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2020年雙普選的死綫臨近、港共打壓民權越來越肆無忌憚、大家開始覺得前路茫茫之際，平時少對政治問題公開發表意見的戴耀庭教授抛出萬人佔領中環方案，即時引起熱議，可説是公德無量。
戴教授並非民運社運中人，頂著可能從未遇到過的政治壓力提出佔領建議，就算我們不同意他各種涉及具體操作的後續補充，亦不應對建議作出太苛刻的批評。
不過這幾個星期的討論，不少都聚焦到應否讓政黨主導、應否先自首、應否預演、怎樣可以在佔領的同時不影響其他市民等細節之上。但萬人佔領，到底震撼在哪裏？爲何我們可以希望這個行動能迫使中央讓步？參與佔領的一萬人，與廣大公民之間，有著什麽關係？佔領行動，如何能體現港人的集體意志？不解答好這些問題，討論便容易失焦，整個行動，更容易在越來越紛雜的討論中，飄離原意。
和理非非的柏拉圖式愛情
人民以遊行集會的方式大規模聚集，當權者都會懼怕，但他們從來都不會懼怕純粹的多人聚集。越多人聚集，當然彰顯越強的民意，但當權者也可以用大多數人還未出來參加行動，來將民意抹殺。除了國際媒體廣泛報道帶來的壓力外，他們害怕的，其實是人群大規模聚集所可能引發的對社會秩序的衝擊。
例如已經成爲神話的零三七一超過五十萬人大遊行，本身對當權者來説並不可怕。但遊行表達出反對二十三條的巨大民意，卻能為部分更具決心的抗爭者壯膽，令他們敢於將行動升級，以更激烈方式阻止法例通過。
當時港共及其資產階級盟友最懼怕的，是大遊行後的包圍立法會行動。他們擔心若強行在立法會通過二十三條，數以萬計的包圍者，可能會不惜一切破壞會議程序甚至衝入議會，造成香港抗爭運動的第一滴血。一旦流血，香港的局勢便可能失控，之後會再發生什麽事，便誰也說不準。雖然根據唐英年在特首選舉論壇爆料顯示，當時港共強硬派已經準備不惜出動防暴隊，但代表香港寡頭金融財閥和地產霸權的自由黨不敢賭這一局，港共背後的中共也不敢賭，於是便放手給自由黨倒戈，讓立法流產。
另一個例子，是反國教運動成功爭取港共政府撤回課程指引的小勝。國教運動之後，大家將討論集中在反國教大聯盟於梁振英宣佈讓步後的深夜宣佈立刻撤出政總的決定之上。不過當時十多萬群衆由多人絕食牽動而佔領政總外的空地，來得突然，大家事先並無討論是否長期佔領、在什麽情況下會收貨撤出；所以撤出，是早晚的事情。但組織者在大家毫無心理準備，也毫無徵兆與商議的情況下，以落雨收柴的方式將戰意高昂的群衆急急打發走，事後有人產生被出賣的感覺，也怪不得人。經歷過這樣的群衆運動馬上風，以後再有人號召市民到傳説中的＂公民廣場＂包圍政總，大家當然睬你都傻。打後幾次包圍政總行動多是冷冷清清，也就十分自然。
至於反國教組織者有無如坊間流傳般説是在中聯辦中間人的慫恿下決定一夜撤兵，中間的決策過程如何，這些都不是問題的重點。問題的重點，是港共確是在群衆壓力下撤回了國教課程指引。而令港共屈服的，與其說是政總外的集會本身，不如說是當時如箭在弦的罷課行動。
八、九月之際，將行動升級、以罷課作爲反國教終極武器之議出現後，一眾年輕學人組成了罷課後援會，準備向參加罷課的學生義教，也有社工開始籌劃一旦罷課的義務托兒服務。可以想象，若果港共一直不妥協、政總外聚集的群衆一直士氣高漲，罷課戰便必然開打。一旦罷課，整個教育體制的日常運作便被懸閣起來。這種由群衆主導的有秩序的無政府狀態一旦形成，運動會怎樣發展下去，便充滿不確定性。中共要避免出現這個局面，唯有急急退卻，撤回強行推行國教的指引。
從反二十三條與反國教的成功案例，我們看到群衆運動能有力量，便需要是open-ended和對社會既有秩序能構成威脅。萬人佔領中環作爲爭取真普選的一道終極武器之所以具震撼力，在於它本身便是對港島交通和金融經濟秩序的癱瘓，而一大群人一旦在中環聚集，會發展成和引起什麽後續行動，充滿不確定性。
現在有參與討論的朋友不斷強調要佔領而不堵路、不干擾社會秩序、不對任何人帶來不便，更要確保參加者緊守約章不越軌，等如是將佔領行動最具力量，最有能力使當權者因懼怕而妥協的部分去除。提倡絕對不會影響社會秩序、事先保證和理非非（即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群衆運動，有如提倡沒有性的婚姻、柏拉圖式的戀愛，講起來好像很崇高很浪漫，但大家都心知肚明：不會work的。
講多無謂，快快辭職公投最實際
萬人佔領中環是爭普選行動的最大殺傷力武器，那麽參加佔領的一萬人，怎樣能與其他香港公民連結？長毛最早回應佔領中環之議時的講法是講多無謂、公投最實際，提議先由民主黨的超級區議員何俊仁辭職啓動變相公投，獲得市民對真普選目標的授權，以後佔領不佔領和怎樣佔領，容後再談。最近戴耀庭提出的佔領四部曲，也將何俊仁辭職公投，嵌入整個運動的程序之中。何俊仁本人在最近的訪問中，亦表示視議席如浮雲，他會義不容辭地以辭職啓動公投。
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發展。何俊仁辭職公投，對爭取真普選運動來説，可謂一石三鳥：
（一）公投本身便是一個動員群衆的過程。真普選的大目標通過變相公投獲得授權之後，以後萬人以佔領或其他行動爭取真普選，便等如有了已投票公民的授權，出師有名。上次五區公投在民主黨人杯葛甚至破壞下，仍得五十多萬票，這次如果由民主黨發動，投票人數一定大增。
（二）上次民主黨沒有參加甚至破壞公投，乃是造成今天民主派分裂和互不信任的一大關鍵。如果這次由民主黨發動公投，當可將功補過，有助製造民主派各路人馬再度合作的條件。
（三）根據新的替補條例，若何俊仁辭職，便不能再選。民主黨大可找一位新星區議員參加補選公投，加速黨内的世代更替。而何俊仁已在上次立會選舉失利後辭去黨主席一職，待他犧牲了自己的議席而成全公投之後，定必自動升格為一位安佔道德高地的元老級政治領袖。到時若他以一位民主黨普通黨員的身份參於領導爭取真普選行動，定必事半功倍。
長毛提出先辭職公投之議，我的理解是他認爲公投是應該做、快D做、立刻做。 而現在戴教授提的四部曲，則主張先通過萬人大會討論出普選方案、再通過網上公投確認，待北京提出令人不滿的反方案後，才啓動辭職公投，這便反而有點怪怪。我們從過往爭取07/08雙普選、2012雙普選、2017/2020雙普選時，不是已經對什麽是真普選，一早有了共識了嗎？真普選不是候選人沒有經過篩選、一人一票選出特首，和全部立法會議席由一人一票直選產生嗎？
既然民主派對真普選已有原則上的共識，而北京提出高門檻甚至保留功能組別的選舉制度，也幾近肯定，我們又爲何要先花很多時間去討論普選方案？爲何要先進行需要大量資源、很容易受到大陸黑客攻擊、投票人數和結果認受性都會很有問題的網上公投？大陸黑客現在連美國《紐約時報》和google的主機也能攻陷，中共若有心破壞，一個由特區大學經營的網上公投系統，可謂不堪一擊。
現在有關佔領中環的討論，基本還是一個局限在政治精英圈和知識分子圈的討論。可以想象，如果以討論具體普選方案 ── 特首候選人怎樣提名？立法會議席要不要設政黨票？維持比例代表制嗎？──
開展整個運動，那麽我們將很可能在未來一兩年甚至更長時間被消耗在越來越技術、越來越小圈子的專業細節討論中。
相反，如果我們以每一票都能準確計算和所有選民都能輕易參與的辭職公投拉開運動的帷幕，動員選民表達對爭取2017/2020（甚至是2016）年真普選大目標的決心，這個運動一開始便能成爲一個全民運動，更有利於往後的動員。這更能令那些認爲何俊仁口頭豪氣，實際上想拖延到立法會任期快完結時才辭職、一切只是為了民主黨2016年立會選舉工程的懷疑論者噤聲。能趕在港共提出任何政改方案之前先以公投彰顯多數公民的強大意志，亦可以改變以往港人一味被動回應港共保守方案和預設框框的局面，化被動為主動。
小心二十三條情咬金
儘快以辭職公投開局、以佔領中環為最後手段、在非暴力原則之外不另設底綫的爭取真普選運動，是我們確保北京履行對港民主自治承諾和任由北京撕毀諾言、將香港變成另一個大陸城市之間的背水一戰。
不過在現時的衆多討論之中，好像還未考慮一個可能性，即是北京拖延不將政改放上議程，而先再次強推二十三條，並以通過二十三條作爲開展普選討論的前提。如果真是這樣，那麽我們應該怎樣導引現在有關佔領中環的討論？我們應該繼續保持爭取真普選的焦點？將公投、佔領之議改爲用在抵抗二十三條之上？抑或還有別的進路？對於這些問題，我相信大家暫時還未有太多頭緒，現在或許是我們開始思考這個可能性和怎樣應變的時候了。
孔誥烽 美國約翰霍普斯金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陳婉容: 佔領中環是港人共業
一月中旬，平常頗為低調的法律學者戴耀廷教授在《信報》發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一文，指出要北京給予港人普選幾近天方夜譚，必須動用更大殺傷力武器──佔領中環：「行動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由示威者違法地長期佔領中環要道，以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迫使北京改變立場」。文章列點解釋佔領的手法﹑時機和程序，儼如一本抗爭手冊。
戴教授曾接受《香港獨立媒體》採訪，表示激越的行動才會暴露制度的荒謬；而他本人作為法律學者，亦認同公民抗命的權力應凌駕不公義的法例，「守法只會成為不公義的助力而已」。
反國教的運動啟示
香港迄今最接近《公》文中所描述的模式的社會運動，肯定是我們在數月前才見證過的反國民教育運動。議題清晰、參與人數眾多且覆蓋階層廣泛、公眾形象健康的意見領袖學民思潮、公共空間的持續性佔領、體現非暴力公民抗命的可能……端視反國教大聯盟的組成，留守時期的公民參與（執垃圾、分享物資等）與宣佈撤離後大聯盟一眾成員在公民廣場向群眾解釋撤離的原因並接受質詢，或許可以說運動甚至體現了某種程度的參與式民主，開創了新的群眾運動體系。
以往香港的社會運動最為人所垢病之處，正正是每年千篇一律的抗爭戲碼（protest repertoire）──支持更激烈抗爭的人普遍認為元旦與七一遊行已經被高度制度化，例牌程度堪稱「春秋二祭」；而且除了零三和零四七一因經濟和沙士因素催化而聚集到龐大人群，最終達致某些政治目的，平靜規矩守法的遊行已經無法達成重大的社會變革。及後五區公投的民間迴響亦遠遜泛民預期。
自二零零九年反高鐵運動始，社運中的肢體衝擊比以往頻繁，抗爭模式趨向多元化（如赤腳苦行），留守亦成為遊行後必備節目，但還是擺脫不了由幾個社運明星去衝擊警方防線，繼而被捕，而議案繼續無驚無險通過的印象。所以在香港公民社會經歷反國教運動空前的成功後，戴耀廷的這份「佔領中環」抗爭建議書即使來自學院派法律界人士，也算合情合理。
社運動員困難 遑論持續佔領
如果將社會運動普遍缺乏群眾號召力的問題，動輒歸咎於幾乎是民族標籤式的「我討厭政治」的港式潔癖，或許是低估了香港公民社會的成熟程度，也是不相信民眾意向改變的可能性。然而，普選議題在香港討論多年，雖然許多民調都顯示有至少約六、七成市民支持，社運界動員這六成市民參與遊行已經困難，更遑論要他們留守或持續佔領。
普選或民主是即使建制派亦不敢公然否定的普世價值，但說到底，這些價值仍是政治價值而非日常人際間的道德價值，在中國人社會的動員力有所限制。戴耀廷文中提及的甘地反大英帝國主義運動，馬丁路德金的黑人民權運動，甚至香港反國教運動之空前成功，都得歸因於道德感召。國民教育之成功跟它的道德號召本身就頗有關係──首先直接關乎天真無邪在學孩童，引起社會普遍保護意識；其次反國教運動宣傳有方，領軍者都是社運「素人」，以普通父母和學生的身份介入議題；幾乎所有宣傳都著墨於政府向孩子講大話，有了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斷，才容易引起社會大眾的認同感，致使許多本對政治抗爭抱有懷疑態度的人，都認同佔領公民廣場這「違法」行為。
然而能否假定當日佔領政總的十二萬人都會參與佔領中環？恐怕未必。
非暴力的道德感召力量
普選或民主雖有道德意識，但更是一種有遠見且謹慎的政治妥協，與其說是一種道德必然性，倒不如說是理性選擇的制度規範。普選傳統上是中產或精英階級議題，正因為它缺乏了跨階層道德號召力。國民教育是壓下來的斧頭，莫能不避；而爭取普選不過是在樑上雕花，有了敢情好，但到底是positive rights，要叫人為它甘願犯法，必得借助其他道德感召力量。
戴耀廷多次強調「非暴力」的重要性，除了因為香港人需要秩序來滿足和平理性的想像，以及避免暴力行為或肢體衝撞予以執法者清場的口實，正正是因為要站穩道德高地，以免運動的正當性被抹除。社會運動具有高度表演性，參與者在佔領期間的行為將透過媒體傳達予群眾，是以將運動所爭取或描畫的社會願景，若展現在運動的進行方式裡，會帶來一種示範效果。這也是所謂的預兆式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或甘地所言「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兩年前席捲全球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亦可作借鑑。運動一開始時，人們對它期望甚殷，因為它引進了一種近乎於烏托邦的水平參與模式，強調運動沒有發言人，沒有階級之分，百花齊放而且是非暴力的快樂抗爭。
然而隨著佔領活動進行日久，其訴求之紛陳逐漸分散了運動原來的焦點，力量被大大削弱，最終走向衰敗。示威者聲稱要塑造一個「屬於99%的世界」，然而那個世界的願景並不確實，運動所批判的金融政策或霸權亦跟群眾距離太過遙遠，難以組成有力深入各階層的論述。
佔領中環要看準時機
及後佔領者將佔領行動降格成為「民主實驗」而非希望帶來實質改變的社會運動，在佔領期間大辦嘉年華會和各種討論會，講有機農業、生態保護和人權等和金融霸權等沒有明顯關連的議題，最終令運動的生命加速耗盡。
雖說運動對公民社會溝通和整合有促進作用，但就其目的而言的確難言果效。運動搬到香港更是門庭冷落，金融霸權議題在知識份子圈中或許引起過不少漣漪，對市民大眾卻是無痛無癢，運動者的解釋亦多淪為口號。若要佔領行動令香港變天，必須等待議題成熟，時機準確，有讓運動一舉成功的準備，而非把佔領當成公民社會實驗。這也是《公》文中所言「政治震撼力」之所在。
戴耀廷教授的文章雖然論點看來也許並非創新，但其意義來自文章在香港公民社會脈絡中的位置──如果連一向被視為保守民主派的法律學者都呼籲公民抗命，嘗試打破香港人貧乏的社會運動想像，香港的臨界點，或許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遙遠。明天就佔領中環也許還算是春秋大夢，但我從來相信香港人會有被迫走上街頭，以癱瘓政府或經濟運作來表達政治訴求的一天。
南韓台灣人民的民主血汗
爭取民主必然得付出血汗，全世界的歷史無一不印證此顯淺道理：我們看對岸台灣人可以一人一票選總統無不羨慕，驚訝中國人的土地上竟有民主所需的養份，卻忘記台灣自二二八至美麗島的白色恐怖時代，忘記幾多青年志士曾在白色恐怖時期在綠島坐國民黨的政治獄；我們看南韓的民主選舉剛出產了一位女總統，卻不知這位女總統之父正是南韓獨裁者朴正熙，而朴氏遇弒後不久即發生了悲壯的光州民主運動，當時軍權在握的全斗煥下令鎮壓，但韓國由始邁上爭取民主之途，如此三十多年。香港的既有條件已比台灣或南韓優厚，殖民地歷史究竟還是給香港遺留了法治，而香港亦沒有台灣的族群矛盾。在香港爭取民主的成本遠不及台韓，成功與否，端乎決心。
可以令香港變天的佔領運動，不但需要公民社會團結靜待時機，也需要網上打嘴炮的鍵盤戰士們不再樂於當free-rider，依賴幾個社運明星留守衝擊被捕，然後在網上大放厥詞，抱怨這些也有父母兄弟甚至兒女的人不作更激越的抗爭。與其抱怨他人爭取不力，不如自行走出家門守住街頭，畢竟爭取一個社會的幸福的責任，不應該落在寥寥數個先行者肩上。自由民主若是共同幸福，爭取的過程也定當是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