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本來是特首梁振英推動房屋政策改革的「旗手」，本來是對香港未來發展起關鍵作用的諮詢組織。誰知道委員會出師不利，未開會、未正式開展工作就被多個成員批評得體無完膚，包括指委員會權責不清，透明度不足，脫離社會。有成員更擔心委員會淪為橡皮圖章，只擔當為政府政策鳴鑼開道的作用。到昨天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後，身為委員會主席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先生不但未能有效回應成員的批評，澄清疑慮，反而讓人更覺得這個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職權範圍不清不楚，隨時變成無用的橡皮圖章又或是橫衝直撞的四不像。
根據張先生的說法，督導委員會將會集中研究及評估各階層市民對房屋的需求，然後考慮如何滿足不同的需求，並對長遠房屋需求作預測及建議。表面上看，這樣的職權範圍相當一般，沒有甚麼爭議性。但只要多想一下就知道委員會的工作範圍太片面，太偏狹，根本不明白房屋問題的複雜性，更不要說提出甚麼全面、有效的長遠房屋策略了。
首先應該看到，房屋的需求與供應量分不開的，特別在私人住宅市場，房屋的需求往往受到供應左右。九七回歸後前特首董建華推出八萬五政策，定下每年興建三萬五千個私人住宅單位的目標。龐大的供應既令市場突然充斥大量單位，也令樓價拾級而下。在樓價趨跌、供應不斷的預期下，市民包括初次置業人士放慢入市的腳步，對住宅的需求因此而大幅下跌，不管是私人樓宇或居屋都出現大量空置的情況，過萬個居屋單位更因此而丟空近十年。由此可見，任何房屋策略必須是供應及需求雙管齊下。偏偏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卻只談需求不談實質供應，更不提如何分配及規劃土地。這樣的房屋策略跟空談有甚麼分別呢？
此外，香港是個變動迅速的城市，過去幾十年來從政治到經濟到社會到人口流動都在急劇轉變。單從人口流動來看，八、九十年代的移民潮固然影響對住屋的需求，九七年後部份移居海外港人回流加上每日一百五十個單程證名額同樣改寫了香港的人口狀況及住屋需求。換言之，香港的人口及住屋問題經常受外來的突變因素影響，不容易估計，不容易預測，更難以從過去的經驗或歷史作推論。未來十至十五年有多少雙非嬰及家人會來香港居住及生活就是個極大的未知之數。政府及督導委員會要準確預測長遠的房屋需求實在談何容易。
同樣令人擔心的是，特首梁振英在選舉期間已表明要增加住宅供應，要增加公屋建屋量以滿足市民要求。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在缺乏外界監察下，督導委員會很容易受政府的資料、想法及政策左右，難以客觀評估及預測市民對住屋的需求，容易出現高估需求的情況。
顯而易見，在香港這個變化迅速的社會，長遠住屋需求的變化是難以捉摸，難以把握的。九七年的時候，誰也想不到六、七年後會有大量私人住宅及居屋空置的情況。○八年金融海嘯後，大家都想不到住屋需求如此殷切，買樓變得如此困難。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若不了解香港房屋問題的複雜性，不了解樓市的急劇波動，輕率提出像八萬五般的硬性指標，那它將帶來另一次樓市大震盪，將令香港社會及經濟付出沉重的代價。
邵力競：港官為何沒有政治論述能力？
「想像力比知識重要。」——愛恩斯坦
上次我在拙文（〈沒有研究，何來長遠政策？ 〉，刊8月21日）指出港府處於被動，是因為喪失了對社會發展方向的「論述權」。論述權的「權」字很有趣，它不是具體的法定憲政權力，而是主導意識形態的軟實力。一位從事金融業的大學同學回應，這是因為兩屆特首和高官們都缺乏理解真正問題所需的知性深度與視角。
我同學說對了一半。的確，我們缺乏這種深度與視角，但與其把問題簡化為AO文化，或者對特首的個人批評，倒不如說，這是我們集體的悲哀。
高官不能，不見得政客能；董、曾、梁不能，不見得反對派能。從前西方的貴族青年，為了準備從政、出任公職，要學習哲學、歷史和修辭學。
主流文化 不諳思辯
現代的，不是念歷史（如彭定康）也起碼是念法律的，因為政治的最高層次，必然是關於意識形態的、務虛的、形而上的、概念的、思辯的，能掌握這些，才具備政治論述的能力。如果要具體例子的話，看看最近關於「國民教育」的爭論便可。
可 是，偏偏這些東西就跟香港社會主流文化沾不上邊。香港的精英非擅此道，對此不無輕視甚至鄙視，普羅大眾就更是不甚了了。好像我同學是念數學的，重視抽象的
邏輯概念，慶幸不做火箭專家還可以做財務模型（financial modeling），總算有點用；如果閣下念古典（Classics）——這在英美傳統大學裏還真不少——在我城的精英看來，簡直是浪費時間。
普羅大眾要為生活籌謀，可以理解，但是，有閒階級也是如此，就真讓人費解了！如果說精緻文化是有閒階級推動，何故我們就只有Gucci、Chanel呢？
從 政的人，本來就該有點歷史文化底。從純功利角度看，哲學令人深思、歷史令人睿智、文學讓人能言善道，可是，偏偏幾年前便聽說我們的大學要陰乾歷史系，我們
的中學取消了中國歷史科，我們專賣文、史、哲的書店挨不過貴租，躲上二樓後還是難逃厄運；如果閣下成績不好，不幸報不上工商管理而要進數學系的話，最好還 是多選點應用數學或統計學吧！
房謀杜斷 各擅勝場
這幾年香港社會好說核心價值，其實想想，那是挺可笑的。在我 們最自豪的八九十年代，何來有誰去說什麼價值呢？現在我們經濟衰弱了，給人家瞧不起了，卻忽然「價值」起來。不過，遲到好過無到，只是我們的核心價值從來
就是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短期行為、即食文化；我們的企業，長於市場營銷與削減成本，而非產品或服務創新；我們的政治人物，重視政治化妝多於政策思考，遑 論政治理念的論述。
近年我們教育提出的批判思維、獨立思考，只是為了迎合國際評級潮流，以及僱主要求，要是真有人天真地用獨立思考來批判社會，便很難見容於職場了；就連充斥媒體的女性擇偶條件，無論是鼓吹、還是煞有介事地批判一番，都是出於提高收視率的搞「噱頭」。
在這麼一個急功近利而且思考單一的社會，卻去祈求政府能有長遠思維，不是緣木求魚又是什麼？我們是否只看見當權者（從前是政務官，今天是問責官）眼中的刺，卻看不見自己眼裏的樑木？批評政府缺乏政策研究的反對派，有否做過研究？又或者起碼是「為何我們缺乏研究」的研究？
朋友打趣的說，香港其實是一個不大尊重知識的「知識型」社會。上次文章我已說過行政部門沒法投放真正資源，從事深層次、闊視角、遠距離的政策思考；以上的討
論正好引出另一個問題：行政部門資源既乏，人才亦缺。這絕對不是說政府裏面沒有人才，而是人才傾向單一化，而且配置錯位：機構需要的才能各式各樣，長於交 際應酬的，不一定有執行計劃的紀律性；執行力強的，不一定有太多的創新思維；有創新思維的，又不一定決斷力強。
接觸過管理的人都知道，有些人適合做謀士，有些人適合做統帥；兩種才能兼備的不多，因為做謀士的人必須有相當高的知性，喜歡掌握資訊加以分析，各種千奇百怪可能性想得愈多愈好；但做主帥的往往須在欠缺資訊的情況下憑直覺和勇氣當機立斷。古人所謂房謀杜斷，人盡其才也。
通才專才 難定優劣
進行各種情景規劃、策略思考、應變方案的人，需要把各種可能性想通想透，需要想像力多於執行力，甚至最好有點天馬行空。但是，港府政務官的招聘雖云通才，其
實對這方面不算重視，對此我已多有論述，不贅；要補充的是，近年常見政務官的配置，把長於思考的人派在需要應酬的位置，叫喜歡交際的人去寫文件，當彼此都 心疲力竭時，卻歸咎於那些人的能力甚至性格有問題，久之讓人離心離德。這種人事管理，是出於行政考慮還是資源掣肘？或者尚有改善空間？
1998
年禽流感和亞洲金融風暴兩大危機過後，社會上有人反思政務官缺乏專業知識的問題。通才專才孰優孰劣，永遠難有定論；殖民地時代可能把政務官過分吹捧，目前
對他們的批評又過度嚴苛，兩者都有偏頗。前中央政策組組長蕭炯柱曾以親身經驗說明，即使回歸前政務官也有分流（streaming），以培養官員累積某方 面的政策專長【註】。個人印象是，近年某些政務官的位置已有事務官化的傾向，一個人在一個位置上的時間愈來愈長（長至五六年並不出奇），而且幾年後可能又
會調回和原來職責相近的崗位，這可彌補問責官員缺乏行政經驗的不足，無可厚非。
不過，這只是有利於公務員對相關知識的累積，始終不是我要針 對的策略性應變思維；有的時候知識愈多的人，想像力反而受限。這裏我要強調的是，與坊間猜測不同，港府不是沒有政策研究能力，但是要搞清楚是哪方面的能
力。如果說對現實的掌握，比如說如此如此會否違反法律、財政能否負擔，政府內部的能力絕對勝任，比起反對黨派以至傳媒學者更有優勢。但是，如果你說要走出 既定框框，或者好像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講的「範式轉移」，便非一般公務員所長了。如何更好把兩方面的強項結合起來，是任何關心香港前途的人需要研究的課
題。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
註：這是去年蕭炯柱在香港教育學院公開講座上的發言，講座題為「公務員體制、公共行政與政務官文化：優勢與挑戰」，由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主辦。按照他事後對筆者作的補充，他個人經驗所指的是首長級政務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