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健威: 斯文首爾

雖然到首爾短短四天，但留下的印象頗佳。

一向以為韓國人民風強悍，旅途所見彬彬有禮者為多，很少看到賊眉賊眼或一臉邪氣的人；也沒遇到不愉快的事。

在街上，不止一人主動地幫我們找路；地鐵裏，竟然有家長叫小孩給我們夫婦讓座——這是在香港從沒遇過的事；香港的小孩，進了地鐵，只懂搶位。在公共場所，很少人高聲講電話或交談。

不知道是否受了日本影響，街道上很少垃圾桶，但街上非常清潔；人們可能把廢物都帶回家去了，沒垃圾製造者——光是對比香港無所不在的垃圾桶（石澳海灘是奇景，垃圾桶之多之密，或可列入健力士大全），哪個地方文明一點？不言可喻。

路不是一天行出來的，你依然可以見到，在公共場合大大聲講話的人；甚至，在鷺梁津水產市場，我還看到一個隨地吐痰的人；但這是極個別的事 ——那些都是年過六十的人。由是可見，過去二三十年，韓國的國民教育很成功，人們既有公德心，亦有自尊，文明程度跟財富同步共長。

所 以對比之下，對香港實在有些失望——過去二三十年，GDP增加了多少倍？但市民文明了多少？為什麼父母教小朋友進車搶位而不是讓位？為什麼那許多人分不清 楚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的分別，跟近在咫尺的人說話仍像演講那樣——年輕人都愛到日本去，他們也知道，日本人在公共交通工具是連電話都不講的，但這對他們毫 無啟發——回到香港，還是繼續做其大聲公大聲婆。去了日韓旅行，香港人可問過自己：為什麼人家的垃圾桶那麼少，街道卻比香港乾淨？要那麼多垃圾桶幹嘛？是 不是自己的生活習慣出了問題？

香港人常看不起內地人，認為他們不夠文明；但缺乏的是，一面可令自己反省和改進的鏡子；旅行除了喪玩喪買，看不到其他。

【雨傘世代自決未來】藍絲錯了！ 打破藍絲迷障

文/ 沙龍

 

香港進入後雨傘時代，抗爭運動仍未完結，蓋棺定論言之尚早。姑勿論人大會否改變8.31決定，但抗爭之路肯定很長，這種「長」是極之痛苦的：不僅與 中共對抗，更在於現實主義者的冷嘲熱諷，直至香港推行民主。選舉是一面鏡子，讓我們知道雨傘革命打動了多少人心，抑或流失了多少「和理非非」的選民。筆者 對2016年立法會選舉泛民和「進步民主派」的選情不甚樂觀，尤其是當你見到更多人為所謂的「食飯」而放棄民主，你便知道所謂的底線原來是毫無底線，並非 「退無可退」。

我們都活在「扮自由」的社會，特首候選人辯論時說「民主」、「自由」、「法治」、「人權」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但特首的選民基礎卻來自不足2%的人 口；民主？立法會有一半議員是直選的、一半卻是功能組別；言論自由？我們有蘋果日報、明報、信報，但我們有「劉進圖事件」；法治？我們有司法獨立，但我們 目睹人大釋法、梁愛詩的「胡仙案」……說穿了，香港一直在「扮自由」。不要自誇自己的家很自由，由投擲催淚彈那刻開始，大家明白一切都是假的，似乎有的 「自由」不過是自欺。事實上，我們一直活在威權社會。當有80萬人參加公投要求真普選，便有所謂150萬人的「保普選反佔中」簽名運動，可以見到中共鼓動 所謂「沉默大多數」鬥跨鬥臭香港民主力量。佔領行動以來，又有中大、港大民調一直評估有多少人支持「佔中」和支持「袋往先」，當大眾開始對佔領行動厭倦 時，調查學者又說運動發起人需注意民意逆轉的警號。當爭取民主的人要理解「反民主」人士的意見時，想起來也很荒謬。當一些無知的反佔領人士指摘「佔中」是 少數人騎劫大部份人，是不民主，他們不知道這個觀點正好為極權維護，但反對民主的人竟然以「民主」批評為他們爭取民主的人，這是何其荒謬。

在「扮民主」的香港，抗爭要考慮民意，有時我寧願香港沒有選舉，佔領運動不再是泛民的包袱，那大家便不用顧慮選票，一鼓作起地抗爭。試想：中國大陸 的示威比香港的暴力千萬倍，不講西藏新疆，河南有人因投資受騙而堵路、海南示威者追打警察，他們講不講民意？佔領馬路前一年有沒有 Deliberation Day？香港不會有這種類型的示威，因為發動者要考慮形象、講民意。

在長達七十九日的雨傘革命中，歪理處處。很多香港人不知道六十年代參與黑人民權運動的人是「少數」，曼德拉也是反抗南非種族隔離暴政的「少數」。晚 清「革命黨」孫中山能代表全國四萬萬人的大部份意見嗎？（在封建思想紥根多年的國度，人的思想依然保守。）歷史上帶來變革的人往往是少數，推動變革的方式 都是不民主的、甚至很暴力，但沒有這少數人奮起反抗，我們今日可能仍留長辮、男權主義當道、種族主義盛行。說實話，大家要分清「手段」和「目標」，雨傘革 命參與者的確是少數，像我寫幾篇文章是不能爭取民主的，向共產黨爭取民主便一定要犧牲更多，甚至要用獨斷、暴力的手段，但它帶來的目標────世代覺醒、 真普選等等卻是惠及香港下一代。我確信：用不民主的手段爭取民主，總比以看似民主的手段反對民主好。

外國勢力是壞東西？

中共很多年前已經標籤泛民等為「外國勢力」，是次雨傘革命中民主力量再被妖魔化，然後用文革式敵我矛盾的手法對付雨傘革命，這些都是慣用的中共伎 倆。中共恐懼顏色革命、嚴防外國勢力，因為中共本身便是透過外國勢力奪權，利用共產國際的幫助，實踐德國猶太人的政經理論。正當中共被國民黨打得落花流 水，日本侵華為中共提供喘息的機會，中共在抗戰之初對八路軍提出「七分發展（共產黨），二分應付（國民黨），一分抗日」；1946年日本社會黨訪華，對侵 華戰爭道歉，毛澤東表示日方無需道歉之餘，甚至深表感謝，因為他深明沒有日本的侵略，中共不可能在八年間成為兵馬百萬的「國中之國」，打倒國民黨。晚清時 期，孫中山革命起義，四出海外籌募經費，也是招攬外國勢力；他引入的西方種族、性別平等的思想、共和制，是外國的東西；晚清的「皇族內閣」所參考的君主立 憲制，乃至中國歷史上新設的外務部，都是外國經驗。

其實，香港很多人都深信中共無理的指控，實在悲哀！作家李怡曾言：「一個奴隸思想紮根的社會，人們認為奴隸、奴才必定有一個主人。若你不服從這個主人，便是在外面有另一個主人。」

法治？

不多講了，若法治等於守法，全世界法治最高效的國家應該是北韓。

香港的悲哀就是充滿歪理。

【雨傘世代自決未來】傳統泛民在新時代中的生路

文/ 沙龍

雨傘革命由年輕人發起，再由群眾領導，整場運動從一開始便「去領袖化」，拒絕政黨騎劫。在這種群眾情緒下，傳統泛民的領導角色在未來的公民社會已產 生斷層，他們要領導雨傘革命、抑或往後的抗爭運動，顯得困難。同時，建制派將以雨傘革命為矛，攻擊泛民主派。雨傘革命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分水嶺，它標誌著泛 民舊路已難以再取信於新一代，同時亦意味泛民大勢將去，未來只能在建制派的猛烈狙擊下苟延残喘。假如六四是泛民的起點，那麼九二八可能便是其衰退點。這個 結果能否逆轉，其實掌握於泛民手中。如今四面楚歌，泛民主派已經不能再吃老本，必須在本土論述、政治光譜，乃至選舉策略上有所突破，才能在香港政治圈維持 影響力。

建制派因素

首先，建制派未來必削弱泛民的議會力量，構成重大危機。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其實不是什麼民主自由，而是「搵食」，這個中共早已看清，這也是泛民中、長 期的危機：當泛民主派不停拉布，不斷發動不合作運動，泛民黨派也自知會因此而大量流失選票。須知，一般市民不是政客，不是學者，無法每天都監察議會運作， 評估每個議員水平。他們很難跟貼政局發展，只能從電視新聞取得相關資訊，但新聞報道礙於各種限制，不能詳述每次發動不合作運動的原因，遑論說服市民支持。 因此，更多人覺得泛民濫用議會機制，誤解行動原意。經過雨傘革命，建制派必會以「佔中」為矛，搶去泛民「溫和中間派」選票，甚至鼓動「沉默大多數」，泛民 選情十分嚴峻。其實，周融發動的「保普選反佔中」和「還路於民」簽名運動的支持者不乏中產，他們知道「反佔中大遊行」醜陋百出，但他們更怕不合作運動、怕 經濟停滯、怕樓價下跌……「沒有動亂的民主」是他們的心聲。

年輕人因素

其次，不只父母與子女，泛民「老鬼」與抗爭的年輕人也出現世代矛盾。雨傘革命出現證明「民主回歸論」破產，8.31人大決議令整代人徹底失望，年輕 人不再相信「民主回歸論」這自相矛盾的論述。試問「民主」又怎可以跟「中共」結合？根據調查，這幾年來，年輕人的國族身份認同感屢創新低，對香港政制了無 寸進感到十分氣憤。整場雨傘革命是由群眾自發、群眾主導，與建制派要動員群眾完全相反。與此同時，雙學的曝光率、號召力遠比泛民、佔中三子所代表的上一輩 為多。雨傘革命雖然催生了由群眾、年輕人主導的民主力量，但泛民要吸收年輕人作為政治資本，極其困難。馬嶽指，九十後會選擇更獨立、更反建制的民主路線， 而他們認為參選立法會便等同承認建制；年青公民亦擔心被政黨出賣，不信任傳統政黨，令傳統泛民動員力更弱。

筆者對上一代民主力量為香港所做的萬分感謝，但時代已變，年青人實在覺得上一代沒有在建制爭取到什麼實質的成果；在建制派、年輕人夾擊之下，泛民會否萎縮，成為「民主回歸」死亡的時代印記？

建立本土論述

泛民要生存，不能再吃「六四」老本，再沾光環，否則很快被淘汱。 在傳統思維下，香港若要有民主，民主中國是前提。中國民主無期，香港亦會命途坎坷，但港人應轉移焦點，結束一黨專政外，我們更要捍衛香港人的價值，守護本 土，轉攻為守。相信還有部份泛民不放棄「民主回歸論」，以此為參選政綱，但「民主回歸論」只是「福壽膏」，泛民必須提出本土論述。無論是以本土民主作為爭 取民主中國的手段，還是以香港民主作為終點，都須填補這個論述真空。

拉闊政治光譜

自從更多「激進／進步民主派」進入議會後，激進力量與傳統泛民內訌，其實是新興力量對傳統泛民不思進取，只求道德光環的不滿。2010年民主黨支持 通過政改方案，代表上一代爭取民主無力，唯有「袋往先」的心態。泛民因手段不同內訌，無疑拉闊了泛民政治光譜，但拉闊光譜後，市民、媒體依然標籤他們為泛 民主派，令政黨的獨特性褪色。每次選民「含淚投票」時，投民主黨、公民黨、或者工黨，對一般市民來說，好像都差不多，因為泛民政治、經濟政策理念都集中在 一方。馬嶽編寫的《香港政治──發展歷程與核心課題》，指差不多所有泛民政黨經濟政策理念都是偏左，支持最低工資、集體談判權；過去，所有同志平權的遊行 集會幾乎都是由泛民主派主導。這樣看來就像投資組合集中板塊，當發生地震，便會「一鑊熟」。參考建制派，工聯會、勞聯代表基層工人，經民聯、自由黨、新民 黨代表中產工商界，左右兼備，各黨派的特色明顯，甚至在不同議案的立場會有不同。而其餘的親建制陣營的選票便落入民建聯手中，這便具配票作用，吸收更多選 票。

泛民各黨需更突顯其獨特性：

否決高鐵、新界東北、拉布等等，泛民一直被批拖慢社會經濟發展，成為泛民的致命傷，但民主其實與經濟發展不相悖，民主、法治、管治透明度、言論自由 結合公平競爭、反壟斷等其實相輔相成。可惜的是，民主派在經濟上一直偏左，民主黨極其量是「跨基層政黨」，泛民若要吸收中上層人士的選票，經濟理念卻過於 左傾，只會進退失據。香港一些民主派可嘗試開拓商界的票源，推崇自由經濟、「大市場小政府」，但同時强調民主和經濟的關係。誠然，「民主本質上會窒礙經濟 發展」是偽命題。科大社會科學副教授成名指民主是自我完善的機制，民意代表要不斷回應人民的訴求完善施政，一個有認受性的政府才有足夠的政治能量解決當下 的社會問題；與此同時，民主確保政權和平交替，長遠提供穩定的營商環境。

中港經濟融合，港商有不少與大陸的利益關係，泛民對這些人未有論述，須糾正他們「民主等於民粹」、「民主導致福利主義」的誤解。八十年代英國保守黨 的戴卓爾夫人和美國的列根透過民主選舉上台，他們都是極力主張削減公共開支和社會福利。相反，中大政政系副教授黃偉豪指出，只有在非民主國家才需要透過濫 發福利來維持沒有認受性的政權。當我們看到澳門政府不斷透過「派錢」企圖消磨市民對政府的不滿時，君不見澳門樓價瘋狂炒高、一般民生沒有改善？可見，威權 政府外剛內弱。泛民一直忽視教育大眾政治知識，大眾因而被簡單化的論述蒙蔽，泛民必須在抗衡建制的同時，在政治論述上多花功夫。

分拆名單出選

2008年公民黨特意將余若薇排在港島區名單第二，令其和陳淑莊成功當選。2012年重用這個風險極大的方法，結果分別令港島區和新界西的陳淑莊和 余若薇分別落選，白白浪費了三萬多選票，讓王國興成功取得港島區最後一席，進一步收窄泛民、建制直選議席的差距。《學苑》曾經訪問曾鈺成，他表示從現時直 選議席的分佈來看，泛民不再代表「多數」。同樣地，新界西建制派分拆陳恆鑌、梁志祥和譚耀宗三張名單，讓港人驚嘆建制派近乎完美的配票機制。公民黨於報章 打「告急牌」，希望保住陳淑莊和余若薇，因而搶走了其他同區民主派，尤其是民主黨的選票，卻不能當選，令民主派最終「選票增，議席減」。

公民黨若沿用以往的方式，非常危險，分拆名單出選才有生機。事實上，若公民黨在2012年分拆名單，雖然未必能確保新面孔進入議會，但至少不會浪費大量選票，更有機會力爭港島區或新界西最後一席。

筆者認為泛民應加強配票機制，痛定思痛，減少再一次出現泛民互相搶票的情況。

「柯文哲模式」適用於香港嗎？

在台灣「九合一選舉」，所謂的「無黨藉」參選人柯文哲以獨立之名取得台北市市長一職，不少評論指柯成功打破台灣以往的藍綠政黨對壘，吸收了年青人和 中間選民的選票。練乙錚指泛民應積極考慮「柯文哲模式」，以「無黨籍」、「獨立」的清新口號爭取一些嫌惡政黨的選民，尤其是年輕人。若單純以獨立參選人的 宣傳口號來理解柯文哲，實在簡化了事情。評論家邱風認為，「柯文哲模式」一詞有點不準確，較正確的用詞應是「柯文哲魔術」，民進黨在背後助選已是公開秘 密。姑勿論他是否民進黨黨員，但必定是個十足的民進黨人，他曾自認是一個「墨綠」的人，柯的支持者跟民進黨選民其實同出一轍。再加上一個因素，就是連勝文 太不濟了，他的支持者就只得國民黨的鐵票。如果柯文哲需要同時跟連勝文和另一位民進黨候選人競逐台北市市長，他當選的機會就會大大降低。

觀乎香港，有很多「隱形」建制派，如梁美芬、龐愛蘭，那麼，是否也可以有「隱形」泛民參選呢？其實，說到底，究竟這個獨立的候選人背後代表什麼團 體、什麼勢力才是決定性的因素，不論他的形象有多麼清新、立場有多麼鮮明。2012年的港島區立法會選舉的勞永樂、新界東的龐一嗚都是活生生的例子，他們 都是支持民主的獨立參選人，但顯然知名度遠較政黨代表遜色，以致敗選。何韻詩，或一些高登網民，都曾經表示有意參選區議會或來年的立法會選舉，撇除曝光 率、個人魅力等因素，沒有幕後操盤人，當選機會甚微。

柯文哲代表綠營，民進黨暗地幫他助選，卻打著獨立候選人的旗幟。那「柯文哲模式」適用於香港嗎？與其說，獨立候選人要跟傳統政黨割蓆，不如說，前者 在爭取香港民主的立場上要積極跟後者區分，但同時在選戰期間取得傳統力量的輔助，那麼「獨立候選人」當選的機會便大增。以上問題應由民主黨、黎智英等傳統 泛民解答，究竟他們是否有氣量，輔助非傳統反對派，或一些傾向本土的獨立候選人，吸收雨傘世代的選票。然而，這不是傳統泛民希望的。呂秀蓮便提到當「獨立 候選人」累積一定的政治能量，有足夠的行政權和支持者，便會另起爐灶，不受幕後的民進黨指揮，「令不出黨部」。但正如「民主黨大，亦不及民主大」，只要他 們肯放下身段，事情就順利得多了。只不過，新一屆民主黨仍由年過耳順的劉慧卿帶領，不知道民主黨在年輕人心目中仍有多少「剩餘價值」？究竟民主黨何時做到 如練乙錚所望：黨內老大退居二線，將權力交托年輕人，避免黨內持續老化？

善忘的香港人

選舉策略再周詳、候選人再雄辯滔滔，選舉權始終在選民手中。究竟雨傘運動所喚起的云云人海當中，有多少真的會堅持信念？抑或「三分鐘熱度」？這才是 最重要的因素。筆者感嘆2013年10月有十多萬的示威者抗議政府因「一籃子因素」不予香港電視發牌，指政府有違程序公義，諷刺的是，當港視開台後，個人 認為其節目質素不低，可惜收視率在一星期後不升反跌，那一團火究竟是否那麼容易便熄滅？究竟香港人醒後，會否在匆忙的生活中再次昏睡？

雨傘世代的未來

引言

文/ 陳雅明

七十九天的雨傘革命改變了以往香港的公民運動模式，新一代的民主運動亦以催淚彈揭開序幕，未來五十年以上香港政府要面對不再跟他們和理非的雨傘世 代。雨傘革命是一直潛伏的各種社會矛盾交織的爆發，尤其突出了三大矛盾，將影響香港未來政局發展：中港矛盾、世代之爭、民主力量路線分歧。這些矛盾的影響 會在來年的立法會選舉及接下來大大小小的公民抗爭中出現。 社會上有關雨傘世代的評論多如牛毛，但評論員大多數不屬於雨傘世代，雨傘世代對自己有系統的分析卻少之又少，往往意願「被代表」了，今期時政專題就是要將 自己世代的意見自己說出來。

雨傘革命創造了雨傘世代，年青人在七十九天迅速長大，無論意識形態上或行動上已經跟上一輩愈走愈遠，〈香港人意識——雨傘世代的命運自主意志〉分析 雨傘世代正形成一個帶有強烈「香港人意識」的政治命運共同體。他們強烈的自治願望將會改寫香港傳統的泛民抗爭路線，從普世價值或大中華民主觀回歸本土，更 加排拒中國人身份，雨傘革命亦會取代「六四」，意味著雨傘世代正式告別中國。隨著一國兩制下所有民主出路都被封殺，雨傘世代的本土意識、獨立意識變得愈 強，離中國愈遠。他們亦不再相信「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而視香港政府為外來政權、殖民政權。

〈民族、民主、雨傘革命〉一文承接《香港民族論》, 透過分析民族與民主的關係, 闡述本土意識及雨傘革命。文章指出國家為了維持其合法性，就必須服務該民族成員並以其利益為依歸。 透過民主方式產生的政府，成為民族實踐集體意志、促進整體福祉並捍衛對外利益的工具。但香港的情況是，特區政府早已淪為傀儡，背後的中共是「外來政權」， 甚至是「殖民者」，並開始以「中央集權的國家對邊陲的入侵」之框架理解港中關係。本土思潮正是對上述情況的一種反彈，而遭中共操縱的特區政權，一日未推行 民主制與社會連結，則會保持其外來壓迫者的身份，社會的本土意識只會愈演愈烈。

傳統泛民在雨傘革命後，窮途末路，〈傳統泛民在新時代的生路〉嘗試思考傳統泛民的生路，指出年青人已不再相信「民主回歸論」，必須融入本土論述，開拓工商界票源，在未來選舉才有一線生機。另一文〈藍絲錯了！打破藍絲迷障〉批駁藍絲的一些謬論，反思和平抗爭論、外國勢力論。

雨傘革命中，年青抗爭者與傳統泛民出現極大分歧，這是正常不過的，但當中也有年青抗爭者、旺角抗爭者極之不滿「雙學」和理非的抗爭方式。〈本土革命 誓守族群〉就是對傳統的和理非抗爭理線不以為然，認為不將革命正名是自欺欺人，又指出和平路線走到盡頭，公民抗命根本無效。在香港生死攸關之際，沒有革命 抗暴的意志，香港就會落得滅族下場。

【雨傘世代自決未來】

香港人意識——雨傘世代的命運自主意志

 

文/ 陳雅明

一百七十三年來，香港人終於反抗，高舉「命運自主」，打倒殖民政權。古語云：「天命難違」，若真有「天命」，就是人控制不了的事，怎可作主？不過， 中共是「天」嗎？中共是上帝嗎？雨傘革命就是對此大聲說「不」。港英走後，香港被中共第二次殖民，香港從沒有解殖自主。一百多年來，香港人做穩了奴才，從 今起，香港人要反抗，不斷反抗，直至我們成為主人，告別要人當奴才的中共，遠離享受當奴才的中國人。雨傘世代是香港新的民主力量，無論行動手段、意識形態 亦不同於上一代，在愈趨成熟的本土論述影響下，以及不斷的公民政治運動中，雨傘世代正形成有強烈「香港人意識」的政治命運共同體。雨傘世代的自治願望只會 愈發強烈，但在一國兩制任何民主路都被封殺的情況下，他們只會離中國愈來愈遠。

從「反蝗」到「黃傘」 成熟的本土民主運動

雨傘革命在香港歷史上意義非凡。第一，這是史無前例大型的反殖自治運動，第二，這是一場大型的本土民主運動，是香港民主運動的轉捩點。近年來，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帶來建構「香港人意識」的原動力，令雨傘世代形成政治命運共同體，主宰香港未來政局。

根據文化理論家Stuart Hall，一個身份的形成，可歸於兩方面，一是兩個不同的共同體的成員之間的差異，二是一個共同體內成員的共同性。雨傘世代經歷了兩次建立強烈「香港人意 識」的階段，首先，近幾年來的嚴重中港矛盾突出了香港人跟中國人的差異，雨傘世代排拒中國人身份，進一步，二零一四年的雨傘革命使「香港人意識」再度高 漲，雨傘世代肯定、甚至自豪香港人身份。

二零零三年起，自由行令香港人與中國人接觸頻繁，隨著時間推移，香港人意識到一向以來的居住環境被自由行改變，亦厭惡中國人的行為，突出了香港人與 中國人的文化差異。二零一二年初，發生D&G事件後，排拒自由行的一連串行動出現， 中國旅客與香港人爆發衝突，「反蝗」成了當中的圖騰。雨傘世代視自由行中國旅客為外來入侵者，甚至敵視，漸漸否定了中國人身分。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HKU POP）所做的身份研究調查，二零一二年前半年，有45.6%受訪者認為自己純粹是「香港人」（不認同中國人身份），是九七後相關民調的最高紀錄。那突然 飆升的「香港人意識」是帶有民粹的，敵視中國人的；換言之，「香港人意識」先是透過否定中國人身份覺醒的。

初期的「香港人意識」大多是憤恨情緒， 但香港人的共同性仍是空洞的，雨傘革命正正填補了空洞。政治命運共同體的成員，可透過認識文化及歷史深化成員之間的共同性，可是，因香港政府故意不在香港 推行認識香港文化及歷史的教育，令香港人對香港本位的歷史一片空白，對自己文化也沒有系統性的了解。不過，對共同體成員來說，刻骨銘心的共同記憶比一切來 得重要。雨傘革命就是雨傘世代的共同記憶，「黃傘」亦成為共同體成員想像豐富的圖騰，具強烈「香港人意識」的政治命運共同體由此而起。 這次「香港人意識」最大的特徵是深愛香港，自豪香港人身份。我們在金鐘「連儂牆」上看到最多的不是「我要真普選」，而是「我愛香港」、「我是香港人」。

「六四」消褪 「黃傘」成新世代圖騰

德國埃及學學者Jan Assmann曾分析記憶怎樣影響社群身分的建構。他把記憶分為三類：「溝通記憶」、「集體回憶或連繫記憶」、「文化回憶」。「集體回憶或連繫記憶」、「文化回憶」尤其跟身份建構關係密切。

尼采說：「當傷痛還未平息，過去還是過著。」尼采指出，防止遺忘的最有效方法是懲罰，透過面對悲痛的回憶，警惕自己現今的道德責任。Jan Assmann借用此說，稱之為「連繫記憶」，常有例子為烈士、宗教紀念日、紀念碑、地標等記憶的載體，不斷重覆地提醒群眾。

雨傘革命之前，香港歷史沒有這種令香港人深切悲痛的回憶，更沒有烈士。七一大遊行之類的民主運動不過是和理非，遊行後隔天就一切如常繼續上學、上 班。香港「連繫回憶」蒼白，令「六四」支配了香港人，每年宗教儀式似的「六四燭光晚會」製造「連繫回憶」，呼召「中國人」身份，亦令沒有「六四」經驗的八 十後建立起「中國人」身份；換言之，八十後香港人的「中國人」身份的來源是「六四」。

不過，「六四」對八十後來說，始終不是深切牢固的記憶，在中港矛盾劇烈的幾年後，「六四」已逐漸淡化，「雨傘革命」的真實記憶會將「六四」取而代 之。「雨傘革命」站在前線擋催淚彈的示威者、龍和道浴血抗警的示威者、旺角黑夜中被警察毆打的示威者，一一成為香港人的烈士；「夏慤村」、「旺角關帝廟」 等雖然被滅，彌敦道、夏慤道等地方亦會勾起香港人這段回憶；9.28也會成為香港人民主的哀悼日。 這種大型社運的犧牲，會走進香港人的集體意識，提醒香港人在艱巨的香港民主路上奮鬥，呼召「香港人」的身份。這些記憶是屬於香港人的，中國人也不會對這些 記憶有感覺；共同體是有限的，雨傘世代在建構共同體時，也不會把中國人納入其中。對雨傘世代來說，9.28會取代6.4，「黃傘」亦會代替「六四」。 「六四」消褪，意味雨傘世代正式告別中國。

世代相爭 告別中國

建制派人士很怕六四，認為六四是香港人反共意識的萌芽點，希望六四燭光早日化灰。許多政論者或從政者也注意不到六四是香港人反共意識的起點，也是香 港人的「中國人意識」的開始。七十年代，香港第一代本土青年出現，當時他們大多數與今天的雨傘世代一樣，對中國人身份沒有認同感，沒有所謂的中華民族情 感。當年的社會派青年也像今天的雨傘世代，關心香港時政遠多於中國，但在六四慘劇中，他們的中華民族情感覺醒。六四就是第一代香港本土人由本土走向大中華的轉捩點。

當上一代香港人喊「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他們是有反共意識的，要推翻中國共產黨。他們將香港民主與中國民主命運扣連，認為「中國沒有民 主，香港沒有民主」、「香港民主亦是為了推動中國民主」。上一代在推動香港民主運動時，他們最終抱負的是「中國人」的責任。可是，雨傘世代會認為雨傘革命 是一場中國民主運動嗎？當然不會。雨傘世代根本不會想像中國人為雨傘革命中政治命運共同體的一員，包括中國民運人士。

以匡扶中華正統為己任的古德明在雨傘革命後，批評本土派黨國不分，認為中國不是中共，而是「滾滾長江，滔滔黃河，五嶽層雲，三峽愁猿；是曲阜孔子 廟，采石李白墳，洞庭岳陽樓，廣州黃花岡；是端午佳節的糭子，農曆新年的糕點；是孫悟空，是梁山伯祝英台等等」。雨傘世代沒有這種「即使反共，亦心向中 國」的南來文人心態，沒有這種中華文化認同感，亦沒有這種中華民族情感的轇轕，將今天早已黨國不分的中國、中共辨清。因此，當黃之鋒說「我覺得我仍然愛 國，若我不愛國，我根本不會參與六四燭光晚會」，究竟他認同中國什麼、愛中國什麼？

獅子山的黃昏 重鑄「香港人精神」

Jan Assmann講的「文化回憶」與身份認同關係最大，類似「立國神話」。「立國神話」與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民族精神關係密切。香港現時也不是沒有紀念 日、紀念碑，但那些東西跟「香港人精神」有什麼關係？提到「香港人精神」，令人想也不用想的傳統官方答案是「獅子山精神」。「獅子山精神」之所以受到港英 及港共官方推崇，是這種精神背後的政治冷感，只重經濟成果，好聽一點就是默默耕耘，難聽一點就是任由外力左右，無意主宰自己命運。雨傘革命期間，一道大型 黃幡「我要真普選」懸掛獅子山，顛覆傳統上任人主宰的「獅子山精神」，重新鑄造「香港人精神」。這重生的「香港人精神」就是「命運自主」 。在劇烈的政治及社會形勢下，雨傘革命改變了舊有的香港人精神，打造「命運自主」的「香港人精神」。

「命運自主」雖然未被每個香港人接受，但顯然是雨傘世代的共同價值，在未來的政治鬥爭及公民運動中，「命運自主」會更加深刻進入香港人的集體意識。 雨傘革命及未來的政治運動都會編織成帶有「命運自主」精神的本土「立國神話」。歷史告訴我們，共同體成員透過不斷詮釋「立國神話」，會逐漸形成「民族」。

另外，「命運自主」更帶有香港一百七十多年來的真正的反殖意義。「獅子山精神」，或者羅永生說的「虛擬自由主義」，都令香港人在制度上、意識上從來 也沒有擺脫殖民主義。「命運自主」就是要反抗使人做順民的殖民主義。「民主」（democracy） 中的demo就有人民自主、擺脫任何專權的意思。民主制就是自治願望的具體實踐，對雨傘世代來說，追求民主背後的最大原因不是普世價值，而是守護屬於自己 的土地，當家作主。

港共政權合法性趨零 貶值為外來政權

中共在雨傘革命時採用的策略是「不妥協，不流血」。港共政權在這情況下，不會鎮壓示威，也不能滿足港人民主意願，成了無所作為的政府，民意只會不斷 下降。香港政府本來就沒有香港人投票授權，先天不足，沒有合法性，其次，梁振英上台後香港政府如同中共傀儡政權，多番推行違背港人意願的政策，連中共所謂 以表現爭取合法性也做不到。中共肆意透過港共推行有違港人意願的政策，港共政權全然失卻高度自治權，夾在港人與北京中間，最後只會順從北京，背棄港人，令 其合法性不斷下降。一國兩制本來就是要授予香港政府自治權，透過表現爭取合法性，如同港英政府施政從善如流，籠絡民心。不過，因為中共把香港發展強定在國 策下，推行中港融合等背離香港人意願的政策，令香港政府本來享有的自治權化為烏有。一國兩制的失敗，令雨傘世代的自治願望更加強烈。「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本來可讓香港政府根據香港情況而施政，但現今香港政府分明就完全受制於中共，成了中共在港的殖民政權，不能跟從香港人的意願。在香港政府合法性趨向零 的情況下，港共政權會被新一代視為殖民政權、外來政權。

雨傘世代的未來

歷史上，不少殖民地民主運動與「反殖」和「獨立」運動緊扣，香港在港英時代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民主運動，當時香港人無意反殖，香港獨立也不是選項。可 是，在雨傘革命的激烈政治鬥爭後，雨傘世代只得出港共在民情報告一句結語「依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讓香港落實普選，是中央、港府和港人的共同願望」，完全無視 香港人民主自治意願。雨傘世代是香港未來的一代，當港共政府無視我們訴求，叫我們離港發展， 雨傘世代會更仇恨港共政權，自治願望會愈來愈強烈。當一國兩制下，所有民主路都被否決，即使港獨不可行，本土意識、獨立意識也會愈來愈強，雨傘世代離中國愈來愈遠。

關品方﹕我的世俗冷靜你的理想熱情

政改爭拗有峰迴路轉的趨勢

看來中央和特區政府都銳意要政改方案獲得通過。在外交層面，最近英美均表態支持「袋住先」，顯然北京在後面發 功。這不能不影響到本港泛民陣營的取態。所謂好戲在後頭，筆者的解讀，可以是浪子回頭與嚴父慈母相認，不一定是孩子離家出走永不回頭。世事有時候就是這麼 弔詭。港人真要抬頭看路，站高看遠一點，從環球角度攝取國際視野，不要繼續迷失。個別泛民的頭面人物，態度儘管依然強硬，或許一時轉軚不易，早晚還是會找 到下台階的。中央和特區政府將不斷釋出善意，明確2017年普選安排不是最終方案，加上有心人（包括13學者的新建議在內）的積極推動，取得民意明顯的支 持後，僵局終會打破。筆者作出一個審慎樂觀的估計，到投票前的最後關頭，一個維持在8‧31框架之內的但較為寬鬆的且有前景的優化的政改方案還是會獲得通 過的。畢竟民主進程和世間所有任何事情一樣，有其客觀發展的規律，都是循序漸進的，飯一口一口吃，路一步一步走，道理就這麼簡單。經過佔領運動之後，港人 對民主的認知已有所提升，更務實、更理性、更理解中央的底線。運動過後，畢竟還是爭取到一些實質的東西，而且袋住先之後還有，可說是佔領運動的成果。

一國兩制的實施要大智慧

內 地同胞近年蜂擁來港，香港人感到受威脅， 生活素質受影響，難免怨聲載道，怪不得香港市民有抗拒。人類既是群居的動物，但同時要求生活的空間。香港實在太擠了，把人際關係繃扯得那麼緊，政策上有很 大的改善餘地。自由行興起以來，增加接觸後帶來摩擦，改變了中港之間的關係，逐步蠶食彼此之間的互信和尊重。這實在令人感到可惜。這就被別有用心的政客和 媒體鑽了空子，長期以來抹黑中國大陸，把一切歸咎於共產黨的獨裁，好像中央有惡魔似的壞心腸。於是緊緊抓住民主，政改和普選，從懷疑到抗拒，香港像被打了 一支迷魂針，糊糊塗塗恍恍惚惚，一轉眼17年過去，終於釀成去年大規模的群衆佔領運動。現在是深刻檢討過去，認真規劃未來的時候了。從這個角度看，佔領運 動表面看是壞事，但完全可以變成好事。一國兩制的構思，是大智慧，鄧小平的氣魄非凡，可惜後來我們沒跟上。因為一國兩制的實施，更要大智慧，隨時移世易， 應適當調整。回顧西方國家的民主進程，也是這樣。世上豈有一蹴即至的好事？過去港優陸劣，好處盡歸特區； 如今有點顛倒過來，港人爭取國民待遇也來不及；內地移民到香港來，已要求將來身分兩邊走，捨不得放棄內地的戶籍。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而且要有洞察力和預 見性。筆者看到的，是相當的一部分港人學乖了，更懂得深層思考，反而是一些還要走抗爭路線的人們沒跟上。

世代更替傳承，關鍵在和善地對話溝通

我們做老師的，對學生和年輕人都很有好感，善於和它們溝通。政府施政，一般是防守型，因為要考慮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政策制訂時要慎而重之，錯不得。對年輕 人沒有很好的關顧，真要虛心承認，是落後了，忽略了。老一輩的泛民領導不行，他們已力不從心，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就像鯉魚逃跑，臨走前要翻個身，濺起 浪花謝幕，那也是人之常情。從政者如果老是取態僵化，傲慢無禮，叫價過高，以為真理在手，愈發激進，最後只會逐漸和中間溫和的群衆切割，那就下一次立法會 選舉時見真章。群衆眼睛雪亮，只可能魅惑於一時，但不會永遠躁動。和則兩利，自古皆然。有對話，有溝通，有妥協，才有出路。我們和內地是什麼關係，要弄清 楚。我們先祖輩豈不都來自內地？我們和大陸的人民難道有不共戴天之仇？他們和我們先來後到，同根而生。Beyond那首歌《海闊天空》，氣魄恢宏。筆者更 喜歡他的另外一首，《真的愛你》，感情真摯。退一步，海闊天空；張開手，真的愛你。父母愛子女之心無微不至。為政者應寄希望於青年人。中央政府對香港是愛 護的。香港的青年人問，為何你不對我說清楚？我們不能不好好地回答這個問題。

胡適如何談民主，值得我們思考

對於民主，胡適的 看法是：民主的意義只是一種生活方式。民主的生活方式，就是承認人人各有價值，人人都可以自由發展的生活方式。一切保障人權，保障自由的制度，根本上都只 是承認個人的價值的生活方式。我的理解，胡適希望渴求新思潮的年輕人能全副精力貫注到研究問題上去，能把一切民主理論不看作天經地義。民主的生活方式，在 政治制度上的表現，是少數服從多數，它最精彩的一點：是多數不抹煞少數，不敢不尊重少數，更不敢壓迫少數，毁滅少數。同理，少數也不可以無視多數，不敢不 尊重多數，更不應違法抗爭以至損害多數的利益。選舉制度是民主的產品，並不是民主本身。民主本身只是一個方法。這個方法並不是西方人單獨發明的，乃是人類 的常識加上了文明的剪裁和訓練。有一種誤解，以為民主是實用的政治制度，以為民主的用處是破除專政，把人類從黑暗裏解放出來，引上光明的世界。更有人崇拜 民主為解決一切問題的方法。其實歷史上真正追求民主的許多大師都是為提倡文明、容忍、平等和協調而追求民主，為人民福利而尋求民主。至於什麼才是普世價 值？答案是仁義禮智，誠信謙廉。民主不在這個層次。這問題以後有機會再談。

作者是香港大學名譽教授、13學者方案發起人之一、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