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恩臨﹕回應李輝〈國民教育科爭論中的邏輯錯誤〉

李輝教授於9月15日刊登於《明報》的〈國民教育科爭論中的邏輯錯誤〉一文，指學民思潮反對國教科的理據有數項邏輯錯誤。筆者仔細研究後，發現李教授的分析中亦出現了不少謬誤。李教授引用了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的聲明中，其中兩段作例子提出其論述，筆者將根據李教授的論點逐一反駁。

例一：「但近日由政府贊助的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及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院編製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當中內容偏頗，嚴重扭曲民主概念，大力歌頌中共所謂『民主集中制』，赤裸地進行政治灌輸！此證明民間對國民教育淪為『洗腦教育』及成為政治灌輸工具的指控並非無的放矢。」

李教授指例一中隱含了4種邏輯錯誤。第一種是稻草人錯誤，李教授指大聯盟不能因《中國模式》有問題就攻擊《指引》，更不能因《中國模式》洗腦就證明《指引》洗腦。筆者認為李教授自己也正正犯了此錯誤，在引文中大聯盟並沒攻擊《指引》，甚至連「指引」此二字亦沒有出現，大聯盟只是有見《中國模式》這份由政府贊助的教材內容偏頗，擔憂國教科會成為政治灌輸的工具。李教授指大聯盟對《指引》發動攻擊，實在是無的放矢！

第二種是巧合錯誤。李教授指《中國模式》只是個別例子，不能因此論斷《指引》或「國教科」必然洗腦。首先，如第一點所述，在引文中大聯盟並沒批評《指引》洗腦；其次，大聯盟的聲明只是說「此證明民間對國民教育淪為『洗腦教育』及成為政治灌輸工具的指控並非無的放矢」，大聯盟並沒有指國教科「必然」洗腦，只是擔憂若《中國模式》被採用，國教科可能會淪為洗腦教育，但李教授卻將此論點推到最極端，指「不少人用類似案例反覆論證『國教科必然洗腦』」，是強行扭曲大聯盟的論述！

第三種是混淆相關和起因。李教授指《中國模式》與《指引》兩者並無必然的因果關係，因此不能因《中國模式》的錯誤而把污水潑到《指引》身上。首先，筆者要再重複，在引文中大聯盟並沒攻擊《指引》；再者，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受公帑資助，應對公眾問責，但中心公開招標時間甚短，準則亦不清晰，教育局沒有做好質素監察，甚至有私相授受之嫌，但李教授卻只以一句「教育局因為尊重學術和出版自由而沒審查教材」而將教育局的責任輕輕帶過，甚為不妥！

第四種是以果證因。李教授指大聯盟不能以「有人出洗腦教材」此結果來證明「政府想洗腦」此原因。第一，在引文中，大聯盟只是表達由於《中國模式》內容偏頗，因而擔憂國民教育淪為「洗腦教育」，並無指摘「政府想洗腦」，李教授又再次強行扭曲大聯盟的論述！再者，若有多個事例印證，以歸納法推斷原因亦合乎邏輯。現今有不少政府資助的教材、北上交流團、「愛國活動」及組織等，均被揭發內容偏頗，因而以歸納法推斷「政府想洗腦」，亦屬合理推論。

例二：「此外，現時政府資助國民教育機構的準則欠缺透明度，只怕將來市面上絕大部分國民教育教材都會以政治正確及避談敏感議題為依歸。」

李教授指例二隱含滑坡理論錯誤邏輯，他解釋指大聯盟的邏輯推理是：「現時政府資助國教機構的準則欠缺透明度，所以將來政府必然欠缺透明度，因此將來市面上必然只有政府欽點的機構提供教材，於是大部分教材必然都會政治正確。」首先，大聯盟在引文中只是說「只怕將來市面上絕大部分……」，大聯盟只是指出有此危機，並沒有指此結果一定會出現。而且根據歸納法，假如有一個人每次在高牆和雞蛋之間都會「明智地」選擇高牆，那麼公眾根據他之前的所有行為模式歸納出他是親權貴的，並且會推測他下一次也相當可能不會鋤強扶弱。同樣地，大聯盟只是歸納政府的資助傾向，從而作合理推測。

另外，李教授指例二隱含類比錯誤。學民思潮在聲明中將《指引》標籤為「教育界23條」，李教授指兩者並不具備可比性，因為23條是有強迫性的法例，而《指引》則沒有強迫性。實際上，根據中小學《資助則例》，若不開展國教科的學校可能會失去資助，學校可能因此被迫推行。

最後，李教授形容學民思潮此次的初步勝利是「盲拳打死老師傅」，此言論實在低貶了幾個月來不斷努力研究《指引》和國民教育理論及積極參與的學民思潮成員，他們有理有節，拳拳到肉，絕不是盲拳！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 與領導學系高級研究助理

明報社評: 政府應重塑國教科 以新思維尋求共贏

教育局長吳克儉雖然矢口否認藉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下稱國教科）洗腦，卻不肯與洗腦教材劃清界線，取態閃縮，政府難脫參與洗腦質疑；梁振英政府開局已經焦頭爛額，現在遇到這個觸怒眾多學生家長的議題，若未能妥善對應，處境更為嚴峻。目前國教科所暴露諸多問題，由曾蔭權政府遺下，雖然政策有延續性，鑑於國教科所引發反彈，即使梁振英政府接力也難以順利推行。梁振英政府應該以新思維檢視國教科，重新安排，爭取學生、家長、學校以至政府和中央各方共贏的效果。

不撇清與洗腦教材關係  政府角色詭異可疑

政府否認推行國教科目的為洗腦，例如吳克儉昨日在報章撰文，表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倡議的，正是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及自主能力，可以明辨是非，具情理兼備的價值判斷力，建立個人抱負及理想，對家庭、社群、國家與世界做出承擔及貢獻」，按這般描述，國教科目標崇高，只是在政府資助教聯會轄下國民教育服務中心（下稱國教服務中心）出版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下稱手冊）面前，卻映照出這個崇高目標的虛妄。

這本《手冊》的部分內容，連吳克儉也說偏頗，但是他卻不肯與《手冊》劃清界線，而且愈辯解愈顯得事態詭異，政府的角色愈可疑。例如，吳克儉一再表示，《手冊》並不是國教科的教材，不過，身兼教聯會會長的國民教育服務中心主席楊耀忠等，則一直說《手冊》是教材。吳克儉與楊耀忠等人就《手冊》屬性的分歧，必須釐清，因為《手冊》內容偏頗，有洗腦效用，已屬公論；若政府資助出版洗腦教材，則「國教科並非政治洗腦」，豈非謊話一句？

其實，吳克儉若堅持《手冊》並非教材，則他應該向公泷交代國教服務中心拿了公帑，出版了一本什麼東西？是否與招標合約相符？另外，既然《手冊》並非教材，吳克儉又認定內容偏頗，則為何不要求國教服務中心撤回？或是教育局為何不向全港學校宣布，教師不應該以《手冊》作教學用途？政府用公帑資助出版的《手冊》內容有問題，卻容許它在學校流通，從任何角度而言，都不能說是負責任的做法。

另外，吳克儉表示，國教科課程綱要今年4月30日才公布，《手冊》3月已經出版，他藉時序顯示《手冊》與課程組織編排，絕無關係。若吳克儉此說真確，理論上，目前全港應無一本符合課程綱要的國教科教材，因為書商根據課程綱要出版教材，一般需時一年，既然沒有教材，教育局為何堅持開展期由新學年開始；若說學校、教師未及時自行編製教材，可以延後開展期，教育局就有卸責之嫌了。

《手冊》涉及國教服務中心，吳克儉還可以諉過外人，但是備受爭議的「愛國評核」評估問卷，完全由教育局主導，用以監察各學校教授國教科的效果，這份問卷設計偏頗，只要求學生機械地就愛國與否表態，國際同類問卷的人權、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內容，付諸闕如。教育局又公布全港學校評核的平均數值，未達「標準」的學校要自行檢討，勢必出現學校調整教學以求「愛國達標」的情。這個做法，大大限制了學生獨立思考及明辨是非的空間。

綜合上述情，吳克儉等官員的辯解，未能消除政府參與國教科洗腦等疑慮，因為整套國教科的設計編排，目的就是要灌輸學生愛國思想，有別於一般人以為只是加深認識國家而已，與教育局所謂培養學生獨立、多角度思考，更是大相逕庭。

「求大同、存大異」  各方才會共贏 否則皆輸

國教科已經污名化，若教育局按原定安排，很難順利推行下去，據知，以目前情，新學年會否有學校實施開展期，難以樂觀；另外，國教科事件已經溢出教育範疇，成為政治議題，若事態發展下去，影響將甚為深遠，還有是此事觸動了大多數市民的神經，他們感受到「香港正在被改造」，乖離港人一貫對「一國兩制」的認知，事態有可能演變至港人與中央在意識形態上的對抗。

梁振英政府就任未及一個月，國教科事件是曾蔭權政府留下來的，基於事態影響的廣度和深度，梁振英政府不宜單純地以政策延續性體待此事，必須以新思維，為國教科和相關事態尋求解套方法。我們期望梁振英政府做3件事：

（1）擱置開展期，教育局全面諮詢學生、家長、學校、教學團體等持份者。目前主流訴求並非否定國民教育，例如由家長組成的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已經表明並非反對國民教育，他們只是反對灌輸洗腦式的國民教育，關鍵在教材、教授方法與評核等問題而已，政府若真正並無洗腦之意，社會不難就此達成共識。

（2）教聯會之類政治立場鮮明的團體參與推動國民教育，必然引起偏頗洗腦的疑慮，事倍功半甚至適得其反，政府不能再倚賴他們，有關國民教育事宜，必須全面由教育局主導和掌控，讓一切都在公開透明下進行，才不會損害港人信心。

（3）梁振英應該向中央反映，以洗腦式推行國教科，不可能使人心回歸，只會引發強烈抗拒，使港人對中央更疏離甚至敵視，恰當做法是仿效當年鄧小平設計的對港特殊方針政策，「求大同、存大異」，尊重歷史，尊重現實，不迫使港人認同中國共產黨。若能做到這樣，學生、家長、特區政府和中央，都是贏家，否則，全局各方皆輸。

盧恩臨﹕學民思潮與兒童權利

最近學民思潮的同學積極爭取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但教育局長一直迴避與這些同學公開對談，在多番要求下，才與同學在商台節目中對談一小時，令筆者慨嘆局長對兒童權利的忽視。

《兒童權利公約》自1994年由英國延伸到香港至今，已實施了將近20年。根據兒童權利學者Audrey Osler的分析，兒童權利可分為三個P，即Protection（保護），Provision（供應）及Participation（參與）；

‧受保護權包括不被虐待（第19條）、免受經濟剝削（第32條）等；

‧受供應權包括享有醫療（第24條）、社會保障（第26條）等；

‧參與權則包括對影響自身的事項的發表意見（第12條）、言論自由（第13條）等。

可是，也許是受中國的傳統儒家文化影響，香港的成人普遍視兒童為受保護者，而非能夠自主的個體，因此他們較重視兒童的受保護權及受供應權，而忽略其參與權。

關於兒童參與權的最主要的條文是《公約》第12條，列明「締約國應確保有主見能力的兒童有權對影響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項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對兒童的意見應按照其年齡和成熟程度給以適當的看待」。由於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將會在中小學推行，因此所有將會接受國民教育的學生都是直接受影響者，學生絕對擁有發表意見的權利，甚至參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的制訂。兒童的參與絕不只是單向地發表意見，兒童權利學者Laura Lundy建議理想的處理方式必須考慮四個要素，包括space（空間）、voice（發言）、audience（聽眾）及influence（影響）。決策者必須給予兒童一個空間或平台（space）去發表意見，而且不應只是被動地接收意見，而是應該鼓勵兒童為其自身利益發言（voice），並且積極建設一個雙向的對話。此外，所有作決策的成人（audience）必須參與對話，用心傾聽兒童的意見，並按照其年齡和成熟程度給予適當的看待（influence）。觀乎學民思潮幾位發言人在城市論壇和其他公眾場合的表現，思路清晰、言之成理，可是，教育局顯然沒有主動建立一個平台讓學生去發表意見，在他們要求公開對談時，局長多番迴避後才只願意撥冗一小時在電台節目與學生對話，更遑論對學生的意見給予適當的看待。空間、發言、聽眾及影響這四方面的處理，教育局長無一達標。學生才是推行受國民教育科的直接受影響者，但他們的聲音卻被摒除在外，合理嗎？

筆者在這幾年曾到訪數間中學蒐集資料作研究，當中大部分中學都愈來愈重視學生參與校政決策的權利。不少學校的校長和訓導組老師會建立正式機制去蒐集同學意見，並親自與學生公開對談，就校規、學校設施及活動等交流，一方面尊重學生身為受校政決策直接影響者的參與權，另一方面可同時向學生解釋學校的憂慮及難處，建立充滿尊重、互信及歸屬感的校園氛圍，達至雙贏。一校之長尚且能尊重學生的參與權，一局之長為何不能誠摯地聆聽學生所言，並且給予適當的對待呢？其實，正如公民教育學者梁恩榮所說，雖然《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仍有不足之處，但已比《諮詢稿》進步不少，現今最大的問題並不在於《指引》本身，而是在於信任。從《指引》推出至今，先後傳出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檀傳寶教授編寫教材、國民教育服務中心編製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內容偏頗、國民小先鋒進行槍操和劍操，甚至吳克儉局長秘密訪京等負面消息，學生、家長、學者等對教育局的信任已蕩然無存，局長何不撤回國民教育科，將國民教育納入公民教育的框架內，再重新諮詢，讓學生、家長及學者參與制訂《指引》及教材，藉覑加強各持份者的參與和透明度，重新建立彼此的信任呢？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高級研究助理

 

灰記客: 爸爸媽媽憤怒了

由學民思潮發起的「反洗腦國民教育」運動，聲勢越來越大，過千家長聯署「爸爸媽媽齊來叫停國民教育」，登報發表聲明︰

…教育局頒布《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中的「國民教育」概念，偏頗、倒退和落後，未能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之餘，教學示範中更不乏荒謬和匪夷所思的例子，令我們感到擔憂和憤怒。…要求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叫停「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試行計劃，並且重新啟動全面的公開諮詢，以家長、前線教師和學生為重點諮詢對象；…我們不反對子女深入認識中國，但對中國的認識，應超越狹隘的國族主義，並引入更能與世界接軌的「公民教育」內容，包括探討公民在本地、國家及國際層面應擔當的角色，以及培養公義、和平、多元、包容、人權和民主等普世價值；我們認為，教育本來就應該著重培養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從多角度出發，客觀持平地認識國家的政治、經濟、歷史和社會狀況，同時教育學生理解和尊重多元民族文化。…

雖然灰記一向對港英統治無好感，認為港英時期的教育是扼殺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的填鴨教育(九七後則變本加厲，填鴨加洗腦，香港學生可算是全球最不開心的其中一群)，但灰記也不能抹殺港英時代成長的一代，多少有點國際視野，少一點狹隘極端的思維，而這種相對包容的心態，亦是香港之所以能成為國際城市所必須的。而這些家長最年青的也有在港英時期成長的烙印，眼見「洗腦國民教育」是在中共要求及「引導」下，香港傳統「愛國」陣營和黨人當道的特區政府聯合推行的「硬任務」，目的要製造一批盲目愛黨的「愛國」分子，必要時可以盲目排斥異己，排斥多元，為黨所用。他們為了自己子女的成長著想，「忍無可忍」地要站出來說不。

這種心態，其實與不少港人心態一樣，眼見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以至不講原則的建制派，越來越視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如無物，即共產黨在親共派的簇擁下「殺到埋身」，退無可退下所引發出來的「擔憂和憤怒」。

國民教育的偏頗、狹隘真是不勝枚舉，總之就是那幾句，「沒有共產黨，沒有新中國」、「祖國好，香港好」。不過，一直擅長宣傳的中共，隱瞞、扭曲歷史的事例也是不勝枚舉。來自傳統「愛國」陣營家庭的傳媒人安裕，就偏頗的國民教育，寫了一篇名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文章，當中就有對中共長期宣傳的抗戰提出質問。

在引述他的質問前，灰記要指出，很多當年跟共產黨走的人，都是為了出於單純的愛國心，希望挽救中國免於滅亡，而非擁護中共及中共所詮釋的馬列主義，如老愛國羅孚。至於他們今天是否覺得上當受騙，則各有各的修為吧。但中共式國民教育的欺騙性則並無改變，概中共在大權獨攬，沒有有力的民間監督以及建制制下，為所欲為，沒有反省歷史的誘因。

再回到安裕的質問︰

「…我只想問志切提供『正面資訊』那幾位教師﹕抗日戰爭是誰打的？這肯定是國民教育，連《義勇軍進行曲》也是從抗日戰爭催生出來，不可能不是國民教育了吧。我要的是一字一句確實證言，不要梁振英那種繞圈子式的，例如回答「基本上，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生死一戰」，然後拐個大彎說中共佔領多少敵後區，多少百萬人投入抗戰。我是問淞滬抗戰、武漢會戰、台兒莊戰役這些是誰打的。這三場戰役有勝有負，是中華民族拋頭顱灑熱血的戰鬥。淞滬會戰，中國出動六十萬軍力，日軍三十萬，中國此役兵力佔全國總軍力六成，李宗仁在回憶錄說，『所以淞滬之戰，簡直是以我們的血肉之軀來填入敵人的火海，每小時死傷輒以千計，是我們抗戰八年，犧牲最大、戰鬥最慘烈的一役』。這一戰打了三個月，中國軍隊陣亡十五萬人。十五萬是什麼概念，美軍在整場二戰東西兩戰線加起來死了二十九萬二千人。也就是說，一場淞滬戰役，中國死了美軍在整個二戰陣亡將士的一半。

抗日將領孫元良在口述歷史說，淞滬會戰、武漢會戰、三次長沙戰役、常德戰役、衡陽戰役、緬甸戰役，『殺得屍橫遍野，鬼哭神號，可是中共的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無一兵一卒參加……八年抗戰，國軍將官陣亡二百零六名，包括集團軍總司令兩名（張自忠、李家鈺）。與此比較，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一個團長都沒有陣亡……請問他們抗戰是怎麼抗的？』

這些多角度國民教育思考及內容，會出現在我們給孩子的課本裏嗎？」

如果說學習歷史和文化，認識中國現況及過去，才是自然培養「愛國情操」的正道(灰記本人則早已與愛國主義說再見)，抗戰歷史與國共恩怨，其實有很多值得讓下一代認知和評議之處，亦是學習的歷史上佳材料。但最重要能超越兩黨的黨派利益，才能有更中肯的認識。但現在的「德育及國民教育」都是中共主旋律的那一套，很難讓學生從不同角度認清歷史，只會繼續「無私、團結、進步」的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擊敗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和統一中國。雖然經過一些曲折，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經濟蓬勃發展，成為在國際社會有影響力的第二大經濟體系。

中共及其代理人其實並不真的希望學生真的深入了解「國家」，了解歷史，因為他們知道，經過真正深入的了解，中共的偉、光、正便會大打折扣，甚至被顛覆。所以「適可而止」的「洗腦」才合他們的脾胃。因此，教育局反智地建議初中不用教授歷史；因此，教育局依賴「愛國」團體制訂那本不堪入目的中國模式的國情手冊，向中小學推廣。

至於官方及建制中人，如那位曾掌管教育的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說甚麼家長反應太激烈，學校有彈性推行國民教育，不存在洗腦問題，有甚麼家長可向學校反映；或者香港社會開放，不存在單方面灌輸等的辯詞，都是逃避回應問題，都是把香港人當成白痴。他們的如意算盤是，頂得住社會上的反對聲音，把國民教育強推下去，假以時日，必有收獲。只要有三、四成學生被「培養」成「國民小先鋒」，再加上到時23條立法「水到渠成」，政客們，包括泛民政客進一步受收編，傳媒進一步自律，順民社會便可大功告成。這是中共要全面掌控香港的其中一步棋，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盲目愛國主義的禍害屢見不鮮，國共都以「愛國」/「革命」之名迫害過無數人民。而德國的納綷主義和日本的軍國主義都曾令本國和別國人民受苦受害。慘受核爆之苦的廣島人，對日本的愛國教育最有意見。灰記看過一則2003年的有關新聞，由《明報》轉載︰

「今年(2003年)3月自殺的小學校長敬德和廣（譯音）和在7月初輕生的廣島縣教育委員會副主席山岡勝吉（譯音），均曾公開反對強迫學校升國旗和唱國歌，而這兩種做法正是日本政府近年積極要年輕人重新認同本身價值的舉措。文部省早於1998年要求各縣教育委員會整頓縣內各學校，限定在開學日和畢業典禮必須升國旗和唱國歌。1999年2月，廣島縣立世羅高等學校的校長，由於牽涉入是否在畢業禮唱國歌的爭論而自殺，此後縣內有122名初中、高中教師因反對在畢業禮升國旗和唱國歌而被懲處。…

福岡縣的教師便拒絕在學生成績表上，為他們的「愛國程度」評分。一名退休校長表示：「愛國主義在戰爭或國家發生危緊事件時很吃香，就如我們看見布希在戰時的支持率劇升一樣。但這樣的愛國主義很危險。」

日本的部分教育工作者汲取軍國主義的教訓，堅決反對「愛國」教育，雖然以自殺方式未免「悲壯」了一點。相反，香港最大教員工會，號稱泛民的教協，在反對強推國民教育上，態度低調及漠糊得多，要待學民思潮及家長們強烈表態後才加入抗議行列，其領導層之保守和後知後覺可見一斑。

從捍衛一國兩制的角度看，叫停國民教育是重要「戰役」，如果能迫令教育局停止九月的「試驗」，甚至驅趕那位漠視香港自治，漠視香港一制的尊嚴，秘密到北京「求救」或「領旨」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下台，可增強香港人捍衛高度自治的信心。未知學生、家長、教師以至市民是否有此共識，團結抗爭，從反洗腦國民教育，反填鴨式考試主導教育開始，建設新的「香港價值」。

 

盧峯: 洗腦教材比有毒奶粉更可怕

歌手黃耀明先生說：「我不想我們的下一代在狹隘的民族主義下成長。這些似是黨教育，不像國民教育……不如不要急住通過，大家可以再討論、再諮詢一下……」

名模馬詩慧小姐說：「身為香港人也即是中國人，我們的下一代應該要認識祖國及她的歷史，但他們更有權知道及認識客觀、不偏不倚的歷史事實真相！」

過千名家長及市民在報上刊登聯署聲明，「要求立即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叫停『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試行計劃，並且重新啟動全面的公開諮詢，以家長、前線教師和學生為重點諮詢對象。」他們又要求，在諮詢未有結果及結論前學校不應在九月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我們認為，家長、市民要求暫停在學校開展國民教育，重新就課程指引進行諮詢實在合情合理合時，特區政府沒有理由拒絕，更沒有理由在九月開學時強推國民教育課程。

關心子女身心健康是父母的天性天職，關心子女的學習是家長不可也不會推卸的責任。當市面出現有毒食物，有毒奶粉，父母、家長不但會立時停止購買使用這些產品，更會奔走相告，網上互通消息，希望不管是自家或別家的孩子都不會受害。今次擺在香港家長、父母面前的是比有毒食物、「大頭奶粉」為害更大更深遠的洗腦教材，家長、父母怎能不全力抵制，怎能不要求政府停推課程，停用相關教材呢？難道家長、父母要坐視孩子被謊言假話及揑造的事實荼毒嗎？

那位自甘墮落，主動放棄高度自治，親身上京與內地官員商討國民教育的新任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說，國民教育已諮詢多時，沒有理由再拖延；又說課程目標是培育學生獨立思考，「明辨是非」，跟香港的核心價值完全一致。首先，這位吳局長與京官商討完全屬於香港內部事務的中小學課程問題已完全違反一國兩制，已不符合《基本法》的精神及原則，可惜立法會已經休會，不然議員應動議譴責吳克儉及要求他引咎辭職。至於他說國民教育科已諮詢多時不應推遲更是昧着良心的話，更是完全無視家長、父母、孩子的憂慮。

是的，教育局較早前無疑曾就「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諮詢幾個月，但有關諮詢只像走過場一樣，沒有積極推動家長參與，沒有積極牽起公眾討論，令重要的持份者特別是家長對課程內容一無所知。更惡劣的是，教育局原來一直以公帑資助某些機構出版水準差劣、偏頗、失實甚至謊話連篇的國民教育教材供學校及老師使用。要知道市面上可用的教材不多，老師選擇有限；再加上這些洗腦教材得教育局資助及認可，無形中令它們更容易進入學校，更容易成為學生上國民教育科時候的主要參考資料。當家長看到自己的孩子將要被迫吸收有毒教材，當父母看到孩子將要被謊言日夜洗腦及長期蒙蔽時，他們怎能不奮起反對，怎能不要求暫停開設國民教育科呢？

曾掌管教育政策的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知道大批家長聯署反對國民教育科後說，家長的反應太激烈了。我們不知道甚麼時候開始，和平理性的表達意見及聯署聲明已變成激烈行動。但我們知道，洗腦教材跟有毒奶粉一樣可怕，一樣會傷害孩子。為了保護孩子，我們堅決要求暫停推出國民教育科，並建議就課程的宗旨、設計、教材重新作全面諮詢再決定如何及何時推行。

梁恩榮、盧恩臨﹕「國民教育」與獨立課時

筆者曾在7月3日《明報》「觀點版」指出，在當代公民教育的論述中，公民是指「多元公民」，國民只是多元公民的一個環節，故此，公民教育是一個比國民教育涵蓋面更廣闊的理念；而國際文獻也指出，在一個民主社會或民主制度在發展中的社會，帶有排他性的國民教育必須定位在包容性較強的公民教育的框架下。因此《德育與國民課程指引》仍堅持以國民教育命名，是缺乏理據的。在下文的討論，我們會採用公民教育的命名來討論獨立成科的問題。自《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諮詢稿》發布以來，教師一直對推行公民教育是否必須獨立成科也有不少爭論。我們認為是否用「科」來命名並不重要，最重要是必須有獨立課時。

「公民」的定義

因覑香港公民教育長期的非政治化，不少教師理解公民教育為道德教育和價值教育，以為只需要教學生堅忍、誠實和包容等私德，已經算是完成了公民教育。因此，他們認為透過身教或在課外活動推動公民教育已經足夠，並不需要在課堂中教授，更加不需要獨立課時，故此任何教師都能應付自如，也不需要專門的培訓。其實，這是對公民教育的誤解。「公民」的定義是「在政治群體裏，按法律擁有權責和相關認同感的成員」，故此，政治教育才是公民教育的核心。因此，公民教育除了個人修養、道德、人際關係等外，更重要的是相關的政治知識和概念，例如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的學與教，並且要將這些觀念應用於不同範疇。例如在分析中國的民主進程時，必須知道什麼是民主、各種不同的民主制度及中國的政治現，才能討論中國的民主制度該怎麼發展。公民教育不單有豐富的知識內容，其所涉及的價值都是與公共領域有關的道德價值，大都牽涉較為複雜的概念，例如公義、和平、人權、愛國等。由此可見，必須有獨立的課時教授，否則不可能有效地進行上述知識和價值的學與教。

也有一些教師擔心若公民教育獨立成科，課程及上課模式會變得沉悶及沒有彈性，其實這也是一個誤解。在教授上述的知識和價值時，在傳統的講課外，老師可採取多種不同的教學模式，當中有不少是生動有趣的，常用的包括「爭議性課題教學法」、「體驗式學習」、「服務式學習」、「價值澄清法」和「道德兩難」等，若有需要，更可引入「倡議取向」的非政府組識協助教學，這些教學法都可令學生在各種不同的活動中同時學習公民教育知識和體驗及實踐所學。明顯的，若要有效運用上述教學法，獨立的課時是必需的。

上述的討論清楚指出獨立課時的必要，至於如何騰出課時，筆者認為應由學校自決，估計大都是將現存與學習相關的知識和價值的課時重整，加強一直被忽略的環節，特別是政治方面的學習。但更重要的是老師能掌握上述的政治概念和與公共領域有關的道德價值，及能靈活運用上述教學法。換句話說教授公民教育的老師一定要有相關的專業培訓，才能勝任。英國最近一個學術研究的結論可作為我們的借鑑，它指出一些公民教育成效較理想的學校推行的公民教育具有以下的特點：

第一，公民教育必須在獨立的課時進行，而每星期必須至少有45分鐘的課時；

第二，教師必須曾經接受公民教育或相關的培訓，一般德育和個人及社會教育的培訓也是不足的；

第三，必須設立考核。

本文已詳細討論第一及第二點。至於第三點有關考核方面，在香港是最具爭議的，留待有機會再深入探討。

作者梁恩榮是香港教育學院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副總監，盧恩臨是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高級研究助理

梁恩榮、盧恩臨: 港人的公民身分競逐何去何從﹖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博士自1997年起每年最少進行兩次「市民的身分認同感」民意調查，一向以來都「相安無事」，但最近一次的調查受到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公開批評，指調查將港人的身分分為「香港人」、「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等8個選項，是「不科學」及「不合邏輯」的。筆者認為郝先生的批評並不合理。

公民身分可以從主觀和客觀的角度來理解。客觀角度是指以客觀準則決定一個人的公民身分，當中最重要的是「法律地位」（legal status），舉例說，假若我們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則我們既是香港公民，亦是中國公民，而主觀角度就是指身分認同感 （identity）。

「法律地位」與「身分認同感」

從客觀角度來看，郝先生指香港人理所當然地是中國人是正確的，但是，很多時個人的主觀感受與客觀事實並不一致。鍾博士的民意調查是從主觀角度來分析 市民對不同身分的認同感，當然有機會出現與客觀事實不盡相同的情。這正是郝先生忽略之處。其實，深入了解港人抱持不同的身分認同的主觀原因，再對症下 藥，對於加深港人對「中國人」的認同有莫大裨益。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多元身分認同」並不罕見。一個人可同時屬於不同的政治群體，這些不同的身分認同可以是階級性的（hierarchical），甚至是互相競逐的（competing）。簡單來說香港公民的身分認同大致可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一直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公民；

‧第二種是一直都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公民，這些公民在外在壓力和經濟誘因下，仍然堅持香港人的身分，一旦面對強加的外來挑戰時，不但不會屈服，反而會作出反彈，他們所堅持的「香港人」身分會變得更加清晰和更具抵抗力；

‧第三種是認為自己擁有雙重身分（「香港的中國人」或「中國的香港人」）的公民，他們大都採取了「分隔」的策略 （compartmentalize）來處理雙重身分所引致的張力，在經濟和文化方面會認同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傳統文化，但在政治方面則認同西方的政治文 化，重視自由、法治等價值。

香港回歸中國後，隨覑香港與中國在經濟等方面愈走愈近，港人對中國的認同感應該逐漸加深。但是，從鍾博士是次的調查結果顯示，港人對「中國人」的身 分認同感跌至12年新低，這正正響起了警號，提醒中央政府反省對香港的管治策略。要提升港人的身分認同，應減少負面因素（Duckitt，2003）和加 強正面因素（Huddy，2003）。如上文所述，由於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公民一旦受到外來的壓力，不論是真正的壓力還是感知的威脅 （perceived threat），都會作出反彈，更加堅持自己的「香港人」身分。中央政府打壓言論和示威自由、企圖利用國民教育灌輸「愛國精神」等做法只會令認為自己是 「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或「中國的香港人」的公民更加疏離和採取更強的「分隔」政策。從此角度來看，郝先生對鍾博士的研究加以批評打壓，只會弄巧反 拙，令港人反抗心更強。因此，中央政府應停止一切打壓維權人士等引起負面影響的行為。

受到外來壓力 更堅持「香港人」身分

此外，Huddy（2003）指出若兩個群體能分享共同願景及共同參與實現願景，有助拉近距離及加強融合。在經濟的層面上，中國已成功躋身國際舞 台，若中央政府能更積極落實「一國兩制」，重視香港的特色，即是尊重法治、人權和自由等普世價值，並確認和珍惜香港在促進中國與國際價值接軌上的貢獻，相 信更有助於加深港人對「中國人」的身分認同。

Duckitt, J. (2003). Prejudice and intergroup hostility. In D. Sears, L. Huddy, & R. Jervis (Eds.),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pp. 559-600).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ddy, L. (2003). 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ohesion. In D.O. Sear, L. Huddy, & R. Jervis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pp.511-558). New York, Y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梁恩榮是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副教授，盧恩臨是高級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