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不該送的禮和不該收的禮

文 朱凱迪

香港特區政府是全港土地的地主，也是土地的管理者，無論是舊區小業主、新界小農以至地產商，都只是批租制度下的過客。政府有權批租土地，和承租人訂立契約，也有權以公共理由徵收土地。雖然法定權力如此穩固，但面對一班地產商「大租客」，政府卻完全缺乏守護市民基本權利和城市規劃制度的意志，一味將責任外判。在市區，特區政府向發展商慷慨贈送額外開發權和公共空間管理權，犧牲市民的基本權利；在新界，特區政府則以接收四叔捐贈的農地來證實自己的無能。

前幾天，網上流傳一份中環長江集團中心的地契，上載者希望網友一起研讀，看有沒有可能阻止長實再一次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禁止罷工碼頭工人和聲援市民在長江中心地下的公眾休憩用地集會留守。同樣的事情，去年當匯豐銀行要驅逐「佔領中環」示威者時，也做過一次。研讀的答案不難預想﹕地契不是過分狹隘地限定公共空間只能作為通道，就是給予業主必殺的條款，例如不可掛橫額或造成阻礙，作為驅逐示威者的藉口。這張地契，成為香港政府出賣市民言論自由的證據。

碼頭工人在自己工作的地方罷工爭取改善待遇，或者和平地在大老闆樓下的公共空間示威，居然可能面對最高判監7年的刑罰，實在匪夷所思。這是對基本人權的踐踏，透過對空間的規管以及城市規劃制度來進行。

政府的外判責任思維

香港的城市規劃及土地開發制度，有一個清晰易見的發展趨向，就是不斷配合當時資本主義發展，照顧資本家對空間及空間管理的需求，協助他們盡情從空間生產中賺錢。當財團的能力愈來愈強，他們對於生產空間的胃口也愈來愈大，向高空發展之餘，也希望開發愈來愈大的地盤。

在城市核心的商業區和住宅區，擴大地盤的方式包括改建和依靠強制《土地收回條例》達至地權合併，造就了一個又一個吞噬原有街道的「都市巨無霸」。整個私有化和外判責任的思維，包括將原有的公共用地私有化，同時間又希望發展商在生產和管理公共空間上擔當更重要的角色。具體的措施是透過《建築物條例》和修改地契，容許合併地權後的發展商興建更多樓面，以換取發展商代替政府，為市民提供及管理「公共空間」。

發展商在城市核心的龐大開發要達到最高效益，人流是最關鍵的，因此他們本來已經願意透過開闢廣場之類的「公共空間」，以吸引人群聚集，如今政府居然還以贈送更多樓面面積作為誘因，發展商自然是多多益善。長實集團90年代收購希爾頓酒店後，再以30億作價兼併周邊接近10萬平方呎土地，重建樓面面積增加100多萬平方呎，新增樓面每平方呎地價僅2000元。作為代價，長實要提供5萬多平方呎休憩用地、800個車位和重置郵局和公廁等設施。

地權換來「偽公共空間」

關鍵在於，政府透過向發展商提供一系列優惠而為市民換回來的公共空間，地權繼續由發展商持有，開放程度和規管方式由地契決定，結果全部變成「去政治化」的「偽公共空間」。透過地契，政府不單送錢給發展商，更連香港市民的公民權利也一併送出去。這類「私人擁有公共空間」，譬如時代廣場地下、匯豐銀行地下和長江中心地下，重新定義了何謂公共生活。在發展商眼裏，公共生活通常只包括經過，或者坐坐，而不包括示威遊行等表達意見的政治活動。

當這類「假廣場」和「假公共空間」隨市區重建愈來愈多，而且成為人流聚集的城市商業地標，市民要在香港市中心尋找一個又多人經過、又可以示威，但又不會被地產商告上法庭的地方，愈來愈難。

新市鎮的情更糟。發展商在城市核心搶地的過程中，還會因為希望擴大地盤而主動承擔一些公共設施的建設。到了新規劃的新市鎮，生活空間的私有化從一開始已是常態。大家去將軍澳、東涌或者天水圍走一圈就知道。新市鎮的城市設計，人流最多的地方一律是私人擁有的商場。商場表面是一個人人可到的地方，但其實你一進去，除了逛街購物之外，我們好多公民權利已經被剝奪了。曾經有一班外判清潔工人在觀塘一個商場向地產商示威，不到5分鐘就有一大堆保安圍住，跟住就有警察來招呼。

商場剝奪公民權利

一個城市的設計同城市的政治理想息息相關。幾千年前希臘城邦的核心，是用來召開公民會議的露天廣場。但香港的城市規劃，一味強調空間的私有化以配合資本累積，培養「消費動物」，與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馳。香港政府不知不覺地將我們的公民權利隨土地私有化外判出去，由美孚居民反屏風樓示威被禁制、到佔領中環被匯豐禁制、到碼頭工人兩度被禁制，市民才逐步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已經無處可逃，動輒得咎。香港人講爭取民主，不單止要爭取民主的政治制度，更要從財團手上重奪自由民主的「活動空間」。

送不適當的禮會損害香港市民的言論自由，收不適當的禮，後果同樣嚴重，說的是恒基四叔的送農地計劃。

恒基地產打算把自己在新界囤積的4000多萬平方呎農地，捐一小部分出來給政府，為本地青年提供售價100萬的「上車盤」，條件是政府免補地價。過去幾個月，集團不斷藉此消息製造懸念，刺激公眾期望，曝光率賺到盡。計劃最新的版本是先捐出兩幅地，由政府發展，再以折扣價賣給市民，收益撥入關愛基金，預計可以提供500至1000個單位。

發展商捐農地 本小利大

四叔李兆基提出捐農地，是公關的高招，本小利大。本小到什麼程度？地產商長期囤積農地，收購價每平方呎從100多元到400元不等，恒基就算捐100萬平方呎農地出來，平均總計也只是兩三億元，相當於兩三個港島豪宅單位的價錢。對於地產商千億王國，豉油一碟而已。

利有多大？捐地的利益在於令公眾接受本港大地產商繼續透過持有的大量農地，壟斷物業發展市場，不容許政府大幅改變遊戲規則。所以，捐10萬以至100萬平方呎農地出來，是要保住其餘幾千萬平方呎農地的物業發展權——那可是上千億的大茶飯。幾年前一紙風行的《地產霸權》已經說明了其中的點石成金方法﹕地產商以平價囤積農地後，向政府提出發展方案，再以閉門形式洽商批准建屋後的地價差額（俗稱補地價），以這種形式發展的地產項目，土地成本通常較公開拍賣低得多。因此，大地產商樂此不疲地在新界囤地二三十年，並以此為基礎形成牢不可破的經營優勢。

這種做法一直為後過渡期的殖民政府及特區政府所暗許，並成為其中一線地產開發的主力，重頭戲是80年代初單一發展商將大量天水圍漁塘地送給政府，以換取部分土地的開發權及基建。這種開發新界鄉郊的模式，和市區一樣，政府把主導權外判給發展商，自己亦乘機將徵收土地過程中涉及的賠償和安置農戶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政府減少了自行開發的政治風險，發展商的開發自由度又大，各取所需。

囤農地補差價 政府一直暗許

新界東北3區中的古洞和粉嶺北，一直是按這套隱藏的邏輯在推動。政府放出消息後，地產商包括恒基就「落區」囤積農地兼清場，等待時機與政府就房地產開發討價還價。去年特區政府卻忽然轉換口風，稱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將會由政府先以農地價格徵收土地，再經規劃後推出市場競投。恒基等在新界東北部署多年的發展商對此說反應極大，擔心失去數以百萬平方呎已囤積農地的發展權，優勢盡失。

其後，四叔就提出在新界東北發展區附近捐農地，表面是慈善，實際是要逼政府收這份小禮，以換取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繼續以天水圍的公私營合作方式推動。

很多市民期望四叔快點公布送地詳情，理由是不管是哪裏來的地，只要有平價樓供應，多多益善。但是，四叔這份禮，我們不能讓特區政府收，一收，香港整套城市規劃和房屋制度就「禮崩樂壞」。

香港的城市規劃制度不是以業權先行，而是以整體社會發展需要而釐定。農業用地要改成住宅用途，如今發展商要先過城市規劃委員會一關。委員可以從環境、社區發展等角度，否決申請，與發展商對幹，或最少拉鋸幾年，譬如南丫島東澳和上水丙崗就是。如果四叔送農地，政府宣布接受並且在其上建屋，那麼城規會應該如何應對呢？反對計劃的話就被視為阻礙「善事」，千夫所指，爽快通過的話就等於自我矮化為發展商的橡皮圖章。

收下捐地 加速鄉郊衰亡

政府一代表市民收下四叔這碟豉油，也等於逼我們接受地產商過去幾十年囤積農地、浪費農業資源（超過4億平方呎農地荒廢，大部分由不同的地產商控制）、透過地方惡勢力逼遷農民、破壞生態的勾當，多少地產商將會照辦煮碗，各捐50萬呎農地來逼政府替他們的勾當正名？又有多少地產商會受到鼓勵，再加兩錢肉緊收購農地等待開發？已經七零八落的鄉郊環境將會加速衰亡。

特區政府坐擁幾千億財政儲備，又有提供房屋及土地的法定權力，完全有能力策劃公屋、居屋和私人樓宇的發展；也完全有能力保護好鄉郊的農田和山水，振興本地農業，提高食物供應比率。如今為了區區能夠建500至1000個「畸形居屋單位」的農地，竟然要向地產商百般遷就，讓四叔贏盡名聲。

迷信外判責任，任由發展商和財團魚肉市民，特區政府以上述兩件事，向全世界證實了自己的無能。

朱凱迪: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文明」暴力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包括古洞、粉嶺北和打鼓嶺／坪輋）這個講了十多年的開發計劃，到了所謂第三階段「諮詢」的尾聲，終於藉覑成為中港矛盾的最新戰場而略受關注（承接反國民教育運動）。網民急不及待在facebook流傳「梁振英割地賣港」的改圖，立法會選舉候選人也紛紛出席論壇表態﹕在這個從來不會質疑發展的地方，竟然也開始因為「抗共」的政治議程而對發展提出質疑。「發展主義」被捅出個缺口後，成千上萬被「規劃」二字踩在頭上的東北三區村民，終於有人願意聽聽他們的呼喊。我覺得，這當中的意義，同樣深遠。

村民憤怒

單講發展規模，實在難以明白「東北新發展區」計劃為何一直無人關注。三區的發展規模超過七百公頃，十多條村落要清拆、數以千戶上萬名居民將被逼遷——那是過去三十年來新界最大規模的逼遷啊！相較之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在石崗菜園村收地廿七公頃，逼遷約一百五十戶共五百人，已經激起了持續的反抗運動。

要解釋這個現象，就要了解特區政府如何利用「規劃」和「諮詢」這些貌似正面的過程，在新界特有的政治結構下把篤定要被逼遷的「非原居民社群」逐步圍困與瓦解。

所謂新界特有政治結構，是指新界原居民與非原居民之間的「主從關係」。新界鄉郊地區自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於大陸建政後，接收了大量南來的農民。他們向新界原居民氏族租用田地耕種建屋，逐漸在原居民村落周邊形成眾多「非原居民農村」，並在六○至八○年代成為新界農業發展的主力。由於「非原居民」大部分屬佃農，雖然已落戶新界五、六十年，但在地區政治上一直從屬於由新界原居民控制的「村代表→鄉事委員會→鄉議局」三級結構。

封鎖資訊 掩飾真相

諮詢文件

自八○年代起，處於後過渡期的殖民政府對本地農業發展放軟手腳，一方面以污染為理由取締本地禽畜養殖業，另一方面又縱容地主將菜田改為高污染的露天貨倉及ṃ車場等臨時用途。「非原居民農村」的農產業逐步被殺死，由新界原居民地主、地產商金主和政府組成的「土地開發同盟」開始千方百計逼遷「非原居民農村」，以騰出土地作開發之用。「規劃制度」就成了達至此目標的系統工具。古洞、粉嶺北和打鼓嶺／坪輋三區是最新一批被規劃和出賣的「非原居民農村」，之後排覑隊的還有屯門的洪水橋、新田的牛潭尾、元朗唐人新村以及八鄉錦上路西鐵站一帶。

香港戰後的大規模開發，沿用「先剷平後發展」模式，蔑視在地居民的意願，無論是新界的新市鎮還是市區的重建項目，城市規劃師都是自上而下擬定發展策略，以數據模型計算人口、交通、產業、基礎設施等因素。完成規劃後，政府以公權力驅逐土地上的居民和舊產業，然後透過拍賣土地或自行發展落實計劃。三四十年前，香港社會對發展主義比現在更迷信，推土機遇神殺神，殖民政府也省得弄什麼假諮詢，直接就按既定的安置或賠償程序驅逐土地上的居民和產業。近年因為流行「講民主」，雖然骨子裏土地開發依然是自上而下的「先剷平後發展」，但在推土機進場拆屋前當局已習慣請顧問公司安排很多諮詢會和參與工作坊等等，幻想覑居民會溫文爾雅地理性討論，令方案更「完美」。

然而，當局愈「真誠地」花數百萬元請顧問公司就一個由上而下的「先剷平後發展」諮詢居民，事情就顯得愈荒謬。「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明明專挑「非原居民農村」開刀，而且目中全無村民（見第二階段諮詢文件的封面），直到第三階段的諮詢文件，均沒有報告三區目前的人口、居住模式、土地使用模式和生產模式，偏偏政府就不斷要求將被逼遷的居民就新發展區該做什麼產業或公私營樓宇比例發表意見。情就如劊子手行刑前「真誠地」諮詢死囚該如何處置其屍首。居民每在講一句話，都會被理解為「參與了」諮詢，令逼遷計劃變得更合法合理。「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從二○○八年到今天，政府「真誠」了足足四年，直到八月十八日於粉嶺祥華村舉行的居民會，「真誠」終於爆煲，居民一聲聲怒罵，撕開了對立的真相。

最近聽到這樣一個故事——話說新界東北新發展區中的「打鼓嶺／坪輋」，由原居民控制的鄉事委員會七月在鄉委會大樓前舉行了一次盆菜宴，「慶祝」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即將落實。由於鄉委會一直壟斷了發展資訊，當區將被逼遷的「非原居民」一直對計劃內容不知情，還欣然赴會，結果在起筷前的鄉紳發言中才知道委員會自己的家園已經「被犧牲」了。此時突然下起傾盆大雨，盆菜宴被迫腰斬（莫非天有眼？），非原居民知道大禍臨頭，迅速召集各非原居民成立「打鼓嶺／坪輋保衛家園聯盟」，反對計劃。

政府外判「逼遷」

除了封鎖資訊以掩飾真相，另一區粉嶺北還出現更狠毒的「外判逼遷」招數。過去幾年，粉嶺北馬屎埔不時傳出地產商逼遷「非原居民農戶」的新聞。追本溯源，原來地產商在政府於九○年代尾放出發展消息後，陸續向原居民地主購入「非原居民農村」的土地囤積，等候計劃落實，仍居於農地上的「非原居民」遂成了地產商和政府角力的籌碼。政府過去幾年一路進行規劃諮詢，地產商就一路逼遷；直到最近，政府宣布東北發展改由政府先收購所有土地再拍賣，打爛了地產商囤積農地的如意算盤，地產商接連出口術抗議，還繼續逼遷馬屎埔村民。從九○年代尾至今，大半馬屎埔村村民已被逼走，餘下的也被地產商以律師信折磨至五癆七傷，進退維谷，擔心反對計劃會激怒地產商。不管最後政府會否屈服，回到「公私合營」模式，政府這套諮詢諮詢再諮詢的玩法，實質效果就是把安置／賠償居民的責任，外判予發展商和地主，自己待到最後才進場收拾殘局。

在現今的反共社會氣氛下，「梁振英割地賣港」的新聞標題一點即明。市民不明白的反而是八月十八日在粉嶺舉行的新界東北發展區居民大會，村民為何這樣憤怒。有人問﹕為何不能慢慢的說，和官員「理性對話」？上面寫了這麼多，就是解釋。新界非原居民農村面對的是持續經年的多重宰制﹕政府以規劃之名行殺村之實、原居民群體隨時出賣、地產商代政府以法律逼遷，更要命的是市民的不理解，主流輿論的「發展就是硬道理」等等。

批判理論指出，規劃是國家為資本主義發展創造空間條件。一個國家及地區的規劃制度，可說是掌握地區發展方向的關鍵，在香港，從殖民地時代至今，官方的城市規劃委員會一直由發展商和從屬的專業界壟斷席位。反過來說，在香港推動民主運動，也應該包括對城市規劃制度的民主化鬥爭。觀乎北京的治港策略，當然有理由相信新界東北發展以及開放禁區計劃，背後包含了北京希望進一步在空間上控制香港，以及為中港兩地的資本家謀求資本出路的盤算。但是，民主鬥爭要突破的不單是「北京——特區政府」之於香港人這一重宰制，如今勇敢地站出來的東北三區「非原居民」，以血淚告訴大家，推倒「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也是為了掙脫囤積土地的地產商／資本家之於香港市民、新界原居民之於非原居民的多重宰制。

不要令村民的呼喊再次被淹沒。香港要邁向民主，反民主的規劃，我們要學會撕破其「民主偽裝」，一個也不能讓它通過！這就是從灣仔利東街到石崗菜園村的抗爭中學到的功課。

朱凱迪, 陳劍青: 周日話題﹕來吧，不要什麼都應承——反對「跨境自駕遊」運動芻議

刻下的香港，令人聯想起颱風季節時的華南天氣圖——一個颱風正在頭上猛吹，老遠又見另一個低氣壓在南海形成並逐漸增強。

 

在雙非火爆爭議未息，香港人被范徐麗泰及胡漢清的「其實已經釋法論」搞得糊裏糊塗，自由行「不文明真人騷」天天新款廣泛流傳之際，facebook這個新世紀「輿論工廠」又在醞釀新一波「本土風暴」。

 

打開自駕遊的潘朵拉盒子

新一波暗湧由「反對香港『被規劃』行動組」發起的「多過十萬港人強烈反對自駕遊下月摧毀香港」頁面，已累積了接近三萬五千個用戶支持。「自駕遊」計劃所引伸的空氣污染、道路安全、法規配套，在特區政府諮詢次數等於零的黑箱作業下，就算是過十萬人的群組亦難以承載這些市民的真實反抗情緒。除了一種針對個人最終極有可能引向如西藏或新疆等族群撕裂及鎮壓收場的運動進路，在風起雲湧的二○一二年，所有關心本土問題的朋友，都埋首想像著一種進步本土反抗運動的可能樣式。

由於黑箱的融合政策安排，市民竟然至今仍未具體了解下月就會推出的自駕遊計劃。所謂「自駕遊計劃」，是指在目前的「中港車」以外，增加中港兩地汽車互通的數量。二○一○年四月七日，特區政府與廣東省政府簽署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第五章第二條提出「研究逐步擴大過境汽車指標，並以深圳灣口岸為試點，在充分論證基礎上，探索一次性臨時過境私家車安排」。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在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十四次會議上，港粵兩政府「確定於二○一二年三月推出第一階段的計劃，讓五座位或以下的香港私家車車主可以申請一次性特別配額從香港駕駛私家車進入廣東省」。據媒體報道，第二階段計劃暫將放行內地私家車進港，初期上限為每日五百架，逗留期不多於七日，即每日最多有三千五百架內地車在港「自由駕」。而一些推動粵港一體化的中港旅遊公司，亦報道「第二階段廣東省私家車南下赴港自駕遊亦將實施，料引發內地居民赴港自駕遊購物消費熱潮，帶旺本港零售業」，內地方面似乎亦已經蓄勢待發。

本地傳媒中，只有親中報章對「自駕遊」計劃有較詳細的報道，二○一一年九月四日《文匯報》在「中央挺港新政之三地融合」的頁面報道指出，「港人北上消費玩樂日漸普遍，二○一○年4,880萬人次到內地旅遊，其中廣東省就已高佔93.5%；另一方面，內地人南下，從觀光旅遊到購物血拼，也趨向恆常」，自駕遊計劃將進一步推動自由行，「屆時，內地每日有500輛車赴港消費，首先會給化妝品、奢侈品等中高端零售業帶來充足的購買力。隨覑內地汽車的普及，自駕遊更是成為內地居民南下香港的誘因，極大推動了兩地旅遊及相關產業的發展。業內人士建議，倘若試行效果順暢，當可考慮將配額數量擴大，並把自駕遊範圍擴闊。」就像個人遊自由行的範圍不斷擴大，自駕遊計劃如果不受到質疑，實行區域勢必不斷擴大，數量愈來愈多。

中港跨境政策一直是本地政治團體和社會運動鞭長莫及的「潘朵拉盒子」，整套操作完全排斥市民（其實是兩地人民）的參與，甚至是立法會的介入。由議題設定、研究、制訂政策，市民全不知情，無從過問，每次都是見到曾蔭權或唐英年或林瑞麟與國內官員排排企簽約，市民才透過愈來愈麻木的主流記者得悉，「阿爺又畀覑數啦／中央又挺港啦」。二○○九年中，港深政府簽署關於推進前海港深現代服務業合作的意向書（意向書），事後時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竟然拒絕公開意向書全文（還有另外多份中港政府的協議），更向立法會議員表示，由於和深圳政府簽約「不牽涉立法會額外撥款或立法，因此，政府毋須向立法會提案」，令市民無足夠資訊監察高官有否「出賣港人」。

有掉頭的路嗎？

而自駕遊只是數十項具體措施中其中一項。林瑞麟說﹕「香港與內地各區域的合作，一直以來都是建基於『一國兩制』的原則。政府在推動各個合作項目時，均是以香港的利益為依歸。」我們先不追問特區政府當時憑什麼標準界定了「香港的利益」，更切身的問題是，如今市民對自由行措施已累積了接近爆煲的負面情緒，再來一個汽車自由行，香港社會承受得了嗎？我們可不可以退出？有退出的方法嗎？

有報道引述不明的消息來源指，現時自駕遊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先讓港人自駕北上，嘗點甜頭，然後再逐步放內地車南下，每次都在玩紅蘿蔔利誘政治。當港人北上了，我們還有掉頭的路嗎？

可以退出嗎？可以不這樣玩嗎？這是香港人放在心中很多年的問題。由中英談判到簽署聯合聲明、基本法草擬及頒布、臨時立法會成立、廢除兩個市政局、人大多次釋法、內地入境人口／單程證審批權、CEPA、各種各樣大型基建、到擴大自駕遊，遊戲規則從最大到最小都由人家替我們說了算。我們每次都是看人家在簽我們的條約，我們從來沒有一次屬於香港人的、可以引以自豪的「簽約儀式」。香港這個不斷「被簽約」的命運共同體要自主，第一步是要離開、違背、拒絕、撕眦綑綁，自訂我們的條約、協議和遊戲規則，反高鐵和五區公投是近年最接近目標的嘗試。然而這些運動都未竟全功，本土運動陷入了迷惑與失語。

原來不是「大白象」

 

兩年前的反高鐵運動雖未能成功阻止興建，卻讓市民首次覺醒到虛耗公帑的大型基建規劃是可以亦應該受質疑的。當時，我們發現大部分大型跨境基建的使用人數遠低於預期的，例如深港西部通道、港珠澳大橋等等，當時全城都琅琅上口，稱之為「大白象」。

但是反觀當局的交通規劃，才真正發現無所謂大白象一語。政府希望更多架次在我城流動，更多道路只代表更多發展和更多車輛，去年曾俊華加汽車稅頓成虛招。就算不加入新的「自駕遊」車輛，香港的私家車增長已經遠高於同期的人口及道路增長，私家車數目由一九九八年31.8萬輛增至二○一一年43.3萬輛，增幅超過36%。

因此，港珠澳大橋與深圳灣等千億口岸都不是大白象，按現時香港或中港交通規劃的進路，需求是可製造出來的，只是過程中不會向市民透過任何催谷車流的計劃。加進「自駕遊」，就算多建十條港珠澳大橋也永遠不能滿足，儘管港珠澳大橋與深圳灣口岸已預留近十萬架次的跨境車輛容量，等待這個永不滿足的「珠三角一小時交通圈」來突破車流大關。基建（其實是豪建）不是大白象，我們卻更應反對這種破壞城市生活的霸道交通規劃。我們已經被迫失去了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用來興建中環灣仔繞道及另一條連接路。再想想紅隧，香港人已經受夠了塞車之苦。

認清自己的本土政治主張

在「自駕遊」政策裏，充滿「我爸是李剛」的富二代有強權無公理派、左右ɜ之矛盾、街道從此再不安全的懷疑與恐懼，是可以理解的。除了恐懼一些可能出現的危險外，不也是因為我們認為這項政策違背了我們對美好城市的願景方向嗎？如果有這回事，我們就要追問，那個我們覺得的好是什麼？我們的城市已經達到了這個願景嗎？還是不單止未達到，並且與這個眼前的恐懼一脈相承？若只將焦點放在他人身上，只會令我們愈來愈搞不清自己是誰，搞不清我們這個本土的改革方向，搞不清我們有什麼共同的未來。這恰恰是我們依然欠奉的本土政治主張。

先撇除國內和香港的道路系統不協調的問題，「自駕遊」的核心就是引入更多（而且逐步增多的）外地車輛。我們覺得這不好，是因為這本身就違反了我們的進步城市願景——減少消費、低碳環保、清新空氣、不盲目追求基建發展、以集體運輸或單車取代私家車、控制汽車數目及用量、減少塞車。愈來愈多香港人認為，這種認為發展是硬道理、高耗能、高浪費、崇尚開私家車的想法已不合時宜，香港不應該這樣下去，深圳、廣州、珠三角都不應這樣下去，但粵港政府仍然視之為「進步發展觀」，大力推行最不合乎環保的跨境交通基建，填海、破壞農地，豪宅化無日無之。

有本土環保團體多年來提倡「落實以生活質素為本的規劃，取代現時以交通主導的模式，支持電子道路收費，建設及綠化行人道路系統」；有本土地區團體反對在中上環舊城區興建有大量車位的超高豪宅，為狹窄的街道引來更多汽車，導致舊城區的環境不斷惡化；有本土單車團體近年多次舉行大規模單車遊行，要求當局以實際政策鼓勵以單車代步，要求與汽車得到平等待遇。這些以香港本位提倡進步實踐的團體，同樣是貨真價實的本土派，是進步本土運動的動力。如何令他們願意出來，在進步本土運動中擔當更積極的角色，參與這場從未有香港人成功過的「改變跨境政策‧重奪主導權」抗爭，是當前要務。在全城恐慌之際，所有珍惜本土各個領域的民間團體及朋友也應站出來，提出香港應該要成為什麼，我們的政策要或不要有什麼。

期待有內涵與持續的本土運動

那麼進步本土就有多一條線——自駕遊要反對，但反對的理由主要不是恐懼，而是這個政策違反了市民對香港的進步本土願景。我們可以爭論何謂進步，但不可以沒有。香港充滿著由殖民地而來、由北京政府承繼並「發揚光大」的政制結構，無論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有時候多得根本無法想像可以怎樣前行。因此，我們更加要珍惜凝聚進步本土願景的機會，將「自駕遊」這個新危機化為推動本土社會改革的動力。以這樣的姿態挑戰經濟殖民、由上而下的強權規劃與港官簽訂條款出賣港人等問題，才會令有本土運動有內涵、具體、持續與實在。

請加入我們，共同期望進步本土的抗爭實踐能夠再次出現，將風暴變成一場又一場有累積的社會運動。

朱凱迪（土地正義聯盟成員）、陳劍青（反自駕遊發起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