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望: 官民各說各話 雨傘不會退場

學聯與特區政府的首次對話，已於21日舉行；有禮、平和、各說各話，是電視直播中的場景。

對話有無第二次？難以樂觀。選舉的話題，歧見太大；政局左轉後的北京政治生態，不存在縮小分歧、在妥協中建立共識的空間。在這種環境之下，學聯與政府還有關於選舉的實質談判嗎？除非學聯放棄包含自主選擇權的普選理想，選舉話題似談不下去。

2017年的特首選舉，關乎人大的「八三一決定」和中共中央對香港政制的主導權。對話的雙方只能各自表述，不可能有觀點的交滙。這是可預料的結果。

學聯的主要訴求是：特首選舉有公民提名（2017）、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2016）、政府提出解決政制紛爭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前兩項，是重申學聯和學民致習近平「一○一一公開信」提出的要求；官方表示拒絕，再次強調必須按照「八三一決定」行事學聯和「雨傘請願」參加者，不滿官方未提出解決紛爭的方案，表示繼續留守佔領區。21日晚上的金鐘，請願者撐起雨傘，傳遞抗議的符號。


學聯三訴求  有公民提名

在「一○二一對話」之前，學聯已向官方釋出善意，不再提撤回「八三一決定」和罷免行政長官（公民抗命兩大目標），這是能有首次對話的一個因素。

官方卻仍較僵硬。港官公開說，有外部勢力參與「佔中」；還對《紐約時報》說，沒有提名委員會的選舉，可能導致貧窮者主導（影響？）政治、有福利主義的危險（Hong Kong Leader Reaffirms Unbending Stance on Elections - NY Times.com, 21 Oct 2014）。此說引起社會爭議，被指排斥窮人（月入14000港元以下）參與提名委員會。

對話中，官方沒有讓步（本不可能有讓步），只提出一個行政措施：就「八三一決定」後香港發生的事情，向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提交一份報告。這份報告是否如實滙報港情、民意，許多港人存疑。它也無法改變北京當局對「雨傘請願」的定性，更不可能修改「八三一決定」。

學聯在對話中表示，期望特區官員拿出政治的承擔，以政治魄力、用政治辦法解決紛爭，不要以「八三一決定」去扼殺香港的民主、年輕人的未來。

學聯和請願者提到港人三十年來的夢想：「落實真普選，建構恪守平等權益的制度」（一○一一公開信）。這確是卑微的請求，但要港官跳出「八三一決定」、為港人爭取實質的普選，是與北京的政治生態脫節。

學聯關於公民提名、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和「政治解決」之說，都是重申舊話。第一次提出的，是修改《基本法》：為何一切權力歸於提名委員會？為何市民無權？《基本法》的規定如果不妥，為何不修改（大意）？

政務司司長的回答，是公民提名不可行、《基本法》不能隨便改。律政司司長說：《基本法》的修改門檻，比第45條對候選人的門檻更高。

《基本法》第159條規定的修改門檻確實高。修改議案，須經港區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同意。但這並不意味不能修改。

本欄9月4日文《阿爺拍板定案推銷山寨民主》（http://forum.hkej.com/node/116291及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01140904.htm），論及在提名委會中納入「公民提名」類別並非不可能：「修改《基本法》第45條和附件一，就有可能創造公民提名類別的空間。」

修改第45條並不是隨便提出的，這是解決紛爭的可行之路。

修改《基本法》有先例可援，八二憲法的憲制地位高於《基本法》，已修改多次，中共中央曾為初級階段論、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等主導修黨章或修憲。在家長意志之下，修改成本並不高。

《基本法》於1990年公布、1997年7月1日實施，生效後從未修改。十七年後對它通盤修改（除選舉外涉及雙非嬰兒身份等），讓它「與時俱進」，更符合平等選舉權等規範，既關乎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福祉，也有利於北京的國際形象。

更值得關注的是，在中共中央主導制訂的「國家法律」中，並非沒有類似公民提名的選舉辦法。


應還權於民  創政治文明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1979年7月公布，2011年第五次修改）第29條，候選人的產生，除了「選舉單位」的提名之外，還可以推薦候選人，政黨、團體和「選民或者（人民）代表，10人以上聯名，也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全編》，2008版，頁23）《信報》練乙錚10月9日大文《「公民提名」大陸也有「經濟崩潰」不值一哂》對此有詳析，很值得讀者參閱。

選舉法在1980年1月1日實施時，選民推薦候選人的門檻更低。第26條（後來多次修改變為第29條）規定：「任何選民或者代表，有3人以上附議，也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滙編﹝1979-1984﹞》，頁76）

在「一黨領導」體制之下，有選民推薦提名，在「一國兩制」的香港竟不能公民提名，還有人把它稱為「奪取香港管治權」，這豈非荒謬？

《呂氏春秋．察今》謂：「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修改《基本法》，在提名委員會中吸納公民提名（佔部分名額），非不能做，而是不願做。修法雖「工程艱巨」，但可讓市民有參與提名的小空間，往選舉民主走出一步。還權於民創政治文明，並不會「天塌下來」。

丁望: 京官有罪推定 抹黑香港學生

關於香港政制的「八三一決定」、香港大專生「九二二罷課」宣言，引起廣泛的回應；大專院校教育、研究工作者的「九一五函」，是備受關注的知識界回應。

此函在一天內就有超過500人聯署，其中有年長的資深榮休教授關信基、何秀煌、劉漢城、盧希齡；在任教授有李金銓、呂大樂、伍美琴、朱明中、陳韜文、成名、葉健民、周保松、陳家洛和舒琪等；還有更多壯年和年輕的教學、研究、行政專業人士。

「九一五函」稱：「透過對話爭取2017年實現真普選之路，恐怕已經走到盡頭」，但表示願「共同承擔起時代的責任」，去追求民主。這種承諾，恰如《論語．憲問》謂：「知其不可而為之。」

把「知其不可而為之」移置於當代香港的語境，或可伸延解讀為：明知不可改變「八三一決定」，也要為自由、民主發聲，盡一份責任。

在《論語》的語境中，「知其不可而為之」展現擇善固執、堅韌的「孔子精神」；在當今的香港，知識分子、學生、市民挺身而出發聲，不少人還打算以罷課等和平方式參加社會抗爭，是對自由、民主的執着，是對自由、平等、人權、法治、人格尊嚴等普世價值的認同，為護衛家園盡一份心。


政治生態變  法治受衝擊

讀書人的「社會關懷」，市民的「護衛香港家園」，學生留意「風聲雨聲」，是憂患意識的燃起或增強，關乎香港的政治生態惡化。

按照《基本法》，香港在「一國屋簷」下實行一國兩制，保持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1997年7月1日前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優勢，本欄曾詮釋為五項：①包含司法獨立的法治；②包含思想、言論、新聞、人身自由的自由社會制度；③與全球接軌的完全市場經濟體系；④包含行政中立（本欄從不稱「政治中立」）、廉政的英式文官體系；⑤包含壓力團體、獨立傳媒的民間（公民、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

中共十八大（2012年11月）後，北京政局左轉，知識界出現「亞文革」，極左派、極毛派高舉毛旗，大批憲政民主論、民間社會論和普世價值等。在新權要的「強黨強軍強警強維穩」部署下，北京強化對香港的「指令控制」和「指導控制」。這就是「六一○白皮書」和「八三一決定」出台的背景。

香港政治生態的惡化，在於法治、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對於法治的危機，本欄「按照憲法判案香港法治消亡」（http://forum.hkej.com/node/114209）已有論析，本文不贅。關於自由，首當其衝的是傳媒，在國際排行榜中，香港的新聞自由度劇降，遠低於台灣（戒嚴時期有「新聞管制」）。

公務員的「行政中立」邊界，也有移動之態，有人參加「反佔中」的集會、簽名。公務員不能保持「行政中立」，而是突顯「親疏有別」的傾斜，是侵蝕香港制度優勢、模糊兩制邊界。


遵守基本法  應無罪推定

對於民間社會而言，無限上綱羅織罪名，也是正在加劇的危機。北京官媒的某些評論，一提學生罷課、上街遊行或市民的社會抗爭，常扯到「港獨」和外部勢力（或稱敵對勢力），說不少學生充當「炮灰」，這種「政治假定」，沒有事實根據，與文革時隨意羅織階級敵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叛徒、內奸的罪名相似。

一些京官和港官更常「訓話」，把學生打算罷課或參加「和平佔中」稱為「犯罪」，聲稱要承受「罪犯」的代價；還沒有行動就是「罪犯」，是有罪推定的「左習慣」，抹黑香港青少年，干預和平表達意見的自主權。「佔領中環」的口號，在社會上有爭議（本欄向來不贊同易生誤會、偏激的口號），但是，不能把打算參與「和平佔中」的市民、學生說成「罪犯」。

在法治的社會，罪與非罪的裁定，依據法律和獨立的司法，絕不是「政治假定」或逢迎政治權要的口號。《基本法》第87條規定：「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這就是「無罪推定」的司法原則。

《基本法》、香港法律和在香港實施的國際公約，如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確定香港居民的自由權和其他法律權益。動輒說人家是「罪犯」，並變相恫嚇，是把「一黨領導」體制下常見的有罪推定帶入香港，傷害了香港的法治。


應以平常心  看民間社會

所謂一國兩制，有「一國屋簷」，也有兩制差異。沒有差異就不叫特別行政區或政治特區。北京官方正批判民間社會，並取締相關的團體，香港卻有悠久的民間社會基礎和相關法律，這就是兩制的差異。

據英國政治學家邁克爾奧克蕭特（Michael Oakeshott, 1901-1990）的分析，民間社會的特點之一是「公民結社」（civil association）；有西方學者認為，民間社會是法治的政治共同體（political community）。香港有結社、集會的自由，大專罷課關注組、國教關注組、學民思潮等，正是法治的政治共同體，在法治軌道運行。

香港既有民間社會基礎，又有良好的秩序文化，北京官方應以平常心看待請願、遊行。大專生有獨立思考能力和對社會價值的判斷力，「九二二罷課」，天不會塌下來。一味以「政治假定」抹黑他們，只會加深民怨。

丁望: 心有千千結 遊行步步難

在酷熱的天氣下，「更那堪，斜風細雨」（宋詞人劉克莊：《賀新郎》），約50萬七一遊行者舉步艱難；即使在雷聲、驟雨交錯的時段，警方在銅鑼灣也不肯多開行車路，讓遊行減輕阻滯，遊行者特別是老人和兒童，陷於寸步難移之困。他們的忍耐、和平、有序，突顯香港傳統的秩序文化之美。

遮打道靜坐的一群人，打算於2日上午8時離場，並不妨礙商業區的正常活動，警方卻以「阻差辦公」之名拘捕超過500人。面對青年學生和平、不抵抗的請願，官方指令警察採取大規模的拘捕行動，是否「必要」和適當？引起社會的爭議。

官方行動背後的政治意涵，本欄的解讀是：一、對靜坐抗議者的「秋後算賬」；二、對準備參加「和平佔中」者的預警；三、應對「佔中」行動的預演。


心結三大類   牆角效應強

明知有「熱烤」似的炎熱，也獲悉驟雨的預報，約50萬港人仍走上街頭和平請願，只因心有千千結。

從遊行者的標語、口號、演講、談話、歌曲考察，他們的心結可歸納為三個關鍵詞：法治、民主、民生。

遊行者面對的現實及其訴求是：一、面對《白皮書》和北京一系列「紅色輿論攻勢」，表達按《基本法》維護「一國兩制」的意向、對守護香港法治和自由的執着；二、尋求有「真普選」的民主之路；三、面對官方政策、施政的一些失誤，關注港人的生存空間，對新界東北的大拆遷、對「自由行」缺乏有效「量化控制」、對雙非童搶學額等尤為焦慮，因而期待官方正視民意、民疾，在決策和施政方面接受民間監察。

從近80萬人參加「622全民投票」、法律界的「627靜默遊行」，到雨中的約50萬人七一大遊行，都是港人的「自力救濟」之舉，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自己救自己」的意向。

自救的「內核」，是法治和自由，面對移動「兩制邊界」、干預司法獨立、壓縮自由權的危機，說一聲「不」；爭取的，是能體現「投票人意志」的真普選。

港人一系列的「自力救濟」，本欄稱為物極必反的「牆角效應」。6月24日發表於本報「中國21」欄的拙文《白皮紅臉黑客：投票催化劑》，論及港人被擠壓牆角之困：「港人有生存空間被擠壓之苦。擠到牆角，還能不發出抗議之聲？」

所謂牆角效應，正如歷史典籍《國語．周語》云：「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港人心有千千結，以理性方式發出抗議聲音，參與虛擬的投票或和平請願、遊行，是被擠壓在牆角上的「自力救濟」。官方豈可胡亂堵塞？

公信力偏低、民意認受性弱的政府，面對「民慮之於心」和「宣之於口」時，能有一份包容的雅量、面對民眾理性溝通的勇氣，無疑是「第一選項」。官方不能面對青年學生的和平請願，卻動用過分的警力、過量的武力，對付自願離場、毫無抵抗者，有女性青年學生被扭臂叉口而痛苦流淚。

這些「場景」經電視紀錄片的不斷「疊印」後，官方借事立威之想，並不能達致樹立「權威」的目標，不可能提升施政的公信力，反而令許多港人和國際關注者同情遭到武力對待的學生，懷疑武力行動的正當性。


陷牆角困境   有學生抗議

在七一大遊行或較早前的社會抗爭中，八十後的年輕人、九十後的學生，大大提升了「活躍度」；有些和平請願活動，青年學生已是「主角」。這是繼前幾年抗議高鐵倉卒「上馬」之後，群體抗爭的新發展。

學生和年輕人有關懷社會、正視民疾、守護香港法治和自由的責任感，是社會改革和發展的一個動力。雖然年輕人難免偶有偏激的意見和「擦邊球」之舉，但整體而言，抗議活動是在和平、理性的軌道上。

香港有悠久的民間社會（公民社會、市民社會），如果沒有學生、年輕人挺身而出參與抗議活動，才是反常現象。

美國的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 1927-2008），在《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一書稱，學生通常是重要的平民政治力量，「如果總統府是權威的象徵，那麼學生會所在的建築物就是反抗的象徵」。從高鐵、國教到奶粉水客、新界東北和普選的議題，香港的學生和年輕人走在前頭，是民間社會成長、發展的常態。

他們之不能不走上廣場、街頭，關乎「牆角困境」。在退無可退的牆角，他們一定會抗拒不合理的壓力，並嘗試走出「牆角困境」。


不要老訓話  應釋出善意

面對社會群體抗爭，北京、香港的當權者應了解和正視港人的「牆角困境」，誠意關注民情、民疾，並緩解港人的「牆角困境」。

例如，嚴格遵守《基本法》，不要附加政治僭建物；再如，減少「自由行」和單程客名額，避免公帑和社會公共資源的外耗（雙非童跨境上學等），不要再壓縮港人的生活空間和享有公共資源的空間。

官方如不能以本地居民為本位，有效保障港人的合法、合理權益，不可能建立港人的歸屬感、對「一國兩制」的安全感，也不可能建立或提升官方的公信力。

面對社會群體抗爭，一味靠變相恫嚇和「強勢維穩」的姿態，是難以緩和官民關係，也不可能改善（香）港（大）陸關係。

丁望: 按照憲法判案 香港法治消亡

讀《莊子》，很喜歡這一句：「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把它移置於當代的社會現實解讀，它給後人的啟示是：貌似公平的東西冒充公平，所謂的公平並不公平。

官方關於特首2017年選舉的安排，把一人一票的貌似公平選舉稱為普選，但候選人的篩選權在一千多個提名委員手中，這樣的所謂普選實非普選。面對起步點的不公平，學界提出「真普選」的訴求，還有超過70萬市民參加「622全民投票」；法律界則將有「627沉默遊行」，主題是維護司法獨立。

民間虛擬的投票活動，正是「不平則鳴」的和平抗爭。投票者未必贊同「佔領中環」的口號，但對「一國兩制」有危機感，想盡維護司法獨立、港人自由權之責，卻是許多投票者的認知。從電視台在「實體投票」現場的訪談，可了解到這種意向。

陳文敏駁斥  詩姐說莫驚


投票者出奇地多，在大家的預料之外。「不平則鳴」者眾，關乎近期北京對港人的「紅色輿論攻勢」。「610白皮書」、「人民日報619評論員文章」（題為《準確把握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基礎》，下稱「619評論」），極毛派報紙的批港和一批京官（紅色幹部）的談話，令許多港人有「一國兩制」加快向一國一制轉軌的焦慮，擔心自由、法治受到傷害，因而挺身而出表達意見。

「619評論」對香港法治的干擾，最引起知識界、法律界的關注。它抨擊香港法院「鮮能看到憲法的影子」，並扯上「港獨」；又提出這樣的「政治要求」：「在香港樹立維護憲法、遵守憲法的觀念」。這是干預司法獨立的危險訊號。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教授公開表示：「文章充滿謬誤，邏輯上說不通……，連起步點都錯」；連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原人大代表梁愛詩律師也說，不可「用一兩句話，去叫香港法官點（怎樣）判案」，她勸港人「咪咁驚青」（毋須太驚慌）；律政司則稱，「香港的法院必須依據《基本法》、普通法及成文法處理香港的案件」。

上述回應者未解釋謬誤在何處。本文且先歸納「619評論」的要點，再析其觀點無法接受之處。

「619評論」的要點，第一，是有港人稱《基本法》為「小憲法」，在法庭上「大量地把《基本法》稱為憲法」，它指摘：「反映了對我國憲法效力的排斥，……把香港視為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的心態」，並稱「要糾正這種傾向」。

第二，是法庭解釋《基本法》，可參照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判例，「鮮能看到我國憲法的影子」，「不可避免地與基本法的立法原意愈行愈遠」。

第三，是「有人想把香港往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的路上引」，因此必須「講憲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效力，在香港樹立維護憲法、遵守憲法的觀念」。
它說的憲法，是中共中央主導制訂、人大通過的八二憲法。


是政治特區  不同民族區

對於了解《基本法》和香港法治者而言，上述的觀點無法接受。首先，把《基本法》稱為「小憲法」，是香港流行的中性術語，並無政治傾向性，無關「港獨」。《基本法》是依據八二憲法第31條由人大制訂，在「一國屋簷」下具有憲政性地位，稱它為「小憲法」沒有什麼不妥。

指摘「小憲法」的理由，是香港為地方行政區域。在較早前，北京有人也說不能稱《基本法》為「小憲法」，民族自治法就不稱「小憲法」。

在「一國屋簷」下，香港特區不同於經濟特區，也有別於五個所謂少數民族自治區。香港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特區，制度和政策是依據《基本法》（11條，《基本法》條款．下同）。

少數民族地區不實行「一國兩制」，其實施的自治法（1984通過，2001修正），不同於香港的《基本法》，有濃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憲制特點，例如「民族自治」是中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序言）；再如「保證憲法和法律在本地的遵守和執行」（6條）。不能因為香港同是地方行政區域，稱基本法為「小憲法」就是「港獨心態」。


有八二憲法  未在港實施


「619評論」引起爭議的第二點，是香港法庭「鮮能看到憲法的影子」。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法庭不可能按照八二憲法解釋法律或判案。這是依據《基本法》保持司法獨立的常態，絕非「與基本法的立法原意愈行愈遠」。

所謂立法原意，關乎兩個方面。一是《基本法》對香港司法體制的規範，二是整部八二憲法是否在港實施。

《基本法》規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等和習慣法，予以保留（8條）；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除涉及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無管轄權外，對所有案件均有審判權（19條）；原有的司法體制，予以保留（81條）；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判例，可作參考（84條）；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85條）。

香港法院處理案件，並無必須依據八二憲法的規定；法院參考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判例，是符合《基本法》，而非「與《基本法》立法原意愈行愈遠」。

「立法原意」是否要在港實施八二憲法？答案在《基本法》附件三。1997年以來的17年，八二憲法並未在香港實施，是無法迴避和扭曲的事實。

丁望: 從斯大林幽靈 到犬決張成澤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簡稱「共運史」），一黨體制之下的黨內鬥爭頻繁、手段殘暴，早已是政治的「常態」。

北韓金王朝的第三帝（有北京學者稱「金三胖」，許多網友則稱「毛小三」）編造姑丈的罪名快速處決，許多人只當「平常事」看待。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對 傳媒說：「張成澤招了，說他要謀反推翻金三胖，當年林彪沒有跑，估計也得這麼招。」這樣的「估計」，諒是從共運史的「常態」去判斷。

殺人放火的「清黨」雖是「常態」，但張成澤「被軍犬咬死分而吃之」說，卻使人有毛骨悚然的恐怖感。

金三胖警示 死無葬身地

關於政治局委員兼行政部長、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人民軍大將張成澤（1946-2013）的「罪行」，北韓勞動黨（共產黨）中央按金三胖旨意發表的新聞公 報稱，他是顛覆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反黨反革命分子、「罪不容誅的叛國賊」。經「朝鮮國家安全保衞部」特別軍事法庭審判，他對罪行「供認不諱」。

所謂供認，借用「公報」用語「狠狠的鐵錘」，是他受不了酷刑逼供。從他出庭受審的電視畫面來看，眼角有重傷、血跡斑斑，雙手也有很明顯的創傷。

張成澤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實況如何，獲自平壤的消息有二。一是南韓的報道：由金三胖之兄正哲率親衞隊執行，以機關槍射殺致死；二是北京媒體的報道：放一群餓了數天的軍犬，將被剝光衣服的張和五個親信咬死「分而吃之」，金三胖和李雪主在現場觀看。

從「公報」的用詞去判斷，第二種「執行方式」或有可能。「公報」稱，對於「狗不如的人間渣滓」張成澤，「革命的槍桿子絕不容忍」，要使他「在祖國疆土上死無葬身之地」。張某既然是「狗不如」，就讓「忠於領袖」的餓犬咬死並「分而吃之」，達到「死無葬身之地」的嚴厲懲處。

「省略火化」的「犬決」，是「有金三胖特色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斯大林式恐怖」。

張成澤是金二帝金正日的妹夫（妹金敬姬任中央書記），在金朝三代「忠實執行」一系列「專政任務」，按王朝指令整人，殺害大量的「黨內戰友」和平民。

金三帝給他的反黨罪名，是隨意編造出來的。2009年濫發貨幣、今年5月租借羅先經貿區地皮給外（中）國，分別是金二帝、三帝拍板，張只是建議者或實際執行者。

「斯大林式恐怖」源自「一黨體制」的高度集權、列寧（1870-1924）的無產階級專政論。

斯大林（1879-1953）當權時（1924-1953），以整風、清黨、肅反之名，任意羅織罪名，關押、殺害「黨內同志」。金三帝誣陷並殘害張成澤，同斯大林、毛澤東、霍查的恐怖清黨並無分別。

事有湊巧，張成澤事件發生時，恰是布哈林（1888-1938）遇難75周年，俄羅斯莫斯科歷史檔案館舉行學術研討會，紀念布哈林等人。

三十年代，斯大林推行大肅反。1936-1938的莫斯科大審判，殘殺一批蘇共高幹、醫生和高幹秘書（包括作家高爾基的秘書），其中有政治局委員加米涅 夫、季諾維耶夫（均1883-1936）和布哈林。港大榮休講座教授饒餘慶曾發表《蘇聯平反政治冤案的社會意義》一文，指出：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駭人聽聞的政治冤案，莫過於三十年代蘇聯的大整肅。」

在1938年被處決的布哈林，是經濟學家，列寧的親密戰友，當過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總編輯。在紀念75年前遇難者（1988獲戈爾巴喬夫的蘇共中央平反）的集會上，歷史學家彼得羅夫等說，給布哈林等人的罪名「十分荒謬」。

斯大林還清洗「堅決執行專政令」的親信，如出身於肅反委員會「契卡」（後改組為國家政治保衞總局、國家安委會）的幹將、秘密警察頭子雅果達和葉若夫，分別於1938、1940年被處決。

在經濟極落後的小國阿爾巴尼亞，斯大林幽靈也在遊蕩。勞動黨領袖霍查（1908-1985），在1943-1985當權，清洗、殺害大批「親密戰友」。 1975年處決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巴盧庫和總參謀長杜米、總政治部主任恰科。1981-1982，清洗「謝胡反黨集團」、總理謝胡「自殺死亡」。

隨意編罪名 鞏固家長制

從斯大林的大肅反，到金三帝的「犬決」，被害者的罪名無非是勾結外國間諜（或稱敵對勢力），反黨、顛覆社會主義國家和政權、復辟資本主義，這是按家長意志和「政治需要」編造出來的。假、大、空、騙，正是一黨體制政治清算的一大特點。

第二特點，是被整者大都是整人者長期的「親密戰友」，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策很賣力；從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屠夫雅果達、葉若夫到金三帝的親戚張成澤，都是大幫兇。

黨內鬥爭、政治清算的手段殘暴、株連廣（妻、兒、部屬受牽連迫害），是第三特點。

金三帝迅速並以「犬決」的殘酷方式處死張及其親信，是集黨政軍大權者的借事立威，建立或增強家長制的個人權威；也以殘暴的手段，建立對政界和社會威懾之 勢，這就是波蘭學者布魯斯（Włodzimierz Brus）在《社會主義的所有制與政治體制》論述的「斯大林式恐怖」：以恐怖手段達致「防範效果」，警告「黨內同志」絕對服從領袖。排除「集體領導」和 「黨內民主」，正是一黨體制的標誌。

康春女: 金三胖不屑北京

在金正恩羅列其姑丈張成澤的二十多項罪狀中，最抓中國人眼球的是「經濟腐敗」部份，其中一條是張成澤被指「廉價變賣國家地下寶貴資源的賣國行為」。而與北韓有巨大經濟往來的國家只有中國，張成澤賣國的對象，指的如果不是中國，難道會是印度？

中國是北韓提到的地下寶貴資源──煤炭──的最大買家。2005年，北韓出口到中國的煤炭一年只有兩、三百萬噸。到了2011年，數量增至近一千兩百萬噸，單是今年上半年已達八百多萬噸。窮困潦倒的北韓靠向中國賣煤一年賺取十多億美元，是最大的外匯賺取項目。

有賣方就有買方，那麼張成澤的「賣國賊」行為顯然牽扯到中國，如此金正恩不就明顯把中國當成敵人嗎？金正恩這次如此高調叫板中國，難道不是正在向全世界再一次證明「中國對北韓的影響力是個鳥」？

六十年來，中國有上千萬百姓飢寒交迫、上億人節衣縮食，為北韓無私奉獻了數不清的人命和金錢，不僅為金家鞏固了殘暴政權，而且把他們三代個個養成癡肥。今天，金三胖可以翻臉不認人，把中國當成張成澤的同謀，綑綁在一起歸為金家王朝的頭號敵人。

不要夢想金正恩會搞經濟改革，他和他爺爺一樣都是經濟白癡。他在瑞士連中學還沒讀完就被召回國，西方的文明、人道、寬容一點兒沒學到。憑他張口閉口都是「我爺和我爹怎麼偉大」，永遠都不要對他抱有改革的幻想。

北韓如果要走改革開放的路，金家王朝統治就會因此畫上句號。開放北韓，解放北韓民眾，必須由外部的力量推動。

張成澤與1997年轉道北京投奔南韓的北韓最高級別官員黃長燁也有淵源。黃非常賞識張，不僅把他當作義子，更親上加親，讓自己的兒子黃慶模娶了張的姪女。黃逃離北韓後，兒子被政府強迫離婚，並被軟禁在家一年；第二年，他企圖和母親逃到中國，但途中被捉並槍決，母親上吊自盡。

暴君統治下人命如此賤如螻蟻，這些血淋淋的現實，在毛澤東時代生活過的中國人大多數都經歷過。

康春女 朝鮮族自由作家

 

丁望：紅官貪污猖獗 非因收入太低

中共十八大後，「亡黨亡國」成為熱話題，各地有「查貪風暴」。四川省委副書記、成都市前市委書記李春城（副省級）給中紀委帶走，一批廳、處級貪官亦受「雙規」；像過去一陣風式的「反腐」，雷聲大雨點小。

在「一黨領導」體制下，許多紅色官員（所謂革命意志堅定、根正苗紅的幹部）貪污腐敗，地級市、縣、鄉鎮官員或村吏，貪污和變相勒索尤為猖獗。

從薄賦輕徭　到高薪養廉

紅官貪污猖獗的主因，不少人認為是薪酬低，應以「高薪養廉」為治貪的第一藥方。本欄的思索是：主因是社會不在真正的法治軌道，制度和道德的約束很脆弱，以致不肖官員權慾、財慾、色慾無邊，如脫韁野馬為所欲為；他們的薪酬並不低，沒有窮得非貪不可的「無奈」。

中國古代的治國之道（或曰官場治理），後人特別留意的「歷史經驗」有二：

一是薄賦輕徭，減輕民眾的稅賦和工役，創造「休養生息」的政治、經濟景觀，如《孟子．盡心》云：「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二是高薪養廉，抑制官場貪污。許多朝代的精明皇帝、重臣都有此經驗，如清代前期的雍正（1678-1735）以「耗羨歸公」，抑制官員攤派和貪污。

1999 年7月14日，本人在本報發表〈朱鎔基的「減負」與雍正的耗羨歸公〉，分析這項改革：「火耗的原意，是零碎的銀両投入火爐熔化，再煉製成一條條的銀塊有耗 損。明清兩代地方官府向農民徵取田賦和雜稅時，以有耗損為由，附加火耗；向農民徵糧時，也以雀耗、鼠耗和運輸損耗之由攤派火耗。不肖官員以火耗為藉口，變 相貪污、勒索」。

拙文亦論及高薪養廉的「政策意圖」：「雍正決定『耗羨歸公，設養廉銀』。耗羨，包含火耗和羨餘。耗羨歸公之意，是火耗以正 式的附加稅由省徵取，限制在較低的比例，州、縣地方官不得另外私派；州、縣按省官府定例徵取的火耗一律入國庫，一部分留給州、縣官府作『養廉銀』和地方行 政開支的補助，多餘的上交，這叫做羨餘。雍正在貴州巡撫毛文銓的奏摺上批曰：『取當取，不可貪；用當用，不可亂。』」（收入拙著《朱鎔基的傾斜政策》，當 代名家出版社2001年版，頁242-245）。

朱鎔基內閣和溫家寶內閣，都「適度」吸納了「雍正經驗」。朱氏試行農村的費改稅，實施類似「一條鞭法」的減輕農民負擔舉措。溫氏主持國務院後，從全面推行費改稅到廢除農業稅、向農民提供「四補貼」，突顯「多予少取」的施政理念。官方也有類似「高薪養廉」的舉措。

地方官富裕 國企官暴發

衡量紅官的薪酬是否偏低，不應以「向香港新加坡看齊」的取向，而是要比較中國大陸的官民收入差距等因素。

據國務院的統計公報，2011年的人均GDP，接近三萬五千元人民幣，首次超過五千美元（新加坡、香港、台灣分別超過四萬五千、三萬四千、二萬美元）。

人均的全年中位數收入，城鎮居民約一萬九千元（月均接近一千六百元）、農村居民約六千一百元（月均約五百元）。

依新的貧困線（年均收入二千三百元），中國大陸的赤貧者超過一億二千三百萬，佔農村人口的13%，約每七人中有一人「未解決溫飽」。

官員的薪酬，地區（東、西、中）差距大，但許多地區的正科級官員的正式薪酬月均接近萬元，縣處級超過萬元，比民眾的工資收入高得多。

縣處級或以上的官員，有公共財政提供的「三公消費」：公款小汽車和公款吃喝、旅遊；級別高的還有各種「特供」（練乙錚在本報曾述評高幹的特供，十分有參閱價值）。

地方官之「肥」，更在於巧立名目的「獎金」，如政績獎金、維穩獎金，獎金的數目全由「自己人集體決定」，拿得很輕鬆。據國務院發改委主管刊物《改革內參》的調查報告，不少地方官每年的獎金從三十萬至上百萬，有的更達二、三百萬。

「先富起來」的地方官，由公共財政取得的收入月均超過十萬元的不少。國務院的官員巧立名目濫取「獎金」的「空間」甚小，收入比地方官低。

白領、藍領工資偏低和赤貧人口比例大，是必須正視的「社會主義國情」；在此「國情」之下，官員的收入相對而言是「豐」而非「低」。

再 看另類的「公務員」國企官。在中央級大型國企（簡稱央企）與地方國企（地企），國企官的薪酬差異亦大，央企高官的年薪超過百萬元的，比比皆是；更高的是數 千萬，最高的曾超過七千萬。他們還「合法」持有上市國企的股份，是暴發的族群；在學術研究範疇的術語中，他們稱為「新興官僚資產階級」。

這些高薪高管主持的企業，長期獲「國家財政」補貼或「扶持」。

官員不缺錢 洋房加三奶

《管子．經言．牧民》謂：「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紅官的薪酬和各種補貼，早就遠超越「衣食足」的水準，大可過「有尊嚴」的生活，但不肖官員貪得無厭，自招恥辱。

紅官貪污不因「窮」。利用公款大肆貪污和變相勒索，是為了大量的洋房、別墅、名表、鑽石和外國居留權，也為了包二奶、三奶甚至十八奶的開銷，或也為子孫築安樂窩。

孔捷生: 習近平能做的和不能做的

習近平登基不去拜祭革命聖地，薄熙來曾大力弘揚的「紅色經典」和「紅色記憶」，好像束之高閣了。胡錦濤履新時去西柏坡上井岡山，不走「邪路」卻走「老路」。殊不知胡錦濤只是泰州鹽商之子，毫無革命履歷和血統，只怕不做足「紅騷」，難以承襲大統。而習近平自己就是紅色經典，當初沒有劉志丹、習仲勛的陝北紅區，就憑中央紅軍那幾千殘兵敗卒，已是窮途末路，故而有「陝北救中央」之說。毛澤東對此說極為敏感，一九五六年劉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寫了一部小說《劉志丹》，毛大怒，李建彤即被打入大牢。這正是《毛語錄》「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的由來。

同是紅色貴冑，習近平比薄熙來的祖蔭好得多，在雲譎波詭的黨內鬥爭中，習仲勛未害過人，薄一波卻劣迹斑斑。假使薄熙來篡位得逞，他斷不會去深圳拜祭鄧小平，而只會把他的龍興之地重慶樹為新革命聖地。

習近平去拜謁鄧銅像和植樹，海內外便有諸多解讀，多稱讚習釋放堅持和深化改革的信號。這種問卜式預測，十年前胡溫上位時也甚囂塵上，好像「新政」將大行於天下。加上中國特色的馬屁文化，幾成強力催吐劑。可曾記得胡錦濤十七大上「不折騰」聖諭一出，居然有官媒盛讚「話語新風勁吹」，對如此語言無味、面孔木訥、性格沉悶的庸人，還能找到拍馬屁的落點！

習近平至少沒有胡錦濤那麼黨化和刻板，談吐有人間煙火味，要捧習比捧胡的技術難度要低些。習太太彭麗媛不像溫家寶的太太張培莉那樣畸戀珠寶和財富，更不像谷開來那般下毒殺人。可以預見，對習近平的吹拍之風將大盛於官媒。其實習剛被立儲時已經有人拍上了，一位名畫家告訴我，某官攜重禮登門，請他畫一幅習仲勛像，再由此官獻給習近平。卻被畫家斷然拒絕，說：習仲勛活着時都沒給他畫像，現在為給他兒子獻媚而畫老子，我做不出來！

習近平真做了實事，應予以讚揚，目下他還未造成甚麼，馬屁家們先歇一歇吧。習許諾要反貪和從嚴治黨，拿下當代魏忠賢令計劃算是首功，然而就這一樁也未見分曉。習近平屬沒沾六四血污的一輩，指望他為六四正名，恐怕要等到江李等老太爺歸西才可議。

鄧小平掌江山時給所有地主富農摘帽，頗有改元氣魄，只緣其時此舉已無甚阻力；他給右派「改正」，卻留一條尾巴，因為當年反右就是他主持的。目下習近平給五七年右派全部平反，亦已無甚阻力。此事再不做，老右派已越見凋零，莫非他們都熬成一把骨灰，仍等不到昭雪的一天？

習近平真做了甚麼，歷史都會記住。他甚麼都沒做，也會載入史冊，就像胡錦濤這恥辱的十年。

 

丁望：又說亡黨亡國 廉政有賴法治

中共十八大以來，「頂層」要人為反腐敗頻發聲。胡錦濤說：「不遏制貪腐，有亡黨亡國之險。」新任總書記習近平和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也說重話；王氏謂：「黨的作風關乎人心向背，關乎黨的生死存亡。」

英國廣播公司（BBC）就「亡黨亡國」之說，以電話訪問本人和香港科大教授丁學良。本人的回答是：胡氏的講話沒有新意，早在幾十年前陳雲就說過類似的話。

貪取人民幣 包七奶八奶

建立廉政體制、推動肅貪，有賴於法治，而不是重複一些口號，表達「高度重視」之意。對於肅貪反腐的思索，本欄的關鍵詞是：法治、制度、實幹、魄力。建立有效的公務員財產和利益申報制，是制度建構不可或缺的部分。

「生死存亡」或「亡國亡黨」之說，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傳揚。1980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紀委的陳雲說：「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

九十年代，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喬石說，不解決好「黨風問題」，有亡黨亡國的危險；十七屆四中全會（2009年9月）通過關於「黨的建設」的「決定」，聲稱「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對於官場貪腐危及執政黨的「威信」，權力金字塔頂層不只早有憂患意識，也出台一批「頂層設計」的、「針對性」的文件。胡錦濤在總書記任內頒布的文件有：〈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防腐體系實施綱要〉，〈建立健全懲治和防腐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

自八十年代以來，這一類的紅頭文件和法律、法規，可謂「汗牛充棟」，反腐肅貪的實效卻甚微；九十年代後期以來，官員貪污受賄更猖獗，地方官和政法官尤甚。

八十年代，貪污幾十萬是「老虎」，如今，「老虎」的胃口是數千萬乃至幾億元；北京《法制日報》的調查報告稱，2010年結案的國企貪官，人均貪污三千四百萬。

八十年代，還沒有「包二奶」的流行語，當官養情婦得偷偷摸摸；這幾年，包七奶八奶甚至三十六奶也「平常」，有的還張揚「攀比」，看誰更「色膽包天」。

八十年代，不少村官是到處沾小便宜的「表叔」；這幾年，圈地斂財上百萬乃至千萬「只等閒」，出席「全國村官大會」競開寶馬或奔馳（平治），炫富又擺派頭。

「透 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日前公布2012年的全球「清廉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中國大陸的排名下降五位，在全球174個國家、地區中排位80（香港、台灣分別排14、37），比非洲利比亞（75）的排位還低，遠低於原 東歐共產國家愛沙尼亞（32）、匈牙利（46）等，甚至低於古巴（58）。

新清廉指數　排第八十位

推行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制約權力和反腐肅貪應走之路。政改的第一內涵，是實行包含司法獨立的法治；在法治的基礎上，建立文明社會的秩序文化。

執政黨主導制訂和公布了一批法律，並不等於有法治，法律必須限制公權、保障基本人權，建立良法善治的機制；所謂善治，是以人為本，包含司法相對的獨立、司法程序能承載社會公平和正義（包括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社會成員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有可持續發展的空間。

奧 地利法學家凱爾森（Hans Kelsen, 1881-1973）的《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State）（哈佛版），重墨於秩序約束，稱法律包含「強制秩序」（coercive order）。就當代社會的法治而言，法律的強制性，是對實施地區的所有居民，沒有人有法外特權，這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要素。沒有平等的法律約束， 就有公權泛濫、政令不順之險，恰如《管子．外言．法法》云：「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

在「一黨領導」體制之下，法律的執行與否視「政治需要」而定，權勢階層實際享有特權，故有「衙內」開車撞人被截停而高喊「我爸是李剛（河北公安官）」的事。權比法大，長官意志大於「法意」，社會未走向真正的法治之道。

沒有真正的法治，廉政制便難以建立。

財產申報制 防權力尋租

反腐肅貪的第二個「依靠」，是良好的制度。包含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和利益迴避制，各級人大對公共財政預算的有效監督權、重大工程項目的審議權。這一套制度的功能，在於減少或消除特權，建立民眾參與的權力監察機制，防範公共財政流失和官員以公權貪污、謀取非法利益。

在政治文明史中，有效的財產申報制促成廉政，是建立政治文明的動力。財產申報制，是廉政制度的「樑架」。

1988年，喬石和文革後首任監察部長尉健行，主導草擬〈國家行政人員報告財產和收入的規定草案〉，因「六四」後的「左潮」而難產。1994年，人大立法規劃中有〈財產收入申報法〉，但財產申報制一直「空白」。公務員只申報工資收入，無法防範權力尋租。

在十八大的分組會上，溫家寶總理說：「把反腐敗放在重要位置，……要加強制度建設」；十八大前，他多次倡議建立申報制，但官場的回應冷淡。

申報制之難產，主因之一是無「政治局共識」。據北京政界的消息，共識之無法建立，是受一些退位權要和既得利益者（特別是地方官）的阻撓。

沒有財產申報和利益迴避的制度，何來廉政？

孔捷生: 溫家寶與香港富豪之故事

十八大保衞完了，接下來要忙着保衞溫家寶了。吳康民奮身反擊《紐約時報》，他先把「改革派」桂冠予溫總，繼而披露溫去年曾交他一牛皮紙袋，內裏是關於溫家財的「謠言」是如何出籠，外間又是如何「以訛傳訛」。然而吳康民刊登該文之後，《紐約時報》於二十四日和二十七日再轟出二炮，追蹤溫家寶家族巨額財產的來龍去脈，更清晰更詳實，連與之有關聯的香港富豪也無所遁形。

這一來，保衞溫家寶就有得忙了，這絕非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抹黑中國，別有用心」八個字就能搪塞過去。倘若吳康民那個牛皮紙袋都是真材實料，大可見招拆招，逐一回應，否則紙終究包不住火。吳康民稱平安保險向溫公子贈送股份是謠言，因為持股人鄭建源並非溫雲松化名，而是新世界集團的（中國）經理。當下《紐約時報》把鄭建源也挖出來了，現時新世界又稱鄭建源不是該集團僱員，是越描越黑！

溫家寶是否改革派？姑且算是吧，儘管他未有一樁政改實績，但動嘴皮子也算做事，因為民主、自由、平等和普世價值這些關鍵詞，除了溫家寶，前九常委中無一認同，黨的喉舌還頻頻發文狠批普世價值，托賴溫家寶絮絮念叨，這些詞彙才未打入敏感詞黑名單，故而光說不練也功不可沒。問題在於某人被捧為改革派，決不代表他家族的斂財行徑便可免問責。

溫家是否大富豪，這只是yes或no的簡單回答。承認這點再來探究《紐約時報》的報道有無偏差之處。溫親贈吳康民的那個牛皮紙袋，總不能把自己描畫成俯仰於天地之間的大清官。《紐約時報》證據確鑿地列出，溫妻子張培莉在九七年六月十七日下午和平安董事長馬明哲見面，並共晉晚餐，之後張培莉（通過親戚）控股的鑽石公司就在平安保險的北京大樓裏開設辦公室。而溫家寶時任副總理和中央金融工委書記，掌管金融、證券和保險業。

自此曾經前景不明朗的平安漸入佳境，○二年獲得價值連城的銀行牌照。○四年平安在香港上市，此前溫家族便大量囤積該公司股份。根據○一年制訂的法規，禁止官員通過親戚（父母子女和姻親）購買國企上市股票。而《紐約時報》從監管記錄（到○七年為止）查出，溫家族通過天津老鄉段偉紅的泰宏公司購入平安股份，溫的弟媳、溫太太的兩個兄弟及幾個長期生意合夥人實際上控制着這家公司，其中溫家九旬老母就持有市值一億二千萬美元的平安股票。又聞那個段偉紅出來大包大攬，稱「所有收益百分之百歸我所有」，她只是為了掩飾而「錯誤借用」總理親屬的身份證。這話誰信？

既然為了改革大業而保衞溫家寶，勞煩吳康民「晒」出牛皮紙袋的驅魔靈符，還溫總理一個清白吧。

丁望：從定七上八下 到拆太皇垂簾

在「五四」之後的現代詩中，我很喜歡徐志摩（1896-1931）〈再別康橋〉的詩句：「悄悄的我走了，……不帶走一片雲彩」。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的「裸退」，倒是有幾分瀟灑，「悄悄的我走出金字塔頂」。

溫家寶出訪泰國時，在曼谷對華僑說：「還有幾個月我就要退休了，歸隱林泉。」他的話，也有「不帶走一片雲彩」的禪意；恰如《莊子．刻意》云：「就藪（sou，沼）澤，處閑曠，釣魚閑處，無為而已矣」。

權力終身制 家長意志高

在「一黨領導」政體下，久在「名利場」者卸任總書記時，放棄可延續的軍委主席職權，不眷戀「剩餘權力」而退下，是極難得的抉擇。

溫家寶臨近退休時，把貧困線大幅升高至接近聯合國標準，納入扶貧線內者由二千六百萬增至近一億三千萬，也是極難得的、勇於承擔之舉，對受邊緣化的赤貧者盡了一份責任。

說胡錦濤「裸退」極難得，是因為權力終身制是權力體制的長期弊端。「太上皇」握拍板權的「垂簾聽政」，是權力終身制的「集中表現」。

自八十年代初以來，葉劍英、胡耀邦等改革家主張實行「黨內民主」，批判毛澤東個人崇拜和「造神」運動，推動權力體制改革，廢除了職務終身制，在八二憲法規範了政權高層職務的任期，構建了幹部選拔的初始制度。制度雖遠未完善，但權力轉移大體可在和平、有序的軌道運行。

在職務終身制退出政治舞台之後，權力終身制卻根深柢固，阻礙了改革的深化和社會走向法治之道。

權力終身制的特徵之一，是已「名義退下」的政治權要，竟可以「普通黨員」之名，延續原來的主要權力，透過親信、部屬的「角色替代」，形成監控「要害領域」（如「槍桿子」軍隊、「筆桿子」宣傳系統、「刀把子」政法系統）的「後影響力」，並左右黨政換屆的高層權力重組。

特徵之二，是在換屆中，有人不再擔任執政黨總書記、國家主席（按八二憲法規定，主席的任期以兩屆十年為限），卻續任軍委主席半屆（兩三年）。這是延續兩代的權力怪胎。

第一代革命家鄧小平（1904-1997），在1987年的十三屆退下，不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卻留任軍委主席，1989年六四事件後才辭任，但仍掌決策拍板權，直到1995年病重體衰時。

六四事件後接替趙紫陽當總書記者，在2002年76歲退任總書記時，續任軍委主席多年。退出軍委、「完全沒有職務」後，還對「三子」發揮「後影響力」，更影響十八大高層權力重組；這種被稱為「太上皇」的「垂簾聽政」，長達十年之久。

李瑞環界碑 胡錦濤裸退

主張「黨內民主」者，一直想改變權力體制的弊端。

2002 年十六大之前，已任總書記十三年（1989-2002）、年屆76者，仍想連任，有人為他發起「勸進」。木匠出身的「真正無產階級」李瑞環（68歲）表 示，他「帶個頭」，在68歲退下，希望建立高層退位的年齡界線約束。他的表態，獲得眾黨員「衷心的熱烈掌聲」；於是，定下「七上八下」規則，擊退「勸進」 者。

胡錦濤在十八大不續任軍委主席，是繼「七上八下」的李瑞環界碑之後，更進取的改革之舉。

「進取」的意涵是：如同十年前李氏以68歲退下，「勸」76歲者勿連任；胡氏或是想以「裸退」，「勸」86歲而仍「有為」者全退，消除「垂簾聽政」。

日 本被稱為「親北京」的《朝日新聞》，在十八大閉幕前一天（11月13日）發表〈胡總書記完全引退〉，稱：在中共中央高層的會議（本欄稱「雙十一」會議）， 胡氏表示不續任軍委主席「完全退下」；會議決定尊重胡氏的意向，並終止過去向已退位者報告和「請示」的規定。有北京政、學界人士認為，此報道的可信度高。

在鄧小平於十三大退出政治局常委會時，中共中央有一個「黨內決定」：黨的「重大問題」仍要向小平報告和「請示」。關於這種「高層默契」，見於記錄趙紫陽口述史實的出版物。

在2002年十六大時，也有類似的「黨內決定」。相關的訊息，早在北京政界流傳。

胡氏的「裸退」，不是純個人的行為。他的背後，有一群主張深化改革、消除個人崇拜、實行「黨內民主」的老一代和還在政壇者。他們支持（或鼓吹）胡氏以「裸退」，換取前朝權要放棄「垂簾聽政」。

這種判斷，有許多旁證。例如，胡氏讓他在十八大盡享「剩餘權力」，安插四個親信「入常」，並讓其親信續控制宣傳系統；在他的壓力下，李源潮、汪洋不「入常」。在高層重組中，胡氏對他的「妥協度」甚高。

棄垂簾聽政 建文明社會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語．泰伯》），是良好制度的一個「標誌」。「垂簾聽政」的存在，暴露社會未走向真正的法治之道，執政黨的權力缺乏良制的有效約束。

續任半屆軍委主席的權力怪胎（惡制）和「垂簾聽政」，是個人崇拜、家長意志高於一切的產物。胡錦濤的「裸退」，不應只是「形式」，而實際又延續「垂簾聽政」。

「權為民所用」不應是空話。走以人為本的憲政之路，實現包含司法獨立、程序公正、確保人權的法治，以良制有效約束權力，才能構建人性化的文明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