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五﹕《南周》風波不妨「換位反思」

日前，《南方周末》被改稿一事引發沸沸揚揚的爭論，抗議、抨擊、流淚……各方取態將內地意識形態領域的矛盾演化得淋漓盡致。而今，事件平息，各方不妨作一些冷靜的反思。

在這場風波中，當事者《南周》、廣東宣傳部門被視為對立雙方，爭論者亦是左右分明，這種敵對思維覑實令人擔憂。而看待《南周》風波或許還有另外的視角，其中之一便是「換位反思」。

一方面，作為一家廣受知識分子歡迎的報章，《南周》雖不時宣稱「我的紙裏包覑你的火」，但其絕大多數言論尚屬客觀、理性，且注重拿難分寸，罕有突破當局底線的舉動。對於這種生存之道，廣東當局應有默契，事前督導和事後審查已足以體現「黨管媒體」原則，大可不必越俎代庖，「細心」到一字一句地修改文稿。

事後，官方態度有所轉變。坊間傳言北京某高層勃然大怒，下令嚴懲《南周》云云，但從後續處理來看，官方實際上並未採取高壓措施。履新不久的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承諾「不懲罰任何人」，北京官媒紛紛轉載的評論雖然傾向明顯，但顯然也沒有「勃然大怒」的火藥味，透露出官方對於涉事媒體的某種程度的寬容。

權威消息亦稱，中央和廣東官方達成共識，不會對《南周》及相關媒體秋後算帳，而是希望共同反思，改革媒體管理方式。此外，備受爭議的《環球時報》也已澄清：「我們從沒寫過南周事件是『境外勢力』操縱的，現在也不這麼認為」。

另一方面，在《南周》的不少聲援者看來，應該賦予媒體完全獨立的「新聞自由」。但是，如果從執政者的立場換位思考，中共堅持對意識形態媒介的管控，是避免政治道路「改旗易幟」的基礎保障。這種制度邏輯，決定了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的履職角色，如果外界一味將矛頭指向現行制度或庹震本人，不僅無助於制度改良，而且容易招致官方「見右反右」式的回擊。

《新聞法》不失為一把鑰匙

近兩個月來，新一屆中央領導人多次釋放明確信號，將堅持共產黨領導等重大政治制度，在政局穩定的前提下建設「小康社會」。而西方的批評者往往不能換位思考，無法理解甚至有意曲解中國現行制度的合理性，《南周》事件原本並不複雜，卻被借題發揮用以攻擊中國政治制度，這恐怕是高層火速介入「調停」的根本原因。

樂觀地看，《南周》事件為重新界定官方與媒體關係提供了一次契機。隨覑傳媒形態的劇烈變化，中央對媒體的監管權力出現了「模糊地帶」，造成監管缺失、權力濫用兩種現象同時存在。而要破解這一難題，上世紀80年代曾被提上立法議程的《新聞法》不失為一把鑰匙，唯有在法律框架內明確官方、媒體、公眾的許可權和義務，才能破除亂象，讓政府和媒體歸於本位，「和諧」共處。

歐陽五﹕送禮季考驗習李新政

日前與友人聊天，提及履職兩月的習李新班子，其中四句話「講什麼話、吃什麼飯、喝什麼酒、送什麼禮」，竊以為頗有意趣。

講什麼話——習近平在日前走訪八大民主黨派之一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時，特別詢及是否嫻熟閩南語；李克強、王岐山先後在召開座談會時皆要求與會者不准念稿。

吃什麼飯——「四菜一湯」，近期迅速茘升為內地網絡最新熱詞，此乃習近平在河北阜平縣考察時的晚餐，加上他在深圳考察時不封路、不清場的先河，似在親身踐行中央政治局關於改進工作作風的要求。而據不完全統計，迄今已有至少17個省份「上行下效」，出台細則以改進政府作風。

喝什麼酒——近日中國軍方治貪之舉頗引人矚目。尤其自中央軍委下達「禁酒令」後，內地白酒行業繼「塑化劑」風波後再遇「寒潮」，貴州茅台的市值曾在一日之間蒸發了125億元人民幣。

送什麼禮——春節臨近，按中國傳統習俗，這又將是一個迎來送往的高峰。「送禮季」的到來覑實是對習李新政的一大考驗。

作為首都的北京，逢年過節變成「首堵」似已成慣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係節前送禮之風大行其道。2012年中秋、國慶日前，北京中心城區擁堵指數曾高達9.8（據稱擁堵指數10即為車輛停駛狀態）。不過在剛剛過去的元旦假期，不少北京市民感覺道路似乎異常暢通，紛紛猜測是否與近期中央嚴令官員廉潔自律有關。習李上台後，反腐治貪頻現亮點。而在新年前的最後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習近平又主持研究部署了2013年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工作。此前，中央紀委監察部也發出通知，要求中共官員在2013年元旦、春節期間加強廉潔自律。

耳目一新之後  能否切實觸及深層次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首季度將是內地政壇「換屆季」。在中共最高領導層和地方「一把手」的大換班基本塵埃落定後，從地方人大到全國人大、中央機構、國務院各部委領導也將迎來換屆，而這些基本都會在2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二中全會及3月的全國「兩會」前後完成。在送禮季與換屆季疊加之時，中紀委監察部三令五申「嚴禁利用節日之機跑官要官、買官賣官以及搞拉票賄選等非組織活動」能否落到實處，值得觀察。

另一方面，由於經濟不景氣，各地方政府今年料會加強「跑部進京」之步伐。坊間已有傳聞稱今年的地方官員進京潮在提前，東部跑關係人事，西部跑專案資金。不過因為中央嚴令，各種活動皆低調進行，如會議酒店規格降低等，但實質內容並未改變。

習李新班子履新兩月，講話、吃飯、行路等一系列作為確讓民眾有驚喜之感。然而，套用一句毛澤東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在最初的耳目一新之後，習李能否切實深入觸及一些深層次問題，是民眾更加期待的。近期一些熱點事件或可作試金石，例如憲政，又如新聞審查。

歐陽五﹕應對東亞困局 習近平宜做「東亞夢」

東亞已成為繼西歐、北美之後世界第三大經濟區，也是全球最具活力、人口最多的區域。1990年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蒂爾提出建立包括中、日、韓在內的「東亞經濟共同體」構想，期待在未來實現「東亞夢」。

然而，時至今日，「東亞夢」看起來並不比20年前有更多實現的希望。相反，今年新上任或即將上任的各國首腦，都不得不首先應對危險的東亞時局。

中、日、韓都是對歐美的出口大國，但相互間的經濟一體化進展緩慢。經濟一體化難以突破的背後，還有政治上的高度不信任，相互間常常爆發外交衝突。

在釣魚島的緊張局勢中，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新一屆領導集體登台。隨後在習近平的首月亮相裏，朝鮮又不顧中國反對發射衛星，再次加劇了東亞緊張局勢。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東亞困局將是習近平最先擺上案頭的外事問題。

現實的做法

筆者看來，這些問題裏中日關係仍最為棘手。中方等待的日本換屆將完成，但中日關係的轉機並不一定出現。安倍晉三上台後，是改善前任造成的緊張，還是帶領日本繼續向右，存在相當的不確定性。實際上，如果中國與日本任何一方不出現結構性變化，那麼懸而未決、屢屢走火的釣魚島僵局將是未來10年中日關係的縮影。

現實的做法是：日本新首相與習近平共同走下「台階」，保證中日經濟回到正軌，消除雙方投資者疑慮；然後穩步推動中日韓自貿區形成，等待時間來消化歷史問題、政治差異。相比日本執政者，習近平更有能力去抑制激進的民族主義，讓重視經濟的務實態度繼續成為外交政策的主流。

與中日關係相比，尷尬的中朝關係，對東亞地區而言更加危險。當外界認為中國有能力施壓卻沒有給予壓力時，中國的現實情卻可能是沒有能力施壓，同時又出於複雜的意識形態因素，在對朝戰略方面顯得左右搖擺。

中國希望中韓在島嶼、歷史問題上聯手向日本施壓，朝鮮問題無疑嚴重拖累了中韓關係，導致韓國完全投向美國，甚至向日本靠攏。朝鮮壓力也給予日本繼續向右、加強軍備的理由。說是朝鮮問題「撕裂了」東亞區域關係亦不為過。

若覑眼東亞的整體發展，應妥善解決朝鮮問題，並加快把中國對朝鮮問題的見解融入到世界主流共識中，同時，把中韓關係提升到更高層面。如果中國不能用改革開放的經驗影響朝鮮，那麼就應該考慮在意識形態上、輿論上與朝鮮漸漸拉開距離。

其實，20年前提出的「東亞共同體」命題仍有現實意義。中國如果在東亞都無法成為區域領導者，又怎麼可能成為世界大國，獲得與美國並列甚至超越的資格。中國新的領導者需要更多在東亞的框架中思考周邊外交，主動帶領東亞區域一體穩步前行。

張華: 習近平南巡的真實意圖？

習近平就任中共總書記不足一個月，首度離京，到深圳、珠海視察，不少行程跟當年鄧小平南巡時重叠，而他在深圳向鄧小平雕像獻花後表示，「今後仍然要走這條正確的道路（改革開放），富國之路、富民之路要堅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開拓」。這條南巡路線、膜拜鄧小平的姿態，難道只是想向鄧致意，以及借鄧去推動改革？

只要對比胡錦濤上任之始的言行，就可發現習近平此行的政治意義，絕非僅向鄧小平致意那麼簡單！

十年前胡錦濤就任中共總書記不足一個月，首次去考察的是河北西柏坡。西柏坡是中共建政前最後的總部所在，毛澤東等人在此指揮國共內戰的三大戰役。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要員赴京建立紅色政權前，在此召開七屆二中全會，也是中共勝利在望前的最後一次中全會，毛在會上告誡全黨切勿驕傲自滿，要求「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這就是中共宣傳的「兩個務必」，胡錦濤當日在西柏坡所講的也是圍繞「兩個務必」，多次引述毛澤東警告全黨要「保持艱苦奮鬥作風」、「經得起權力、金錢、美色的誘惑」。今天回顧胡錦濤的話，當會發現他不僅想借毛澤東去告誡全黨，更暗藏着政治宣言：奉毛澤東為正統，奉毛思想為圭臬。這就是胡錦濤主政十年，不僅沒有「去毛」，反而在政治上左傾及部份向毛時代倒退的原因。

習近平捨西柏坡、井岡山等中共聖地，甚至自己做知青時呆了六年的延安也不去，選擇中國改革開放的聖地─深圳，又重踏鄧小平南巡足迹，很易讓人聯想到他想借此顯示推動改革開放的決心。當然，習父仲勛當年在廣東推動改革，全力支持建立深圳及珠海特區，未嘗不是他南行廣東的原因之一。

不過，習近平南巡的更重大意義在於，他有意藉此宣示跟胡錦濤的切割。他不僅不走胡當初的視察路線、不遵從胡當日的講話基調，還展示跟胡南轅北轍的政治理念。胡在西柏坡不斷重拾毛澤東牙慧，大講老掉牙的黨風問題。相反，習近平拋棄這一套，改承鄧小平衣鉢，大談堅持改革開放，並同時表明「要有新開拓」，所講的都是人話，也就是老百姓能聽懂的話，不像那種空話、官話。

這種有別於胡錦濤的語言、有別於胡錦濤的政治理念，以顯示習近平堅拒「胡規習隨」的態度，這是否就是習近平南巡的真實意圖呢？但鄧小平那套已證明是死路，若習的「新開拓」不涉政改，這個政權還能維持下去嗎？

 

歐陽五﹕「反腐風暴」何以持久

十八大落幕不足一月，內地爆出十多起貪腐案。上至新晉中央候補委員，下至基層居委會主任，更多如深圳原副市長梁道行、山東農業廳副廳長單增德、太原公安局長李亞力等地方高官紛紛「落馬」。由此，中共新一屆領導人迅速贏得了鐵腕治吏的口碑。

這場「反腐風暴」的確不同尋常。一是時機特殊，目前兩屆領導層的政府權力交接尚未完成，新一屆高層便祭出反腐利劍，表露出過人的政治勇氣。二是地域廣泛，涉及重慶、廣東、黑龍江等諸多省市，大有愈演愈烈、遍地開花之勢。三是網絡反腐大行其道，民間爆料屢獲官方認可。

而與反腐風暴同樣受到關注的是，此番反腐究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一時之舉，還是中共向腐敗「宣戰」的戰略部署。對於「反腐風暴」如何持久的問題，學界與民間亦不無爭議和擔憂。

以目前內地官場的生態而言，中南海在懲治貪腐的同時需要保持執政集團的穩定，其中的權衡考量直接影響到反腐形勢的變化。官員財產公布之所以「只聞樓梯響」，就有着黨內能否承受的顧慮，近期廣東試點僅選取了廣州南沙、珠海橫琴兩個新區和粵北一隅，可見「改革派」也頗為謹慎。

一個值得觀察的案例是，國家能源局長劉鐵男近日被實名舉報偽造學歷、騙貸等，而劉氏正與俄羅斯簽署合作文件，中紀委書記、副總理王岐山作為見證人在其後面站立，情形之尷尬可想而知。當反腐之劍指向高層身側，必然觸及政治穩定，所謂「既打蒼蠅、又打老虎」實在是說易行難，劉鐵男以及近期傳言某位曾身居要職高官的夫人究竟如何，都有着「試金石」的意義。

此外，近期各地在「反腐風暴」中的反應速度出人意料，豔照、房產、手表成為官員現形的「三大件」，讓腐敗者「見光即死」。而理性觀察，這種具有政治意味的反腐運動亦有待反思，關鍵就在於一系列案件能否經受法律法規和程式民主的檢驗。

如何將反腐運動引向制度建設

熟悉內地政壇的人士知道，權力換屆之時往往舉報多發，而官員一旦被宣布「正在接受調查」，其政治前途基本無望，在此過程中，司法程式的缺失較為普遍。專家擔心，反腐一旦偏離法治軌道，黨內審查代替法庭審判，將面臨「官場群毆」的風險，不僅缺乏公信力，而且增加「誤傷事件」的幾率。

有舻象顯示，反腐中的法治問題已經引起中央警惕。《人民日報》近日刊文呼籲「將網絡反腐納入法治軌道」，稱網絡反腐模式因其偶發性甚至戲劇性的弱點，「使得反腐效果難言樂觀」，並提出對官員隱私與公眾知情權進行法律界定。在當前反腐熱潮中，這種冷靜理性的思考無疑具有建設性意義。

多年來，內地政壇曾多次颳起「反腐風暴」，胡溫執政時期還一度掀起「審計風暴」，上海社保基金案、薄熙來案等一系列事件印證着中共從嚴治黨的努力。而歷史經驗昭示，反腐的成效不能但以聲勢大小、事發官員級別論之，而最終有賴於廉政體制的構建，只要催生腐敗的根源還在，再大的風暴也難以祛除病灶。因此，如何將反腐運動引向制度建設，是中共面臨的新選擇。

 

呂秉權﹕習近平敢說新開拓，內地媒體有限度報道

習近平南巡最重要的一段講話，中央媒體大多沒有報道。

這段講話是：「黨中央作出的改革開放的決定是正確的，今後仍然要走這條正確的道路，富國之路、富民之路要堅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開拓。」

說這話前，習近平在深圳蓮花山，先向邁步向前的鄧小平銅像獻花，陪同的包括前深圳市委書記李灝。

李灝跟習近平父親習仲勛有交情，習仲勛1980年代曾鼓勵李灝大膽推行改革開放，說：「李灝啊，不要聽人今天說這個明天說那個，深圳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榜樣。」

筆者幾年前曾跟李灝談及政治體制改革，他說深圳的政改大可搞快些，直選區長是可以的，特區今後如何「特」下去，政改是一條出路，可成為全國的榜樣。

回想習仲勛1979年在主政廣東時，曾向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要求放權，語驚四座的說：「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可能幾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現在的體制下，就不容易上去。」

時至今日，改革開放最要搞上去的，不是經濟改革，而是政治改革，領導人要敢闖敢試。

有人相信習近平的「新開拓」之說，有政治體制改革的含意，只是畫公仔不能畫出腸，而習在上星期的紀念現行憲法實施30周年大會上，重申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十八大調子。

誠然，習近平今次南巡，跟鄧小平20年前的南巡一樣，均沒有明確提及政改。

當年負責撰寫鄧小平南巡紀實的《深圳特區報》記者陳錫添說，鄧小平92年要解決的是經濟上「姓社、姓資」的問題，所以對政改隻字不提，但他認為今天政治體制改革要放上議事日程了。

「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

鄧小平86年已如是說。

作者是浸大新聞系客席高級講師

歐陽五﹕小城鎮 大問題

題中六字，是費孝通先生約30年前做的一篇學術名文。今日再看，「小城鎮」不僅仍舊是大問題，而且還是事關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用最近的政策術語來說，「中國未來幾十年最大發展潛力在城鎮化」。

可以預見，在即將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城鎮化」將被進一步賦予「戰略基點」的地位。這體現了中央經濟政策的連續性，也體現了中共新領導層對「城鎮化」全局性作用的判斷。

從官方口徑看，內地「城鎮化」進程剛剛跨過了一道歷史性的分水嶺——截至去年，城鎮化率增至51.3％，城市人口佔總人口比重首次過半。

上述數字或有水分。依現行的統計方法，在內地城鎮生活半年以上者，就被計入城鎮人口。而事實上，其中至少有逾2億人是沒有享受到城市公共服務的農民工及其家屬。也就是說，中國的城鎮化率，保守估計也要降低10個百分點。

防落城鎮化「陷阱」

準確、合理的評估中國城鎮化水平，對政策設計與路徑選擇有着重要的意義。此外，要使城鎮化真正帶來各方所期待的「消費紅利」，還須警惕政策方向走偏。

首先是防止「地產化」。量化研究表明，新世紀以來，內地土地城鎮化的速度約比人口城鎮化的速度快了近一倍。

以現有制度，「土地紅利」當然比其他紅利更能刺激地方政府的胃口。近日有傳說「縣改市」或重新開閘，此中不推行政級別、官員編制提升的「妙處」，在城鄉土地雙軌制模式下，「設市」意味着可合法入市的國有土地增加，經濟意義才是要點。近日國務院修法提高農村徵地補償數額，被視為「為新型城鎮化開展鋪平道路」。但推敲之下，此辦法仍屬權宜之計，其一大隱患是增加地方政府徵地成本，間接推高土地價格，並加大城市化成本。

未來解痩之道應當是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此即意味着一場深度的土地革命，最終方向是使城鄉土地「同地、同價、同權」。

此外，中國的城鎮化也要避免拉美化傾向。時間過短且缺乏規劃統籌、脫離實體經濟、大量新城市移民被邊緣化等問題，皆為前車之鑑。

城鎮化實際是一次權力的再分配過程，涉及到土地同權、公民同權，也涉及到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政責任的重新劃分，以及政府與市場、公民自痩與行政權力邊界的釐清。

目下重提費孝通對城鎮化問題的研究，非只借其題眼，而是要重溫30年來絕未過時的價值基礎——「以人為本」。

城鎮化發展道路的歸依是要滿足人的需要，這一方面要求必須尊重中國多樣性的村落文化和歷史承傳，這是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用李克悤副總理最近提到的「利益增量」理論來說，利益增量和存量優化的最大受益者應當是普羅大泷，這將是未來衡量城鎮化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物質標尺。

歐陽五﹕習李的傳承與創新

剛剛閉幕的中共十八大留給中共新一代領導人任內的「家庭作業」（工作指標）細緻到國家（到2020年GDP翻番）與國民個人（到2020年收入翻番），帶有上一代領導人交辦下一代領導人任務的明顯意味，新一代領導班子似乎只消努力達標即可。實則不然。

表面看來，「雙翻番」只需繼續保持GDP高速增長即可完成——像胡溫一代領導最為驕人的成就那樣，其實不然。加拿大近日調查發現：國家GDP增長，國民的「幸福指數」反而下降。與中國同樣高速發展的鄰國印度發現GDP有不同的屬性，比如「綠色GDP」與「黑色GDP」；「快樂GDP」與「痛苦GDP」。於是印度將「綠色GDP」 與「快樂GDP」列為國家到2015年發展「衡量國家繁榮的核心指標」中。同樣，中共新一代領導也面臨要什揦樣的GDP的問題。由此帶出的問題是：面對擺在面前的「家庭作業」，習李是否只能全盤接受；易言之，中共世代交替是否只意味着傳承，是否亟待將進一步創新擺到重要地位？

習近平剛剛在與胡錦濤一起接見軍委要員時對上一代「禪讓」的「高風亮節」表達感謝與讚揚之情，接下來新一代領導應該也必須踏上自己的路，這不排斥對前任的足夠肯定與充分傳承，但也包括對前任的揚長避短。

對前任的揚長避短

首先，前一代領導是否存在「長」「短」要敢於發現與正視，近日兩個事例可以佐證：不久前溫家寶與會的東盟峰會上，中日韓共同宣布擧動自貿區（FTA）談判，給愈演愈烈的中日釣魚島主權之爭贏來轉機，這是胡溫留給新一代領導近乎最後的「長」。而同一時期，中國有關部門在中國新版電子護照內頁中納入中國主張的「九段線」之南海地圖，引起越南、菲律賓等國家抗議與交涉。鑑於「九段線」覆蓋幾乎整個南海，經常引起美國、澳洲在內國際社會的非議，成為美國「重返亞洲」的重要口實，中國實在沒有必要以類似形式主義的舉動來一步步惡化周邊環境，影響和平崛起的大局。這一事例證明前任留下的也有「負資產」，哪怕不是主流。

中共新一代領導排在第二位的李克悤在十八大正式場合將「新四化」列為「習李時期」中國發展的「戰略目標」，「新四化」是指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雖然並非今日提出，卻是首度由中共最高領導層認可，彰顯新一代領導銳意求變創新的新風貌，表明習李完全可以在不偏離前任既定路徑的前提下走出帶有自身特色的道路。而其關鍵在於全盤審視過往的「長」與「短」，避免諸如2008年「GDP保八」之類的教訓，包括也將「綠色GDP」 與「快樂GDP」列為習李時期「衡量國家繁榮的核心指標」中；包括在外交上的「剛柔並濟」，比如是否利用FTA在釣魚島之爭中改採「政經分家」新路線……在傳承前任所長之外有所創新。

歐陽五﹕十八大與五湖四海

所謂「五湖四海」，古代一般指洞庭湖、鄱陽湖、巢湖、太湖、洪澤湖等五湖及東、西、南、北四海，意指全國各地。孔子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之語，毛澤東又引伸為「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在中國的民間辭典中，凡提「五湖四海」，多指用人不分地域，無論貧賤，不搞小圈子。

中共「十八大」新選出的領導班子，各界已從年輕化、知識化諸方面予以解讀，然而在「五湖四海」方面，則亦是一大進步，其可圈可點之處甚多。

自古，凡成大事，均不可離開一個同心同德的核心團隊，否則極難成就。封建時代君王以血緣為內核，形成一個相對凝聚的利益集團，從兩漢至滿清，蓋莫能外。而至蔣介石，則慣用「溪口幫」、「江浙幫」及黃埔軍校系，可謂「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

到了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也曾講：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既如此，在黨內用人上就不能不顧及這些要素，以使黨這部大機器能正常運轉，減少內耗。眾所周知，在中共內部人事安排潛規則中，就不能不考慮到在這些方面的平衡，例如在十大元帥的設置上，就顧及到四個野戰軍，林彪、羅榮桓屬四野，劉伯承屬二野，陳毅屬三野，彭德懷屬一野。中共在幹部用人方面亦充分顧及「根據地」及「白區」諸方面的平衡，顧及軍地平衡，顧及老革命、新革命間平衡，顧及「土八路」和知識分子間的平衡。若平衡間出現偏差，有時就會影響團結，傷及感情。想當年林彪紅極之時，就喜歡重用四野幹部，自己倒放心了，但傷害了眾多一野、二野、三野的曾經出生入死的將士。即使在「文革」後的近30餘年，亦時時有「上海幫」、「團派」、「太子黨」、「紅二代」之種種說法，也許其各個年代有各個年代的難處，但這一頁已然翻過。

讀出幾番新意及變化

細細品讀此次中國「十八大」後新領導班子人事分佈，不能說不令人讀出幾番新意及變化。

一個變化是：以往中央多，現今地方多。過去，中央的外交部長、國防部長、財政部長、計委主任、經委主任，乃至外貿部長、科委主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都是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例如國家科委主任方毅就是副總理、政治局委員，陳慕華亦以高位身兼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而此次「十八大」名單中，外交部長、財政部長等均未列入政治局委員。

第二個變化是，原是北上廣，現今分佈勻。自中央將人事佈局從中央向地方轉移後，首當其衝的是北上廣。北京、上海、廣東幾乎從未落空。其後又以人口、經濟水準延伸至天津、山東、四川，天津有李瑞環、譚紹文，山東有姜春雲，四川有楊汝岱、周永康。現在則在一些小省及西部分佈，如內蒙古的胡春華、陝西的趙樂際、吉林的孫政才、福建的孫春蘭。

毛澤東曾說，世界是你們的，做事要大家來。從「十八大」的人事分佈可看出，中共在組織架構方面愈來愈向民主及政治清明邁進。

歐陽五﹕生態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折射

自從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宣示後，「生態文明」、「美麗中國」已成為內地的「政治熱詞」。

而現實中，中國的生態答卷離政治報告中提出的「天藍地綠水淨」差距尚遠。

根據英國《自然》雜誌最近引述的一項中國海洋調查研究資料，中國近90%的沿海城市周期性缺水。與半世紀前相比，中國紅樹林面積減少73%，珊瑚礁減少80%，沿海濕地面積減少57%。

城市同樣面臨各種生態危機。如房地產開發熱潮下的海南，不僅海岸原生態植被遭到破壞，被稱為「海島之腎」的濕地也出現生態危機。

再如近期媒體踢爆的東莞多鎮瀕破產的現象，從表面看是產業轉型失敗，實際亦與資源過度開發有關。有「小香港」之譽的樟木頭鎮轉眼淪為「東莞希臘」便是此例。有悲觀之見認為，「正因為環境問題，作為『香港後院』的東莞也逐步失去了投資價值。」

國在，山河破。這是一位內地女作家的感喟，近20年後仍有寫實意義。

「生態文明」需要「政治文明」

中共十八大報告將國家發展總體佈局由「四位一體」拓展為「五位一體」，把「生態文明」升格到更高的戰略層面，被視為對社會文明發展規律和民眾生態訴求的正面回應。

應該認識到，解決中國生態問題的關鍵不在環境本身，也不完全在環境治理方式和技術上，而是在於對一系列制度性缺陷進行彌補。

首先要在立法方面提速。中國的環保難以落到實處，並非缺乏理論領銜，而是缺乏制度性的考核、監督與懲處，違法成本低廉。

其次應疏通維權管道。日前寧波PX項目引發的公眾抗議再次說明，隨覑公民環境維權意識覺醒，未來中國社會將進入「環保運動」頻發期。地方重大建設項目必須傾聽民意，同時也必須建立利益協商機制。這亦要求改變目前公民參與公共事務乃至政治決策的模式，並使民間組織審批制度更富彈性。

最後需理順政府職能。內地生態建設中的幾大問題，如「多龍治水、政出多門」、環保機構功能扭曲、環保腐敗橫生等莫不與此有關。

可以說，所謂「生態文明建設」，本質上意味覑社會發展結構和包括生產關係等在內的各種社會關係的重組。從這個視野看，「體制革命」必然是「綠色革命」的應有之義。

正如不可能有單兵突進的經濟發展，也不可能有跛足的生態文明，這兩者，都是政治文明最誠實與自然的折射。

歐陽五﹕中國將進入關鍵十年

十八大是中共領導人的又一次大交班。在經歷毛澤東「革命年代」，鄧小平改革開放，江澤民、胡錦濤兩代領導人的「持續發展」後，到習近平，中國進入關鍵十年。

所以「關鍵」，原因有三：首先，繼上世紀70年代中越之戰後，十八大後的中國新領導層將首度面臨戰爭威脅，且是上任伊始；其次，以兩任十年計，新領導層任內極可能完成GDP超越美國的「臨門一腳」。據世界銀行預測「中國GDP2020年左右趕上美國」；第三，就中國國內而言，將迎來「社會矛盾突顯期」轉入「安全運轉」還是「矛盾總爆發」的命運抉擇。而十八大在很大程度會影響最終的結局。

國際環境日趨複雜

就在十八大召開前夕，中國開始在釣魚島水域驅離日本保安廳執法船隻，內地媒體稱之為「中日局勢的轉捩點」、「中國轉入進攻態勢」。這是中國近年來高姿態外交的一個最新例證。而此前，已有輿論認為鄧小平提倡的「韜光養晦」隨覑中國國力的上升正在被逐漸放棄。

此外，除了與印度的「傳統矛盾」，與東南亞多國矛盾激化則是近幾年的新現象，甚至與中國沒有島嶼糾紛的印尼竟挑頭擬定南海行為準則草案呈送東盟各國。在南海問題上，即將在柬埔寨召開的東亞領導人峰會很可能首度出現「中國對東盟」而非中國長期主張的「中國對單一聲索國」局面。

十八大後的發展路向

與日本的釣魚島紛爭面臨戰爭的「實在可能性」，如果中日都採取「進攻態勢」且愈來愈富於攻擊性的話。但實際上，現在絕非中國就釣魚島問題與日本攤牌的時刻，原因與解決「台灣問題」一樣，那就是二者後面的關鍵作梗國家是美國，而現在顯然不是與全球唯一超級強國美國攤牌的最佳時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大的經驗就是「排除干擾，埋頭發展」，被譽為「全球最成功的國家」亦不為過。如今，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中國事實上已在累積解決台灣問題、釣魚島問題等棘手問題的能量，包括軍事能量。比如1999年美國派出兩支航母戰鬥群就足以威懾中國，而今天美國再多航母也斷然不敢在攤牌時刻靠近中國——因為顧忌中國的反艦彈道飛彈東風21D。

這樣看來，十八大要檢討未來十年中國發展的路線取向：就對外而言，要不要堅持「韜光養晦」，讓外部環境全面緩和下來，讓美國營造「中國包圍圈」失去支點。就對內來說，徹底解決民眾買不起住房這類根本民生問題，讓堅尼系數回歸常態，哪怕GDP增速下來也要徹底擺脫「社會矛盾突顯期」陰影……

世界銀行預測「到2050年中國GDP將超過7萬億美元，接近美國的近一倍，屆時中國GDP將佔世界的40％，成為全球無可爭辯的唯一超級強國」。屆時台灣、釣魚島之於中國將會成為「不是問題的問題」。為了這一天，十八大要為中國下一步發展定調：「姿態放下去，國力強起來」，而這正是鄧小平當年「韜光養晦」思想的真諦所在。

歐陽五﹕三一起訴奧巴馬的啟示

中國最大的工程機械製造商三一集團近日向美國聯邦地方法院遞交訴狀，將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和奧巴馬總統列為共同被告。此事媒體已有評論，然鮮少觸及該案內含的有趣悖論。

三一集團在美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解釋了為什麼在美國狀告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和奧巴馬的原因，該集團副總經理吳佳梁表示：「我們之所以在美國土地上訴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和奧巴馬總統，表明我們對美國的法制抱有充分信心。如果能夠贏得這場訴訟，首先是美國法制的勝利，也將向世界昭示美國是一個只要是合法投資就能夠得到美國憲法保護的國家，（美國）是一個可以讓投資者放心投資的國家。」

顯然，這是將了美國一軍。如若三一勝訴，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和奧巴馬總統被美國自己的法院宣布敗訴乃至不得不接受隨之而來的「責罰」，那麼勝訴的就不僅僅是中國的一家企業，而是將徹底改變中美迄今一切「貿易戰」的戰局，使得美國只用於中國的「經濟行為泛政治化」的一貫做法難以為繼。因此有媒體稱，該案或成「美國法制里程碑」、「同時成為美國政治的里程碑」。反之，如果三一敗訴，那麼美國的法制和投資環境是不是真的那麼令人有信心似乎就要打個問號了。

然而，三一若真能勝訴，此案果真成為「美國法制里程碑」和「政治的里程碑」，那麼美國豈非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輸贏就看怎麼看。

三一如獲勝 對中國內部的衝擊

其實筆者以為三一告倒奧巴馬的希望並不大。然而為什麼仍有媒體對此抱有期望呢？因為在理論上它是「完全可能」的。中國跨國訴訟專家郝俊波認為：「從法理來講，美國是一個三權分立的國家，如果法院最終認定總統的行政命令違反了憲法，或者說國會通過的某些法律違反了憲法，從理論上來講美國的法院是有權力作出改正的，也就是在理論上還是有可能來判決三一在這個案件上取得勝利的」。

然而，三一如果真能獲勝，對中國也不單單意味覑外部的「紅利」，還有對內部的衝擊：一旦美國堂堂總統倒於中國三一公司之下，中國有關方面需要向關注此案的數以億計國民尤其是網民解釋：三一為何偏偏選擇在美國狀告美國總統？奧巴馬何以敗於三一？如何看待三一「制勝法寶」？中國是否有外國公司在中國發動類似訴訟的條件，以表明中國是外來投資的可靠保障地……

說到底，中國依然可以堅守「絕不照搬西方模式」的數十年不變的說法，但需要營造對本國「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的外來投資的「有中國特色」的保障體制，所以三一無論是勝是負，關鍵是案件包含的悖論對中國的啟示意義。

歐陽五﹕接招「中國牌」僅有雅量不夠

美國西部時間22日晚，羅姆尼和奧巴馬將進行大選前的最後一次電視辯論。如無意外，人們將在90分鐘時間裏聽到兩位美國總統候選人關於「中國崛起」及衍生議題的滔滔雄辯，相信這仍會是一場「誰對中國更悤硬」的競賽。

「敲打中國」不稀奇

打「對華牌」是美國大選的傳統項目，就像緩和與中國的關係也總是新一任總統的保留節目一樣。

列根、克林頓和小布殊，都曾在競選期間主張更為嚴厲的對華政策，但最終都改弦易轍。

羅姆尼不斷通過「敲打中國」來博取政治資本的行為不過是繼承了這一傳統。這位總統候選人已經開出了大把「中國牌」支票，包括將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在貿易上擊退中國、反制中國「區域霸權」崛起等。

其中的一些話相當耳熟。在上一次美國大選中，奧巴馬也曾打出相似的「中國牌」猛烈攻擊競爭對手麥凱恩，指摘其應為「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負責，還悤硬表態要求中國改變匯率政策等。

羅姆尼雖然戴覑一副對華悤硬的「弒龍者」面具，不過這個形象的可信度還要另說。奧巴馬也曾在作為總統候選人的2008年做出了杯葛北京奧運會的舉動，但第二年，他就面帶笑容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享用了四菜一湯的美味國宴。

北京應轉被動策略

「對華牌」雖然歷次美國大選都會打，但這次又有所不同。表現為涉華議題出現了熱點化、中心化、全面化的趨勢。這與美國經濟困境前所未有之深、中美競爭激烈程度前所未有之大的兩點背景有關，反映出美國對華戰略疑慮並未疂輕。

自進入新世紀以來，中美之間的關係已逐步從「安全主導型」向「複雜依賴型」轉變，這雖然意味覑經濟、軍事、政治等諸因素中沒有一個能獨立主導中美關係的全局，另外也同時意味覑由於雙方利益絞合加深，而將中國議題全面捲入美國國內事務中，摩擦熱點可能繼續增多。

在美國大選持續熱炒中國議題的行情下，北京目前仍是採取「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甚至很有雅量地自我調侃說「躺覑也中槍」。

不過應該意識到，本次美國大選中各種猜忌及誤讀之說繼續大行其道，暴露出中國仍處在全球話語體系中「被定位」的劣勢境地。

對於擅長在寬闊的博弈場中轉閃騰挪的美國牛仔們，東方式的那一套「訥言」與「守拙」的全面防禦性政策顯然有些吃力不討好，既不足以化解戰略疑慮，也不利於應對戰略擠壓。

也許北京應該把自己戰術上的成就——敢鬥願和、鬥而不破——進一步升華為戰略上的主動。這點可以學學俄羅斯人，在整體實力差距明顯的情下依然能與美國保持大致對等的外交姿態。雖然中國人未必適合效法「如果劍短，就多衝一步」的歐洲式回擊，但也可「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最近三一重工依法反擊美國貿易保護就是個好例子。

歐陽五﹕謹防政改被綁架

 隨着中共十八大的日益臨近，內地官學民各界關於政改的激辯之聲愈來愈大。

從網絡流傳的所謂溫總關於政改表述的「自辯」，到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在中共官媒撰文稱「遲遲未政改因理論準備不足」，在政改似乎已成為社會共識的當下，有着不同政治訴求的各式利益集團都在積極發聲，力圖使中國政改之道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

「左派」仍有市場

隨覑中共對薄熙來處置的逐步推進，內地的「左派」言論不再如往昔受追捧，但依舊保持相當的活躍度和影響力。前有堅稱「信仰高於法律」的韓德強掌摑老人至今未受懲處，後有司馬南當場被扔鞋的海南大學演講。

事實證明，「左派」言論在內地依然有市場，從好的方面固然可以說是政治風氣更加開放，社會包容思想多元，其背後的深層次原因則相當複雜。

內地至今尚有不少民眾懷念毛澤東時代，對開國元勳的緬懷敬仰亦無可厚非，但「文革」餘毒未完全掃清這也是中共官方所承認的。從現實原因來看，改革轉型期不成熟的市場經濟帶來的社會分配不公現象日益加劇，貪腐橫行、貧富懸殊導致的仇官、仇富使得社會戾氣累積。

在此種社會環境下，打覑公平正義旗號反對改革開放的新「左派」言論自有其滋生的溫脇，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增長乏力期各種社會矛盾更加突顯，更容易引導人們懷念毛澤東時代。

關於民主和政改，新「左派」也有其自身訴求。「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雖然自鄧小平起中共領導層對此就有清醒認識，一再強調改革是中國不變的方向，但新「左派」所謀求的不僅僅是十八大換屆帶來的大小人事變動，對於普通民眾乃至中低層官員的影響，以所謂民意倒逼中央決策等皆是現今和未來中共領導層應該警醒的。

「中國所有的問題都是政治問題，而不是經濟問題」、「社會經濟問題只能靠政改解決」……此類言論經常見諸內地報端，民眾對於政改的呼聲似乎已經演變成「政改是個筐，什麼都往裏裝」。

但有些明明很單純的事件也要扯上政改往往讓人啼笑皆非。這類「泛政治化」的現象表現在：任何有新聞效應的事件，都要竭盡全力地尋找政治原因，而且政治原因一定要追尋到政治體制這一根本上來。前有李娜贏得法網女單冠軍被說成是「因為她離開體制單幹」，近有新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宣稱「文學獎不是政治獎」，要與「共產黨中國」撇開關係。

政治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確實帶來了中國社會的諸多問題和矛盾，但將政改看成包治百病的靈藥則會走向另一個極端。「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身在其位、盡謀其政，方能保證平衡與安定。不過這並不妨礙中國的改革者「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以回應民眾不可忽視的政治訴求。

歐陽五﹕「黃金假日」不全是輕鬆愉悅

近來本港遭遇慘痛海難，而內地在中秋、國慶「雙節」期間也接連「遇難」。雲南彝良山體滑坡致18學童喪身校舍，河北保定爆炸案死傷數十人，首次實行免費通行的高速公路更上演了一幕幕驚人車禍。諸多事件雖各有原因，卻都給長假帶來不安氣氛。

事故頻發，中南海高層也難得安閒，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等迅速就香港撞船事故作出反應，溫家寶、李克強、周永康等人則被彝良災難所牽動，溫總還親赴雲南手捧菊花送別遇難學生。

普通民眾切身感受的則是，全國各大景區爆棚，垃圾劇增成了清潔工的「噩夢」，華山等地還爆出惡性案件，連休8天的「黃金假日」給國人帶來的不全是輕鬆愉悅。當此之際，央視推出以「你幸福嗎？」為題的街頭調查，諸如「我姓曾」之類的回答又不失時宜地增添了註腳，網上有關幸福的激烈爭論，折射出複雜的社會問題和糾結的心態。

滿足民眾期待考驗十八大

假日裏最受爭議的話題當屬高速公路免費政策，一方面利益集團不願讓利於民，限油設卡加劇擁堵，另一方面還有更底層的民眾認為有車族已為「富人」，惠民政策當針對農民工之列等等。在輿論紛爭的背後，隱約可見中國社會嚴重的貧富分化、階層分化、意見分化。

「黃金假日」裏的眾生百態，不妨視為中國社會現實的一個縮影。在景區鬧市湧動的人流中，恐怕罕有達官貴人趕在此時「湊熱鬧」；在巴黎香榭麗舍大街上悠閒購物的一部分中國人，恐怕也不會理會國內公路是否免費，不怪乎有網民稱國慶長假為「窮人的節日」。

按照心理學最簡單的定義，需求得到滿足即為「幸福」。而當下中國，民眾的需求過於分化，對於社會公平的焦慮感與日俱增。任何改革和政策調整都可能招致爭議和批評，以至於陷入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所說的「改革困難，不改革更困難」的境地。

長假前中共召開政治局會議稱，計劃於11月8日召開的十八大將「全面把握我國發展新要求和人民群眾新期待」，當局並承諾促進社會和諧、增進人民福祉。然而，知易行難，如何繼續踐行以民為本的執政理念，如何破除體制障礙和利益糾葛，對新一屆執政集體來說無疑是一項長期考驗。

陳大為：黃金周不再黃金？

十一黃金周，銅鑼灣未見大旺。波斯富街、羅素街、渣甸坊、軒尼詩道的行人道和淡季時周末的人流相若，與過往三年那種水洩不通相去甚遠。最慘淡要數鐘 表舖，如東方表行（398）、太子表行、英皇鐘錶（887）等等，還有希慎廣場的地下表舖層，店舖多而人流少，某些分店更是只有職員呆坐，沒有顧客。

其次慘淡就是那些專賣中高檔貨色的時裝店。一流位置如禮頓道及波斯富街交界的轉角位I.T（999）；對面利舞台的Esprit（思捷，330）；還有時代廣場內的izzue之類的店舖亦都非常靜。

以 往門口大排長龍，而且每個排隊的購買人士均大包小包，足以建城堡，極受旅客歡迎的各豪價品牌如Hermes'、LV、Prada（1913）、GUCCI 等等，現在就要逐個店舖看。以Prada為例，利園的Prada沒有長龍但仍然有人流，崇光的Prada有一定人排隊（但是其店舖面積較小）。但無論如何 都沒有以往的氣勢。

此外，根據筆者的路邊社消息，這些集團的來年廣告預算大減，事關其預計受環球滯脹影響，再多的廣告也帶起不了多少消費，乾脆省點。

各 大電器店舖人流較多，但多數都集中在手機部門，其次是影音部門。手機自然集中在兩大牌子Apple和Samsung身上。不過，在普通電器店買行貨的，基 本都是買Samsung的：iPhone 5除非網上預訂又或者上台，不然，連Apple Store本身都缺貨。但是，仍然有遊客買較低一號的iPhone。至於Samsung則無此麻煩，供應量亦足夠。

化妝品市場則變化不大，各專櫃／專門店合起來的客戶數量跟以往數年分別不大，沒有增加但也沒有大幅下跌。分布情況則仍然是以在內地知名度較高的幾個大牌子較聚腳。不過，擅賣過氣產品的莎莎（178）和卓悅（653）的人流均較以往少。兩者相比則莎莎的生意比卓悅好。

滯脹下中檔品牌難捱

金飾店的生意相比上述的行業和公司較好，但是說它們的生意非常旺盛，則和去年及前年比較，依然不覺得如此。

以 當中比較旺的周大福（1929）為例，其在銅鑼灣總共有8間分店；不計算在商場內（崇光和時代廣場）的兩家，當中有4家較大2家較細的店。在午飯後至黃昏 的黃金時段，這4大2細的店中，最旺的是在波斯富街和軒尼詩道（波斯富街以東）的兩家，店內爆滿，要輪候服務；兩家小店均較清靜，尚餘一半甚至七成的空間 招待新客。其餘的兩家生意普通，約七至八成滿左右。

至於兩家在商場內的店舖，則崇光內的生意好過時代廣場。去到坐下的遊客，或多或少都會消費。和以往某些店顧客要排隊排到門口，裏面逼如難民營的奇景相比，不可同日而語。而其他集團如周生生（116）、六福（590）和景福（280）等等，情形亦大致相同。

綜合上述情況，有以下觀察：

1. 中檔品牌處於高不成低不就的狀態。在全球──包括一度豪買的中國──都陷入滯脹的困局。形成所謂的M形社會下，中產階級的向基層移動，也等於中檔市場的萎縮，大眾化市場的壯大。Espirit、GAP、 I.T. 等等都是例子。

2. 原為老牌的奢侈品公司，在上市後，為了「交數」給股東，「創造」市場佔有率上升的現象，最終還是由領導（甚至創造）潮流或堅持傳統味道和小眾市場，走向所 謂的市場導向及量產市場。這種做法無異於奢侈品中產化和內地口味化。然而，如今中產安在？內地消費客又安在？更嚴重的是，與此同時，傳統忠實擁護者則離它 而去，找尋其他品牌，或者乾脆訂做真正的奢侈。Burberry和LVMH集團均是例子。

3. 在手機／科技消費品領域，一個品牌的生命非常短，尤其是一但沒有新意而靠食老本，很快就沒落。最早出手機的Motorola已經消失，有一定花樣的 Nokia也在消失中，因能夠出push mail害苦全球打工仔變成熊貓眼而成公司至愛的黑莓亦在消失中，Sony Ericsson從未真正強勁過。現在輪到Apple和Samsung大戰。

Apple老本食得幾耐？

Apple 原本最大的優勢正是好用的apps及較為方便的上下載平台、潮look、以及Steve Jobs的影響力。但是這些優勢，通過Samsung和Google的合作已經消失，Steve Jobs亦離世已久，Apple原有的老本已經被蠶食，卻又未見有更新的創意推出。於是乎其「好日子」已逝。此點和時裝界依靠設計師的眼光和靈魂非常相 似。

4. 化妝品有相當頑強的生命力。衣服可以穿得隨意一點，妝不能不化，身不可不修（笑）。如此一來，哪個牌子旺，看哪個廣告出得多，代言人夠當紥便是。反正，其實都是把差不多成分的石油副產品塗在面上（笑）。

5. 黃金升、金舖旺和金礦旺，它們的股價因此大升，其實是一種迷思。金舖賣的主題是飾金多於純金條；而作為零售店，其業績尚受租金和人工還有來貨價格的影響。 最弔詭的是，處於滯脹時期，租金、人工、原材料的金塊，其實都一直上升，又由於原料金是公價，連差價和造工也幾近公價，貨幣貶值引發的黃金價格上升，對金 舖來說，帶來的是量變而非質變──更多人會在投資組合中持有較大比重的金。

但一個普通人的收入增長在滯脹中其實慢慢減弱。到達某水平後，更 無法有更大增長。那又何以再買更多的金條或飾金呢？誠如此，金舖的生意又如何大增長？另一方面，金礦最能夠賺錢的時間，就是生產力嚴重落後，出現極端的產 能缺口的時間。但是一旦追上了，瓶頸消失，則短期增加的需求無法為金礦帶來暴利。如此金礦股股價除了被消息炒作外，基本因素而言，難以長期維持高價。

6. 以往數年，這些店舖開一間，顧客就逼滿一間。如今開一間，就「咁多間都鬆動哂」。讀者可以想想，這些公司到底還有沒有興趣再擴張？店舖租金又將如何？

臨結尾前，有三件事請大家留意：第一、聯儲局由宣布QE3至今總體資產收縮；第二、以十二年月線圖看，恒指已經超買而且開始進入要派貨階段，高追不宜；第三、有某真豪宅區的樓盤，一年前左右開售，未幾已說賣清。現時又到處賣廣告開售，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

歐陽五﹕釣魚島——「後胡錦濤時期」準備好了嗎？

下月初舉行的中共十八大將揭開「後胡錦濤時期」，而釣魚島就是新班子對外的第一考驗，也是「最大考驗」，其處理好壞某種程度攸關新班子的走向乃至安危，實不容輕忽。

之所以這般說，原因有四：

．釣魚島不可能外交解決──因為事關中日主權，兩國誰也不可能讓步；看似日本的「向右轉」使然，實則兩國主流民意都要求本國政府強硬，無論日本的執政黨民主黨抑或瞄準大位的最大在野黨自民黨，還是中共，都沒有退後的本錢。

．釣魚島不可能軍事解決──儘管中國軍方聲稱「有信心也有能力」解決釣魚島問題，實則即便美國不出兵援助，日本的海空軍實力仍與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可一戰，中方並無絕對勝算；遑論美軍勢必參戰──如果中方真的壓倒日本的話。

．釣魚島不可能「經濟」解決——經濟是中方最現實的一張牌，且已在低層次打出，但這是「雙刃劍」，不可能玩大玩真，因為即便如中方學者所說「日本對中國的依賴大於中國對日本」，中國寧可「王佐斷臂」，也不一定收穫陸文龍，因為日本可以被動調整，以在華投資為例，如在華受損的日企轉出中國（現在越南、泰國等國已向在華日企招手），中國反而受傷。此外，因日企撤出而來的失業造成的動盪，對正值「社會矛盾突顯期」的中國亦是危險變數。

．釣魚島是「長期牌」，牽一髮而動全身──新中國最高領導層換屆多次，沒有一次像這一回一上來就攤到如此棘手的「牌」，對以習近平為首的新班子無疑是極大考驗，這一將貫穿新班子初期很長時間的煩惱，至少在日本大選落幕亦即中日都在最高層「洗牌」結束才有解決的端倪可見，而這更可能是更高難度的呈現──如果日本自民黨安倍晉三掌權的話。

社會矛盾突顯期

胡錦濤時期的10年，中國取得的最大成就在綜合國力的突飛猛進，以GDP為最好說明。2005年底發生一件日後證明對世界也極具意義的事情：中國國家統計局更正了2004年中國GDP現價總量，理由是在加入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結果這一新考量後，中國GDP增加16.8%，從而一舉超過意大利，成為世界第6大經濟體。這一多少有點「自我拔高」意味的做法當時引得媒體嘩然，卻揭開中國「GDP大超越」遊戲的序幕。中國令全球目不暇接地接連超越法、英、德、日四強，來到唯一超級強國美國門口，世人將因此記住「胡錦濤十年」。

然而，後胡錦濤時期在接受「全球第2大經濟體」的同時，也接過「社會矛盾突顯期」為標誌的諸多問題，包括過度發展而來的環境污染欠帳、堅尼系數的增長、以房價暴漲為標誌的生活品質考驗等等。外部則是周邊環境的全面惡化，除了俄羅斯等極少數國家雙邊關係向好，對中國而言最緊要的雙邊關係中美關係出現前所未有的緊張，一張圍堵中國的網前所未有地向中國張開，參與編織這張網的（包括無意間）不止美國，還有日本、印度、澳洲、菲律賓、越南、新加坡……而韓國、馬來西亞、文萊也與中國有島嶼主權之爭，隨時可能釀成國家衝突，其中尤以韓國為最。

依照兩屆10年計，習近平時期既可能把「GDP大超越」遊戲以超越美國作美妙了結，也要面對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嚴峻的局面；大到要回答政治體制改革是否邁步，「小」到釣魚島困局如何解套，機遇與挑戰並存。

歐陽五﹕後退一步天地寬

自釣魚島風波再起，身邊總有關注者問起其發展態勢，每每提起中日是否會大動干戈，更有激進者認為只有大戰一場方能平息紛爭，一勞永逸。

中日是否開戰？這確實是個問題。既然是個問題，就意味覑開戰在一部分人心中確實是個解決中日釣魚島爭執的選項。以開戰解決爭端，在中外古今歷史上不是沒有先例，但也不是沒有以和代戰的更為智慧的選擇，這就要看當事人的智慧多寡，以及時勢是否具有以和代戰的條件。

都知世事難料，今人以今人所處的環境和思維，雖然不乏聰明絕倫的預言家，對未來的預測亦不能不會帶有時代的局限性。例如中美自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對峙20餘年，又有誰能料到區區「乒乓外交」會化解猜疑，並沿覑良性軌道走向和解。誰又能料到北愛爾蘭衝突數十年的血雨腥風會一朝化干戈為玉帛，永鑄和平。

凡事總有來龍去脈，總有前因後果。其最終把握大勢，走向解決之路，一看政治家的遠見卓識與政治智慧、大局把握能力；二看時勢，若水火未到，生米終難成熟飯，空有千條錦囊妙計亦無可奈何，終嘆天不我與。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積怨，曾經有多次轉瞬即逝的化解機會，例如挪威一手促成的和解「路線圖」，又因沙龍哭牆憑弔釀起事端，令和解良機擦肩而過，終成遺憾。

至於邊界及領土爭端，打得昏天黑地、國破家亡的有之；各自審時度勢、互諒互讓和解的亦多有之，上世紀60年代的中蘇邊界爭端，險些釀成兩國全面開戰，在冷處理多年後，亦等到從蘇聯變換成俄羅斯時代的大和解形勢下，在民族仇恨化解，雙方信任增強的機緣下圓滿解決。

中印邊界亦曾於50年前開戰，至今雙方對邊界訴求仍大相逕庭，但在擱置與維持現狀的大前提下，兩國50餘年和平度過，誰能說這不是一種辦法、一種方式、一個大智慧。兩國在和平環境下抓住機會，發展經濟，最終人民受益，國力增強，否則哪有今日之「金磚五國」中國與印度之地位。

只嘆「蜀中無良將」

中日釣魚島之爭牽涉到一國的領土、主權及民族尊嚴，中國人自然不容祖宗留下的疆域稍有閃失，恐怕在大多數日本國人心中亦有不丟掉釣魚島的情結。值此針鋒相對之際，期望日本的當權者做出讓步斷沒有可能。而開戰對於中日兩國的損失又恐怕誰也承擔不起。此時就特別需要政治家的高瞻遠矚，需要當權者的運籌帷幄和把握局面的能力和智慧。想當年周恩來和田中角榮在中日建交會談中亦不得不面對釣魚島爭端這個邁不過去的坎，當年他們是何等的政治智慧，能夠做出擱置爭議的決斷與勇氣，否則又怎能有中日關係的今天？鄧小平亦為之更具遠見卓識地諄諄告誡，我們的後代會更有智慧，留給他們去解決。既顧全了大局，又給足了面子。

所謂「後退一步天地寬」，這其中的哲理不是每一個當事者都能悟到。更可惜今日的日本政治家中難尋當年田中角榮那樣的大將風度，只嘆「蜀中無良將」，一味地以內鬥左右外交，以內政殃及四鄰，以短見禍及長遠，以寸利動搖全域。不僅傷害了中國，傷害了中日關係，更傷害了日本本身。

歐陽五﹕當心中國的容忍度爆裂

釣魚島問題任由日本操弄的日子正在走向尾聲。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剛剛結束的亞太經合組織第20次領導人非正式峰會上警告日本首相野田佳彥的話「中國政府在維護領土主權問題上立場堅定不移」，中國報紙次日紛紛刊登。胡總此番講話絕非司空見慣的套話，而是先禮後兵。

胡錦濤的話也不是說給野田一人的，還是說給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因為此人不久前說過類似中國絕不會為釣魚島打仗的話。

以安倍晉三的年齡，如果不是患了「失憶症」，是不該這樣說的，因為上世紀50年代初的朝鮮戰爭殷鑑未遠。安倍的理由是：中國政府以經濟建設為第一要務，不會為了區區一個小島（釣魚島）訴諸戰爭而打亂經濟建設大局。但他忘了：當年的新中國建國僅僅兩年，百廢待興，更需要和平；而戰火延燒到邊境，中國仍毅然參戰。何今天面臨的是本國領土的喪失與否。

四大誤區

在釣魚島問題上日本政客無論朝野大多有覑四大誤區：

一、中國政府不會打亂經濟建設大局而為釣魚島開戰。

這一看法站不住腳的理由前面已經講過。

二、中國雖願戰但懼於「美日安保條約」而不會戰。

姑且不說美國人會否履行其「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的大話，無數事實證明美國人的空頭支票哪怕伴隨信誓旦旦都不可靠。就算美日聯手，也不會可怕過朝鮮戰爭的17國聯軍，而中美軍事力量的差距則已今非昔比。但這與戰與非戰無關，只要是「對的事情」中國人就會去做，而「對的事情」沒有什麼比捍衛領土完整更對了！

回憶朝鮮戰爭無疑對安倍晉三們有提示作用：那是美國人唯一一次在沒有獲勝的停戰條約上簽字，而迫使美國人這樣做的恰恰是中國！

三、中國沒有反制的有效辦法。

的確，釣魚島問題之所以愈演愈烈，與日本政府近年改變「維持現狀」的做法再三出招刺激中國、激化中日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矛盾，而中國政府為維護中日關係大局幾乎始終未予強有力反制不無關係，但這絕非等同中國政府在決心下定後的行動也沒有力度。中國人大完全可以作出像日本參眾兩院那樣的決議，責令政府採取「必要的任何行動維護國家領土完整」；而中國軍方即可依此將釣魚島周邊列為「禁飛區」。可以預見，釣魚島一旦訴諸激烈方式解決，將會是「持久戰」，將會「威懾多於實戰」、「平衡多於失衡」，而以中國今日之實力，這個「遊戲」會比朝鮮戰爭時玩得更好。

四、海峽兩岸不會在釣魚島問題聯手。

這其實是「假命題」，只有事情來了才可檢驗真偽。而馬英九近日登彭佳嶼展示捍衛釣魚台（即釣魚島）主權，就是兩岸實質上互為呼應的例證。

60年前，中國軍隊首度向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大舉進攻時，美國人都不敢相信中國敢於向這個全球最強國開戰，那時中國沒有事先向「約翰牛」寄送戰書，中國面對釣魚島也會這樣，日本人要當心中國的容忍度爆裂，胡錦濤已經在發話，野田要小心了！

林泉忠﹕保釣登島 愛國？害國？

「八一五」保釣壯舉後，中港兩地的媒體連日來大幅報道，不僅高度肯定「八一五」保釣的歷史意義，也紛紛對成功登島的勇士冠予「保釣英雄」的稱號。

然而，就在神州大地沉浸在頌揚英雄之際，和主流輿論唱反調的「保釣害國論」卻悄然而起。

《環球時報》在8曰24日刊登了《日中新聞》社社長韓曉清題為〈認真反思日中關係 冷靜評判香港保釣者行動〉的文章，提出「保釣人士的登島行動，不管出於什揦動機，都不是愛國行為，而是害國行為」。

該「保釣害國論」主要基於三大理由。一、安定的中日關係對中國的發展極為重要，而保釣運動負面地影響了日本對中國的投資；二、現在不是解決釣魚島問題的時候，沒必要挑動兩國人民的敏感神經，破壞雙方的友好關係；三、現階段中國最大的國家利益是抓住難得的戰略發展機遇，和平的環境至關重要。

平心而論，胡文所列舉的三大理由，都有其客觀的依據，不無道理。不過，同時也存在兩個盲點。一、對保釣運動「愛國」熱誠的侮辱。「八一五」保釣行動是華人保釣運動的一個延續，作者無視40年來歷代保釣人士的「愛國」熱誠，隨便冠上「害國」加以鞭撻，沒有照顧到保釣人士與支持保釣華人的感情。二、缺乏平衡。胡文只強調登島引發的負面影響，包括導致日本進一步強化對釣魚島的控制，卻沒有點出保釣行動帶來的「宣誓主權」、「維持爭議」等積極效果。

誠然，「八一五」有許多值得省思的地方，包括「官冷民熱」現象，包括引發包含非理性的反日遊行、導致日本加快「國有化」進程等等。而「愛國」與「害國」之間或許也是一線之差，不過動輒冠予「害國」，對保釣行動全面加以否定，並無助於展開理性、冷靜的對話與討論。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學者

歐陽五﹕「內傾」外交需要新思維

近日，中國與諸鄰在南海議題上摩擦不斷，釣魚島危機又一再發作。美國國務卿希拉里選在4日、5日訪華，大概還會攪動一潭池水。

與華府在亞太地區的咄咄逼人相比，北京方面的表現要被動許多。

以釣魚島為例，日本步步主動，中國外交部門基本都是隨後回應。南海問題上也是類似，菲律賓、越南最近依舊不斷試探中國底線，態度也更加強硬。

幾個月前中國輿論津津樂道的「黃岩島模式」並沒有更多效果。究其原因，「黃岩島模式」到底還是被外界「逼」出來的一種被動創新，局限性較大。

總的來說，不管現在是否情願，中國的外交必然會面臨至少兩個方面的轉變：從被動性向預防性轉變；從「不干涉」向有技巧地介入轉變。這也是中國大國屬性的自然要求和責任要求。

這並不是說中國外交要由「軟」變「硬」。現在有一種愈來愈盛行的觀點認為，貿易施壓或者動槍動炮就是來「硬」的，通過對話談判解決分歧就是來「軟」的。「硬」點比「軟」點好。這實際上也是一個誤區。

衡量外交做得好不好的最重要的指標在於是否對國家整體利益有利，而不在於「硬」或「軟」，或者說軟硬皆是手段。

中國外交政策的一些問題，很大程度是國內問題的一個外化。譬如長期經濟邏輯先行，對外交往也表現為重經貿、輕政治。實際證明，打「經濟牌」並不能消除周邊國家的戒心，反而堅定了一些國家對華戰略形成了兩面性：安全上嚴密防範、經濟上深度接觸。

小國也敢「鼠戲象」

目前外交左支右絀，一些政策「內外不討好」的局面，從根本上說，與中國外交策略長期形成的「內傾性」有關。

中國傳統的外交策略偏重於服務國內的經濟發展，這個策略在歷史上有很大效果。但現在中國海外利益比過去大很多，在考慮國家整體利益的同時，必須兼顧國內和國外兩方面。「維穩」是對內功能，「維權」是對外功能，二者必然會有衝突，這就需要中國政府對新時期的外交定位有一個明確思考。

現在一些國家就吃準中國瞻前顧後這一點，小國也敢「鼠戲象」，富有外交手腕的強國就不必說了。如果中國外交不盡快釐清定位，就更容易束手束腳，一些重大利益關切點上的轉圜餘地也就更小。

歐陽五﹕奧運醜聞韓國結案 考驗中國

【明報專訊】倫敦奧運會最大醜聞（羽毛球打假球）創下歷屆奧運會一次受罰的3項最高紀錄：受罰國家最多（3國——中國、韓國、印尼）；受罰人數最多（8人）；受罰最重（8人被中途剝奪比賽資格逐出奧運村）。不僅如此，國際奧會還下令3國調查並懲處事件中應負責的官員、教練員。

韓國在奧運會閉幕次日就作出嚴厲處罰，最大責任人該國羽毛球隊總教練成漢國被處以「終生剝奪教練資格」（韓國媒體解讀為「終生失業」），後因國內反彈大，「終生」減為「4年」。

而在成漢國受重罰的同時，與成漢國相對應的中國羽毛球隊總教練李永波則在暢談「再幹兩屆奧運會」。李在個人微博中回應網民質詢時表示：「事情已經過去了」。中國有關方面的無聲無息驗證了李的說法。而中國體育界其實有三項功課是不應迴避的：一、公布醜聞來龍去脈；二、向痛下殺手的韓國學習——作出相應處置；三、對數十年來從乒乓球到羽毛球的打假球做全域思考與釐清。

韓國羽協重罰羽毛球隊引發「全國道德大討論」，從本月14日第一次處罰問世到22日最後處罰定案，該國政府、體育界直至老百姓在軒然大波中激烈爭論，焦點在有關方面的量刑是否「過重」，但對羽協「奧林匹克精神神聖不可侵犯」這一重罰依據無人質疑。

對國家潛在危害不容漠視

相較韓國，中國打假球歷史更長，且幾十年（至今）沒有正誤判斷，對國家的潛在危害不容漠視。

在假球事件暴露，尤其是為了奪取金牌的眾多「不近人情」做法浮出水面後，新華社在內的中國媒體連連向「金牌至上」發出檄文，但在奧運落幕中國高層電賀中國奧運軍團佳績（以金牌為依託）後，這一反思戛然而止，對本國羽毛球隊的處理也成為難題，因為該隊囊括倫敦奧運會羽毛球賽全部金牌，而李永波迄今已率隊為中國奪取了73個世界冠軍。

中國體育總局經營奧運金牌，自然須仰賴羽毛球隊這樣的金牌大戶，尤其是李永波這樣的「金牌機器」。相比之下，韓國奪金項目較中國少得多，奪金強項羽毛球更彌足珍貴，而韓國羽協第一次重罰等同廢掉本國奧運爭金隊伍（女子雙打），不惜讓「本國李永波」這樣難得的領軍人物與國家隊事實上「永訣」，這樣做的原因只是因為在國家層面考量，「精神重於物質」。中國高層多次疾呼本國進入「社會矛盾突顯期」，國內堅尼系數高企，拜金主義冒升，對精神的守護絕對重於奧運金牌，也因此，「三項功課」還是不宜」「曠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