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智傑﹕程序理性泯滅人性？

台灣對菲律賓硬起來，以一輪又一輪的反制措施報復漁民被擊斃。說實在，馬英九政府的反應於寶島內並非一致好評：有人嫌他仍未夠果斷、有人拋出提防大陸藉機「抽水」的陰謀論；他於台灣的支持度，最近跌至不足兩成，較我們的梁特首還要慘情。馬英九能否化危為機，仍是未知之數；不過，台灣政府的表現，已讓彼岸的香港人刮目相看——尤其當我們想起馬尼拉人質事件。在台灣嫌菲國的歉意沒誠意之際，香港死難者家屬和倖存者則要為追討菲國政府一句道歉而奔波至今。在極盡榮哀、淚流滿面的儀式後，中央和特區領導人「代為出頭」的承諾，便化為烏有。

當然，香港並非主權國，於外交事務上更受制於中央政府，反制菲國的力量也許不及台灣。不過，香港官府以至社會的程序理性，有時真的讓人感慨萬千。要向菲律賓政府追討道歉和賠償，則先要由香港死因庭，在菲方多名重要證人拒絕合作下，確認菲方有責任。接下來，便要奔走港菲兩地，面對成本難以「封頂」的訟費，以及於香港申請法律援助被拒的失望之情。

「制度高牆」與「核心價值」

事情惹人煩惱之處，在於家屬和倖存者面對的「制度高牆」，往往可能就是我們口中那些「核心價值」、「香港優勢」的化身。若法律援助制度為個別人物破例，那它將如何能「公平」地對待其他申請人？要受難者家屬無止境地等候發落，是殘忍的折騰，但卻可能是法律訴訟中追求「程序公義」的必然代價。假設特區政府當年硬起來，反制菲國，其措施卻可能處處受制於香港本身的法律要求，例如終止輸入菲傭會否導致簽訂勞動合同的當事人興訟（姑勿論香港僱主是否願意「犧牲」）？

提出上文的觀察，並非無視中央和港府於馬尼拉人質事件上面對菲國的怯懦面孔；而是我覺得，下一批要受程序理性折騰的人，將會是南丫海難的死者家屬和倖存者。海事處長被指面對公眾時支吾以對，拒不認錯；但作為部門首長，在政府內部調查和聆訊有結果前，便替部門和一眾同事承認錯失，同樣可以被指「不符規矩」。要把責任由海事處整個部門推論到個別公務員，則要經過超級漫長的公務員內部聆訊程序：翻查可能已經違失的紀錄、對照個別公務員當時職位的「職位描述」（Job Description）、還要給予公務員足夠的抗辯機會（例如是否容許公務員於內部聆訊時聘用律師？這又是一冗長的爭議），接才考慮是否把個案轉交律政司。只怕等南丫海難一眾苦主的，又是漫長的等待和折騰。

程序理性，一方面確保社會做事有序、凡事可以預測、避免因人而異的處事方式；但另一方面則會衍生一些於人情物理上十分荒謬的事情。惱人的地方在於，這些於常識中荒謬不堪的事（要受難者親人面對無止境的等待、忍受涉事官員死不認錯的嘴臉），如果換上另一角度，則竟可以有它的程序理性（不能於內部調查有正式結果前下結論、要給予公務員以至是部門足夠的機會去改過和抗辯）。這大概就是社會學家韋伯 （Max Weber）對現代文明所感到的困擾。

陳智傑﹕擇善固執方為禮

前廉政專員湯顯明近日被揭發「自己批准自己」兩次「超支」設宴、多次「超支」送禮予內地高官。事件曝光後，針對廉署和湯顯明本人的揶揄接踵而來：湯顯明出任政協、廉署對前特首的調查石沉大海，以至是網絡上的一則玩笑——以後到廉署協助調查，大可不要咖啡要茅台。事已至此，如果仍相信事件對廉政公署多年建立的公信力以至是香港的廉潔形象沒有影響，無疑是掩耳盜鈴。

在一片嘩然和追究聲中，我留意到一個較少人討論的角度。那是我於港台節目《自由風自由PHONE》「開咪」時所接到的一個電話。該名聽眾是一名退休公僕。得悉湯顯明事件後，他感慨地予以同情，並娓娓道來一則小故事。

有一回，他有份負責接待一班來自內地的官員。在挑選禮品時，他和同事選了一式三款的領帶——領帶雖然不是名貴貨，成本價約30元一條，但卻是印有香港徽號的紀念價值。即使是當區的區議員，也要每人限取一條。不過，為了一盡有朋自遠方來的地主之誼，他們特意把三款顏色的領帶都一併送予每一位來賓。結果，在交流活動結束後，他和同事赫然發覺，他們這份特意為內地官員預備的禮品，出現於垃圾箱內……

禮品出現於垃圾箱內

物輕情意重的禮儀之道，在如今的祖國，只能是記載於成語故事的典故。在內地，尤其是官場，送禮、設宴，如果不夠體面的話，看來必然會落得罵名。無怪即使中央三申五令、矢言要限制「三公開銷」（公費用車、公費外訪、公費接待），亦不過徒具虛名。在湯顯明被發現曾動用公帑宴請中聯辦超過20多次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回應是雙方會面很正常。看來，隨覑中港融合、兩地官員加強交往，內地「吃三公」的官場文化，正「北風南漸」地吹到香港官場。不過，香港人大概做夢也想不到，連我們向來引以為傲的廉政公署，也逃不過「吃三公」的中國官場陋規。

「三公開銷」，源自禮賓的需要。歸根究柢，何謂禮？我無意班門弄斧地考據，但我相信，擇善固執方為禮。禮賓，貴乎坦誠、真摰的熱誠和謝意；矯揉造作、損民財以全體面，是沐猴而冠的無禮之舉。據報，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要求廉署日後交流時，設法與相關單位「互不送禮」。依我看，這大可不必：只要香港官府能堅守正道，嚴按清廉的指引公事公辦，又何必理會內地官場的無禮之風？如果兩地官府談合作的條件，是香港要先融入內地官場的陋規，那香港亦會失去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意義。

陳智傑﹕碼頭工運 歷史轉捩點？

10天前有誰會料到，在平日大家乘車經過時大抵不會仔細留意的葵涌貨櫃碼頭，會燎起一場感動香港、觸動世界的工潮？原來，看起來「運作如常」的現代化航運中心，是由非人生活的血和肉所堆砌出來：身藏斗室日與夜、吃喝解手佝僂枯。賓主關係更如迷宮般「判上判上判」，他朝一旦對簿公堂，連僱主是誰也得大費周章。工會及工運支持者熱心的文宣工作、新聞工作者鍥而不捨的偵查報道，固然讓世人恍然洞悉箇中內情，但如今運動一呼百應，物資、捐款、鮮花、國際聲援接踵而來，相信是當初始料不及之事。

加薪尚未成功，談判依舊膠，但在財團、分判商、工會，以至政府的瓜葛中，香港社會出現一種很微妙的變化。在以往的工潮，工會及社運中人固然大聲吶喊，但為口奔馳的老百姓，大多更關心自己的生活會否受損，所享用的服務會否延誤，資方會祭出「公眾利益」、甚至是「別拿市民／社會經濟作政治籌碼」等說話。勞資雙方互有進退，但每當資方搬出上述講法時，大約都可跟工會於輿論戰上平分秋色。

不過如今在互聯網上，有零售店展示收到顧客的來信，希望店方不要因入貨來遲而責怪碼頭工人，有人表示即使船期延誤，也會支持工人。如果你對網絡動態沒興趣，亦不妨留意一下新聞：無論碼頭公司如何強調工潮導致每天數百萬元的損失、香港的航運中心地位如何會受到波及，就算新聞報道有船公司打算不再運貨來港、工潮對進出口活動的影響漸見，但香港社會對罷工工人的支持，大致仍未動搖。

反剝削的同理心

當然，工運最理想的結局，是工人成功加薪，工友安心重過太平日子，撐工運的市民亦未必樂見工友們繼續放下生活，露宿街頭。不過，上文提及的悄然變化，可能是香港輿論以至社會價值出現轉捩點的兆頭。維持香港繁榮穩定這「硬道理」，向來是社會運動（包括工運）的剋星。在早年廣深港高鐵爭議中，無論受到逼遷的居民和抗爭者如何力竭聲嘶，但經濟效益、商機、發展基建、創造就業等「保繁榮」的話語，總會讓建制力量在民意戰中至少站得住腳。如今，公平正義的感召、反剝削的同理心、對「大石壓死蟹」的反感，正漸漸淡「保繁榮」的「硬道理」。那些力保航運中心地位的講法，在這回的民意戰中，幾乎無立錐之地。

搞論述，最怕「落唔到地」——你有你悲天憫人，大眾仍舊觀望。搞運動，最怕是「潔癖」——生怕是否把工人「擺上」（支持工人罷工是否害了他們的生計？）、會否被人「抽水」（成就了他人的名氣和政治目的）。這次碼頭工運，是一個事前沒人料到的偶然，但在各方七手八腳的參與下，卻讓抗爭論述深入民心，工人們亦凝聚了四方八面、「莫問出處」的支持者。比起千算萬算的佔領中環計劃，看來碼頭工運更有可能在香港社運及抗爭史中留下重要的一筆。因為改變社會、以至是歷史軌的重大事件，從來都是誕生於混沌之中，成形於「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之時。

陳智傑﹕Shall We Talk?

香港限制攜帶奶粉離境的措施，在內地輿情和民情掀起了「反擊戰」：半官方報章、內地名人、意見領袖紛紛質疑香港做法過激、罰則過重、損害自由貿易，甚至是歧視內地同胞。氣勢所及，香港輿論亦開始動搖了：部分在北京開會的「港區代表」「調轉槍頭」，指港府的措施違反《基本法》、是民粹、法例太強硬太倉卒、「限奶令」應是短暫措施，要避免挑起中港矛盾。有社論把矛頭指向港府，指摘措施破壞自由經濟和內地商機，斥喝港府敏感度不足，亦有於本版撰文的作者反過來指梁振英的強硬政策正帶來後遺症。

看見部分香港的意見領袖和評論寫手如此隨風擺柳，實在不勝唏噓。早前香港醞釀「限奶令」，我不見得他們有如此強烈的反對意見；如今內地民情風起雲湧，就把矛頭指向港府，卻巧妙地沒有談及同樣熾熱的香港民情。我無意阻礙同行「搵食」，但如此「見機行事」的輿論，對於內地與香港的民間交流、對話，幾近毫無建樹。

很想跟內地的輿論說

我明白自己是在一份香港報章撰文，不如梁擧智兄般身先士卒，直入微博，但有一些話，我還是很想跟內地的輿論說：

●香港並沒有對內地實施所謂的「聯合國禁運」，商人大可透過合法途徑轉口外地奶粉進內地。只要所轉口之奶粉是由外國直接進口，而非於香港零售層面搶購回來，影響民生，相信港府及港人都沒有異議；

●「限奶令」絕非所謂「華人與狗不得內進」的歧視政策。按香港保安局長提供的資料，連日來因而被捕的人中，有過半是香港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管他是內地人、港人、英國人或美國人，也管他是把奶粉帶到內地、英國或美國；

●「賣壞奶粉的不坐牢，買好奶粉的坐牢，童話都不敢這樣寫」——內地童話大王鄭淵潔先生如是說。對，賣壞奶粉的、監管內地奶粉質量的沒有被問責，身受其害而去搶購奶粉的、因奶粉被搶光而憤怒的，則互相廝殺，相信金庸也寫不出這樣的小說。鄭先生，不如我們一起去「學習粉絲團」，向習書記討個說法好嗎？

「國內多少資源給香港，但你在香港多買一瓶奶粉，我自己用都不行」——因攜帶3罐奶粉過境而被捕的內地人士林尤祝先生如是說……

林先生，你只帶了3罐奶粉，我相信你是被錯殺良民。知名大狀余若薇曾說過，法律是一把鈍劍，法規的界線一劃下，執法人員便要一視同仁。加上水貨客乃「大隱隱於民」，他們本身也是兩地的尋常老百姓，故此實難把「民」和「水貨客」予以細緻的分類，也因此委屈了你。不過，所謂「國內多少資源給香港」之說，卻有商榷之處；容我引述內地《網易評論》沈澤清的文章「香港人不靠內地『恩賜』過活」所列舉的例證，讓各位參詳：

●2012至2014年3年間，香港向廣東買水，要付112億4134萬人民幣；粵港供水業務賺取的利潤超過五成，香港向內地買水比起新加坡向馬來西亞買水貴10倍；

●改革開放之初，廣東電力緊張，香港曾簽10年合同向深圳蛇口每天供電42萬度；自1979年起，廣東從香港購入電力2.5億千瓦，至今大部分時候是香港電力輸送到廣東；

●維基解密公開了近千份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機密電文，有電文透露2009年廣東出現嚴重旱災，港方提出通過減少港供水以助紓緩旱情，但為廣東婉拒，為的是確保30億元的供水協議可以全額履行。

我不想與內地同胞親身正視眼淚誰跌得多，但如果難過卻避不過，沉默又實在太沉重，那讓我們就算牙關開始打震，就算彼此已失去了能力觸摸，也一起重新看看……看看我們是最後何以生疏，以及能否重新開始認識對方。

希望我們都對林夕的歌詞仍有一絲同感。

陳智傑﹕沒有老大的日子

當各地華人喜迎金蛇之際，朝鮮的金正恩大元帥亦以火力十足的核試「道賀」新春，震驚全球。東亞地區原本已為釣魚島爭議及中日交惡的陰霾所罩，如今朝鮮核問題更是火上加油。東亞地緣政治的火藥味愈來愈濃；即使沒有車公大元帥的下籤，香港未來的投資前景及氣氛，也難免讓人多一重考慮。

踏入蛇年，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動盪不安的世界。日本正為自身的前途孤注一擲、開闢戰線：一方面發動貨幣戰，推低日圓，以求打破經濟死局；一方面助美遏華，回應國內右翼勢力的挑戰及轉移國民視線。苿莉花革命似乎並未為北非和中東帶來曙色；埃及、突尼斯、利比亞等革命「成功」的國家仍受動盪之苦，且面對原教旨力量以至是恐怖主義抬頭的問題。飽受債務違約及削赤爭議困擾的「歐豬」，極左及極右之聲此起彼落：民粹情緒升溫、極端政黨的得票日多、排外反移民的主張愈來愈有市場、分離主義聲勢日隆。

「森林定律」的嚴峻考驗

此情此景，體現了沒有老大的日子，群雄是如何逐鹿中原、世道會如何步入混沌的「森林定律」。當中國制不住朝鮮、美國愈來愈無力兼顧中東北非的亂局，以至是以巴衝突、德法等強國對其餘歐盟兄弟的債務問題及改革顯得力不從心、日本自民黨無法從容應對右翼極端組織，全球政經格局便難免會漸漸失序。老大愈是無力管、衰落得愈快，又或者愈是放手不管的地區，當地各路勢力自然把握機會奪權。即使是擁有千年文明、對兩次世界大戰有深刻反省、不斷提倡人道主義、多元文明的歐洲，看來也得面對上述「森林定律」的嚴峻考驗。

從全球政經格局回望香江，我們是否也要面對一個「沒有老大」又或是「弱老大」的格局？在政制發展上，中央固然要參與，但在方方面面的內政、社會及經濟發展議題上，我們主要還是要由特區政府主持大局。不過，在港府威信及特首誠信黯然失色下，社會各利益集團及政策持份者會否也群雄並起、各自為政？

社會改革及施政，難免涉及資源再分配以及行使公權力的爭議，因此必然會觸動部分人的利益。源頭減廢、提高回收率，最終難免要觸及寓禁於徵、由誰付鈔的難題；按社會需求及人口政策調整土地用途，亦需要處理丁屋政策、城鄉矛盾、財團角力，以及「別在我家前蓋房子」等自私心態的老問題。在特區政府飽受信任問題困擾、政治領導面對眾叛親離的困局下，施政官員又如何能居中協調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如何能疏導日趨偏鋒的民情？也許，我們不必每年都求神問卜，因為天道吉凶的氣數，可能早已埋在種種人倫世情的蛛絲馬迹中。

陳智傑﹕難道又要「估領袖」？

闊別多時的「唐唐」現身了——不過「人面依舊、事物全非」，他由特首熱門人選，變為一個在野的「時事評論員」，而去年今日，仍在點評時政、前途未卜的梁振英，則已是特區之首。當看見兩人的面孔又再出現於媒體的畫面，真的有點時空交錯之感。

而讓這感覺更為強烈的，是元旦大遊行後所泛起的政治漣漪：曾多次批評梁振英的田北俊，放出中央可能會換人的論調；新華社報道香港元旦遊行時提及有遊行者要求梁振英下台，隨即引起輿論揣測中央對梁振英的態度；當唐英年重提特首選戰、批評梁振英時，傳媒則關心「唐唐」會否東山再起。種種論調，也許子虛烏有。不過，看來只要有些許風吹草動、疑幻疑真的政治動靜，馬上便會使香港政圈及傳媒圈流傳行政長官的去留，情有點如在上屆政府末年時「估領袖」一般。這不應是一個新政府的開局處境，也突顯了新政府的政治威信脆弱不堪。

「估領袖」這玩意揮之不去，盡顯了「人治」那份既讓人生厭，卻同時引人入勝的「神秘感」。假如梁振英是一人一票普選而來——管他當時僅勝唐英年一票，只要是嚴格按照法規和程序的大選，則無論誰勝誰負，也無從否定全民投票的結果。你恨有人當時誤導你？對不起，不能立即重選，請依選舉法規，於下次大選時「票債票償」，但無論如何，這5年肯定就是他的。「法治」，就是法律和規章凌駕任何人物、任何黨派的主觀意志。你不滿大選規則，大可發動修改程序，但不能輕言否定大選結果——除非大選的法規明顯不公。

對「港劇」生厭？  對不起，你很難轉台

不過，香港特首的小圈子選舉，除了看民意，還是看「京意」。當一個選舉予人「人治」色彩濃厚、天威難測的印象，「估領袖」的玩意就會樂此不彼。即使選舉結果揭曉，塵埃落定，但每當有人事變動——例如原中聯辦正副主任被調職，便會讓人有草木皆兵之感。「人治」味道愈濃，「估領袖」的風氣就愈盛，各種有關「誰的後台夠硬」、「誰人走勢看俏」的講法，以至那些七嘴八舌、不時詮釋「京意」的「欽差」，很容易便會蓋過對社會政策及本地民意的分析。

「估領袖」的政治文化，把輿論以至社會的精力消耗於臆測和猜忌，更容易為有心人所把弄。泛民「倒梁」，人們未必感好奇，但如果「倒梁」之風於建制派繼續蔓延，則香港政壇的發展，看來可能又一次要社會觀賞「估領袖」和「造王者」的戲碼，又一次把所有社會問題和改革的討論，約化為對政治人物仕途的表態，以及對「京意」的揣測。你或許對這部剛於去年看畢的「港劇」生厭，但對不起，作為香港人，你很難轉台。

陳智傑﹕旁觀他人之痛苦

有時我想，社會應如何總結「人情五百」這鬧劇的教訓？是大家應為婚宴的「人情」訂下標準，還是應再次記取「禍從口出」的老故事？現實卻是，當事人——那一對準新人所受的驚恐：被人「起底」、隱私暴露於人前、滿天的謾罵、指摘、威嚇，到最後要在周刊封面公開道歉等，看來都只是平白地滿足了部分人的快感。眼看所咒罵的對象在千夫所指下狼狽不堪、垂頭喪氣、窘態盡現、惶惶不可終日的快感，大概就是所謂的「起底文化」。

鬧劇如今算是大致落幕。留下的，是一個鮮有人理會、但卻涉及道德底線的追問：我們旁觀他人的痛苦，是為了喚起良知以記取教訓，還是為了滿足施虐、淫邪、暴力及血腥等人性黑暗面的快感？這是已故知識分子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對媒體影像的拷問：媒體日趨發達，讓人們能安然、舒適地透過照片及影像去旁觀發生於世界不同地方的不幸、災禍和痛苦。問題是，影像的感觀刺激隨覑媒體的發達而漸漸變得氾濫成災；如是，這些記錄痛苦的影像，還能激起人們對暴力和災難的反感嗎？又或是，人們漸漸對此等影像已開始麻木；旁觀他人之痛苦已淪為一種情感的消費，讓我們在感受了悲天憫人的情懷後，便埋首於自己繁忙的都市生活中？

「起底文化」

旁觀他人之痛苦，如今在網絡世界更異化為「起底文化」。網絡世界沒有主流媒體的管束和審查機制；個人發泄、人際口角，容易演變為集體情緒的爆發。把集體情緒的爆發，奠基於公審他人的快感，正慢慢變質為家常便飯的情感消費。早些年，於元朗一家建築材料店與店員口角的女士，及一名拒絕讓其他乘客坐於身旁的學生，成為眾矢之的；今年，先是一名不滿人們在名店門前拍照的工作人員，其後是一名在網上與人爭論「人情」數目的準新娘。上述人士，行為和論點或有爭議，結局則大同小異：在網絡「起底」下精神壓力爆煲；有的即使公開道歉亦難平眾怒。他們的痛苦，成為人們旁觀、以至是取笑和落井下石的對象。

在旁觀他人的痛苦後，人們淡忘事件，繼續生活；直至碰上另一宗可以發泄集體情緒的事件，又再周而復始。不過，這些被「起底」的人，本身並非「食得鹹魚抵得渴」的公眾人物。他們是平常人，只是陰差陽錯，犯了「網絡」眾怒也不自知。大家都不知道，誰人會於何時因何事而榜上有名，成為被全城「旁觀」的對象。不過大抵可以確定的，是媒體和網絡世界的感觀刺激，似乎正使人們對「起底文化」的快感習以為常；當事人「被旁觀」的痛苦、惶恐，看來愈來愈難以喚起社會的同情心，以及保障個人私隱的社會討論。

陳智傑﹕認真，大家就一齊輸

「港獨」議題愈演愈烈，「愛國」陣營及前中央官員紛紛高調開腔。既然有人認為「港獨」勢力像病毒一般蔓延，香港傳媒亦不敢怠慢。《明報》於大前天便找來一名揮舞「港英旗」的男子詳談——他是一個20多歲的青年，覺得香港如今不及回歸之前，喜歡蒐集港英時代的物品留為紀念，並於回歸初年以500多港元從政府拍賣會中購了一面「港英旗」。

搞獨立，組織群眾和文宣理念最為重要。那名青年透過互聯網尋找志同道合的網友，以飲管等材料製作「港英旗」，於示威中「派街坊」。至於理念方面，按我對報道的理解，大約是希望引起政府和「權貴」的注視，以改善施政。多得一些知名愛國人士和前中央官員對「港獨」的公開警惕，惹起傳媒關注，這青年才有出席《城市論壇》的機會——大抵這便是「港獨勢力」曝光率最高的文宣活動。其實，把「港獨」議題升溫的，是這揮舞「港英旗」的市民，還是在傳媒大呼「港獨出沒注意」的「有心人」？

「有心人」最不滿的，是那一面讓他們礙眼的「港英旗」。如果單憑一個沒有資金供應和有效組織、更遑論是政黨以至武裝力量支援的圖騰，也足以構成搞獨立的指控，則未免太少看獨立運動的最基本要求。且，現時所謂的「港獨」議題，大部分是內地與香港的民生矛盾所衍生出來的激烈情緒：由幾年前奶粉供應緊張、對新移民的不安，到近年的「雙非」問題、房屋供應，及至今年社會對自由行政策安排、「自駕遊」、內地水貨客問題猖獗等作出怒吼。

何必口角當賊辦？

當然，民生矛盾難免滋長互相厭惡及仇視：一句「狗」、一句「蝗蟲」、一幀又一幀的照片、改圖及舊曲新詞，再由網絡罵戰把社會情緒放大、升溫，直至終於有人舉出「中國人滾回中國去」的標語——這大約便是「病毒」的擴散過程。我固然很難說民生矛盾是所謂「港獨」意識的唯一原因，但這卻是讓懷念、訴諸「港英圖騰」的情緒得以於社會散播、發酵的重要背景。

跨地域流動人口衍生民生矛盾，再發酵為一個地方的身分爭議，並非香港獨有之事；部分內地城市人與「外省人」的爭端，往往亦源自社會及資源問題，有時更演化為群體事件。不過，香港由於歷史的原因，才有人以「港英圖騰」作為這種身分爭議的載體。這身分爭議的發酵過程，與那些由民族對立、宗教敵視及國仇家恨所醞釀的分裂及獨立運動，根本完全是兩碼子的事。高度情緒化的口角，雙方都難受，但把用作身分爭議的圖騰「認真地」當作是民族分裂活動，恐怕只會使中港矛盾不必要地火上加油，添煩添亂。

陳智傑﹕山雨欲來風滿樓

如果中港矛盾有一天真的要全面爆發，導火線大概不會是雙非孕婦、水貨客、「港英旗」、反國教、自由行等耳熟能詳之事。我愈來愈覺得，中港遲早要為《基本法》的解釋權——更直接的說法，是全國人大常委與香港終審法院的分工和權力關係，再來多一場硬仗。

在民間情緒不安、社會資源問題（物價、房價、鐵路車站空間、露營營地等）動輒轉化為香港人身分論述之際，另一條戰線也正悄然醞釀：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罕有地先後發聲明，批評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表示本港法官不懂中港關係、及支持以人大釋法解決「雙非」問題的言論。律師會指釋法會削弱法治，大律師公會更強烈暗示梁愛詩干預司法獨立。

老實說，罵倒梁愛詩並無意義。如果大家對2004年的愛國論爭仍有印象，應不難發現，梁愛詩的論調有點似曾相識。

2003年末，中央突然「叫停」香港政改檢討，隨之而來的，是一眾內地法律學者、官方及半官方媒體大力批評有人不懂《基本法》，並重申對「一國兩制」的「正確」理解：「一國」是「兩制」的基礎，高度自治不同完全自治，特區權力來自中央，《基本法》的解釋及修改權都在中央，不能以普通法的「剩餘權力」概念來詮釋《基本法》，中央對香港主要官員有實質任命權等。這些於香港人聽來有點像「火星文」的言論，卻獲得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積極評價」（見新華社2004年3月6日報道）。

「一國兩制」下最敏感的神經線

故此，梁愛詩不過是從另一事例去重申《基本法》的解釋權在中央（人大釋法因而可行），及香港任何機構（包括法院）都不能挑戰中央的憲制權力（例如宣布人大常委的決定是無效的）。這些於香港輿論來說十分刺耳的說話，依我觀察，卻是中央20年來不斷重申的底線。1990年頒布《基本法》後，內地法律學者於回歸前已透過中央媒體申述上述立場，自1999年起的居港權爭議，「吳嘉玲案」及「莊豐源案」最惹起內地不滿的關鍵之處，亦是人大常委的權力和權威是否受到挑戰。及後2004年的愛國論爭，所謂的「愛國」看來不過是說話的幌子——中央當時最緊張的，大概是自己的憲制權力是否被別人「重新詮釋」。去年的「剛果案」，亦涉及香港法院能否就國家行為作出判決的爭論。

雙非、水貨、自由行等社會資源分配爭議，相信中央不介意息事寧人，「港英旗」、反國教或會使內地有人不是味兒，但無損中央對香港的憲制權力，而《基本法》的解釋權及修改權，以至人大常委及香港法院就如何理解國家行為的爭議，儘管未必是最「搶眼」的新聞，卻肯定是中央的命根子。這是「一國兩制」下最敏感的神經線，亦是中港矛盾中最要命的一環。罵倒梁愛詩，只是殺死信差，至於如何疏理，我想不出。

陳智傑﹕愛國賊

文題是一則書名：《愛國賊》，由被譽為當代「遣唐使」的年輕日籍作家加藤嘉一出版的著作。加藤先生以旅居中國時的所見所聞，尤其是近年民間反日的情緒及行徑，指出中國正充斥着以愛國之名傷害國家的人。

此書去年出版後，健吾曾作介紹，蔡子強早前亦以晚清李鴻章與日談判的歷史，說明以愛國為名的過激行為（企圖刺殺李鴻章）如何影響外交形勢（日本礙於國際輿論的指摘而對李鴻章作點讓步）。

觀乎新一輪的全國反日示威浪潮，又出現中國人打中國人的亂局。如今，日本政府更就使館及日人財產受損，名正言順地向中國索償……釣島爭議未有寸進，便先被人家反咬一口。加藤先生「愛國賊」的高論，又應驗了。

不過想深一層，「愛國賊」一詞巧妙地與「賣國賊」相映成趣，但卻可能讓我們把反日現象的分析過於簡化為愛國盲動。這次反日示威，其實出現一些耐人尋味的口號：

一、給我三千城管兵，一定收回釣魚島﹗給我五百貪腐官，保證吃垮小日本﹗

二、釣魚島是中國的，薄熙來是人民的。

三、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然後在橫額一旁印上「保釣」二字）；

四、 毛主席，人民好想您。

上述口號有「抽水」之嫌，但正反映國內最尖銳的社會矛盾及意識形態衝突。口號一的弦外之音，一看就知：民眾早就不滿城管粗暴執法及官場的貪污風氣。

口號二，大概是口號一的延伸：薄熙來其實有不少民間「粉絲」，主要源於其「打黑」的事舻。這折射了民眾對地方黑道橫行是何等深痛惡絕。

而口號三及口號四，則突顯「向左走、向右走」的發展之爭。中國的「左右」爭論，近年愈演愈烈──自由派認為國家要進一步改革開放、邁向民主自由、限制政府權力，但「新左派」卻指改革開放引致貧富懸殊、國有資產被非法侵吞、造成國富民窮及「特殊利益集團」根深柢固的亂局，要求中央重拾旁落的權力，撥亂反正。曾有老幹部及老黨員集體上書中央，批評改革開放、《物權法》等政策，民間也有人祭出毛澤東，借古諷今，控訴社會種種不公義。

「給我五百貪官，保證吃垮小日本﹗」

香港輿論指內地反日示威衝動，標榜港人「理性」，其實有點夜郎自大。反日示威的確出現過激行為，但不少內地的人也很善於在制度局限下打「擦邊球」，這「訓練」是慣於享受自由的港人未必能心領神會的。平時示威，定被公安嚴打，只有在「反日」、「愛國」等民族大義的「掩護」下示威，才難得有機會吐一口氣。

想到此，儘管我無意修正加藤先生「愛國賊」的論調，但卻不想再把反日示威「當賊辦」。反日現象可能是民眾呼吸自由空氣的機會，而中央亦應審視在民族大義下、種種若隱若現的社會矛盾和訴求。

陳智傑﹕香港「搞邊科」？

暑假前大抵沒人會料到，今年開學的重點，並不是同學如何準備開課——今天是9月1日，一大群學生、家長，以及關心孩子將來的朋友，沒有打算重返校園，而是計劃齊集於政府總部。身穿黑衣、面上仍帶點稚氣、但卻能老練地應對傳媒及「大場面」的中學生，已絕食了兩天，不少城中知名人士，亦已出面聲援。其實，所謂的國民教育也好，公民教育也罷，無非都是希望同學關心社會發展、參與社會事務。面對這群以持續不懈的行動、頭頭是道的論述，感動了香港無數人放下手頭上的工作、參與運動的同學，我們還需要教育他們如何做一個好公民嗎？

有時我想，如果要說「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對香港教育的貢獻，那便是喚醒了公民社會這頭「沉睡的獅子」。忙於餬口及家庭瑣事的家長們、難得可以於「轁暑」的同學們、各行各業的「大忙人」——學者、老師、知識分子，以至是一些當初你「估唔到」會站出來的藝人，竟然可以如此有組織地走在一起，於短時間內作出超乎想像的社會動員。在今年「七一」遊行人數創新高後，於一個月內再次有超過9萬人上街，然後是發動全港「一人一信」大行動，以至如今公開回應，表明會於新學年推行國民教育科的學校，只餘8所；事隔數星期，今天又再有大規模集會，直接指向政府總部內的官員，彷彿告訴他們：要聽民意，不用設立什麼委員會，只要往窗外一眺，便一目了然。

要聽民意，不用設立什麼委員會

請別以為香港人很喜歡「搞事」，也請別以為公民是這麼容易動員的。你看看如今參與立法會選舉的一眾候選人：就算扭盡六壬、七情上面、八仙過海、九龍吐珠般造勢，也未必能博得你走幾步路為他投一票，有時你更可能連回眸一望、拿一拿單張的力氣也「費事」。如果你留意新聞，莫講是萬人示威——即使是數以百計、以至上千人的集體行動，都已算得上難能可貴。很多時，活動「搞手」只能與十數人一起叫喊口號，以求傳媒賜予一幀照片；又或者如「事旦男」般「打游擊」，博取記者們的注視而矣。

能讓公民社會集中焦點、使來自五湖四海、可能素未謀面的人，一起推心置腹地放下家庭、學業、工作而奮鬥的目標，必定是觸及了社會珍而重之的核心價值，也是值得政府和社會停下腳步，認真再次思考的問題。國民教育如是，「突如其來」的擴大自由行計劃也如是。在香港，無人想浪費時間；公民社會大聲要求停下腳步，亦未必代表社會停滯不前。

陳智傑﹕制度問題 比個人問題更棘手

在鋪天蓋地的梁宅僭建新聞下，有一則於版面上不起眼的消息，讓我格外留神：計劃興建公屋的東涌56區的用地，被私樓居民反對，令興建公屋計劃擱置，將會再商討。

消息在6月上旬報道過後，傳媒大多再沒跟進。在好奇心驅使下，我尋找網上的討論：有人指摘東涌私樓居民自私，阻礙輪候公屋人士上樓，旋即惹來大量回應：有人指政府諮詢不足、「彈弓手」，沒有讓東涌居民充分反映意見，有人表示害怕樓價因附近地段興建公屋而下跌，有人認為56區地段是有海景的「靚地」，無理由起公屋，有人怒罵在56區起公屋會遮擋附近私人屋苑的海景，對業主不公平。

上述觀點部分頗具爭議，但相較於立法會的辯論和傳媒所反映的評論，這些言論顯得更為坦率和貼近現實。在立法會，你只聽見各黨派的議員大聲疾呼要加建公屋、縮短輪候時間，在傳媒的報道，你會看到輪候上樓人士的苦、板間房和棺材屋的居住環境，再配以有人罵政府為何不盡快興建公屋。明明已有社會共識，為何主事官員還不幹活？只要看看有關東涌56區的爭論，便不難理解所謂的「社會共識」，不過是對地區意見避而不談的假象罷了。

從政者大多爭當白臉，除非要負上執政責任，否則的話，沒有人願做黑臉。只要政黨或政團不用負上執政責任，他們便可在社會矛盾中首鼠兩端。那些在傳媒面前大聲責罵政府要盡快興建公屋的政團，在地區居民的強烈反對下，則可能會在區議會或諮詢會上對覑官員批評公屋計劃，大談屏風樓、諮詢不足、地區民意等。那政團們可有兩全其美之策？他們準會告訴你，那是政府的責任。

分擔執政責任的政黨聯盟

針無兩頭利，政策總是順得哥情失嫂意。要盡快增加建屋量，則很難不考慮調高建屋密度；若要增加土地供應去避免調高建屋密度，則很難不影響自然景觀。在野的反對派，固然可大談理想，樣樣皆罵，但在朝執政的，卻要負責下一個決定，然後面對政治談判。東涌56區興建公屋的爭議，絕非個別例子，我相信，無論在任何地方增建公營或資助房屋，或多或少都會引起地區人士各種擔憂。要增加房屋供應，理順供求關係，要的絕不是光喊動人口號，而是要一個有共同理念、願意分擔執政責任的管治聯盟，逐區逐區去「打巷戰」，談判建屋計劃。

很可惜，特區的管治制度，使特首不可能有自己的政黨，亦難有一個願意分擔執政責任的政黨聯盟。特首的個人問題，或可透過換人解決，但即使成功換人，制度的問題仍會存在。就算梁振英沒有僭建問題，加建公屋和居屋的地區爭議，也許已足夠讓不少政團的地區支部「變節」，掣肘新政府落實政策的政治能量。民無信不立，特首的個人聲望固然重要，但制度上的缺陷，使特首難以組成一個願意共同承擔執政責任的管治同盟，則是更棘手的長遠難題。

吳志森: 六四」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今年的「六四」，與往年有相同，也有不同。相同的地方，是「六四」仍未平反，「六四」前後，當局仍然如臨大敵，對異議人士進行跟蹤監視，限制自由。不同的地方，是越來越多人，敢於公開談「六四」。

貴州維權人士糜崇驃，與朋友在貴陽市中心拉起橫額，寫上「《六四》二十三年祭」、「追查兇手，停止政治迫害」、「強烈要求釋放良心犯……」，上百市民圍觀，公安沒有馬上出手制止。據悉，部份參與者回家後被帶走問話。

同樣的情況，出現在福建南平市的人民法院前，一批寃民也拉着橫額，寫上「我們堅決支持溫家寶總理政治改革」「我們都是貪官污吏的掘墓人」，亦有人舉着「平反六四」的標語。公安也沒有馬上阻止，事後才上門拉人。

還有山東退休教授和九十後突破封鎖，成功敍會，悼念「六四」二十三周年。

這幾宗人民自發要求平反「六四」的行動，與往常不一樣，是民眾的膽子大了，由徹底噤若寒蟬，到敢於公開發聲，除了表達個人的政治訴求外，也在試探共產黨容忍的底線。

當局對應這些零散平反「六四」的訴求，處理的手法也看似有點鬆動，不是第一時間消滅於萌芽狀態，而是待有關示威結束後，才作處理，這當然談不上甚麼進步。盛傳負責維穩的中央政法委書記失勢，今天的處理手法，是否與高層權力鬥爭，未知鹿死誰手有關？

除了民眾要求平反「六四」，對「六四」最念念不忘的，是當年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黨政高層。繼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兩年前出版又稱為《關鍵時刻》的《六四日記》，為自己在「六四」的罪責撇清關係之後，「六四」期間擔任北京市長的陳希同，也出版訪談錄，否認向鄧小平謊報軍情，更辯稱自己只是傀儡，並不是當年的戒嚴總指揮，把「六四」血腥鎮壓的責任，全部推給鄧小平。

正如趙紫陽秘書鮑彤所言，越多人出來為自己洗刷責任，越是好事，因為這樣，鎮壓的責任，開槍的責任誰屬，會越來越清楚。但為何越來越多「六四」的當權者，會在這個時候出來撇清「六四」的關係？「六四」的主事者，有些已經身故，即使還在生，都已是垂垂老矣的八十之齡，他們都要趁在有生之年，在嚥下最後一氣之前，撇清「六四」責任，為的是怕身後罵名，怕後人受到清算。

香港的維園，在「六四」當晚，如常地亮起一片燭海。維園的燭光，港人悼念「六四」的死難同胞，也為「六四」受難者的遺屬打氣，希望你們能堅持下去，等到「六四」平反的一天。「六四」的悼念燭光更提醒當權者，在南面遠方小島的市民，二十三年來，都沒有忘記「六四」，不要以為抹掉歷史就可以把真相埋葬。「六四」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誰勝誰負，看誰能堅持到最後。

凝緣: 讓燭焰點燃絕望中的希望

按社會學規律，任何歷史事件的集體記憶，無論爆發時影響多強烈，都將隨時間流逝同步衰減。維園燭海「潮汐線」似乎也予以驗證：六四血迹未乾的九○年，十五萬支蠟燭噴射怒火；九一年，十萬人；九二年，八萬人；九三年，四萬人；九五年，三點五萬人。九七年因擔憂再無機會，升至五點五萬人。九八年再跌回四萬人。此後十年多在四、五萬人間徘徊。

二○○九年，猶如山洪爆發，男女市民潮水般湧向維園，人數直逼左中右同聲一哭的屠殺翌年。中南海主僕強作鎮定：二十周年嘛，不出奇……可到了二十一周年，二○一○年，又是十五萬人！二○一一年，「黑鷹」出盡陰招，封門、堵路、驅趕兜圈，但還是十五萬人，計算被阻園外者更何止二十萬人。這是為甚麼？香港人怎麼啦？答案很簡單：我們絕望了！

中共廿三年來全無反省

首先與內地民眾一起對中共絕望：廿三年全無絲毫反省，反見暴虐加劇，豆腐渣校舍毒奶殺童，良知義士黑獄酷刑，無官不貪，寃案叢生，維穩子彈滿天亂飛。其次港人雖身披一國兩制「避彈衣」，但卻絕望地看到肥彭黑色預言漸次成真：安身立命的權利正「一點一滴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建制派賣港求榮自不必說，泛民竟也罔顧民主大業自殘。五月十六日公投受挫，良知市民陷入空前絕望，於是六月四日湧向維園。一一年民主困境依舊，絕望也依舊，於是維園燭海再度波洶浪闊。

市民為何因絕望而投身維園燭海？且請旅美學者李劼來回答。他與本港文人一樣，極端鄙夷國族的猥瑣「基因」，但六四令他眼前一亮：「中國人的本真形象，不是《三國》那麼奸詐的，也不是《水滸》那麼粗糙的，而是《山海經》那麼出色的。由於專制文化長期教化，那樣的中國人漸漸地消失了……六四學潮中，這樣的中國人又出現了。」「這樣的中國人」，年年展現香港之光維園燭海的港人自然受之無愧。

希望之燭昭示光明未來

是的，萬眾一心、無私無畏抗暴政的六四精神，正是終結中國三千年專制的希望，當然也是港人得保核心價值的希望。堅守六四精神，民主就有希望。市民因為絕望渴求希望，一連三年燭海拓疆。今年的香江黑雲壓城城欲摧，梁時代雷聲隱隱，中聯辦明火執杖，地下黨未登基已獸性畢露，咬立會、咬傳媒殺氣騰騰……更令人氣結者，泛民不僅整合無望更兼「諜」影幢幢。絕望感，無力感，猶如千鈞磐石壓得市民喘不過氣。

正因如此，為了從絕望中看到希望，為了從六四英靈吸取勇氣和力量，為了向京港虎狼宣示民主決心，如果你不奢望暴君恩賜，不任由「飯民」擺弄，秉持獨立人格，無愧子孫後代，周一六四之夜，請點燃一支希望之燭，融入那昭示中港光明未來的維園燭海。

凝緣 傳媒人

 

陳智傑﹕看似結了疤的傷口在淌血

有些記憶，是時間所不能畄淡，有些夢魘，再強的國勢也無法把它壓下。年復一年的社會發展、日復一日的嚴密監控，似乎沒法使當權者安然地過活。繼前總理李鵬力圖出版《李鵬日記》，洗脫自己在六四事件中的責任後，前北京市長陳希同亦出版新書，痛陳自己在那春夏之交的事件中只是一名傀儡，否認自己謊報軍情誤導鄧小平，又指六四若處理得好可以避免傷亡。如今，輿論的焦點開始落在另一人物身上──當年向全世界聲稱天安門廣場內沒死一個人的前國務院發言人袁木。

如果鄧小平泉下有知，未知他可有話要跟這伙老同志說？但，歷史沒有如果。老同志們紛紛劃清六四事件責任的界線，是終於良心發現，還是他們愈來愈懼怕平反六四的夢魘──眼看鄧公百年之後無法自辯，於是把「免責聲明」立此存照？看來，平反六四，不僅是不少老百姓心中的一團火，對不少有份參與其事的當權者而言，這亦是多年來揮之不去的心魔，只是大家對平反的理解有所不同。

八年前，龍應台寫下〈誰不是天安門母親？──獻給丁子霖〉一文。重溫龍老師的筆觸，愈覺發人深省：

「中國在『進步』，像一個突然醒過來的巨人邁開大步在趕路，地面因他的腳步而震動。」

「然而有多少人看見，巨人是帶覑一個極深的傷口在趕路的？」

「『六四』的鎮壓，使得無數的中國精英流亡海外……沒有一個真正富強的國家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或者應該倒過來說，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國家，不可能真正富強。回首50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斷；『六四』，又清除掉一代。50年共產黨的歷史簡直就像一隻巨大的篩子，一次一次把國家最珍貴的寶藏篩掉。一路拋棄寶藏，巨人你奔往哪裏？」

「『六四』屠殺，不是中國這個巨人打了一個飽嗝，而是巨人身上一個敞開潰爛的傷口。傷口一天不痊愈，巨人的健康就是虛假的，他所趕往的遠大前程，不會真的遠大。」

「『六四』使中國的道德破產。」

道德力量的破產

六四的傷口，關鍵在於中國道德力量的破產：仁義、廉恥、民本、和平發展等再動聽的論述，都無法讓天安門事件說得過去。國勢的昌盛、財富的炫耀，或使六四的傷口上結了一道厚厚的疤痕。不過，造假不斷的消息，不斷拚命往外跑、爭覑拿外國護照、把家人送到「外國勢力」生活的國家菁英，在提醒我們，祖國的道德感召力仍是「流血不止」。手中的權力、身邊的財富，都無法讓官員和富人感到安全；畢竟，在道德不振的國度，是連權力和財富都難作護身符。連位高權重的領導們都未必能感到安心，跑去當「裸官」（指家人全都移民了的中國官員），人才們又怎會在此地安身立命？

23年的歲月，沒有畄淡人民的記憶。有人風雨不改，年年期待平反六四的一天，有人以賺取財富來填補內心的道德空虛，有人「用腳投票」，投奔「外國勢力」。六四，這看似結了疤的傷口，從來都仍在淌血。

 

蔣芸: 血腥手寫回憶錄

在這世界上，真有鋼鐵鑄成的心，有冥頑不靈的腦袋。這樣的人偏偏有話事權， 掌握着許多人的生命財產自由及未來，這豈不是由來已久的中國式悲劇。

八九六四至今，二十三年了，傳來一位天安門的父親自殺的消息；長期的煎熬痛苦，長期的陰霾與思念令他活不下去了，死者已矣，還有更多天安門的亡魂以及生者的無語問蒼天，又當如何？在這八千多個日子裏，山崩地裂，海枯石爛也感動不了那些極權者的鐵石心腸。當年一手造成這大悲劇的劊子手，如今一個個開始撇清卸責，主角李鵬幾年前出書為自己開脫，將中共高層的決策始末及自己在其中的角色一一撇清。前北京市長擔任戒嚴總指揮的陳希同寫回憶錄，仍然滿紙謊言，強調事不關己，除了已經死去的那些無法翻生強辯，仍在生的會紛紛走上這條滿手血腥來寫回憶錄這條路。

過去二十多年來六四是一個中國禁忌，絕不能談論的話題，匆匆忙忙以這是中國政府早有定論的一個事件草草結案。現在卻是一個個開始出來為自己開脫，千古罪人自云無罪死不認錯死不悔改，如今連謊報軍情，震怒了鄧小平下令派軍隊鎮壓，造成了血洗天安門的慘劇，令舉世沸騰的罪魁禍首也在回憶錄中撇得一乾二淨，厚顏無恥到人之將死還要謊話連篇。

二十三年過去，人們的記憶猶新，血仍未冷，淚仍在流，憤怒傷心太久，枉死的年輕生命變成了天使；而親歷最黑暗一天的少年，懷抱着不會遺忘的傷痛垂垂老去。

張彧暋﹕香港，獨裁者的地獄，自由人的天堂

香港核心精神是什麼？很多人會認為是港人的拼搏精神。可是，擺脫權力、追求自由，更能解釋為什麼香港人如斯努力：香港故事，就是逃避獨裁的自由史。

香港，是避難所。一個政治避難所。香港人，或者我們的家人，大都從大陸逃難來港。沒錯，來香港，多少為了賺錢、找尋機會，但逃避政治，才是人們躲進香港的主因。移民，是逃離飢餓、革命、戰火、動盪。移民是一種政治保險。哪怕家人分散流離，只有一人逃到香港，我們總能找到最寶貴的東西：希望。

我們為什麼害怕政治？在香港人的集體潛意識中，政治價值的追求，最終導致流血。哪怕政治口號多麼好聽，政府提倡的價值如何動聽，但一個人為此付上生命，我們也嫌貴。因為我們相信，生命無價：沒有任何人，任何政府，能買得起生命。我們不相信鬥爭、陰謀，寧願息事寧人，委曲求存。因為生命，是prince-less。

香港，本質是自由

香港，本質是自由。只要每一個人的自由被尊重，就算民主化牛步進行，就算政治遠離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大部分人也覺得無所謂。從個人自由開始，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新聞自由，只要不侵犯別人權利，我們都最大限度地尊重每個人的意志。我們相信，命運能自己選擇。香港，一種自由意志。

香港，崇尚個體獨立。我們出賣勞力，但不出賣人格。黃子華有道：搵食鎹、犯法呀？法治是我們競爭的規則。我們自食其力，不須別人可憐，因為我們不想透過依附權威，換取自身溫飽。任何黑社會、政府都不能單靠權力，去換取人的獨立人格。我是我自己，我不從屬於任何權威。

沒錯，資本主義有很多問題。自由被濫用。地產霸權令人窒息。市場被獨佔。富有人的子女靠父母就有首期買樓。教育不能帶來階級流動。努力也不能買樓。香港社會上存在巨大的不平等。

資本主義帶來美好希望，同時帶給人們更深的絕望。共產與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正是因為民眾把自身的絕望，投射到專制者身上，希望權力集中，分配他人的資源。人們用自由換取生存，用鬥爭換取公義。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剝削固然可怕，烏托邦與專制獨裁更令人警惕。近代史的教訓是：自由得來不易，卻會在瞬間消逝。

我們必須在此宣言：任何人，因任何理由、信念、政治價值、國家感情，而出賣香港人珍重的自由，都是香港社會的敵人──嚴格來說，我們沒有敵人，因為我們不用暴力、黑材料。我們打從心底看不起這些黑社會手段。我們用腳遊行、用口發聲。我們最多移民，哪怕是瓦努阿圖。我們相信自由，不信權力。香港是一種對待朋友、顧客的思想，而不是誰屬誰的主奴關係、誰不是誰的人的敵我思想。我們什麼都賣，就只有一樣不賣：自由。

陳智傑﹕選舉離不開爛蘋果？

「這是我見過最齷齪的競選活動。」

驟眼看來，還以為是有關香港特首選戰的評論。不過，其實這是來自2008年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恩，對於如今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初選提名戰的感慨（見《明報》今年3月20日報道）。

其實過去也曾有身經百戰的政壇老將因醜聞馬失前蹄，更遑論初次體驗選舉民意戰的人士？「豬」的可愛坦率，換來「由天堂跌到落地獄」般的輿論攻勢，但被認為是陰險的「狼」，看來亦難逃醜聞纏身的命運，民意支持度正「流血不止」。我雖贊同普選，但卻不認為假如明天便一人一票選特首，便可使醜聞消失，相反，普選首重民意戰，而民意戰則難免會讓醜聞發酵。

愈「悶」愈「君子」？

選舉新聞如何能避免為醜聞所「騎劫」？如何才能出現政策討論？傳播學者亦有所討論。綜合一連串的實證研究，有一個可能不太中聽的推論：愈「悶」、愈是強弱懸殊、愈是人們早便料到執政者會勝出的選戰，則愈有傾向出現政策討論的傳媒論述。相反，愈精彩、愈是爭得火熱、愈是不知鹿死誰手的競爭，傳媒論述則愈傾向把選舉「個人化」為候選人之間的選舉戰略比併（註一）。

究其原因，亦不難以理解。假如選舉民意戰強弱懸殊，大家都知誰快要當選，那麼候選人的選舉戰略（包括約誰人食飯、如何拉票、能否得到某些人士或集團的祝福等），一般來說亦沒什麼新聞價值可言；反而那個快要當選的人於當選後的施政方略，則會成為新聞焦點。於是，選舉新聞便較有機會集中於政策討論，傳媒和輿論亦會就各項政策，質問那個被認為「贏硬」的候選人。

相反，假如選戰打得火熱，不知鹿死誰手，則各候選人的選舉戰略自然亦會是最有新聞價值的素材。選舉戰略的形勢分析，一般都較政策政綱更直接影響候選人的當選機會。說得難聽一點：連誰人當選也未知，問他政策是否有點「㎡氣」？故此，每當碰上競爭激烈的選舉，選舉新聞大多以候選人的選舉戰略為主軸。種種的政策議題，都較大機會被「個人化」為候選人之間有鹇心鬥角的最新戰。而醜聞則正是讓選舉議題「個人化」、影響選情的慣常手法。

當然，候選人本身的選戰經驗也影響其處理醜聞的能力。一個政黨出身、飽歷政黨內部矛盾、地區選戰、議會選戰等「少林寺」式訓練的政治人，與一些由利益集團或政治勢力所祝福而「空降」參選的人，應對醜聞的能力也有所不同。議會直選和政黨政治的洗禮，不單是認受性的問題，更是應對民意戰、處理醜聞的最佳訓練：任何無法應對醜聞戰的人，老早就於黨內初選和議會選舉中被「自然淘汰」了，還能容他去參選政府首長？

普選，離不開民意戰，也離不開醜聞這爛蘋果，但議會直選和政黨政治，卻會把無政治能力和「不太乾淨」的人淘汰。假如香港的政黨有機會執政，政黨所派出的候選人都是能通過重重選戰考驗的「生還者」，那他們的質素大概也不會弄得如斯田地──至少，應能讓香港的特首選戰多一點「睇頭」。

註一：Hopmann, D. N., de Vreese, C. H. and Albak, E. (2011) Incumbency Bonus in Election News Coverage Explained: The Logics of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Media Marke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1): 264-282

盧兆興﹕2012特首選舉 特點和選後方向

2012行政長官選舉無疑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歷史上最激烈的一次，無論星期日選舉結果如何，其特點和選舉後方向值得關注。

中央政府讓兩位建制派人士參選行政長官這事上已大失預算。起初，北京希望加強競選激烈氣氛，使建制派候選人準備最快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最意想不到的是其決定將建制派分裂為兩大敵對勢力，而可能引致流選，需要在5月有另一輪選舉。當然，北京希望避免這情發生，所以動員在港的喉舌懇請選委不要投白票。

嚴重的分裂

北京另一個失預算是香港政治勢力出現空前嚴重的分裂，如何修復建制派的損害將是北京官員在選舉後須即時處理的議程。

候選人的指控、醜聞和揭露是史無前例。有候選人為了公眾利益而忽視行政會議的保密規定，西九設計比賽、大宅僭建、2003年就23條立法的立場、商台續牌及婚外情都成為傳媒焦點。公眾前所未有的監察候選人，增加選舉透明度，甚至連行政長官曾蔭權也因與某些商界人士關係而受大眾監察。

可是，這些醜聞和揭露對香港政治有深遠影響。新任行政長官的形象、威信和認受性將受市民質疑，即將卸任的曾蔭權威信受損。將上任和離任的行政長官認受性均有損，出現「雙輸」情，因此，政治精英、管治層及大眾間的信任須在選舉後重建。

因建制派內部鬥爭，得益將是泛民主派。雖然泛民在最近區議會選舉受挫，但他們很可能在9月立法會選舉重整旗鼓。當然，他們未必取得立法會一半議席，但泛民在行政長官選舉中沒有政治負擔，何俊仁在辯論上成功爭取政治分數。

北京將會對允許香港在2017年全民直選行政長官感到擔憂。北京在今次選舉發現很難控制選委的選票，即使中聯辦可能有隱藏偏好，選委仍可獨立選出他們首選的候選人。

商界也在選舉中分裂，商界精英和領袖需要在選舉後考慮發展路向。一些商界巨子支持唐英年，而一些支持梁振英，若商界不團結，這意味覑商界，包括自由黨，需要想想應該如何培養未來政治領袖。商界長時間透過英國殖民政府和特區政府委任制度而享有政治影響和權力，只有少數商界精英如李鵬飛、田北俊等支持直選。長遠來說，商界精英應重新協調，計劃培養新政治領袖及鼓勵年輕領袖參與直選，否則，當2017年有機會全民直選行政長官時，商界仍缺乏政治領導。

階級矛盾

選舉見證階級矛盾和對峙。唐營代表中上階層，而梁營則代表中下階層，將來，若商界和建制派想聯合，他們需要商討具體政策、建立互信關係，達至妥協，而非以零和遊戲對待大家。

階級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內減少。新任行政長官需要解決階級衝突問題，如公共房屋、社會福利、貧窮等。改革稅制在短期內是不可能的，因這會遭到商界反對。新政府將會有政治和經濟上限制，總之，政府和分裂的商界間關係將在選舉後變得緊張。

舉最精彩的，是傳媒史無前例的扮演監察角色，他們不僅監察所有候選人的表現，而且辯論使公眾更了解候選人政綱及表現。傳媒的監察讓香港市民更深認清候選人的誠信、理念，雖然香港市民今天仍未有權投票選出行政長官，但傳媒成功將候選人和大眾間溝通阻隔縮窄，港式民主獨特之處是民意對1200選委於星期日的投票起了影響。

選舉首次突顯黑社會在政治中角色。傳統上，香港黑社會只注重經濟利益，從事各種活動圖利。這次選舉提醒市民，黑社會是否悄悄滲透政治。即使未有具體證明黑社會人士影響是次選舉，但中央及特區政府須檢討「統戰」黑社會的策略。政治吸納黑社會成員只會令他們坐大。中央及特區政府應提升政治敏感度，不可使黑社會滲入政治。

負責管理香港事務的中央官員要適應本地多元化政治。這些官員從未處理像香港般高度多元化和複雜的政治格局，有報道指前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暉支持唐英年，但駐港聯絡辦卻明顯支持梁振英。中央官員並未在行政長官選舉上達到共識，令親建制陣營間產生混淆，引發激烈競爭。中聯辦及港澳辦應汲取教訓。親建制陣營向來採取傳統家長式作風，等待「阿爺」指示作最後決定，兩單位若沒統一立場，只會使特區政治混亂。

政治精英將需要珍惜妥協、談判與和諧的民主精神。民主不僅僅是政黨輪替、雙普選和政客爭取選票，民主更是候選人有尊嚴地接受選舉失敗的政治智慧，也代表談判和妥協。香港政客作人身攻擊和互相指摘，只會阻礙香港民主精神的發展，這些陋習很可能延續至9月立法會選舉，甚至導致訴訟。

泛民的團結和分工

新一屆政府組成後要推行政治和諧、互信的政策。政策智囊團及政黨在選舉後須考慮籌備會議，讓政客和商界於各政策問題建立互信。行政立法間加強交流，可透過定期會議鞏固雙方關係。

泛民主派演示空前團結和分工。溫和民主派支持何俊仁參選，在明知無法取勝的選舉中，擔當忠誠反對黨，泛民選委呼籲投空白票，與中央期望互相衝突。其他較激進的民主派採取抵制策略，這樣分工合作更突顯泛民政治智慧成熟。政治不只代表鬥爭，更需要團結，泛民利用建制陣營內部分裂，趁機展示團結、合理辯證和忠誠反對派形象。

總括而言，這選舉有十大特點。選舉後，新任行政長官及其支持者必須採取促進和諧原則和建立所有政治精英間的信任，包括建制派、商界及泛民主派。選舉過後，要加快修復各方的工作，不然新任行政長官及其班子將面臨重大管治難題。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 社會科學系主任

陳智傑﹕神鬼如何兩不分

車公大元帥不愧是香江首席時事評論員。一個月前，祂拋下一句「神鬼如何兩不分」，給大家留下對龍年政治局勢的無限想像。如今，特首候選人和現任特首的醜聞橫飛，並在特首選舉提名期中「殺」出了葉劉淑儀和曾鈺成這兩位「程咬金」，讓全港市民眼花撩亂，好人壞人任評說。

由於負面消息很可能陸續有來，政壇、傳媒和民情亦處於極為敏感的時刻，故實難單憑當下的民調斷言誰人是眾望所歸。不少特首候選人和參選人都表示，希望特首選戰是君子淑女之爭，惟在「花生指數」（網絡世界用詞，大意是指公眾殷切期望「有戲睇」）高亢下，所謂的「君子之爭」早成絕響。

買肉搭骨 政治難離醜聞

其實不只是香港，任何社會的政治，皆離不開醜聞。英國傳媒大亨梅鐸的新聞集團涉嫌非法竊聽，結果被揭發其與大批保守黨和工黨中人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醜聞亦是美國政治的常客：一般美國「打工仔」都要交納約三成的稅率，但坐擁2.7億美元（約21億港元）身家的共和黨總統熱門候選人羅姆尼，便被揭發於2010年只交納13.9%的實際稅率，較香港的標準稅率還要低。澳洲工黨最近也內訌連連，前總理陸克文「爆粗」的影片亦不知就裏地曝光了。

醜聞使輿論焦點集中於政治人物的個人問題，使政策議題相對失色。不過從正面想，醜聞往往亦是讓掌權者顏面無存的「殺覑」，使政治人物不得不慎言自重，小心行事。當然，醜聞難免十分辛辣，有時更會把小處無限放大，但如果當事人「行得正企得正」，我相信謠言總經不起事實的考驗。

其次，媒體科技一日千里，社會資訊氾濫，不同的媒體正搶佔觀眾們愈來愈少的閒暇時間。要搶佔眼球，情緒總較知識來得有效。是故任何社會和政體的從政者，都應習慣媒體發達、資訊氾濫、消息愈來愈訴諸情感的局面。這正是醞釀醜聞的上佳土壤。「唐宮」和「政綱」，假如易地而處，作為傳媒老總的你，會挑哪個題材去當頭條新聞？

刺激到麻木 考驗民主

醜聞是政治和傳媒「第四權」的必然產物，而醜聞對民主政治最大的考驗，是會否讓民眾漸漸由刺激走到過度刺激，然後便漸漸麻木。長期的感觀刺激，後果可能是讓人生煩生厭，從而遠離是非之地，又或是漸漸訴諸民粹的快感。部分西方學者對民主政府認受性下降等耿耿於懷，反思如何能重燃人們對民主的希望。不過，亦有人認為人們不過是把對社會的關心，由票箱和政黨政治轉而到公民社會的發展，希望以直接行動改變社會，以回應對傳統代議政治的不滿。

無論如何，醜聞不能取代政策，公民社會的直接行動亦無可能取代政府和議會的功能。即使醜聞是無可避免，即使神鬼真是難辨，社會問題總得想辦法透過政策處理。民主和普選不能直接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它是一個讓公民制衡政府、讓社會各界一起平衡權利和責任的制度。民主社會不一定有美好的結局，結局要視乎社會最終如何游走於民智和民粹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