中國新聞記者

胡力漢﹕中日開戰香港會怎樣？

中、日兩國領導人近半年就釣魚島主權問題劍拔弩張，不少人以為，基於相互經濟利益，要動真刀真槍機會微乎其微，但事實上，兩國政府，在國內同樣面對覑難以解決問題。日本經濟一沉不起、民心散渙，中國政府亦要應付內部極其尖銳的社會矛盾，雙方都需要一場可控的戰事，重新凝聚人民的向心力，故爆發局部戰爭機會，完全不能抹殺。

香港百多年來都是國際城市，跟外國人交往頻繁，一般港人對國際爭議都不會表達鮮明立場。遊歷過日本的港人絕不是小數目，他們對日本社會的文明程度大多持正面態度，至於在日本生活過的香港人，他們甚至認為，所謂軍國主義，只是上世紀的產物，在日本本土根本成不了氣候。基本上，今天的日本已全盤接受了文明世界的普世價值觀。

筆者最為擔憂的，就是兩國萬一不幸開戰，香港人這種對日本溫和的態度，在中國官員，甚至是對民族主義充滿亢奮的內地人來說，會否被視為大逆不道，「漢奸、走狗……」之類的形容詞，必定會充滿在眾多憤青及極左派人士嘴邊。

一國兩制真正考驗

中共每次遇上對外戰事，必定開動全國宣傳機器，要求槍口一致對外，到時候在一國兩制庇蔭下的香港，媒體和個人是否仍然可以發表反戰言論，又或是發表了以後，會否承受某種後果。過去一年，舉覑港英旗幟上街的示威者，已被標籤為某種外國勢力的介入，當全國進入戰爭狀態時，類似的陰謀論必定會無限發酵。

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從沒有感受過上世紀國內的政治運動，經歷過這些苦難的新移民，對下一代又絕口不提。當面對13億人一窩蜂的狂熱，香港人應該怎樣自處應對，這才是一國兩制的最大考驗。

作者是資深中國新聞記者

 

馬挺: 安倍的反美「情結」與「糾結」

2月24日，正值安倍晉三訪美歸途，日本NHK摘播了新華社23日的時評〈安倍訪美遭遇「冷處理」〉，這在日本媒體中可謂罕見，可能是有些對安倍的逆耳之言不好直接講吧！NHK的摘播網上點擊率竟在安倍踏上歸途新聞之上，也僅次於他回到國內的報道。

日本媒體也星星點點地有一些關於安倍在美國「受到冷遇」的報道和評論，但都規避了一個重要的原因——美國明白，安倍骨子裏是反美的。

日本右翼的「反美情結」

日本政治右翼歷來都是「反美」的，而民主派都是親美的——這一命題似乎有些荒謬，但從太平洋戰爭勃發開始看，當時一意孤行要攻擊美國的就是所謂「軍部」，以及當時政界的反民主法西斯勢力，也就是一般所說的軍國主義者。戰後，以外交官出身的反戰派吉田茂為主推行的復興路線，是以「美國一邊倒」為核心的，因為吉田茂明白，捨此不能使日本以最快的速度重返國際社會。

正是由於吉田茂得以長期執政，才構築了日本戰後放棄戰爭、和平建設的框架；而這一框架的基礎是日美同盟，具體的就是《和平憲法》和《日美安保條約》。在吉田茂之後，隔了幾任，就由甲級戰犯岸信介（現任首相安倍的外公）出任首相，而岸信介把他的主要任務定為修改《日美安保條約》。

《日美安保條約》實質上是戰後的不平等條約，這不但是所有頭腦清醒的人的共識，而且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這一條約的出發點和最大作用就是遏制日本法西斯勢力的復活；就算是1960年修訂之後，這一出發點也沒有根本改變，現在大量駐有美軍的沖繩就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典型。

美國建國二百多年，領土受到外國攻擊的經驗只有一次：珍珠港遭到偷襲。「九一一」攻擊不是來自某個國家，而「九一一」的第二天，美國報章卻幾乎都以此與偷襲珍珠港相提並論。從此可以看出，美國把日本作為「盟友」，目的只有一個——將昔日的死敵置於自己掌握之中；至於將安保條約作為遠東、太平洋防務的最前線云云，不能說沒有這類作用，但主要是給日本政府一些面子。而像被稱為「宇宙人」的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就是看不明白日美關係的實質，想要真正與美國「平等」， 那只好請你下台了。

日本一直是美國「敵國」

同時，民主勢力之所以「親美」，不是不明白日美同盟不平等的實質，而是他們深深地知道，即使戰爭結束了，即使有了《和平憲法》，如果離開了美國的「管制」，光靠日本國內的民主勢力，是不足以遏制法西斯勢力復活的。很遺憾，這一擔心已經日漸成為現實。

對於日本政治右翼的另一鯁喉之骨，就是所謂由美國強加的《和平憲法》。戰後，美國（名義上是佔領軍）不是沒給日本重新制憲的機會，但日本只是想把《明治憲法》稍稍修改了事，惹惱了麥克阿瑟，只好越俎代庖了。

岸信介不是不想修憲或重新制憲，只是「時不他與」而已。之後的中曾根康弘，只做到使日美終於可以「稱兄道弟」了。接力棒到了安倍晉三手裏，稚嫩和胃口過大，使他的第一次衝擊就半途而廢；今次「重祚」首相後，安倍稍微聰明了一些，不惜冒「遭冷遇」之險，也要先擺出重視日美同盟的架子，為自己的政權正名。

安倍之輩的「反美情結」，逐漸變化成為一種「糾結」，就是骨子裏反美，要脫離美國，使日本成為真正的「普通國家」，也就是可以再次進行戰爭的國家；但要達到這一目的，離開了美國又寸步難行，弄不好還會粉身碎骨。

「情結」如何變為「糾結」

時值美國剛剛開始對冷戰結束後的世界局勢進行深入的、哲學層次的戰略思考和防務重組。具體到東亞，就是探索今後幾十年與中國關係的戰略模式，研究如何在軍力上部分退出東太平洋而又保持能與中國抗衡的影響力。而一般所謂 「重返太平洋」，只是煙幕而已；只要想一想，美國從戰後至今曾幾何時退出過太平洋，就可以明白，「重返」是不存在的。

在戰略重組這一框架中，日本的份量顯然將大大降低。這也就是日本政治右翼為何「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不斷製造、渲染東海、南海、朝鮮半島等東亞、東南亞緊張局勢的根源所在——「提醒」美國，千萬不能置日本於不顧啊！

意識到這一點的當然不只安倍，民主黨的前原誠司、野田佳彥，老牌極右的石原慎太郎等等，他們極力挑起釣魚島紛爭，可以用心理學「喚起注意」的行為模式來解釋：當大人正在談話時，小孩往往要作出一些驚人之舉，來引起大人的注意。

當然，美國在軍力上一定程度退出東太平洋，並不是要拱手送予中國，而是要用一種「節能」的方式，繼續以至加強其影響和操控——那這一地域的鄰國紛爭，同時又握有「裁判權」，就是美國的最佳選擇；但「冷戰」變為「熱戰」，對美過來說就是事與願違了。

要「反美」——修憲或重新制憲；脫離美國，成為真正獨立的「普通國家」；修改歷來政府對歷史問題的認識；組建國防軍，以實施「集團自衞權」（幫美國打仗，要害是可以參戰了）為切入點，整備戰爭力量……；但又不能不依賴美國，以維持、加強在國際上的地位。

安倍對於「糾結」所作出的暫時性選擇是，借着重整日美關係，待支持率穩定下來，長期政權有望後，再走下一步。

當然，奧巴馬也不是看不清安倍的打算，也不是不明白安倍意識中的反美本質；勉強同意安倍訪美，又迴避他所最希望的對釣魚島紛爭的直接表態，給個「冷遇」，不激化東亞局勢，就是奧巴馬的回應。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系講師、中國廈門大學新聞系客座教授

胡力漢﹕毛左與港獨，如出一轍

過去半年，跟內地友人聊天，話題大多離不開香港的所謂「港獨運動」，大部分人對這現象都咬牙切齒，滿口民族大義，認為有香港人高舉前港英旗幟，乃「大逆不道」行為。每次面對這類指摘，筆者只能一笑置之。

其實，奉行實用主義的香港人都認為，要港獨、甚至回復英國殖民地時期，不但不切實際，更是有點愚昧，但為何部分年輕人仍是樂此不疲，其實道理十分簡單，就是因為他們對現狀極度不滿所產生的正常反射行為。

過去幾年，不論是曾蔭權，還是梁振英政府團隊，他們的表現，跟民情距離愈拉愈遠，很多人在體制內表達過不滿，亦參與過大大小小的遊行示威，可惜建制陣營與政府依然故我，年輕人和弱勢社群感到被欺壓和被忽略，在沮喪的情緒下，唯有選用一些最能激怒當權者的言語及行為，以達至發泄效果。

別對情緒化行為過敏反應

其實，類似的現象近年也在內地經常出現，在很多群眾活動裏，都見到一些高舉毛澤東旗幟的人走出來，他們大談毛澤東時代的社會怎樣和諧安定，但當被追問他們是否真的願意回到那時代生活時，幾乎每一個左派人士都是支吾以對。他們空談覑馬、列、毛的烏托邦式理想主義，實際上也是一種情緒反應，表達對國家現時貪污腐敗、貧富兩極化的不滿。

如果是一個虛懷若谷的領導人，在應對這種民眾情緒宣泄時，其實也十分簡單，只要細心聆聽他們背後的訴求，對症下藥，問題早晚可以迎刃而解，但如果在位者只看表面現象，用同樣原始的宣泄方式回應群眾，那下屬官員為了迎合上意，就會把民眾的情緒化言行上綱上線，動輒上升至國家民族統一層面，甚至套上境外分裂勢力標籤，這樣，矛盾只會進一步激化，把雙方都推進死胡同裏去。

作者是資深中國新聞記者

胡力漢﹕維穩經濟

十八大高層人選塵埃落定後，大家都以為，各方派系需要休整一段時間，新領導層上場，順理成章也總得有一個蜜月期，至少到3月兩會前，內、外部矛盾都不會貿然爆發。怎料就在新年伊始，個別派系已按捺不住，連日來宣傳部門釋出的調子，顯然跟總書記習近平的行徑格格不入。

北京政圈流傳覑一種說法，過去1年，宣傳及政法系統動用了全國之力，確保權力順利交替，十八大後，民間的異見群體不是被打壓得潰不成軍，就是等待覑「習、李新政」推出。一時間，宣傳及政法系統找不覑對手，這兩個月來都在半投閒置散狀態。

習、李的懷柔手段若收效，證明過去的維穩政策徹底錯誤，那兩個月後出爐的中央預算，7000億人民幣的維穩經費必定受到各方質疑。

過去4年，維穩經費每年以雙位數增長，去年更是超過了國防預算，這筆天文數字的維穩費，養活覑過千萬軍警與外圍情報人員。社會相對和諧太平，損失最大的，必定是這個龐大的利益集團。

翻查過去3年紀錄，除了十八大會期外，維穩的最高峰時期，分別是2010年底的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2011年2月的中國茉莉花事件、2012年的茉莉花一周年，恰巧三段時期都是制訂預算的前夕，在這幾年裏，維穩經費由4000多億，跳升至7000億。

此刻，又適逢每年分餅仔遊戲的重要時刻，在經濟低迷環境下，要爭取中央財政巨額撥款，各部門都要扭盡六壬，向領導人推銷自己政策的重要性。觀乎過去一個星期宣傳部門在南周以及炎黃春秋事件上主動出擊，這都不期然惹起人們無限的聯想。畢竟，當今中南海的權鬥，已不盡是意識形態，而是利益之爭。

作者是資深中國新聞記者

胡力漢﹕中南海戈爾巴喬夫恐懼症

前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上任後短短6年，推行大膽的西方式改革，促成蘇聯解體，蘇共成為歷史。在過去21年，這個歷史人物對中共統治階層起着極為關鍵的警示作用。

蘇聯解體後，中共隨即作出詳細分析，結論不但進一步確認六四鎮壓的合法性，還認定西方式政治改革，是「亡黨亡國」的根源。

由1990年代開始，中共高層內部爭鬥怎樣腥風血雨都好，到最後關頭都有一個共識，就是大家都是同坐一條船，必須千方百計，延長共產黨的壽命。

了解他們這套核心思維，就可以明白過去20年中國領導層更替的公式。

剛剛在政治局常委競逐中落敗的汪洋與李源潮，雖然民望相對較高，但在中共元老眼中，他們過去的言行超越了底線，政治忠誠度受到質疑。

汪李被視作戈爾巴喬夫

汪洋主政廣東最後一段時間，推出多項衝擊中共底線的新政，他公開說過，「 改革首先是要從黨和政府頭上開刀……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

這些豪情壯語，雖得到官場內改革派的掌聲，但卻觸動了中共元老的神經。

至於李源潮，在六四事件時同情學生的表現，加上他們在中組部工作的表現，亦被標籤為開明改革派。

根據元老們在蘇共崩潰中得到的經驗，他們兩人都具潛質成為戈爾巴喬夫式人物，必須嚴加防範。元老的意見，得到軍方以及黨內既得利益集團的認同。

但改革陣營又並不是完全處於劣勢，因為元老們深知，只要黨內給與改革派空間，就能籠絡民心，避免人民對中共徹底失望。

過去20年，中國人民就是活在這種希望與沮喪之間，這種膠着狀態什麼時候能夠突破，就得看這種平衡術什麼時候失效。

作者是資深中國新聞記者

吳志森﹕倒行逆施，當然怯了！

9萬人上街，10萬街頭簽名，22公里蒙眼苦行，4萬人迫爆政府總部，學民三子絕食幾十小時，10位教授老師學生家長接力，目的只有一個，要求政府撤回洗腦國民教育科。

冷血無恥的特區官員，對清楚不過的民意，或扭橫折曲：出來遊行集會的市民，不代表沉默大多數；或視而不見：呼籲反對者要實事求是。其中，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的回應，最令人憤怒。

林鄭接受電台訪問，寸步不讓：國教科經過幾年醞釀，有足夠諮詢，不是突然間在石頭爆出來……

林鄭這種昧覑良心，睜覑眼說瞎話的雙重標準，在芸芸特區官員中，其能力技巧之高超純熟，除了她的頂頭上司梁振英，相信無人能及。

國民教育獨立成科的課程指引（諮詢稿），在2011年5月發表，無論內容和教案都令人嘩然，批評此起彼落，諮詢了4個月，碰得灰頭土臉，匆匆收場。

事隔1年，再推出另一份課程指引，作了一些修改，掩飾了最露骨的洗腦部分，但本質仍然沒變。今次，「諮詢稿」3個字沒有了，連諮詢的表面工夫都索性不做，9月新學年，馬上推行。林鄭司長說，醞釀經年，有足夠諮詢，根本就是謊話連篇，只能用來唬嚇什麼資料蒐集都不做的節目主持人，或凡是政府做的都是對的應聲蟲。

就在林鄭為政府信口開河辯護的同時，有兩項醞釀多時，甚至已經開展執行的前朝政策，相繼被本朝大幅修改，或徹底推翻。

置安心計劃，由前朝的可租可買，變為本朝的只售不租。鼓勵就業交通津貼，前朝堅持以家庭為單位申請，抗議聲音鋪天蓋地，張建宗局長碰到頭破血流，打死不退。改朝換代了，突然「從善如流」「順應民意」，願意改為個人、家庭雙軌制申請了。

為何洗腦國教科不可撤回？

這些政策，都不是石頭爆出來的，林鄭身為主要官員，說不定在行政會議有份拍板，她為今天打倒昨日這樣辯解：「每個政策推之前都經過深思熟慮，擇善固執是需要的，從善如流都應該有呢個勇氣。如果真係覺得政策係需要作出修訂，無論係置安心，或鼓勵就業交通津貼，只要將市民利益擺鰠第一位，我懐就應該有呢個勇氣，改動甚至推翻以前政府鮋做法，同埋睇法。」

對了，置安心和交通津貼都可以推翻，用同樣邏輯，如果真的把市民利益擺在第一位，為何引起全社會沸騰的洗腦國民教育科不可以撤回呢？很清楚了，這是中央交給梁振英四大政治任務之首，一定要超額完成，什麼擇善固執，什麼從善如流，全是騙人的政治修辭和廢話。

林鄭還鮮有地在電台講當官的感受：上任初期度日如年……情緒波動好大……好怯……擔心能否繼續落去。

不理民意，倒行逆施，當然怯了。林鄭司長，你不只要擔心能否繼續落去，還要擔心會否提早落台，更要擔心落台後，如何接受歷史的審判！

 

胡力漢﹕國民教育掀出反共大潮

香港人對上一次的恐共浪潮，已是23年前的六四事件，當年港人歇斯底里般爭相移民，逃避祖國政府的管治，然而絕大部分人均沒有能力為自己前途作出選擇，他們唯有面對回歸的現實。九七後，在中央的懷柔政策下，香港人暫且放下這份恐共情緒，年輕一代，亦慢慢接受了現狀，在無可奈何的環境下受到愛國意識形態的薰陶。

然而，對港事務的官員，為求盡快達至令港人徹底歸順中央的目標，硬推國民教育，加上特區政府採取的手法極為拙劣，最終觸發民憤，現在的形勢，正急促向相反方向發展。

經歷過港英時代的一批香港人，長期展現出對來自北京壓力的無力感，大多早已放棄抗爭，只求融入大中華的經濟大潮，但政府現在面對的，是一班在回歸後成長的年輕一代，他們沒有經歷過六四後那份恐共的思想爭戰，亦未開始背上沉重的經濟包袱，赤子之心仍未磨滅，這就是推動社會改革一股極為關鍵的元素。

從近期多次反國民教育集會觀察，強推國民教育所掀出來的，已不是港人對祖國的情懷，而是以爆炸性的速度，一面倒地揭示建國以來中國政府的種種治國失誤。

強推國教自眦長城

力主強推國民教育的官員，正正是揭開了這個所謂潘朵拉盒子，把當權者多年來竭力掩蓋的事實，以爆炸性速度展現出來，香港人的無奈，突然間亦被激化成憤怒。

胡、溫時代即將落幕，內地經歷了10年「盛世」，經濟周期開始下滑，中國模式下產生的社會問題，亦陸陸續續浮現出來，可謂政權交接在即，民心思變，形勢跟1980年代後期十分相似。現在我們要密切留意的，是在香港被激發出來的反共情緒，會否跟內地官民之間的矛盾，兩者產生互動作用。

六四事件已經給中國政府一個沉重教訓，強硬的鎮壓，只會令中國再折騰多十數年，新領導層面對新形勢，必須站在歷史角度，作出勇敢的抉擇。

作者是資深中國新聞記者

 

練乙錚：論國教課程兩大漏洞及當年董梁教改的去國史化

特區政府推出國教科，大家看其包含什麼內容之餘，還要看它剔除了什麼。如此，當可察覺到，在關鍵的「國家範疇」，有兩個嚴重紕漏：一是不提殖民主 義，二是不講中華民國。「殖民」與「民國」這兩個辭，在該科指引文件中不存在。特別為香港人設計的「國民教育」課程，有此兩大漏洞，原因何在，筆者逐一分 析，直追溯到當年董梁教改的去中國化。

為何不提「殖民主義」？

殖民主義侵華二百年，若問哪裏是第一重 災區，答案不可能是北京頤和園。說到底，那不過是老佛爺的一個後花園，破壞了，只有某種象徵意義；倒是比釣魚台大一百倍不止的香港這塊地連同其上居民，被 活生生割讓，受英帝直接統治百餘年，才是中國所有受殖民主義蹂躪的災區中的最重。對此，國人感受普遍深刻，卻唯獨港人有異；港人當中，有些人心情矛盾，有 些人毫無感覺，更有些人尤其意氣當頭會說狠話直指今不如昔。本地左派當權派人士對這些港人顯得特別反感，一直以來口誅筆伐，指之為港英餘孽。

反殖本是天經地義的事，今天當權者覺得香港人要補這一課，為何國教課程指引卻好像完全忌諱？筆者六十年代上中學、讀預科，所讀國史、世史兩門課，內容詳述帝國主義侵華史包括割讓香港那段歷史，今天的國教課程指引卻連「殖民」二字也不見蹤影。何解？大家先看一點背景。

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史太林和托洛茨基水火不相容，原因之一在於對一個重大問題意見相左：無產階級政黨在一國之內領導革命奪取政權之後，首要工作是在該國之內 建設經濟、鞏固政權，還是要馬不停蹄把革命引向其他國家？這就是所謂的「一國社會主義」論爭（或稱作「革命的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的對立）。史太林支 持前者，而托洛茨基主張後者。

港共只是口頭反殖

托氏的觀點很清楚、很馬列：因為資本國際化了，工人無祖國，各 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因而是一體的；一國革命之後，如果不一鼓作氣把全球革命力量都喚醒，已經革命那一國之內的無產階級政權必然遭遇連成一線的帝國主義陣營圍 堵、干預、侵略，以致無法有效發展經濟，其社會主義革命最終被壓垮（這個說法看來是應驗了）。托氏更認為，「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 情緒而已。

毛澤東師承史太林，基本上接受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毛喜歡所謂理論創新，他說自己既是不斷革命論者，也是革命的階段論者；但 是，他說的不斷革命，乃指一國之內而言，即後來推出的的一連串極左政策：工業公有化、農村公社化、大躍進、文革，結果當然大錯特錯，搞得比史太林還糟糕。

對外而言，毛則認為，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在一國之內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和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妥協，以打破帝國主義大包圍。於是，他首先爭取與英國友好，做法就是 不解放香港，讓英國保留香港殖民地的名義和實質地位。也就是說，毛在1949年以前反殖，解放後不反殖；1949年以後，在理論上、口號裏依然反殖，但實 踐上、行為上不反殖；在亞非拉輕度反殖，在自己的國土門口完全不反殖。

受中共中央領導的港共當然一樣：言談裏反殖，行動上不觸動殖民政權利 益；不僅不反殖，更和殖民政權妥協、和大資本家妥協，1967年暴動那幾個月是唯一例外（鬥「港英」，而不是鬥「英港」，恐怕是畀面英國、留有餘地做法的 不自覺反映）。其後的香港學運也分兩派，「國粹派」愛國不反殖（後者指行為），「社會派」則被指反殖不愛國，甚或是蘇修派來搞破壞的。

這裏，大家不必追究史、托誰對誰錯，也不必追問毛與殖民主義的妥協好不好、「國粹派」還是「社會派」正確，而是要看到這些政治思想與行為的客觀存在及其後果。

港人被迫背棄國家

九七回歸，中共形式上終止了英港殖民政權，實質上繼承了一整套反民主的殖民主義法權，大者如把「行政主導」寫進《基本法》（即讓行政長官主導立法，議會沒有 提案權），較次者如在立會加強「功能組別」、保留「廣播條例」的關鍵發牌條文，等等。所有這些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法權，九七之後香港的新政權非常受用，因 此不會、不能取消。要注意的是，這個繼承，發生在中國社會變質為黨內既得利益壟斷的社會的同時。

中共在毛時期與殖民主義妥協，尚且可說是為 了建設真正的（史太林式）社會主義；然則，在中共全面變質之後，它在香港繼承上述殖民主義法權的唯一目的，只能是為了維持一種剝奪性、壟斷性的類殖民管 治。英港殖民時代的「以華制華」，變成今天的「港人治港」——即假少數具特殊身份和關係的港人管治大多數港人；洗腦方式和內容儘管與英港時代不同，所用的 管治工具，一整套就是當年英港殖民政權發明的、用過的（大家設想：若香港的主權不是回歸北京而是回歸民主化了的中華民國，則今天這些殖民主義法權有哪一條 可以保留呢？）。

如此，試問中共在港推行國教，怎會引導學生、容許老師，深入認識殖民主義在中國特別是在香港的全部歷史過程，包括中共與英帝國主義的歷史性妥協，以及其百倍吊詭的現實意義？

尤 甚者，中共與英港殖民主義作歷史性妥協之餘，卻經常反過來指責港人思想奴化，回歸前後皆如此；這是不公平的。試想：假若當年中共不與殖民主義妥協，像紀實 電影《阿爾及爾之役》中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那樣，領導人民與殖民主義作無妥協鬥爭的話，港人今天的反殖意識肯定不一樣。然則，港人頭腦當中縱有殖民 思想充斥，那又是誰之過？從民族利益觀點看，港人好比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外放軍妓一樣，為了國家戰略需要而犧牲貞節，回歸母國之後卻處處受歧視，終於走上 背棄自己國家之路。港人深談殖民主義，不可能避免提出這種討論，這又豈是口頭上對「西奴」大事撻伐者所能容忍？

再者，假若中共不與英帝妥 協，1949年即收回香港，則英港殖民主義晚期實施的種種「改革」和「德政」，便根本無從談起，思想「奴化」不可藥救者，大抵只會局限於小部分當年的高等 華人，何來為數眾多的普通港人今天思前朝業績而愈發厭棄「國民」身份、拒絕「國家」認同？站在民族立場，這筆殖民主義賬又該算到誰的頭上？

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國教課程指引不提殖民主義，乃一種忌諱，不僅有深遠歷史原因，更反映中共變質之後成立的特區政府和前殖民政權之間的微妙關係。然則，不提中華民國，又反映什麼呢？歷史上，中華民國與港人關係極深，港人失去此段記憶，主要是近十多年來的事，國教科有此漏洞，恐怕不是偶然。

中 共管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社會絕大多數成員國的政府眼中，代表整個中國。不過，在國人當中，起碼在留意國事、能夠接觸各方面資料、資訊的國人當中， 中華民國始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對手，爭奪着國人的認同。兩者之間，什麼時候一方比另一方做得好，那一方就得到更多國人的擁戴。例如，大陸六、七十年 代搞文革，台灣卻埋頭苦幹拚經濟，聲譽明顯比大陸優勝；七、八十年代大陸改革開放，有些省市眼看有望趕超台灣，海外華人無不寄以厚望，很多因此歸心；不 料，大陸來一個八九六四，國人為之喪膽，台灣卻緊接着反其道而行，全面民主化、自由化，聲望於是又扳回一着。

怕港人比較中台模式

大陸以其人口和經濟規模，無異決定整體中國建設成敗；台灣雖小，卻以其勇於實踐，各方面總是比大陸走先一步，提示着整個中國的發展方向。國人、港人看在眼 裏，有所選擇；於是，「一中兩府，各自認同」的想法，近年重新出現。如此，號稱代表全中國、一意壟斷權力的中共，何可忍受中華民國和台灣在國人、港人政治 心目中的存在？近日大家看到大陸中央到地方的官媒對釣島上那面青天白日旗施展的各種剪裁手段，就明白國教科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再者，國共內 戰結束，打「中華民國」招牌的國民黨是敗方，勝方中共對前者的態度當然談不上尊重；解放以後，大陸在其教育、文藝、宣傳等方面，提及中華民國，觀點每以負 面為主，史實方面更有不少刻意歪曲，如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和軍隊的角色和功勞等，全遭抹殺，「獨夫、民賊蔣介石」是假抗日，等等。

近二三十年 來，因為對台工作有需要，在中共的文宣裏，提及中華民國或台灣時的態度，某些方面卻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特別是對台灣的一些高層人物給足好處、極盡恭維， 污點缺點都忽然消失，統統都是愛國的、善良的，蔣介石在浙江奉化的故居也修復得煥然一新。不過，後者只是共產黨的統戰姿態，在其他方面，對中華民國和台灣 的敵視沒有變。中共這種「複語術」，只能用在它的統戰工作上；若是放到香港的課堂裏讓負責任的老師端詳細察，給好奇的中、小學生問幾個為什麼，就有說不出 的麻煩；大家免不了要問：「德育」是教學生諒解、接受、學會乃至精通這種「複語術」的嗎？

還有，提中華民國，總不能不講台灣模式，更少不免要和大陸模式做一些比較：為什麼人家經濟發展比你早、今天水平比你高，社會也比你更民主更自由更和諧？要回答這個，也有說不出的麻煩。

由此可見，課程指引的國情部分出現上述兩大紕漏，實非偶然。筆者不知道這是指引編寫委員會「自覺跟黨走」的不自覺決定，還是有關方面干預、打了招呼的結果。

共黨專長增刪歷史

其實，對歷史和事實任意篡改增刪，是史太林以降的共產黨人特長，中共深得箇中三昧，從創黨名單到李旺陽死因，都在篡改增刪之列。這是因為，對共產黨人而言， 目的就是一切，其他都是工具，包括歷史教學在內；既是工具，式樣設計只須符合目的便可。受中共領導的特區政府教育官員也只能如此，有例可援。

讀者記得，在董建華治下，梁錦松推動「教育改革」，竟然取消國史科，大刀闊斧「去中國化」，比陳水扁在台灣搞的還徹底。董、梁二人出名愛國，為何有此一着？ 原因很簡單，當時的教改，關鍵部分其實是一個小文革；國史科整科取消了，才可說得上「破舊」，「破」了「舊」，以後才可立「新」。

在當時特 區政府眼中，九七前遺留下來的國史科，從哲學思想到課程設計，從編寫教科書的學者到教授歷史科的老師，以至這些老師的老師，都屬於「舊」的那套，通通都在 該「破」之列。「破」了之後，以國教科作為過渡，端正學生和教師的思想，再等到「新」的歷史科教學系統成形、「新」的師資和教材具備，「新」的、改造過的 國史科便正式登場，符合統治階級意志，復出之後在學校教授它因而又是一個「天經地義」。

中國歷史就是那麼長，二十五史就是那麼重重複複，學生厭倦，家長不察，董政府順水推舟，舊的國史科就那樣給革掉了。然而，這就是五十年回歸過渡期中特區政府必須做的要事之一，「五十年不變」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的變。

學生利益不作考慮

首屆特區政府取消了國史科，學生對國史認識更形殘缺，國教科於是上場，「理所當然」地在這方面補足；如此移花接木，現在說成是「不得已」的做法。可是，這樣 給孩子飲苦茶醫病，不能不派一點糖果，於是課程指引規定該科不對學生進行考核，和現時通識科乃至其他所有科要個別考核不同。

這當然是一種以 退為進。試想，若國教科教學時，充斥如某小冊子那樣的一面倒材料，又要考試的話，則引起的反洗腦情緒一定比最近的還要強烈。於是，「偏頗」的內容逐步引 入，不設考試，而以問卷測試效果，施間接壓力促使學校和教師逐步加碼，教授當局要學校教的那種內容。這是政治手法，不是教育，學生的真正學習利益並不是一 個考慮因素。

當權派把國教科搞得充滿政治涵義，現在成為香港政壇風眼，進而影響即將舉行的立會選舉，倒也合乎邏輯。

國教課程指引內容大處殘缺不全，一些技術層面的設計動機可疑，社會上廣泛出現推倒重來的要求，實在有理，筆者支持。

《信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