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韜文﹕外因化是打壓佔領運動的基本框架

框架分析是傳播政治學近20 年來較受注視的理論和 方法。所謂框架，是指傳播者透過資訊的選擇和強調對事物的概括描寫。框架是我們溝通時省時省力的必要手段，也是我們詮釋和理解世界的根據。新聞是關於新生 事物的報道，自然適用於框架分析。在各類事物中，社會運動更具爭議，這是因為社會運動框架往往是各種社會力量拉扯爭持的結果，是以不少學者皆以框架分析來 研究社會運動與公共論述的關係。


歸因是為運動定性的基礎

佔領運動發生至今已有1 個多月，當中衝突此起彼伏，至今尚未解決，仍 然受到國際、大陸及本地傳媒高度的關注。在對佔領運動的新聞框架中，一直揮之不去的是歸因問題。什麼原因導致運動的產生，其目的為何？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提 問，也是所謂「定性」的問題。對這個問題有了答案，對應的態度和方法自是應運而生。

無論是從運動形態和規模來 說，佔領運動相信都大出各方意料，遠遠超乎佔中三子的想像。雖然本港的商業媒體有不同的政治取向，但是從它們早期的報道和分析來看，它們大體上還是強調運 動的自發性，肯定學生爭取民主的目的。這裏所說的自發性，也包括偶然性，是指政府最初對政總抗議者的孤立策略，把前去聲援的市民堵塞在海富中心和政總附 近，引致人群倒流入夏愨道和干諾 道中，警方繼而向聚集的人群發放催淚彈，最終激起民憤，引來更多的佔領者和社會同情。凡是對學生、佔中三子有認識，並對現場動態有所了解的人，大概都會同 意，以上種種不是任何人所能部署計劃得來的。自發性另一個表現是參與者是否經由組織動員而來。筆者後來對佔領運動的參與者做過現場調查（詳細結果容後發 布），發現大部分參與者確實是透過朋輩網絡動員或個人自發參與的。運動的目的雖然可以細分，但是大項則十分清楚單一，就是要爭取更大的民主，即是包括候選 權平等的「真普選」。


口實多於真實

本地及國際傳媒都傾向把運 動看成是自發的，所強調是中國和香港的內部成因。對比之下，外因化則是中國大陸傳媒及本地左派傳媒所採取的主要框架。所謂外因化，就是把成因歸結到中國和 香港社會系統外部。佔領運動爆發不久，中央傳媒及個別領導人就已 經對佔領運動逐步定性為外力顛覆的結果。其實，外因化的做法在佔領運動發生之前已經埋下伏筆，見諸中國官員及白皮書對外國勢力對香港政改「指三道四」的指 摘，並且多番強調政改要聯同國家安全一起考慮。佔領運動爆發後，中央透過《人民日報》評論員和中央要員表示佔領運動的目的在於奪權，是顛覆中國的顏色革 命，示意西方乃幕後黑手，甚至認為走向港獨是運動的最終陰謀。

不同的框架有不同的說服 力，主要視乎框架是否具有實證基礎和符合公共論述邏輯。如果我們以這些標準來衡量中國傳媒外因化的框架，它們大多是指控式的，缺乏有力的證據和論述邏輯。 至少，它們是強調一點不及其餘。目前的「證據」大體 上是指美國一些基金會對民間團體的資助、港人與美國官員及前官員的交往、部分西方國家對香港民主的口頭支持、個別人士對民主黨派的資助等等。從香港自由的 角度看來，這些「涉外」活動都是合理的、正常的，不構成任何主導佔領運動的成因。特區政府一向傾向把佔領運動看作是部分激進市民爭取民主的集體行為，但是 隨着中央外因化加快的步伐，梁振英最後也表示佔領運動肯定滲透着來自全球各地不同國家的外力，箇中詳情到適當的時候才會透露。外國勢力有什麼石破天驚的陰 謀，這些還有待特區和中央政府「舉證」。到目前為止，外因論更多像是中共意識形態的反射性投影、是嚇唬別人的手段，是為政權可能「亮劍」的輿論準備。


內因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

中央傳媒和領導人現在強調外因對佔領運動的作用而輕視內因。這是十分危險 的傾向。在沒有充分證據證實外因的主導性之前，我們應該科學一點，認真探究引起運動的內部成因，這樣對運動的認識才能接近真實，才能知所應對，最終才能從 中有效總結，解決重要的社會問題。港英政府當年遇到重大社會衝突，包括1967年左 派暴動，它都能認真總結，從而就香港的社會問題對症下藥。數十年前的殖民地政府，尚且懂得內因是造成社會衝突的基本作用而有所反省，難道深諳毛澤東思想的 21世紀的共產黨人在這方面尚有不及？這次香港政改諮詢途中殺出如斯龐大的佔領運動，相信也出乎中央的預期，當中應有相當嚴重的誤判成分。如何可以減少誤 判？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高估外因對佔領運動的作用，切實把探索的注意力回歸內部因素。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

陳韜文﹕《環球時報》與香港公共論述

《環球時報》在香港的知名度一向不高，但是近年由於它經常以較「出位」的言論觸及香港的議題，從而獲得香港傳媒的引述和轉載，引起各界的注意。有趣的是香港傳媒在引述它的時候，往往註明《環時》是「官媒」。香港的傳媒大概以為它是黨政喉舌，反映中央的取態，言論有其權威性，所以值得報道。

《環時》是否代表中央的官媒？箇中情况沒有想像那樣簡單。

一份官媒的市場化子報

《環時》是中國大陸一份甚為暢銷而富爭議的報紙。從組織安排以及自身定位來看，《環時》是《人民日報》屬下面向市場營運的「子報」。《環時》的前身是《環球文萃》，由《人民日報》國際部於1993年成立，目的是為了該部員工創造收入，內容則以外國明星獵奇及逸聞趣事為主。到了1997年，《環球文萃》更名為《環球時報》，逐步走上如今國際新聞原創報道的方向，近年更涉及國內議題，高調介入國內外輿論。由於《環時》是帶有牟利性質的子報，有一定的空間讓它摸索出一套有異於官方機關報的鮮活語言和立論方式，雖然不時受到知識界及自由主義者的非議，仍能在中國的傳媒生態中找到獨特的位置，成為中國大陸輿論的一方平台。

况且，由於中央有領導人個人風格之別、黨內有派系之分，而《環時》畢竟不是中央的機關報刊，沒有必然的直屬關係，是以它的官方代表性不能視作當然 。《環球時報》與中央政府或宣傳部門的關係不能一概而論，因為彼此言論有時有意或無意地互相呼應，說出權力中心想說而不便宣之於口的說話，創造出硬推政策更大的空間。不過，有時彼此協調的痕迹不甚明顯，《環時》甚至間中幫上倒忙。

無論《環時》的語言有多鮮活，或是它的官方代表性有其不確定的地方，它歸根結柢是從屬於中共的宣傳系統，編採運營的權利來自官方，言論自是不能逾越中央意識形態的底線。在黨的框框之內，《環時》的言論總體上是左傾，偏向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國家主義、現實主義，認為中國太複雜和特殊而不能引進西方一套。政治上，《環時》固然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連西方所標榜的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也一併排拒，認為這是西方演變中國的工具。在寧左勿右和強調政治現實的國度裏，《環時》就算是說過了火，也不會構成重大的政治錯誤。

中港輿論交鋒的不對等關係

《環時》的輿論四面出擊，對香港的關注也愈來愈大，以保守而激進的言論直指特區議題。它的總編輯胡錫進最近訪港時曾表示會在這裏設立記者站，投放更多的編採輿論力量。近一年來，無論從香港的文化認同問題，到反國教運動、佔領中環、大陸旅客便溺等政治社會問題，以至《明報》前總編輯被斬等議題，《環球時報》都有所評議。這跟回歸之初，中央為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而不容官員及傳媒對香港「說三道四」的情况，顯然已產生巨大的改變，《環時》似已成為北京介入香港公共論述的標兵。

本來在有新聞自由的一國之內有不同傳媒對外界事物有不同的意見，實屬平常。不過，由於中共壟斷了中國大陸正規的輿論空間，嚴密控制有關香港消息的來源之餘，還壓制民間的異聲反調，是以當正規傳媒對香港議題默不作聲而《環時》卻可頻密出擊的時候，它的社會影響跟其子報的身分變得不成比例，成全了它在香港公共論述中扮演「介入者」或「干預者」的角色。對比之下，香港內部的傳媒非常多元化，固然包括以中共喉舌為己任的傳媒，也有親建制，以至標榜獨立客觀的傳媒。從公共論述角度說，很多有力的香港觀點在內部公共論述中既已互相抵消，再任由一音獨大的中央有選擇性的挪用和抨擊，遂構成輿論結構上的弱勢，形成中港交流的不對等關係 ，這對於依靠輿論向中央爭取權益的香港甚為不利。

誰代表中央？

由於《環時》標榜的是較為狹隘的民族主意或左傾意識形態立場，所以在言論上很容易與香港的主流價值產生矛盾衝突。例如，香港學者視為平常的文化認同研究，《環時》把它上升為政治問題；港人認為是維護獨立思考的反國教運動，《環時》認為是港人受到西方意識形態洗腦所致；港人把佔領中環視作公民抗命，《環時》傾向把其視為暴民亂港的一環。如果《環時》反映的都是中央的意見，那把它正名為官方喉舌也無妨，因為那是透明的做法。否則，模糊曖昧的狀態容易引起港人對中央的誤會，無利於中港關係健康的發展。

其實，誰代表中央就香港議題發言一直模糊不清，因為當中有中央官員，也有來自北京及本地各式各樣的「護法」，有中聯辦官員、特區官員、也有「土共」的代表人物，更有《文匯報》、《大公報》等左派報刊，以至人大政協代表和今天積極介入香港公共論述的《環時》。為了政策的連貫性和清晰度，中央應該以透明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權威，適宜跟狐假虎威和渾水摸魚之輩劃清界線，減少坊間誤會。香港傳媒也有責任搞清楚發言者的身分地位，這樣才能恰如其分對待各方言論，使市民更清楚知道輿論形勢和自己的論述對象。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

陳韜文﹕限制查冊打擊資訊自由

新聞自由是香港公認的核心價值，一直為港人所珍惜。不過，自回歸以來，有關香港新聞自由的評價，每況愈下。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公布《世界新聞自由指數2013》，香港的全球排名為58位，相對於2002年的第18位，下滑了40位，已落後於台灣、日本及韓國等亞洲國家及地區，跌幅可算驚心動魄。

新聞自由倒退的最主要原因是業界因權力中心的統戰及震懾而進行的自我審查，其次是政府以行政手段收緊資訊發放及阻礙傳媒採訪。最近政府推出《公司條例》附例，試圖限制傳媒及市民查冊的權利，這是以立法方式收緊新聞自由及資訊自由的舉措，令人倍感不安。

香港一向享有公司查冊的自由，新聞工作者借此得以揭露官員以至個別人士蒙騙欺詐、利益衝突和逃避董事責任等不當行為，有效發揮他們監察政府及社會的功能。根據新的法例建議，董事登記冊所刊登的將只是董事的通訊地址及局部身分證號碼。由於香港同名同姓的情況甚為普遍，加上所報地址不是個人化的住址，董事身分的核實將變得甚為困難。新聞界最講求的是資訊的準確性，對具名的指控不得不小心謹慎，是以修例等於是廢了傳媒大半的武功，使偵查報道難以進行。新聞自由的前提除了資訊發放的自由以外，也有賴於資訊是否可及。只有確切的董事身分資料，新聞調查才不致淪為無米之炊，傳媒才能順着新聞線索而追尋到底。

事態十分嚴重

新例對新聞自由的打擊可以從新聞界強烈的反應得知。在政府透露限制查冊建議後，香港多個新聞團體和1700多名新聞人員及新聞系師生同心一氣隨即登報反對，無論是從人數及反應速度看，事態無疑十分嚴重。

政府或者看到強大的業界反彈，繼而放出新聞傳媒可以獲得豁免的消息。不過，豁免傳媒並不能使人釋懷。首先，在新媒體衝擊下，傳媒生態已經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媒體與非媒體的邊界已經模糊，個人媒體有時也帶有大眾傳媒的屬性，傳媒正在被再定義之中。如果政府一意孤行，將來關於傳媒定義的爭議一定此起彼伏，相信政府屆時又會陷於輿論壓力而後悔莫及。說到底，新聞自由是指個人在製作、發布和接受新聞的空間，試問政府如何能只顧傳統傳媒而剝奪市民應有的個人權利呢？

保護私隱大概是提出修例最主要的出發點，並以此作為平衡知情權的根據。法律無疑有時是不同權利之間平衡的結果，但是私隱在這次立法中的平衡作用並不顯著。限制查冊的附例不但關乎新聞自由，也與具更廣意義的資訊自由有關，並關乎公共利益的實行。公司是社會組織，董事有其責任承擔，去向也關乎社會公眾利益，應有恰當的透明度，是以董事身分私隱的重要性實在難以相提並論。如果一定要說平衡，私隱要與知情權、新聞自由、資訊自由和公共利益放在一起對比，才能恰如其分地加以定位。

香港一向奉行查冊自由，運作良好。國際上，連新加坡那樣新聞保守的社會也採取開放的態度，更不要說與其他較為開明的西方國家比較。資訊自由，保障公民的權益，是世界共同的趨勢，哪有現在特區政府欲走回頭路、逆潮流而動的道理？無論是為了保護我們的知情權，或是為了香港的國際聲譽，我們希望特區政府從善如流，不要畫蛇添足，以新例限制查冊，進一步侵蝕香港社會最所珍惜的新聞資訊自由。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

陳韜文﹑李立峰: 反國教運動與政治傳播的動向

回歸已有十五年，期間發生抗議事件多不勝數，但論規模、持續性及深刻程度，除了2003年的七一事件以外，或許可以數到如今還在進行的反國教運動。今年六月時，國民教育科的開展就像大局已定。誰知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指出當中大有問題，並得到一些家長的跟進，隨之而成立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最終更演變成為一場全民運動，逼使特區政府作出重要的讓步。

　　

反國教運動牽涉香港政府、公民社會與傳媒多方面及熾熱的互動，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政治傳播生態的演變及動向。本文無法給反國教運動蓋棺論定，這裡所說的是我們對現階段運動引發的政治傳播問題的觀察。

核心價值的追尋與建構

　　

因為香港與內地有制度上及其他多方面的差異，不能隨回歸而立即融合，是以有一國兩制。隨著過渡期及回歸之後中港矛盾的爆發，港人開始用上「核心價值」一詞來概括香港的特性及最珍惜的價值。香港核心價值的提出，自七一以來變得較為系統、明確及普遍。不過，港人一向並不熱衷於意識形態的建構，所以核心價值的說法，還停留在一種不說自明、接近自由主義的概念或類意識形態。

　　

雖然核心價值包括甚麼沒有定論，但通常是指法治、人權、自由、廉潔、民主、公正、誠信等。此等價值的提出往往是透過爭議性事件而出現的。反國教運動得以一呼百應，主要是市民擔憂新一代在國民教育科實現後會失去獨立思考、黨國不分、喪失反省中國國情的能力，甚至會沾上陽奉陰違和虛與委蛇的習性。由於牽涉到思想與表達自由，又牽涉到小孩教育的問題，難免觸及香港家長及社會的神經，反彈自是強烈。有參與抗爭的家長喊出「不要搞我個仔」，可見家長對「洗腦」的厭惡和抗拒。

　　

社會對核心價值的範圍及意義並沒有一致的共識；政府、民間及傳媒只是以此勾連自己的立場和意見。反國教運動在不少公共論述者的眼中，無疑是核心價值的保衛戰。透過撤科與開科的爭議，核心價值的概念得以更深入人心，而它的內容也有所增加，變得更為具體，成為香港民間社會的公共文化資源。展望未來，牽涉核心價值的爭議一定陸續有來。

政府的合法性與信任危機

　　

貫穿反國教運動的是社會對特區政府的不信任。其實，特首由小圈子選出，沒有人民授權，故此一直有潛在的合法性問題，屬於制度設計不足的先天性缺憾。不過，市民預期將來有民選政府，現在是過渡性安排，所以沒有發生甚麼重大社會事故時，政府合法性的潛在問題便不會爆發。

梁振英在競選期間，誠信問題常常為對手、傳媒及輿論領袖所論及；當選後，更因為違章建築等問題而引起社會對他的誠信的懷疑，認為他長於運用語言「偽術」，以文過飾非的辦法逃避責任。同時，也有不少人懷疑梁振英是隱蔽的中共黨員，在重要議題上會對中央言聽計從，難以寄望他會挺身捍衛香港的利益。試問一個在市民心目中不以香港本土利益為依歸的特首，怎會得到廣泛信任？推行國民教育科，不少人認為特區政府只是執行中央的旨意，並以此解釋何以特區政府一直不肯退讓。我們相信，缺乏信任的情況未來將會繼續影響港人對政府政策的反應，成為影響香港政治傳播的一個要素。

社會動員網絡的擴建

　　

令人吃驚是學民思潮及家長的動員能力，因為他們都是社運新手，但運動卻搞得有聲有色，連建制中人也不得不對他們表示佩服。學民思潮的成員都是十多歲的中學生；家長們雖然是成年，但是他們都沒有多少社運經驗，其召集人陳惜姿就多次表示家長不是搞運動的人，只是被逼上梁山。

　　

不過，星星之火一旦點起，就迅速蔓延，只在幾個星期之間就引起社會大議論，數以萬計市民參與遊行、集會和佔領政府總部。在這過程中，我們看到社會的邊緣團體如何成為社會的焦點，看到少數如何變成多數，看到相對單一的社群如何牽動各界。無論是社會動員的廣度、速度及熱度，莫不使人驚訝不已。動員網絡的擴大及有效運轉，將會使民間社會更有可能成為監督政府和保衛核心價值的力量。

　　

這個動員網絡的結構，主要由社交媒體、人際傳播及大眾傳播組成。社交媒體及人際傳播為有相同意念的人提供交流、商議、以至組織的平台。學民思潮很大程度是靠這樣的網路建立它的組織。小眾與社會大眾之間也可以用社交媒體作為溝通的介面。在運動時間，學民思潮透過它的網頁發出消息和號召，再透過轉轉相傳，接觸到龐大的潛在運動參與者。大眾傳媒雖然在回歸後受到中央統戰及自我檢查的困擾，但是傳媒市場仍然存在，有些傳媒還保留獨立的報導方針，繼續報導敏感議題，使有興趣的市民仍然有機會知曉消息。同時，大眾媒體的消息也可以透過網絡及流動媒體轉發，引發更大的注意和談論。大小媒體以及人際傳播的結合及互動，已經成為社會運動發展的基礎建設，對公民社會而言，這個動員網絡無疑起著賦權的作用。

公民社會的成長

　　

自七一以來，「公民社會」是公共論述中較常出現的重要概念，連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也用上公民社會的概念來評論香港保釣突出的表現。這裡不是我們探究公民社會學理的地方，我們所關注的更多是港人使用時所賦予的意義。約略言之，有人以公民社會指非政府組織的社會構成，有人則泛指一般的民間社會，尤其是帶有公民覺醒的民間社會。無論是哪一種意義，大概都是指民間社會力量的壯大和自覺日高。

除了極少數人懷疑反國教運動背後有黑手外，凡是對運動有所接觸的人都應該同意運動是自發的。事實上，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為了保持運動的純粹性，對政黨政客往往採取保持安全距離的策略。反國教運動無疑是民間社會的一次檢閱與運作，體現出公民社會的存在與發展。經過運動，學民思潮及家長關注組固然迅速發展，數以十計的國教關注組也在多所學校的學生、校友及家長中間成立。反國教運動除了對全港發出一般及短暫的號召以外，其抗爭策略也落實到地區和學校的層次，準備長期抗爭，這種多層次的抗爭策略實屬罕見。

　　

社會運動是香港社會爭取權益的重要方式，自七一以來，社會運動已成為香港公民社會的常備武器，反國教運動便是此一武器的再一次運用。反國教運動是為了孩子的教育和思想自由而發動的，跟具體的物質利益完全拉不上邊，再加上自發的動員模式，可以說是屬於後物質主義的「新社會運動」。我們相信，這種新社會運動還會持續發生，很有可能成為香港社會運動的主體。

　　

隨著社會運動多樣化及增多，公民社會的抗爭策略庫也會有所添加。有時社運為了因地制宜而對已知的策略作出調整，有時也會因應新情況而創造新策略。如果七一是港式「人民力量」的表現，那麼上面所說的「多層次抗爭策略」算是國教運動在香港的再創造。此外，反國教運動曾經推崇過的「不合作運動」策略，也很有可能變成香港公民社會爭取權益另一項較新的武器。

結語：大和解的必要

　　

香港政治傳播的生態一直在演變，自七一以還，上述趨勢已成，經過反國教一役，變化更為明顯。一個懂得學習的政府，通常在社會危機過後會有所檢討，總結出箇中原因及對應之道。特區政府千萬不要順手把陰謀論拿過來，倒果為因，或者只注意對應的具體策略而忽視必須變革的大方向，否則只會陷入更大的錯誤。要解決上述核心價值和合法性問題，要避免社會運動的衝擊和增強公民社會與政府之間共生關係，我們認為首要是實現全民大和解。所謂大和解，不只是建制派內部的和解，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香港政府與民主派及公民社會的大和解。只有這樣的大和解，特區政府才會變回全民政府，政策才會為全民而設，也只有這樣，市民才對政府恢復信任，彼此才有所商議，不用動輒訴諸於街頭運動。

■陳韜文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

■李立峰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