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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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17日星期二

青豆: 跨不過次文化的跨國公司




寫此文時路姆西熱潮也許開始轉淡,不過此事頗堪玩味,且不僅限於香港本土政治。IKEA 的路姆西事件,更是一個跨國品牌遇上本土次文化措手不及的故事。其實應該成為 “Globalisation and Subculture” 的教案。(因路姆西諧音粗口而不敢與子女討論的家長,大可從這個方向想,夠教育意義吧。)

我在想像,面對 Lufsig 在香港意外爆紅,IKEA 的瑞典總部,以及控制 IKEA 的瑞典 Kamprad 家族、全球數一數二的富豪,那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知好嬲還是好笑的反應,平日講全球品牌策略頭頭是道的公司管理人員,面對這句地球另一邊的陌生粗言一臉茫然,應該相當有趣。

應對事件,IKEA 選擇將大陸「路姆西」譯名,改為「路福西」,在港不設中文譯名,又指公司避免使用在各地市場帶有粗口含意的名字,產品名稱也不帶有政治和宗教含意。即刻有香港網民指出,「路福西」也易讓人有不雅聯想︰「怒 F*** 西」也。可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或曰廣東話粗口文化實在博大精深。

IKEA 更改產品譯名,不少港人覺得不必要,因實在改變不了,或者公司也知無從改變,路姆西在港人心目中的根深柢固。公司的考慮可能是怕被認為 endorse 粗口,或某一政治立場。

跨國公司、跨國品牌是 “globalisation of corporate capitalism” 的具體體現。一般反全球化運動多數將焦點放在公平貿易等問題上,這樣的議題容易讓大眾理解全球化對本土生活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而路姆西事件讓我感到有趣的是,它讓人看到,在文化層面,跨國公司在不同地域推行全球化品牌策略時遇上的尷尬與僵化。這回,全球化遇上本土次文化而 PK 。(在此要用 “PK” 這詞彙,才能配合本土次文化 context 。)

如果說 IKEA 這種跨國品牌體現全球化,其 ready-to-assemble 傢俱的 minimalism ,則是這種 globalised corporate capitalism 在視覺上的呈現︰一種去政治、去宗教,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容易接受的 universal visual language IKEA 在回應路姆西事件時強調產品名稱不會帶有政治、宗教色彩,這種迴避政治宗教、 life for lifes sake 的態度,無論有意或無意,從做生意的角度來說是一種方便。產品能讓全球不同政治立場、宗教信仰的人接受,擴大客戶群,何樂而不為。簡約、 standardised 的設計也方便機械化大量生產,提高成本效率。但那只能是機器批量生產的沒有生命的商品,因此價值有限。

真實的生活通常並非整潔乾淨。現實生活有七情六慾,有血有肉,really bloody 。例如歐洲童話中的不少故事,原本也不是乾淨整潔的,包括小紅帽與大灰狼,吃掉外婆的情節已經不算「乾淨」。

IKEA minimalism 也許已非全球化最極端的 standardisation 例子。因其並非消毒式地排除一切生活中的不整潔,尚有一定的包容(否則也不會以大灰狼作為毛公仔角色),也尚算容許一定的個性與自由,例如某些傢俱部件可有不同組合,讓人能以相對低廉的成本消費有限度的「自由」和「選擇」。全球化的 standardisation 為經商的便利經常犧牲個性。路姆西的故事讓人驚喜的地方是,它告訴我們本土個性其實很有市場,而且這種本土個性有感染力,因為它有真實的生命,是以在香港以外,亞洲其他地區也陸續出現路姆西掃貨潮。

IKEA 其實大可以不必為路姆西改名,更不用為廣東話粗口諧音感到遺憾,因為無論 Lufsig 或者路姆西,字面上本非粗口,IKEA 沒有必要將詮釋為粗口的責任攬上身。至於顧客如何 interpret 產品名稱,那是顧客的自由,IKEA 也應該把這自由還給顧客。因為「路姆西」不屬於 IKEA ,而屬於香港,是香港人的創意給了牠新的意義。牠不只是瑞典的那隻 Lufsig ,更不是大陸的路福西。

2013年4月24日星期三

青豆: 飽食人間煙火的藝術



Martha Rosler, Cleaning the Drapes, from "Bringing the War Home: House Beautiful", 1967–72
Martha Rosler, Cleaning the Drapes, from "Bringing the War Home: House Beautiful", 1967–72
要打破所謂雅/俗、高/低之分,摒棄藝術的高高在上,讓藝術重回生活、參與生活、融入生活,卻又要追求藝術的終極創作自由,不受其他生活中的諸多原素 — 包括市場經濟、政治等因素 — 所左右,並希望保持藝術之所以為「藝術」而有別於即食流行文化或擺設裝飾用途為主的工藝品的那點知性……。這些是藝術理論發展至今,經常糾結的問題。
西方藝術館的 "white cube" 展覽形式,將「藝術」由社會、政治、歷史背景中抽離出來,令「藝術」更進一步不食人間煙火。White cube 已遭到各樣的理論批判(儘管實際上至今它仍是一種頗有效的展覽方式),也已有不少藝術家作過各種嘗試,讓「藝術」與生活相接,而不被俗世吞噬,例如 Hans Haacke 的批判藝術機構、系統的作品 (Institutional Critique)。
又或者,透過作品探討/批判政治、社會問題,如美國藝術家 Martha Rosler 1970年代的攝影拼貼作品系列 ”Bringing the War Home: House Beautiful“,在當時的大環境下直接指涉越戰問題(這大槪就是陳鑑林議員以為不是藝術的那種作品)。
至於香港,「藝術拉近生活」近年卻以一種有點扭曲的形態出現,在很多情況下,我們看到的其實只是「藝術融入消費」,為消費、商品披上「文化」、「藝術」的外衣,以抬高商品的品味與身價,將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ital) 利用至無可再利用。
最讓人嘆為觀止又啼笑皆非的是,有商場自稱「購物藝術館」,並以「全球首創」自居。這無異於在說香港是一個物慾横流的地方,只有消費沒有其他,但我不相信消費是香港生活的全部。
另一種扭曲,是香港政府經常說要支持文化藝術時,我們看見的,其實只是推廣「創意產業」,或企圖將文化「產業化」,而政府似乎以為這已經是在推廣藝術、保 育文化,卻不去制定以提升市民精神生活為目的的文化政策。問題不在於支持或推動「創意產業」(例如設計),問題是以為推動了「創意產業」就等於推動了「文 化」,甚至讓「產業」蓋過了「文化」。
以設計為例,這可以是藝術與生活的一個連接點,二者固然不應是二元對立的關係,但設計始終以講求實用為先,以滿足客戶要求為先,不一定要追求 intellectual interest,不一定要講求人文關懷。
藝術在當代,應對法國電影人兼理論家 Guy Debord 提出的那種「景觀社會」(Society of Spectacle) 作出反思或批判,或嘗試消弭現代人生活中的疏離與異化(Alienation),但創意產業下的產品往往可能要製造更多 “Spectacle” 以求生存。
「藝術」與生活相容並非沒有可能,而且應該不只一種方式。
除了 Martha Rosler 的社會批判,台灣雕刻家朱銘用另一種方式,一種更加內斂、或許更接近東方哲思的方式,來尋找人間的藝術。我說的不是飛聲國際的「太極系列」作品,而是港人 可能較為陌生、與「太極」幾乎同期發展、創作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但更加本土的另一批作品——「人間系列」,那有更多人間的趣味和情感。
「人間系列」所雕塑的,全是不知名的市井之民,由路人甲乙丙,到隔離村三姑六婆。最妙之處,在於寥寥幾刀便能將一個普通人刻得極為生動、七情上面——無論那生動的是孩童的天真,還是三姑六婆的婆媽,那是對這些普通台灣人的由衷關懷。
「人間系列」中還有一個「三軍系列」,朱銘刻了整個海陸空軍隊,那是對台灣國族身份的想像,明顯不過。這群真人大小的雕塑、為台灣普羅百姓造的像,擺放於台北金山的山頭,以山林為舞台,本土而在地 (in situ),那是朱銘自己建的美術館。
朱銘,人間系列——紳士
朱銘,人間系列——紳士
朱銘,人間系列——三軍

朱銘,人間系列——三姑六婆
朱銘,人間系列——三姑六婆
朱銘,人間系列——三軍
朱銘,人間系列——排隊
朱銘,人間系列——排隊
朱銘,人間系列

2013年2月27日星期三

陶傑: 低俗大都會




彭浩翔電影「低俗喜劇」,大陸才女賈選凝「藝評」寫香港電影低俗,演變出一場「五毛變五萬」「獎金」的風波。

港產「本土」電影低不低俗?確實比中國的趙本山相聲、唱紅歌「低俗」,但是中國電影好像甚不「高雅」到哪裏。中國鳳凰台的「鳳凰博報」,也有一篇藝評,題為「中國電影──在惡俗與媚俗間徘徊」,即有如此悲憤的控訴:

「中國電影在表面的虛假繁榮下,隱藏着瀕死的呻吟。在票房這個指揮棒下追逐,中國的電影,已經丟掉了最後的遮羞布,在赤裸裸的惡俗、媚俗、欺騙中,榨取着最後的經濟利益……涸澤而漁吧,我希望中國電影速朽。」

這篇藝評,有龔自珍之風烈,魯迅之嫉惡,我認為,更值五萬元。


香港這個鬼地方,只是做生意的城市,本來就低俗,但中國自稱「三千年燦爛文化」,賈小姐如果回頭去多關心她來自的那個地方的低俗,會對她的國家,多一點貢獻。

然後就是本地「評審團」問題了。記者翻出來,一干香港「文化人」評審,決定將公帑的獎金發放給這位「有稜角」的北京才女,其中的林姓「評審主席」,拒絕回答是否認識得獎人,但聲稱「有鼓勵朋友參選」。那麼賈才女是否林主席的「朋友」?若是,此一異性朋友,又親密到什麼程度?特區政府行政會議,決定加印花稅之前,行政會議召集人,又可不可以及時「鼓勵朋友買樓」?香港不是「內地」,香港這個低俗的「國際城市」,有個更低俗的廉政公署,一旦涉及公帑,連特首曾蔭權,上了「朋友」的遊艇,也遭到「文化人」和「知識份子」聲討。

任何香港文化人,賞識有才華的大陸女性朋友,因生提攜養育之心,只要自掏腰包,不論「鼓勵」這位朋友寫新詩,或「鼓勵」她南來旺角,包一間劏房,兼職按摩,貼身考察香港這個低俗城市人慾橫流之醜惡,以增加藝術批判靈感,提高「寫作水平」均屬「文壇佳話」,絕對沒有問題。但一旦涉及這個新詩獎那個論文獎的「藝發局」比賽評審,獎金是納稅人付的,「文化人」就要自愛,做到「比白紙更白」,在低俗的香港,在隨地大小便的自由行、喧嘩講粗口的中國小農之上,樹立一股清流,可不要亂來呀。

李純恩: 為什麼台灣出李安

李安又得了奧斯卡大獎,大陸網民第一時間歡呼起來,說中國人又爭光了。接着,又有人清醒提示,說李安是台灣人,把「中國人」套在他頭上,不是太準確,如果冠以「華人之光」形容,才算合適。

這時候,也有人慨嘆說,台灣李安,香港王家衛,大陸有誰呢?於是便扯到制度上去了。

這天,正好看到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黨員的入黨誓詞。共產黨員的誓詞是這樣的: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

國民黨員誓詞中有一大段導言,開宗明義要黨員確信「自立為立人之基,自救為救人之始。」冀望黨員可「人人都成為世界上頂天立地之人」,由此制定黨員守則十二條:一、忠勇為愛國之本。二、孝順為齊家之本。三、仁愛為接物之本。四、信義為立業之本。五、和平為處世之本。六、禮節為治事之本。七、服從為負責之本。八、勤儉為服務之本。九、整潔為強身之本。十、助人為快樂之本。十一、學問為濟世之本。十二、有恒為成功之本。

從國共兩黨的入黨誓言中可見,一個是以人為本,一個是以黨為主。於是便產生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制度,於是,大陸暫時出不了李安。
 

青豆: 從賈氏貶《低俗》捧《泰囧》透視內地人的香港想像

(既然參與到賈選凝藝評獎的熱烈討論中來,我決定為這篇文章取一個仿賈氏風格的標題,就如賈氏《從《低俗喜劇》透視港產片的焦慮》,及其另一文章《春嬌志明的中國想像》,此兩標題的混合。反正這世界也是你看我,我看你,然後胡亂想像一番。)

粗略拜讀過賈氏得獎文章,然後第一個反應是︰她如此憎恨《低俗喜劇》,她會喜歡什麼電影呢﹖大槪會是《人在囧途之泰囧》吧﹖上網搜了搜,果然,《亞洲週刊》站有她一篇熱捧《泰囧》的文章,題為《《泰囧》票房奇蹟啟示錄》。

孤陋寡聞的香港讀者若不知何為《泰囧》,先在此稍作簡介。此片近期在內地創下票房奇蹟,製作成本三、四千萬(人民幣下同),票房收十二億,大賺特賺,其投資公司光線傳媒於內地股價一度因此暴漲。此片由內地演員徐崢自編自導自演。

徐崢港人應有認識,他就是彭浩翔另一部被賈氏評為「不算好電影,但卻有趣」的《春嬌與志明》中楊千嬅與余文樂之間的第三者(港佬注意力應該都在楊冪身上,可能沒有留意到徐崢)

但賈氏喜歡《泰囧》,卻憎惡《低俗喜劇》,並覺得後者只拍給香港本土市場看「讓人心驚」,這就矛盾了,因為《泰囧》處處是港產片的影子,而且正正是許冠文、許冠傑、許冠英三兄弟的翻版。那麼賈氏對香港的想像還停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覺得那時的香港可以接受,而也許更貼近現在的現實的香港就接受不了了﹖

若是這樣,為什麼呢﹖按道理說,現在的香港就算對內地人再反感,歧視內地的程度無論如何不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本人上世紀九十年代由內地移民香港,在港住了近二十年,這點我有很深刻的體驗。若覺得現在這點港人對內地的「意難平」都接受不了,請靠邊站。)

八十年代港產片模式於《泰囧》借屍還魂,在內地大賣,而香港人自己對這種模式已感到索然無味。《泰囧》在香港也有上映,但票房遇冷。事實上不單在香港,在海外市場,這部中國電影票房奇蹟也賣不動——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為何內地人的「口味」好像與世界如此脫節﹖這樣說來,《泰囧》不也是主要針對內地市場嗎﹖為何賈氏又沒有覺得「心驚」﹖

賈氏憎惡《低俗喜劇》,本是個人口味問題,本沒有對或錯,但影評有一點讓人很難受,就是口口聲聲為港產片「著想」,怕港產片「誤入歧途」。這大槪正是某些內地人對香港的某些錯誤想像(不排除想得太美),以及無法接受香港在改變、香港對內地的看法在轉變、中港關係在變的事實,同時也看不到內地近年的劇變。

其中一個劇變就是,我還在內地時,那裏哪像現在這樣拜金﹖電影票房論輸贏。現在的大陸如八十年代的香港,經濟發達、遍地黃金、大家富起來、人人眼中只有經濟利益嗎﹖後回歸的香港,隨著成功神話破滅,近年港人正在學習反思,什麼時候輪到內地呢﹖






蔡芷筠: 關於藝發局和藝評獎的幾點補充

作為委員之一,也有記者call爆問我點睇藝評獎件事,雖然我不能代表藝發局,但我可以在這裡分享幾點我答記者的,希望讓大家理解有關藝發局更多:

1. 藝發局有不同的小組,藝評獎是由藝評小組所設立,主席是林沛理。它不是藝發局所辦的大型主導計劃,獎項所頒獎金是小組資源。藝發局委員有兩種,一類是民選,一類是委任,大約各佔一半人數,林沛理是政府委任。同立法會一樣,藝發局委員有很多不同類的人,有錢佬,有親中紅底派,但也有藝術家,也有想改革之人。

2. 藝評獎參加者必須是香港居民,評審過程是不記名,分兩階段,第一階段評判會各自收到一組的參賽者作品去評審,計分,然後交給辦事處。辦事處會排分數,然後招開評審會讓評判討論並且落實排名次序,看看有否需要檢討。已故作家也斯先生有參與第一輪評審,其後因病重而缺席評審會議。而我雖沒有參與評審,但以我自己的小組為例,在這種情況下的評審程序,意見好難一人獨大。但選舉結果明顯會就評審團的口味所影響,而在香港,我們都知道有類文化人特別喜歡高雅文化,這事實上也是一種口味。

3. 我同意大家可以不滿以至向局方反映,但我不認同要藝發局摺埋。因為目前政府對藝術的資助類別很少,一類是九大藝團或民政事務局的資助,都是有利大型團體。而藝發局是支持小型團體,獲得政府大約一億資助,有一半都落入行政和局內主導計劃,可謂雞碎咁多。但因為有業界人士做評審員的機制,算是相對政府其他機構來說比較合理和透明。它可以有一百萬樣要改善的地方,但如果要藝發局消失,我想象不到梁振英政府會願意開新架構去支持小型藝術團體和項目。

4. 如無意外,在來屆的藝發局委員選舉中,將會重新檢討選民登記資格,讓更多業界人士可以投票以至參選。這個局是香港文化藝術界忘卻了多年的決策地,所以它確實有不少親中人士「唔識藝術做藝術決策」,即使是個別民選委員也有親中團體撐腰的。和他們開會,我也有時會納悶,為什麼藝術文化界會容讓這種人代表自己?就是因為我們容許他們肆虐。以今次事件為例,藝發局中除了林沛理以外就沒有其他藝評業界代表,原因是當年選舉時完全沒有人以藝評家身份參選,那個崗位懸空了差不多三年。

5. 連藝發局主席王英偉也講過:「(例如)視藝小組主席叫李錦賢,唔鍾意你可以下屆選走佢!」。我希望大家鬧完一輪「偽發局」,可以一起去收拾失地,藝發局是一個小點,在歷史上它是前人爭取回來的。在西九出現後,我認為政府越來越希望能將藝發局陰乾,但比較起來,我認為西九才是無人能及、無人知道他是如何操作的超級大白象。

6. 最後我想起黃子華的魚蛋論:如果見到自己得五粒魚蛋,旁邊的先生有七粒,我們的做法可以是要求老闆畀番兩粒我,而不是要求老闆整走隔離先生果兩粒。在一個支持文化藝術的地方,5萬蚊一個藝評獎濕濕碎,但偏偏香港沒有完善的文化土釀,5萬蚊好似多到嚇死人。所以,如果要發展得更好,我們不是要問點解藝評有5萬,而是問,點解其他項目得咁小???

7. 係囉!點解香港政府對小型藝術團體、藝術家和作家等等等的支援得咁少??當全港的小藝團小機構分配得5000萬,而一個區議會整d難鬼燒鵝雕塑卻有一億???

蔡芷筠 民選委員 藝術教育組主席





何雪瑩: 回賈選凝 - 香港容得下低俗

這個小島,文字賣不到錢,眾所周知。一個藝評獎項換來五萬元獎金,竟然掀起波瀾。今次出奇的,不是為錢,而是因為得獎影評批評「低俗喜劇」品味差、反映港人自卑,也因為這番話出自一位北京女子口中。

對於賈選凝的影評〈從《低俗喜劇》透視港產片的焦慮〉,我有千百萬個不同意,其邏輯推論也叫我嘖嘖稱奇。然而批評前,有必要先討論今次新聞的處理方法。


傳媒鞏固族群定型

蘋果日報的標題為「北京女奪藝評獎 斥《低俗喜劇》辱內地人」、主場新聞報導題為「狠批《低俗喜劇》羞辱大陸人 京女奪藝發局大獎」。社會學常說種族是看世事的一面鏡子,來自北京只是賈選凝其中一個身分,偏偏以她這樣的背景大做文章;羞辱國內人只是其藝評的其中一個重點,偏偏獨選這點為題,有意無意間將她的祖籍和論點扣上因果關係。

這種做法是日常新聞操作常見的framing、「揀個靚angle」,吸引讀者看下去,卻不知不覺地為讀者預設perspective-一個經不起嚴謹邏輯推論的族群視角。正如當犯案者是南亞裔人士,報導便喜歡強調他的種族背景。這些說法都符合事實,可是讀者需謹記種族只是了解事情的其中一個方法,既非全部,也未必最好。這種新聞操作手法本身亦無重大錯誤,但過份草率卻會鞏固一些以偏概全的定型,無助討論。

把話說在前頭之後,就讓我們回歸到賈選凝的得獎作品本身。事實上近年我也隱約感到香港人開始失去自信,變得內向,這番話出自我這個香港人而非賈選凝之口,不知會否順耳一點。

可是賈選凝的問題在於捉錯用神:「低俗喜劇」當然可以批評、低俗文化也值得討論,港人面對國內人有多心理不平衡是個一百萬研究題目,只是賈選凝將三者牽扯在一起,理據卻出奇薄弱。網上有人質疑評審邱立本擁抱大中華、林沛理精英主義,這些既有立場都不是問題,誰來當評審會沒有立場?但若他們看不出文章的理據有多薄弱,我覺得非常出奇。看低俗喜劇已是去年8月的事,整部電影的細節無法一一細數,只記得好久沒有如此盡情的電影體驗。

賈選凝說:

    ......港產片的魅力,源於通俗卻不該止於低俗,無的放矢地消費粗口與性,只會令當下港片缺失底蘊、缺乏對社會矛盾深入解讀能力的形象進一步惡化。故而,拒絕「低俗」是我們面對「港片」時應有的態度。

    ......《低俗喜劇》宣稱「不喜勿看」,但這種將「低俗」的選擇權直接交給觀眾的態度,也正表現出創作者的不負責任。文化藝術有引導大眾審美的作用,因而生產一部提供低俗快感的作品,本身就是助長大眾的惰性。在香港這座根本不拒絕「低俗」、甚至刻意追捧「低俗」的城市,創作者更能利用人們跟風追逐本土文化身份的心態,將「壞品味」與「港味」劃上等號,讓人錯覺「三級片」才是港片救星。

粗口等於低俗?低俗等於差?

甚麼是低俗?這個文化研究中「高級」VS 「低俗」文化的經典討論,恐怕要另闢一萬字才能觸及一麟半爪。個人認為粗口在合適context底下,或許只是無傷大雅的玩笑;粗口確是某個階層的日常生活不能少的語言,叫他們不說粗口他們幾乎失語。有趣的是他們並非「地盤佬」等一般人以為的勞動階層,身邊的不少文化青年言必粗口,以粗口討論公義問題、大是大非,絲毫不損其對話的質素;不說粗口的文化人也幾乎99%都不介意別人講粗口。

粗口只是一種溝通工具,有其文化社會背景,但我們不能忽略以粗口作包裝的內容是甚麼。在低俗喜劇而言,則回歸到電影本身,角色講粗口是否能更有效地傳達劇本和訊息?

據說相較香港電影界現實中的粗口,電影所呈現的只是小兒科。如此一來,電影中的粗口是如此的順理成章,絕非賈選凝筆下的無的放矢。然則我們是否為了避免「低俗」,迴避電影行業大家講粗口的現實,正如TVB劇中的黑社會無人說粗口一樣?如果說文化藝術有引導大眾審美的責任,反映現實也許也是文化藝術的要務。當代藝術早已脫離純粹的美學體驗,不迴避以錯置、低俗、醜等刺激思考;至於為何粗口必然是美的相反,那則要請賈小姐解釋一下。她又說:

    ......當一個土大款想來港投資拍港產片,腦海中只能想到拍「三級片」。

    ......彭浩翔用這種設定,為香港的文化形象作出令人心寒的註腳:「香港製造」等於「低俗」、港片等於「三級」、不是大陸在香港心目中地位低下,而是香港在大陸心目中太過廉價。當我們冷靜反思香港今時今日的語境時,便會發現整個環境的確如此。大陸人來港炒樓、買名牌、進戲院看三級片,香港只能滿足他們膚淺的、物質的、消費的需求,但本土文化的輸出上卻很蒼白。大陸人想看港片,當然不是因為珍重其人文價值,因為如今港片能引以為傲的,只剩下戲院分級、粵語粗口、和享受「低俗」的自由。

香港電影:「仗義每多屠狗輩」

若電影「無的放失」地濫用粗口,是手法上的缺失,然而影評中沒有解釋為何電影中的粗口是無的放矢。上文賈以鄭中基飾演的廣西投資者「暴龍哥」開拍三級片,解釋為彭浩翔說香港等於低俗、港片等於三級,這兩個等號實在是想當然得過份,文中卻全無解釋何以能以小見大得出如此沉重結論。大陸人看港片可能不是因為珍重其人文價值,事實上香港的普及文化,一向不喜沉重,反而多冷靜、自嘲、黑色幽默、市井。

梁款說過周星馳作為香港流行文化icon,出色之處在其無賴:面容古惑、姿勢不恭、刻薄刁鑽。可是「仗義每多屠狗輩」,這些港式通俗(或低俗)流行文化背後,卻從不缺乏人情、道理。只是板起臉孔販賣人文精神,的確不是港人性格,這些台灣多的是。

嶺南人的靈活、莊諧並重,都為香港流行文化賦予一抹黑色幽默。對我而言香港的警匪片自成一家,近十多年來如「爆烈刑警」、「黑社會」系列、「無間道」系列等,都既有本土特色,卻盛載著滿滿對社會現實的無奈和堅持。我們歡迎國內人看這些港片,他們會發現港片原來遠不只所謂三級和低俗,可是據說這些片子在國內都逃不過被禁命運。只是香港人的確幾cool,不敢將人文關懷時時掛於嘴邊,但不等於香港人沒有文化。


「低俗喜劇」:證明香港的本土性容得下低俗

我無意為「低俗喜劇」背上人文關懷這個聽來如此沉重的包袱,可是我認為「低俗喜劇」不是在賣弄低俗,不是以低俗混淆本土性,而是一次示威,宣示香港的本土性應當有容乃大,容得下低俗有餘。

賈以「只剩下」來貶低享受「低俗」的自由,恰恰相反,我認為這種自由絕對值得我們引以為傲。這是彭浩翔以電影對香港對低俗有多包容、對為了內地票房應該有多遷就發出的詰問:低俗而無傷大雅、卻從不辜負大是大非,這些精神因為香港電影人顧及內地市場而慢慢消失淨盡,然而這種精神卻最值得我們保留。

賈作結語中說:

    ......港產片作為本土文化產品中的核心資本,更應為觀眾提供健康的審美和省思現實的人文關懷 ......

健康審美觀由誰來定義,我不得而言;然而我肯定的是,我們不需要中宣部以「低俗」、「品味」、「有否跟隨黨的政治立場」等種種原因來審查電影,反而要珍惜享受低俗的自由。香港有王家衛,有杜琪峰,有彭浩翔,他們的電影不必因為性愛場面、不符「邪不能勝正」或太多粗口為由而被刪剪,這是我們「只剩下」的自由,而這些自由背後,也不是完全欠缺大家珍而重之的人文關懷。

有趣的是,賈在亞洲周刊一篇題為「香港新聞霸權的偽善」的文章,同樣以「自由」入文,批評香港傳媒濫用自由,不夠中立客觀。香港傳媒積病甚深,絕對抵鬧,可是賈下的「濫用新聞自由」診斷,足以反映其對新聞的觀念有多片面。這又是另一話題了,有機會另闢新文再談。


陳牛: 誰在焦慮 ── 一篇藝評引發的爭論

一部打著「本土電影」幌子,實際上只賣低俗但求博人一笑的電影,連導演都承認自己只是賣弄小聰明,卻有個叫賈選凝的大陸女生把它扣緊當下的「中港矛盾」,極其嚴肅地大加批判,還得了個五萬元獎金的藝評獎,此結果一出,網上一片譁然,卻把重點放在「一個大陸人批評港人低俗」,既而演變成中港矛盾的一景,而不是深究評獎的機制,似乎正驗了賈文所言的「港人自卑」。雙方均不自覺地落入對方的套子,真是「喜劇」之外又延伸出一串串活生生的「喜劇」。

是彭浩翔的自大,是宣傳策略還是港產片的焦慮?

低成本製作的《低俗喜劇》據說只用了12天拍攝完畢,其最大的問題不是以低俗文化為榮,而是電影本身便是粗製濫造,很多笑話是由網上抄來的段子拼湊而成,新意欠奉,連彭浩翔引以為傲的「小聰明」,我也幾乎沒看到(你總不能說屌騾西算是小聰明吧,這是敢不敢或肯不肯,而不是能不能的問題)。對他這部電影表示失望的人中,不乏原本很喜愛彭浩翔的影迷。

然而彭浩翔一上來就給自己戴了頂高帽,不斷強調這是部本土電影,因為票房不錯,他自己則儼然成了本土電影的代表,然而如今的香港電影界雖然充斥著大量中港合拍片,但本土製作也依然不少,隨便挑兩個都比《低俗喜劇》好得多,卻從來沒有一部本土電影會不斷把「本土」掛在嘴邊,而忽視電影本身的質素。難道《天水圍的日與夜》不是拍給港人看的本土電影嗎?難道《奪命金》不是拍港人港事的本土電影嗎?明明製作優良的港產片一值存在,《低俗喜劇》卻在宣傳中幾乎把自己說成是近年來唯一的本土電影,甚至表達過類似「只有支持它才是支持本土電影」的說法,這對業界同行一點也不公平。

我認同《低俗喜劇》片面化了「本土」,但賈選凝一面批評《低俗喜劇》『狡猾地用「低俗性」偷換了「本土性」』,一面又犯了類似的錯誤,看她那篇獲獎藝評,香港電影的其他本土製作一部也沒有出現過。就說《奪命金》,八百多萬票房雖然不如《低俗喜劇》賣座,卻在口碑上比後者高出幾節,這證明香港電影並不是只有《低俗喜劇》的低俗和粗糙,也有《奪命金》的深度和優秀,賈選凝卻提也不提,而把《低俗喜劇》作為唯一的分析對象,難怪有網友說這反而是幫《低俗喜劇》捧上神台。至於低俗的片子比有深度的片子好賣,也不是香港特有的情況,大爛片《吸血新世紀》(Twilight)在美國一樣比很多好片賣座得多。

當然,不斷強調自己是「本土電影」,也許只是《低俗喜劇》一片的宣傳策略而已,因為成本低,所以抓住「本土」這個社會熱門話題來加以炒作,是最節省成本的方法。如此一來,從中能看到的頂多是彭浩翔在資源緊拙下的焦慮,何來看到港產片整個業界的焦慮?很多導演既能拍合拍片,也能拍本土製作,自己要懂得平衡而已,拍得好的不管是合拍片還是本土片,都照樣有捧場客,何急之有?

如何才算是本土電影?

因為從來沒有一部香港電影會像《低俗喜劇》這般強調「本土」,而它又似乎確實因為這樣的宣傳策略以小博大,而獲得了不錯的票房,於是「如何才算是本土電影?」,也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本土片和合拍片之爭,大概是香港才有的爭論,我認為此爭論主要源於中國和香港兩地觀眾之品味差異一直被誇大了,因為我不相信美國人可以拍出美國人喜歡看同時全世界又喜歡看的電影,香港人就拍不出香港人喜歡看同時別的地方又喜歡看的電影。我一直相信電影是一種世界性的語言,電影裡可能有些文化背景未必所有地方的人都能領會,但分辨電影好壞的標準大同小異,鑑賞能力人人皆有。

合拍片的出現,當然也有相當大一部分原因是大陸的電影審查制度,一部香港電影通常很難以完整的面目進入中國市場,有的不是只剪掉一兩個「不雅」的畫面,更多時候是因為意識型態的問題而被改頭換面,比如《無間道》第一部的結局被改成劉德華最後被抓,像話嗎?像《低俗喜劇》這種電影當然更加不可能,這類題材,基本上還沒拍出來就已可肯定沒有任何可能會在大陸電影院裡上映,但有此「勇氣」的不是只有彭浩翔一人,不說杜琪峰,連據說「已投共」的蕭若元也投資拍了幾部進不了大陸的低俗電影。於是,問題來了,不低俗的《奪命金》、低俗但是講古代的《肉蒲團》算不算本土電影?

一部電影本土與否,不但要看市場目標,其實還有眾多的因素,包括資金來源、題材等等,有的人還很看重參演和參與製作的人員是否清一色的本地人。我支持本土創作,但與本土與否比起來,我更重視創作的質素,不過我也嘗試問問這樣的問題:《桃姐》有大陸資金也有大陸人員參與,但故事講的完全是香港的故事,又算不算本土?《寒戰》資金來自香港,部分演員來自台灣,有國際團隊參與製作,講的是香港本土的題材,又算不算本土電影?合拍片出現以前,以香港資金拍攝的武俠電影,故事與香港本土無關,又算不算本土電影?

誰在焦慮?

我不知道多少人是衝著本土兩個字去捧場《低俗喜劇》,又有多少人潛意識裡把支不支持《低俗喜劇》當成港人的一種身分認同,或者又有多少人真心覺得它是好電影。賈文爭議出現後,也有人大喊「香港文化,你賈選凝識幾多」,以「你不懂」來回應批評,我想到在豆瓣見過的一個人,那人貌似是在北京生活的港人,她相當不滿那些給《低俗喜劇》打了低分的人,她認為只有港人才看得懂《低俗喜劇》,打了低分的大陸人都是因為看不懂。中國大陸無論官方民間,回應外界批評時都愛用「你不懂中國國情」來回應,當香港同樣遭受外地人的批評時,我們其實可以用怎樣的心態去面對?在「我們就愛低俗你吹咩」之外,能否想想除了《低俗喜劇》,你真金白銀地支持過多少部香港電影?

賈選凝接受採訪時直言討厭《低俗喜劇》,她的獲獎藝評就帶著這種強烈的情緒,雖然寫港片焦慮,但從字裡行間看到的首先是她本人的焦慮,除了直斥導演彭浩翔是「不負責任」,形容《低俗喜劇》是垃圾,還說喜歡這種娛樂至上的片子,就是「港產片的誤入歧途」。杜汶澤接受訪問時說過「低俗是港產片的核心價值」,其實就如之前黃洋達在facebook上載一張女支持者的照片加上一句「給你一個加入熱血公民的理由」,大概只是一句搞搞氣氛的玩笑話,也被焦慮的賈小姐視為「大言不慚」。近年來香港社會氣氛雖然轉變,越來越講「政治正確」,但正如彭浩翔另一部電影《春嬌與志明》所描述的那樣,港人本性貪玩,不正經起來可以沒有下限,港人和大陸人的一個很大的差別即在於此,也是春嬌最後還是選擇和北京男友分手,去和志明復合的原因。

賈小姐說彭浩翔利用了「貶低大陸人」的政治正確,但她也有大陸文化裡固有的一套政治正確,什麼可以拿來開玩笑,什麼不可以,比如從她的藝評看來,大陸人不可以被拿來開玩笑,開大陸人玩笑就是歧視,就是精神勝利。但在《低俗喜劇》一片裡,也不無開港人玩笑之處。其實,這種嘲人也自嘲的娛樂電影,笑過也就算了,何必認真?

當然賈小姐的有一些批評,無論對《低俗喜劇》本片,還是對香港社會,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我認為港人倒是可以用釋然一點的心態去面對,比如她說該片「連彭浩翔電影一貫為觀眾提供的敘事樂趣也付欠奉,它甚至不是個有結構的故事」,這就說得一點也沒錯;「只需要本土觀眾看懂,所以夠爛夠俗夠低級,就能令他們high至極」,從該片的賣座和港人現在對賈一文的反應來看,這個說法似乎也沒有太大的偏差;甚至一句「創作者嘲弄整個行業的玩世不恭中,並未提出思考與反省,反而以極傲慢的態度調侃業界,將電影生產的複雜狀況簡化為資本與性的交換」,也正說中了彭浩翔在該片表現出來的傲慢,這種觀點其實早在電影上映時已有人說過,我也聽過一些從事電影行業的對彭的不滿。

在這次事件中,真正應該關注的是這篇文章是如何得到一等獎的,藝術發展局為何可以拿出這麼大筆錢來嘉獎藝評,而不是對文化藝術本身提供更多的資助?一篇3000字以下的藝評可以這麼容易拿到五萬元獎金,為何聲譽良好的本地文學雜誌《字花》卻難以申請到資助?重藝評而輕創作,如此本末倒置的推廣藝術之法,究竟是哪些渾蛋想出來的?



有網民報料賈曾在亞洲週刊工作,而圖片顯示合照處很有可能是亞洲週刊的辦公室或場合,而資料顯示賈曾為亞洲週刊撰寫三十篇文章

而邱立本為亞洲週刊的主筆與總編輯多年,當然與比賽時同期,作為一位如此深資歷的總編輯,會否不認得自己週刊寫了三十篇文章的作者?

再者,連超市抽獎都要避嫌不許員工及家屬參加,以免有利益衝突,為何官方機構涉及公帑主辨的首屆藝評獎竟可如斯兒戲?


 

陳景輝﹕中港矛盾下的港產片和藝評獎

首屆「ADC藝評獎」金獎得主,是北京評論人賈選凝,她狠批港產片《低俗喜劇》醜化內地人,這引發激烈批評。

問題有二。首先是針對藝發局的。藝術發展局的評審讚揚作品具有「顛覆性」、「稜角」和「強烈觀點」云云。然而,評審為何用這些元素,視為衡量「藝評」質量的主要標準呢?為何不以另一些元素來衡量呢?諸如「細膩」、「深入」或「淵博」之類?最奇怪是,這裏所謂的「顛覆」或「稜角」,並不是指向那些形式及美學批評方面(如評論電影拍攝手法),而是近年非常熱鬧的話題:中港矛盾。這是「藝評獎」的定位麼?即「鼓勵」趕快在熱鬧話題中作出簡單表態?這是一般的文化評論抑或藝術評論?「藝評獎」的名字需要改成「時/文評獎」嗎?

其次是賈的文章本身,她說電影「應為觀眾提供健康的審美和省思」云云。問題是,香港電影傳統從來不是販賣健康,更遑論一套低俗搞笑的電影。指控「笑片」歧視,到底是廉價的,像《新精武門》和《國產凌凌漆》一類經典笑片,周星馳不是拿日本人和大陸公安來「搞笑」嗎?其文化意義,難道又是一句醜化說了算?問題是,差不多所有笑聲背後,都預設了一套文化定見,否則觀眾就笑不出來了。關鍵在於,好的電影能從那些陳腔定見裏提煉出幽默感。

像《低俗喜劇》開的玩笑,如大陸投資者的人慾橫流、大學教授的假道學、醩模的「搏上位」和港產導演的「唔識撈」等,既預設了社會既存的文化定見,也包含了抵死而觸碰禁忌的奇思怪想。若有人只看見中港矛盾,只看見「醜化大陸人」,這無疑太簡化。更不要忘記,這齣電影為觀眾帶來的最終和解:大陸投資者和香港監製齊齊賺大錢。只想說,對於這一和解和搞笑的喜劇公式,認真你就輸了。




2012年11月11日星期日

青豆: Poverty of Aspiration

許曉暉正式宣布文化局胎死腹中,無論你的反應如何,且不要糾結於「太好了擱置香港中宣部」,或者「香港始終缺乏比搞民政更高層次的制定文化政策的部門」,不如看看香港的前殖民主英國,類似「文化部長」的官員是怎樣的。

儘管做過一百五十多年英國殖民地,英國不少優秀的東西,香港都未能得到遺傳,包括英國政客演辭或文章的文采,港官大槪十輩子也趕不上。即便是英國政府部門 官方網站上的Mission and Vision,也讓人覺得多幾分(看似)理想,難以理解香港政府網站的文字何以如此刻板。本以為香港很多東西學英國,原來殖民主這些追求崇高的東西,殖民 地卻學不來(或者也許從前不讓學)。

今年倫敦奧運的工黨影子部長(Shadow Minister of the Olympics) Tessa Jowell,在2004年仍然是文化、媒體及體育部長(Secretary of State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的時候,寫過一篇洋洋灑灑近二十頁類似論文的文章,論「政府與文化價值」(Government and the Value of Culture)。

文章一開頭她是這樣寫的︰
「Sixty years ago Beveridge(註1)  set this country a challenge: slaying the five giants of physical poverty – want, disease, ignorance, squalor and idleness.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in a country hugely richer than it was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is time to slay a sixth giant – the poverty of aspiration which compromises all our attempts to lift people out of physical poverty. Engagement with culture can help alleviate this poverty of aspiration…」
且讓我這樣翻譯︰
「六十年前,Beveridge為這個國家提出一個挑戰︰消滅實際貧困的五大巨人— 需求、疾病、愚昧、骯髒和懶惰。在本世紀初,在這個比二戰結束時富有得多的國家,是時候要消滅第六大貧困的巨人—─理想的貧乏,這貧乏讓我們作出妥協,放 棄所有企圖幫助人們脫離實際貧困的嘗試。參與文化可以緩解這理想的貧乏…」

「To fight against the poverty of aspiration」,政府發展文化的目的是要「對抗理想的貧乏」,我讀完後也曾瞎激動半天。Jowell這篇論文遭到《衛報》一些評論揶揄她的 instrumentalism,覺得她把「文化」視為「教化」的工具,我想寫評論的那位仁兄一定未見識過香港這(前)殖民地的 instrumentalism。如果他讀過多年前民政事務局就發展西九文化區做的報告(註2),把發展博物館和表演藝術的「功用」大條道理地定為 「city branding」,他會有怎樣的反應,我很想知道。

我相信,差點成為香港文化局局長、讀工管的許曉暉,寫不出Jowell的論文,從這個度來講,起碼Jowell的這篇文章,有值得欣賞的地方。

英國政府發展文化有那麼「崇高」,只講「理想」、不講實際嗎﹖當然不是,你上英國政府網站看看,文化、媒體及體育部也有其五年「business plan」,當地學術界也有人批評政府越來越將發展文化當成「生意」。但作為香港人,我看文化、媒體及體育部(DCMS)的「Our purpose」,覺得那起碼是以人為本、以人生活為本的幾行字,這機構起碼表現得清楚自己的責任是用公帑改善國民精神生活︰

• DCMS works to make sure the communications, creative, media, cultural, tourism, sport and leisure economies have the framework to grow and have real impact on people’s lives.
• We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growth by removing barriers, providing strategic direction and supporting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 Through DCMS, the public funds: our cultural heritage, free access to world-class cultural institutions, art that challenges and provokes, the BBC, the sporting stars of the future. We want everyone to be able to enjoy our national culture, play sport and have access to effective communications.
• We lead on issues relating to women, sexual orientation and transgender equality matters.
• We are accountable to Parliament and the public for getting value from the money we spend and the work that we do.

在香港,無論是民政事務局,或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其願景或使命都慘不忍睹。民政事務局處理「民政」已經佔用不少資源,文化事務往往並非排在首位,正如其四 點工作目標,文化壓軸。至於康文署,我一直覺得很弔詭的是,其「使命」中有一條︰「發揮專業精神,務使文康服務更臻完善」,其「信念」又包括「以客為 本」、「專業精神」。我一直不明白,搞康樂文化的「專業精神」是什麼?「以客為本」的「客」又是誰?很明顯,康文署只當自己是「服務提供者」,頂多只是 「專業」地提供場地服務。西九文化區則只當自己是吸引全球遊客的主題公園,本質上與迪士尼無異,更難以寄望可以在它身上看到什麼文化發展的宏圖大略。

前兩天主場有博客問︰「香港的博物館,問題出在哪裏?」問題就是︰poverty of aspiration。文化之所以沙漠,缺的不是藝術家、作品,或者場館硬件,缺的甚至不是投資藝術品的資金,缺的是執政者的aspiration,以至 於全民陷於一種poverty of aspiration。

註:

(1) 英國經濟學家William Beveridge 於1940年代寫下「Beveridge Report」,當中提到要對抗社會中的「五大罪惡」,報告對於推動二戰後英國的社會福利改革有很大影響。
(2) 'Consultancy Services for 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eums and Performing Arts,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for the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AB, HKSAR

《Government and the Value of Culture》全文:
http://www.shiftyparadigms.org/images/Cultural_Policy/Tessa_Jowell.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