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雲：中菲關係緊張背後的五個經濟背景

中菲兩國因為黃岩島已經僵持了一個多月了，雖然雙方還沒有出現擦槍走火的危機，但是高調的舌戰都在侵蝕著雙方的軟實力，損害著雙方的國民感情。如果說美國因素為目前的舌戰提供了一定的條件的話，那麼中菲經濟關係的脆弱本質則提供了大背景。中菲要真正走出僵局還是需要首先加強雙方共同的經濟利益。

從日本經驗看菲律賓的反常反應

根據經濟觀察網站（economy watch）的資料，2010年菲律賓的前三位的出口市場分別是美國（17.6%），日本（16.2%），中國（16.3%，包括香港）。從數字上來看中國是菲律賓的第二大出口市場，中菲政治關係交惡甚至出現軍事衝突的危險將會對菲律賓的經濟造成不利影響，很自然可以聯想到菲律賓的經濟界至少是出口行業應該會發出衝突降溫的聲音，但是我們並沒有聽到這樣的呼籲。聯想起2005年中日政治關係跌至雙方恢復邦交正常化後的穀底的時候，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日本經濟同友會，東京商工會議所等主要經濟團體都發出了改善中日關係的呼籲。（作者當時在日本經團聯擔任研究員有親身經歷）那麼為什麼同樣的情況沒有在菲律賓出現呢？

中菲經濟關係中的特殊結構

首先，中菲經濟關係中最大利益悠關的既不是中國也不是菲律賓而是第三國。菲律賓對中國出口中的60%以上是電子產品，而大部分的菲律賓出口電子產品是由外國在菲律賓投資的企業生產的中間產品（主要是日本公司）。這些產品出口到中國並非出售給中國消費者而是被運往這些外國公司在中國的企業進行組裝，然後出口其他國家。所以在這裡中國和菲律賓提供的僅僅是廉價勞動力，獲得利潤份額是很小的，大部分利潤被日本，韓國和臺灣公司拿走，這些公司對於中菲政治關係關心天然不足，也形成不了類似於中日之間日本經濟界對於日本政府改善中日關係的壓力集團。對於他們來說，中菲關係交惡既不會影響他們在菲律賓的生產，因為他們不是中國公司，也不會影響他們對中國的出口，因為中國的消費者不會直接接觸到菲律賓製造的零部件，於是便出現了菲律賓對中國的出口確實增加了，但是事實上中菲經濟關係的緊密程度並沒有實質提升。

第二，從就業角度來看，中菲經濟關係對於菲律賓人的就業影響較小。從最大的對中國出口行業的電子行業來看，應當承認中菲經貿關係的菲律賓獲利者首先是電子工業的從業人員，但是正如前面所述這些企業都是第三國的跨國公司，菲律賓的從業人員獲得的僅僅是廉價工資，使整個利潤中很小的部分。而且這些從業人員很有可能甚至不知道自己生產的中間產品將會運往中國組裝，因為他們不參與整個經營戰略的設計，他們更加關心的是自己所在的美國或者日本公司的業績。農業雖然是菲律賓吸收就業最大的部門，將近有三分之一的菲律賓人從事農業生產，但是菲律賓對中國的農產品出口不到1億美元，所佔其農產品出口的比例很小。

第三，菲律賓經濟結構中的特殊外勞經濟特點與中國幾乎無緣。菲律賓是勞務輸出大國，海外菲律賓勞工的匯款大約相當於國家的出口總額的四分之一，相當於GDP（國內生產總值）的10%。從實際收入來看，海外勞工比出口行業還要重要，因為外勞的匯款實額直接進入菲律賓的家庭，那些從製造業獲得附加值利潤和工資僅為海外匯款的五分之一。然而中國不是菲律賓勞務輸出的吸收國家，在華工作的菲律賓人不到1萬人，而在海外的菲律賓人有100多萬，美國就吸收了50%，然後是沙特以及其它中東國家。

第四，中國對菲律賓的直接投資相對較少，投資主要集中在礦業等能源行業，同菲律賓社會的聯繫不夠緊密。根據中國駐菲律賓使館的資料，截至2009年中國對菲律賓的投資額為4.82億美元，相對於中國對外投資總存量的2000多億美元來說還不到零頭。與此同時投資行業比較集中在礦業等部門的情況對於擴大當地就業的效果也不明顯。

第五，中菲經貿合作中的菲律賓華人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於華人的特殊身份讓他們在對於中國政治關係上往往不敢發出聲音。同很多的東南亞國家一樣，菲律賓的華人在經濟上比其他族群明顯有優勢。儘管華人佔菲律賓人口的比例僅為1－2%，但掌握著60%的財富。華人社群的普遍富裕引起了其他菲律賓人的妒嫉，客觀上也影響了菲律賓人對中國的看法。而這種貧富差距以及在分享中菲經貿關係紅利上的不均衡也讓華人在對待政治問題上採取沉默。

以上五個方面可以看出，中菲經濟關係還遠遠談不上緊密，內容也不能說豐富，建立中菲兩國的經濟關係可能是解決政治問題的一個重要基礎。有了緊密的共同利益就會帶來更多的克制和內生的牽制聲音，中國企業對於菲律賓就業創造型行業的加大投資，對於菲律賓農產品的進一步擴大進口，注意發展同菲律賓華人以外的族群的經濟合作等都可以成為中國的重要政策選項。　　

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

張雲：實現緬甸平穩轉型的挑戰

昂山素姬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在4月1日舉行的補選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有人歡呼這是緬甸的春天的到來，有人認為這是緬甸成為亞洲最新的民主國家的決定性一步，而美歐等國家已經將放鬆制裁擺上議事日程。對於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封閉和軍政的國家，此次選舉給緬甸人民和國際社會帶來的鼓舞無疑是巨大的，但是緬甸的未來不能依靠這種被長期壓抑後迸發出的政治熱情。

昂山素姬角色轉型的挑戰

昂山素姬在補選獲勝並沒有太多的懸念，她出生於被緬甸人尊稱為國父的家庭，在過去20年軍政府統治時期被軟禁了15年的她則成為了緬甸國民盼望美好未來的希望，現在在緬甸她被尊稱為母親。對很多緬甸人來說，民主、選舉、繁榮似乎等同於昂山素姬，某種程度上她已經被神格化成為了緬甸人信仰的一部分。在一個普遍貧困，識字率低下，人口80%是農民的國度，昂山素姬在大多數緬甸人眼裡可能更像一位電影明星。

我們不能對一個封閉了半個世紀的軍政統治下的國民對於民主和選舉的認識有過高的期望，但從選舉運動看這是一種沒有政策的狂熱。昂山素姬對於民主化的主張還主要是口號式的，目標崇高，氣氛熱烈，但缺少詳細的路線圖以及細節設計。這種狂熱帶有很強烈的感情色彩，更多地來自於對軍政府統治的反感，對於昂山素姬的同情和期望，而不是建立在對她作為一個擔負國家重任的政治家能力的客觀判斷上。這種選民的狂熱導致人們很少考慮他們心目中的英雄當選後的結果會怎麼樣，因為讓其當選本身就是目的。人氣能夠讓候選人當選，但是並不能保證當選者就一定能夠勝任。

從國際上來看，國際社會似乎也將緬甸等同於昂山素姬，可以說西方通過一個人來瞭解緬甸，那個人就是昂山素姬。去年，美國國務卿希拉利訪問仰光同昂山素姬會談後，西方各國外長蜂擁而至，拜訪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在發達國家成為了時尚，而昂山素姬言行則已經成為西方國家判斷緬甸改革進展的重要指標。西方社會潛意識的認識前提因為昂山素姬是民主象徵就一定會成為一個出色的執政者，這是一種沒有評估的預設。

昂山素姬的名字在過去20多年裡幾乎已經成為了緬甸的代名詞，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她已成為一個時尚的政治偶像（politicalicon），而沒有被理性地當成政治家看待。處於反對派的地位批評往往是比較容易的，但是一旦真正成為決策者，特別是最高決策者，就不得不考慮複雜的現實。緬甸前領導人丹瑞曾經說過這樣一番話為了全面瞭解緬甸問題，重要的是不要把緬甸的政治問題僅看成是政府與昂山素姬的關係，而應該考慮到緬甸存在135個少數民族以及自身內部複雜問題的現狀。必須承認昂山素姬在緬甸轉型中的獨特作用，但是她自身也要在這個過程中實現自己從反對派政治偶像向全能政治家的角色轉換。

能力建設是保證平穩轉型的關鍵

實現自由民主對於緬甸來說固然重要，但目前緬甸最大的課題是如何擺脫貧困，也就是發展問題。緬甸1988年和2007年的大規模反政府遊行的主要原因也包括經濟發展不力，真正促動軍政府進行開放的動因是貧窮，無論任何政府執政不能解決發展問題都將會失去合法性。2012年3月1日，緬甸總統在年度演講中提出將現在高達26%的貧困率降至16%的目標，而實現發展的挑戰是緬甸本身能力建設。

由於長期封閉緬甸對於現代社會的管理能力，知識體系，法律規章缺乏瞭解，相關專業人才奇缺。緬甸的行政系統和司法框架極其不完備，沒有人真正掌握經濟數據，增長率沒有定值，緬甸資源豐富但是沒有準確的資料顯示埋藏量到底是多少？無論從任何角度看，這是一個極其不現代化的國家。該國缺少有效的銀行體系和電信系統，經濟命脈仍然掌握在少數具有上層關係的精英手中。

昂山素姬的陣營如果考慮到將來執政的可能，就必須從現在開始在黨內培養一批年輕的有真才實學的政治家，把理想主義的政治動員者轉變為務實的政策決定者，這樣的能力建設將是重大的挑戰，而目前大部分的黨內關鍵人士很多作為政治犯被關押長期與世隔絕，既不瞭解緬甸現狀，也不懂經濟。與此同時，普及大眾教育則是最為根本的途徑來長期脫貧和走向真正民主的辦法。而國際社會則應當多幫助緬甸進行能力建設，而不是一味地考慮如何從這塊最後的投資樂園中獲利。現在，訪問緬甸的各國經濟精英們的熱情不亞於當年的淘金熱，去年底世界投資大亨喬治·索羅斯就對該國進行了為期8天的訪問，遺憾的是沒有聽說有與能力建設相關的建議。正如《金融時報》的評論所指出的那樣緬甸面臨的是一場能力危機（capacity crisis）。

保持決策可預期性的重要性

緬甸在轉型過程中還必須解決好如何避免大眾迎合主義民主的陷阱，保持決策的連續性和可預期性，增強投資者的信心。今年年初，緬甸政府以人民的意志為理由單方面取消了一項泰國電力和建築公司的幾十億的專案，該專案旨在西南海岸大維港建立一個4000萬千瓦火力發電廠。而去年10月，緬甸政府以同樣理由突然單方面中斷中國在合同金額為36億美元的密松水電站的建設專案。而這些專案都是目前的吳登盛總統擔任政府總理時期達成的，隨意的中斷合同將會打擊投資者的信心。另外還應當看到軍隊在緬甸獨立後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尊重和使用好軍隊在緬甸政治轉型中的作用，而不是把軍隊作為對立面來看待。

緬甸轉型的挑戰是夠能夠把政治熱情轉化為能力和機制建設的動力，而不是僅僅為了選舉而選舉，為了民主而民主。

作者是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

張雲：不可持續的「普京模式」

「普京模式」必須升級，否則將可能面臨下台的危險，因為它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上都是不可持續的。但是改起來似乎並不容易。普京的思維定勢仍然有兩大框架，第一是對外冷戰格局，第二是對內葉利欽時代的混亂，這些也阻礙了他進行變革的能力。這種思維定勢讓他相信必須要保持權威才能防止國內和國際勢力的顛覆。

３月5日，俄羅斯首相普京以64%的高票當選俄羅斯總統，在這場被認為沒有懸念的總統選舉結束後，「普京模式」要面對的卻是充滿懸念的未來。

「普京模式」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上個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的葉利欽治理下的俄羅斯遭遇了嚴重的政治混亂和經濟蕭條，俄羅斯民眾們對於所謂的民主化和自由經濟感到失望。在這種背景下，普京以政治強人的形像登上了總統寶座，對內政治上強調管理下的民主，經濟上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在外交上態度強硬，表現俄羅斯的大國地位，這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蘇聯解體後民眾對於具有領導力的領導人的迫切需要。厭倦了冷戰結束後的混亂和貧窮的俄羅斯人將政治交給了普京，而他們則專注於物質生活的改善。

同樣，「普京模式」也具有偶然性，尤其是石油、天然氣價格的高漲讓過去十年「普京模式」得以延續。當普京當選的時候，原油價格為每桶19.80美元，現已漲至118美元，俄羅斯的出口中石油和天然氣占68.8%。資源出口的經濟收益讓普京政權以穩定帶來繁榮來說明有管理的民主和國家干預經濟的模式有了更強的理由，而民眾生活的改善也的確是事實。

「普京模式」的不可持續性

在政治剛性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普京模式」的強政府得到進一步加強，同時，俄羅斯的弱社會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發展，主要體現在中產階級的出現。這些主要居住在大城市，受過較好教育，使用互聯網，相對年輕的中產階級據報道大約占俄羅斯人口的10%，他們已經開始對「普京模式」中的穩定神化提出了質疑認為這是停滯不前，對於強國家與權貴經濟的勾結看成是阻礙俄羅斯發展的障礙。

去年9月，當普京和梅德韋傑夫提出互換職位後，中產青年的質疑轉變為憤怒，並在杜馬選舉後開始迸發。根據輿論調查公司雷伯達中心的調查顯示，20世紀前十年支持率超過80%的支持率目前已經下降到了60%，不支持率開始接近40%。

應當看到在過去的10年時間裡，俄羅斯比冷戰結束後更穩定，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改善，但是為什麼他們還是不滿呢？因為俄羅斯人的要求提高了，解決了溫飽以後，普通民眾開始追求有尊嚴的生活，要讓自己的聲音得到表達，訴求得到滿足，對於治理的要求提高了。他們的不滿主要體現在對於政治壟斷，社會不公和貪污腐化的憤怒。在政治上，他們認為以穩定來否定人民參政的做法應當結束。在社會流動上，他們認為經濟機會被少數人所壟斷。在治理上，他們反感大量的官商勾結，侵吞國家資產。

目前俄羅斯GDP中的國家部門的比重約占50%，政府對於經濟的干預是很大的問題，這也就為官員貪污腐敗提供了土壤。根據世界銀行的商業環境排名俄羅斯排名120位，政府干預和稅制問題，很多的企業逃往海外，去年淨資本流出額為前一年的2.5倍，達842億美元。人才、企業、資本的三重流出如何得到控制是一個難題。2007年以後，俄羅斯資本淨流出的增加就一直是個問題。2月16日，俄羅斯第一副總理舒瓦洛夫公開表示每年有相當於俄羅斯4%的資金由於貪污被轉移到海外和黑市。大量的皮包公司為官員尋租創造了機會。支持現體制的既得權益集團包括掌握石油權益的副總理謝欽，軍工產業則被原克格勃官員控制。俄羅斯GDP的10%-15%被普京派控制，國有銀行總資產的40-50%為普京派控制。

「普京模式」的經濟基礎也受到挑戰。石油和天然氣的出口占了俄羅斯出口的三分之二強，但是情況正在變化，頁岩氣的開發正在壓迫天然氣的價格，石油價格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高漲，歐洲的需求在減弱。俄羅斯的公共支出已經占GDP的40%，對於一個中等收入國家來說已經比較高。在選舉前，普京又多次作出承諾將增加公共支出1600億美元。如果石油和天然氣價格不能保持高位，普京就不能繼續維繫原來的模式。

「普京模式」要升級和選民要成熟

普京的未來取決於怎麼變，而不是要不要變。「普京模式」必須升級，否則普京將可能面臨下台的危險，因為它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上都是不可持續的。

但是改起來似乎並不容易。普京的思維定勢仍然有兩大框架，第一是對外冷戰格局，第二是對內葉利欽時代的混亂，這些也阻礙了他進行變革的能力。這種思維定勢讓他相信必須要保持權威才能防止國內和國際勢力的顛覆。但是目前俄羅斯的事實情況可能同他想的狀況並不一定相符。普京仍然相信那些反對者是在執行西方陰謀的背叛者，並將對他們采取嚴厲措施，但是並沒有證據證明他們是有組織的反對派，也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他們是西方的走狗，過於嚴厲的壓制只會進一步刺激反對者。

事實上，示威者需要的是法治和秩序，需要的是公正和良治，而不是混亂和崩潰。可是普京不相信中產階級，他們之間需要有對話的渠道，互相建立一定的信任關系。要知道中產階級是講道理的，而不是頑固的顛覆政權的背叛者。俄羅斯的社會已經發展起來，需要的是更多的疏導，而不是圍堵。家長式的管理方式屬於對民眾的不放心心理的體現，但是社會必須要發展，國家才能有前途。

與此同時也要看到改善治理也不應當是單方向的，選民的素質也同樣需要提高，而不僅僅是依靠提一些反對的口號。俄羅斯目前還沒有有力的反對黨，他們缺乏具體的治國方案，中產階級也一樣，畢竟治國不能夠僅僅依靠口號實現。只有國家和社會都發展起來，成熟的民主體制，良性的治理才能實現。

作者是日本新潟大學大學院現代社會文化研究準教授

張雲：美國學界對於中國崛起認知的變遷及中美關係

中國副主席習近平對美國進行的正式訪問舉世矚目，原因不僅是因為他最可能是今後十年中國最高領導人，更重要的是中美關係的未來關乎今後世界的和平與繁榮。

儘管冷戰後的二十多年時間裡，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並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當前中國無論在硬實力還是在軟實力上仍然與美國差距明顯。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對於中國崛起帶來影響的判定還是一個沒有定論的開放性問題（open question），這些判斷的主要來源就是為政府決策提供智力支持的美國的學界。究竟美國學界是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是否認為中國的崛起對美國構成威脅？如果構成威脅的話將會是什麼樣的威脅？中美會走向合作還是對抗，還是新冷戰？這些問題的答案不僅將會決定今後美國對中國的政策，而且對於這些問題答案的判斷也會成為中國對美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據，進而影響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關係的發展。因此正確，全面，係統地了解美國學界對於中國崛起的認知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第一期：20世紀90年代初 中國崛起和中國威脅討論的開始

在冷戰結束前，中國幾乎沒有成為美國學界的主要題目，更不用說中國崛起的討論。冷戰中美國長期關注的是來自蘇聯的威脅，以及冷戰末期的日本經濟威脅。直到冷戰結束和日本泡沫經濟崩潰的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崛起和中國威脅的討論才開始出現。

這一時期參與討論的主體主要兩類人，一是對中國有第一手接觸的與中國相關的媒體人和少數的中國問題專家，另一類是少數從事安全戰略與政治學研究的學者。雖然此時的有關中國是否會成為美國的威脅的討論尚初露端倪，但是隱藏在這些討論背後的基本判斷邏輯幾乎覆蓋了之後20年左右美國學界對於中國崛起和中國威脅的討論的主要方面。

前者的代表人物是《紐約時報》原駐北京分社社長Nicholas D. Kristof，他認為中國軍事能力低，不具備挑戰美國和國際權力平衡的能力，體現了現實主義樂觀派的邏輯。同時他還認為中國既沒有當年德國，日本的軍國主義擴張傾向，也沒有美國那種在本地區獨霸的門羅主義主張。這也就是說中國沒有對外擴張的意圖，代表了自由主義樂觀派的邏輯。

後者的代表人物是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他認為中國將最終成為美國的威脅，事實上他的一些論述構成了之後“中國威脅論”觀點的主要邏輯支柱。第一他認為從19世紀開始，所有的大國都走了一條強硬並且常常是破壞性的道路，中國無疑會在今後幾十年內走同樣的道路，體現了現實主義悲觀論的“國強必霸”邏輯。第二，他認為中國這樣的非民主國家由於政治制度，意識形態與美國不同，雙方存在著本質上的對立，體現了自由主義悲觀論的邏輯。

第二期：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 中國崛起和中國威脅討論的升溫

1995年-1996年，中美因為“台海危機”而引發關係緊張，中國崛起是否對美國構成威脅的討論首次有了現實的意味。亨廷頓教授提出的“中國威脅論”的兩個邏輯依據都有了較多的追隨者。現實主義悲觀論者們將中國在台灣海峽為了阻止“台獨勢力”的軍事演習被作為中國尋求地區霸權，威脅使用武力的有力“證據”，以及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的強硬行動。自由主義悲觀論者則認為中國的軍事威脅的根源在於非民主國家對內試圖操縱民族主義來保證政權穩定，而這會讓中國政府在對外關係上失去回旋余地，最後導致衝突，代表人物是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的的重要人物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對於這些認為中國威脅的人士來說很自然開出的政策處方就是“遏制”。這可能是美國學界最早比較明確地出現“中國威脅論”並開出“遏制”的政策建議的開始。

有意思的是正因為上述中國威脅論的具體化和政策建議化讓持相反意見的美國學界人士有了明確的反駁對像，而持相反觀點的主力是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主要學者的認知體現了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樂觀論，例如羅伯特·羅斯認為沒有所謂的中國威脅，並不是因為中國是一個良性的大國（benign giant）而是因為中國太弱以至於不可能挑戰力量平衡。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David L. Shambaugh）認為世界將更多地塑造中國，而不是中國改造世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邁克·曼德班姆（Michael

Mandelbaum）認為國際貿易和合作的機制已經建立，中國正在努力融入而不是另起爐灶。他們的政策建議是對中國“接觸”政策。

第三期：21世紀之初 美國學界對於中國崛起的認知

進入2000年，隨著克林頓政府第二任期即將結束和美國總統競選開始，中國問題成為美國國內政治討論的熱點。在布什政府中先後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和國務卿的賴斯。她的認識起點是美國的超乎尋常的實力和至高無上的地位以及美國是國際和平和穩定的唯一保護者，在這個基礎上，她認為中國是試圖將亞太地區的權力平衡向有利於自己方面改變的大國，僅這一點，就讓中國成為美國的戰略對手，而不是克林頓政府曾經所說的戰略伙伴。她對美國的自信體現了自由主義樂觀派的認知，但是對中國可能造成的局部威脅則帶有現實主義悲觀成分。

在學術界，則出現了現實主義樂觀論和現實主義悲觀論的對立。前者的代表人物是當時的MIT教授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在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任國務院高官），他認為中國軍事力量會給美國帶來挑戰，但是不可能趕上美國。後者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米埃舍莫（John J. Mearsheimer），他在著名的《大國政治的悲劇》中預測，只要中國力量增長，中國就會控制周邊地區，如果可以的話甚至控制整個世界。

第四期：九一一事件到金融危機樂觀派占主流

這一個時期具體從2001年9月開始到2007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又可以進一步細分為前期（2001-2005）和後期（2005-2007）。

2001年，九一一恐怖襲擊後美國對於中國崛起的關心被全球反恐戰爭所取代，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也讓美國政府，學界和智庫的關注重點轉向了中東和中亞地區。2001-2005年，美國學界對於中國崛起的討論主流是樂觀派，但是政策圈對於中國的關注並不足。這一時期有關中國的討論呈現出更多的現實主義樂觀論與自由主義樂觀論的傾向，在經濟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政治上中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積極姿態都被看成是積極融入世界的信號。

隨著美國布殊政府的全球反恐戰爭的最為緊要的時期的度過，加上美國總統選舉的臨近，美國國內對於中國崛起的討論的相對安靜期也結束了；從2005年到金融危機發生的這一時期，悲觀派開始抬頭。

現實主義悲觀論者延續國強必霸的邏輯，認為中國雖然能力上還不如美國，但是有挑戰美國的意圖，因此經典現實主義者們將中國視為美國必然的敵人。但是應當指出的是隨著中美關係的依存的加強，這種單純的現實主義推導出來的中國威脅論的影響力已經不大。

自由主義悲觀論則認為中國的資源外交“缺少道義”，因為“北京與那些不尊重國際機制的國家簽訂能源合作協議”，中國挑戰了美國的道義霸權和美國控制它所討厭的國家的能力。

但是，這一時期美國政府的戰略重點仍然在中東和中亞地區，雖然中國的崛起的討論在美國有回潮的趨勢，但是該問題沒有成為2004年美國總統選舉的主要焦點。布什政府將中國政策定位為讓中國成為一個“負責的利益攸關方”，暗含希望中國承擔共同應對挑戰的希望。在這一思路的基礎上，2006年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框架正式建立，這也開啟了中美關係政策對話機制化的大門。

第五期：金融危機後 多元和復雜的認知和合作意願的加強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後，美國經濟不景氣日益嚴重，而中國在經濟危機中仍然保持高增長的勢頭，美國學界對於中國崛起和所謂的權力轉移（power transformation）的討論的現實意味空前加強。至少在經濟總量方面，美國的學界的普遍認識是中國將會在21世紀的前半期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在這樣的背景下，金融危機發生後美國學界中關於中國崛起的討論的層面擴展到全球，從國與國關係層面上升到意識形態的層面，參加討論的主體中加入了經濟學家和金融專家。

首先，自由主義悲觀論有了新的發展，所謂的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的討論在西方學界浮出水面。討論的焦點主要圍繞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是不是意味著威權主義國家的勝利和自由體制的失敗。代表人物有Azar Gat等。

同自由主義悲觀派進行爭鋒相對論戰的是自由主義樂觀派，主要代表人物是普林斯頓教授John Ikenberry和著名媒體人Fareed Zakaria。他們的主要觀點是中國面對的國際秩序與以往的崛起大國有根本不同，中國面對的不僅僅是美國，而是西方中心的體係，該體係具有包容崛起大國的巨大能力。

儘管有上述論戰，主張中美合作的呼聲在學界中的討論中比較突出。現實主義樂觀派創造了中美國（Chimerica），兩國集團（G2）等名詞主張在中美合作中保持美國的國際地位，自由主義樂觀派則主張用國際機制中的中美合作來規範中國，以確保美國的優勢。奧巴馬政府雖然在對中國的外交中交替出現合作和摩擦，但是合作的一面大於摩擦的一面，

中美關係的未來取決於雙方的智力博弈

從上述簡單回顧可以看出美國對中國外交決策和學界討論的起伏變化構成了一定的呼應。第一時期相關討論較少的情況同克林頓政府第一任期對華忽視的情況相對稱。第二時期現實主義樂觀派和自由主義樂觀派的抬頭與克林頓政府第二任期的“接觸”政策相呼應。第三時期即將成為布什政府高官的學者們的有限悲觀派抬頭同布什政府將中國定位為“戰略對手”相呼應。第四時期布什政府的國際重心轉向反恐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美國學術界對於中國的討論的主流被中國問題專家所占據，樂觀論升溫。第五時期金融危機發生和美國反恐時代走向尾聲，美國政府開始將戰略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中美之間合作與摩擦的現像交替出現，美國學術界的相關討論呈現悲觀論和樂觀論相互交替的現像。

從冷戰後20多年時間的美國學界對於該問題討論的軌跡來看，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不斷多元和逐漸理性平衡的趨勢，只要這種趨勢能夠保持並同政策界保持良性互動，美國的對中國政策就不至於走向極端，就有理由對中美關係的未來抱希望。當然中美關係的未來還同樣需要考量中國方面的學界和政策圈的主流方向，中美關係的未來更多地將取決於中美雙方的智力交鋒和互動，而不是純粹的實力較量和戰略設計。

作者為日本新潟大學大學院現代社會文化研究科準教授

張雲: 盤點2011 -- 全球重建社會契約元年

重建社會契約已經成為我們這個地球村的共同的挑戰，對於如何更新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如何提高治理的水準，如何增強民眾的幸福感將是新一年的各國的共同課題，而這些問題是否處理得好不僅關係到各國國內的穩定，也會直接影響世界的和平與繁榮。

歷史必將會記住2011，眾多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都集中地在過去的一年時間裡發生：

年初，“阿拉伯之春”讓執政幾十年的中東北非獨裁政權在頃刻間崩潰，本·阿裡，穆巴拉克，卡紮菲等政治強人在同一年退出了舞臺；3月11日，日本發生了百年一遇的“東日本大地震”以及核電站事故對日本的影響將會持續幾十年；5月初，本·拉登被擊斃宣告長達10年之久的“反恐戰爭”即將結束，隨後出現的美國國債降級，債務上限危機預示著美國的後反恐時代的到來；進入秋天，歐元區債務危機引發了對歐洲一體化進程和歐洲國家治理的反思，預示這個一直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超國家行為體的合法性開始受到懷疑；印度則爆發了自甘地以來最大的大規模絕食抗議遊行活動；入冬以後，俄羅斯杜馬選舉引發的大規模示威遊行預示著普京時代已經過了高峰；東南亞最封閉的國家緬甸開啟了融入世界的進程；歲末又傳來朝鮮領導人金正日逝世，金正恩時代是否到來還充滿著未知數。2011年對於中國來說雖然沒有發生上述具有極大衝擊波的事件，但無論是動車事故還是烏坎事件都對新一屆領導層提出了更高的執政要求。

回首2011展望2012，我們看到的是一幅混沌，無序，而又充滿變數和活力的圖景，世界似乎開始進入“無極時代”（nonpolarera）。筆者認為看似“無序”的世界可以用一個關鍵字來盤點，即開始重建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而不妨將2011年定義為“全球社會契約重建元年”。

後反恐時代的美國社會契約重建

美國紀念“九一一事件”十周年的前夕，6月奧巴馬總統宣佈從阿富汗撤軍，8月初美國兩黨在最後一刻才就放寬債務上限達成妥協，而後標普公司（S&P）取消了美國長期以來的3A地位。自1991年蘇聯解體後，全球控制（global dominance）成為了美國國際戰略目標，而十年前的“九一一事件”後小布希政府發動的“全球反恐戰爭”把美國帶入了“單極時刻”（uni-polarmoment），過去的十年時間裡美國與美國人充分地享受到了這種前所未有的至高無上（global primacy）國際地位所帶來的利益。美國政府和社會之間的社會契約被這場戰爭和這種國際地位所重新定義。

雖然美國政府的單邊主義的做法在國際上並沒有太多的支持者（包括歐洲盟友在內），但是世界對於美國的實力深信不疑，國際知名評級公司一直維持著美國國債的最高級別，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阿拉伯產油國始終在不斷購買美國國債，他們判斷的前提都是對美國的單極世界的信心。這些國家源源不斷的資金流入美國不僅向其間接地提供了反恐軍費，也為美國的消費者提供了廉價的信貸。而大量的廉價信貸推動著美國旺盛的國內需求，消費經濟在國際上推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在國內則讓美國的普通民眾體會到了當美國人的優越感，因為借錢太容易，美國消費者們也就自然對政府的反恐戰爭必要性以及道義上的宣傳深信不疑了。但是，次貸款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讓世人看到了反恐十年的美國的社會契約的不可持續性。

奧巴馬執政以來，美國已經開始有意識地注意結束反恐時代，並為後反恐時代謀劃新的社會契約，但是道路看來很不平坦。美國新的社會契約不大可能繼續依靠國際戰略為基礎，而主要取決於如何重振美國經濟，創造就業，改善貧富差距的國內戰略來建構，否則任何美國政府的合法性就會受到社會的嚴重質疑，無論美國政治在形式上如何民主都不能保證“佔領華爾街”運動不會重現。

主權債務與歐洲社會契約的重建

大約在10年前，歐洲聯盟導入了歐洲單一貨幣的歐元，貨幣聯盟讓歐洲一體化模式成為了世界上地區一體化不用置疑的範本。雖然在歐盟內部對於採用歐元的負面影響有不少爭論，但是歐洲的政治家們一直向歐洲民眾宣傳歐元區的美好遠景。特別是那些經濟相對落後的歐洲邊緣國家的民眾得到的是將會獲得同歐盟富國同樣的社會福利，勞動條件和生活水準的政治承諾。

這些歐元區的邊緣國家在過去的10年時間裡雖然在表面上實現了同歐盟富國類似的高福利和高消費，但是這些並非因為他們的實體經濟得到了發展，而主要依靠來自歐盟富國的大量“廉價資本”的支撐。無論是希臘，愛爾蘭還是義大利事實上在國際競爭力上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優勢，年輕人失業率極高，而這些都依靠政府舉債發放救濟金暫時緩解憤怒。但是這種政府舉債維持高福利，民眾容忍政府的腐敗和揮霍的社會契約在經濟危機的衝擊下立即顯現出不可持續性，希臘的暴動和義大利總理的辭職就是明證。

歐元區國家，尤其是那些債務國的社會契約必須得到重建，關鍵在於如何提高這些國家和民眾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競爭力，另外相對降低高福利，並將有限的資金用於經濟發展和人員培訓，這些都需要政治家的勇氣和民眾的理解。

中產階級推動中國社會契約重建

誰都公認中國目前處於發展黃金期也是矛盾衝突期，中國的群體事件年年增加早已不是什麼新聞，2010年中國發生的群體事件達18萬多起，在過去五年內翻了一倍。但是，2011年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中產階級的不滿情緒的表達開始明晰化。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特別是1992年市場經濟的確立後，城市居民為主的中產階級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人數最多的獲益人群。上述的群體事件在過去主要發生在農村，或者小城鎮和城鄉結合部，但是現在城市的中產階級的不滿情緒開始進入集中表達階段。六四事件和蘇聯解體後，中國的改革的重點放在經濟改革上，在政治改革上步子不大。中國政府和社會（中產階級）之間的社會契約在過去近20年時間裡不僅存在，而且運轉良好，即在經濟上政府保證持續發展和生活水準提高，在政治上中產階級保持不爭論或者沉默，這種默契不僅發展了經濟，而且也維護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中國的城市在過去20年時間保持了相當的穩定。

但過去10年時間裡中國的中產階級的壓力明顯增加，高房價，子女教育，老人贍養等實際問題讓很多的城市白領的優越感和安全感下降。與此同時，相對富裕和教育水準較高的中產階級對於政府的執政水準，治理手段，資訊公開有了更高的要求，而發達的傳播手段有為中產階級表達自己的聲音提供了有效平台。

“7.23動車事故”的遇難者主體都是中產階級，雖然遇難人數遠遠低於中國煤礦礦難的死亡人數，但溫家寶總理親自到現場才讓事件告一個段落，而過去礦難的解決往往是賠款就了結了。動車事故後，鐵道部的降速，召回，檢討等動作以及在年底前國家公佈調查報告等都證明了中產階級的不滿得到了有效回應。中國的社會契約將會在中產階級的要求日益增強的背景下得到重建，他們需要安全，安心，尊嚴和透明，這些已經不是依靠收入增加能夠解決的事了。

俄羅斯須更新社會契約

世紀之交，普京擔任俄羅斯總統後明顯加強了國家的統治力度，在政治上實行所謂的“有管理的民主”（managed democracy），強化總統自上而下的決策方式，在短時間內樹立起個人權威。這種威權式統治帶來的直接效應就是政治穩定，而且獲得了國民的認同。與此同時，在經濟上適逢國際油價和天然氣價格高位以及歐洲的旺盛需求讓俄羅斯經濟到2008年保持了較快增長。在外交上，普京的強勢滿足了俄羅斯人希望洗刷葉利欽（耶爾辛）時代飽受西方頤指氣使的屈辱的願望。

從1999年到2008年，普京擔任總統期間他與國民之間存在著一種隱性的契約關係，即普京保證政治穩定，國際地位和生活水準提高，國民則自願對威權統治容忍。但是，2011年的俄羅斯杜馬選舉的結果以及由此引發的大規模遊行示威證明這種社會契約已經開始接近有效期限的終端。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了俄羅斯經濟，失業率上升收入減少等情況讓很多原來支援普京的選民開始失望；第二，普京的長期執政讓一批新的“寡頭精英巨富”開始出現，他們往往同能源和金融行業相連，社會的向上流動性（upward mobility）受阻；第三，2008年普京從總統轉任總理，特別是今年9月宣佈同梅德韋傑夫交換“職位”競選總統，加上修改憲法將總統任期延長到六年等做法讓很多選民對此充滿了疑惑和不安。

明年3月的大選，普京仍然很可能當選總統，但是俄羅斯要進一步發展就必須更新現有的社會契約，否則將不可能一帆風順。

阿拉伯之春後的中東北非國家

民主化運動後的中東北非國家面臨的課題同上述國家不同，不是重建社會契約而是要創建社會契約。中東阿拉伯國家政府收入來源主要依靠以能源出口等非創造性生產部門的收益，經濟結構高度單一的特點直接影響其社會結構，隨著產生了嚴重的政治後果。政府與國民之間沒有建立正常的“契約”關係。世界多數國家的政府通過向國民徵稅獲得財源，並向國民提供各種服務，對國民負責，雙方存在著隱性“契約”關係。而中東國家的政府類似依靠收租金生活的“寄生蟲”，這些國家對於國民徵稅較低，有些國家甚至可以不向國民徵稅。靠不勞而獲生存的政府幾乎感覺不到任何必要和動力去建立政治體系來傾聽國民的聲音，相反認為將政府對國民的服務視為統治者對臣民的賞賜，更不認為國民有權利過問政府決策。豐富的資源和政府可觀的容易收入（easy money）則被用來與西方國家進行交易的籌碼和壓制國內反對派的資金來源，國家機器趨向暴力化，社會生活趨向凋零化。

民主化後的中東北非國家的社會契約的創建要建立在經濟社會改革上，經濟結構的多元化，教育現代化是關鍵，如果原有的經濟結構得以延續，政府與國民的契約關係仍然不能建立，利益集團仍然會壟斷決策過程，政府仍然可能將自己看成高高在上的統治者，更不認為國民有權利過問政府決策，這就又回到原來的模式，即使有了一個民主的外衣，也沒有什麼實際意義。

從以上五個案例可以看出，重建社會契約已經成為我們這個地球村的共同的挑戰，對於如何更新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如何提高治理的水準，如何增強民眾的幸福感將是新一年的各國的共同課題，而這些問題是否處理得好不僅關係到各國國內的穩定，也會直接影響世界的和平與繁榮。

作者是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