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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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日星期一

成名﹕六四與普選




六四與普選有何關係?
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港人耳熟能詳,年年以燭光悼念,但可知道,在近代歷史,這類慘劇豈止一次,例如,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1980年南韓「五一八光州事件」、1994年非洲盧旺達「種族清洗」屠殺多達80萬人。

夏威夷大學學者Rudolph J. Rummel分析,19001999年間死於專制獨裁者刀光劍影下的平民人數超過1.7億(註1)。在政府啟動的屠殺中死亡人數,是對外、對內戰爭中死亡人數的6倍,可見當權者對自己人民何等冷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

另一項研究(註2)發現,19552001年間在全球各地由官方啟動的屠殺,普遍程度令人咋舌。當權者殘殺平民,是為了清除異己,包括那些有可能成為異己的平民,消滅於萌芽之時。

上世紀70年代柬埔寨獨裁者在國內屠殺了2025%平民,特別針對知識分子,因為懷疑這類人有較大「潛質」與獨裁者為忤。當然,亦有不少屠殺是種族清洗。

同一研究結果亦發現,19502001年間中國大陸發生3次官方啟動的大屠殺,第1次在19501951年,即共產黨1949年執政後不久,第2次是1959年在西藏,第3次是19661975年文化大革命。研究機構的結論是「除非中國政府願意容納少數民族和尚未被官方認可的宗教團體,否則持續的社會壓力,只會促使政府政策朝向消滅反對者。」(註2

民主更有效保障生存權

1994Rummel分析,以真普選產生執政者的民主國家,比假民主國家,殺害的平民人數少如鳳毛麟角,因為民主制度分散權力,執政者的權力受到制衡,較少可能下令屠殺。不少研究有類似Rummel這個結論。

Harff2003)引用19551997年間的數據,抽出35件屠殺的事件來分析引發大屠殺的因素。他發現專制政權出現大屠殺的機會率,比在民主政制高出3.5倍。如果配合其他可導致大屠殺的因素,例如國內政治精英鼓吹不包容的意識形態、主政精英屬少數民族及對外經濟依賴程度低,則出現大屠殺的機會更高。綜合國際研究,民主政制比專制政權更有效保障人類的生存權。故此,要避免類似1989年天安門屠殺慘劇在全球任何一個地方再現,一定要建立真普選、真民主制度。

香港一日沒有真普選,一日都沒有防護基礎捍衛人權,防止屠殺在這兒發生。這一點十分重要,但香港若干位高權重的人竟然發表以下荒謬或不負責的言論:

鄧小平下令北京屠城,但現任特首梁振英侃侃而談:「如果有一個中國人要攞諾貝爾和平獎,我有一點唔係好明白,點解第一個攞諾貝爾和平獎嘅人,唔係中國嘅鄧小平先生?」

悼念六四,不是純粹為了要平反一宗25年前發生的歷史事件、為死難者討回公道、宣揚公義。悼念六四,是為了不斷提醒世人,在香港、中國以至世界各地建立真普選的民主制度,是關乎人類福祉的重任。

事實上,聯合國大會早於 2000 年通過一項決議,建議全球落實民主政制。「比較政治」學的研究,強而有力印證民主程度愈高對促進自由、政治穩定及減少貪污、饑荒和屠殺就愈佳。此外,民主制度成立愈久,對促進男女平等及減少貪污亦愈佳。誠然,民主制度亦有缺點,需要改善,不過,正如邱吉爾所說,民主制度的缺點顯然比非民主制度輕微得多。(註3

註:

1http://www.hawaii.edu/powerkills/20TH.HTM

2Harff, B. (2003). ''No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Holocaust? Assessing risks of genocide and political mass murder since 1955.''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1): 57-73.

3)民主政制的優點:http://cdehk.com/, 點擊「民主有何優點?」

作者是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民主教室創辦人

2014年4月2日星期三

成名﹕民主政制如何保障公民自由

近來香港接二連三發生的事,《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在街頭遭冷血刀手襲擊 重傷、《香港晨報》兩名高層街頭遭襲、 香港電視一再被封殺、民選區議員拒絕閉門會議而被警方抬走、學者鍾庭耀被政協向中央抹黑告狀、公認為梁振英政府眼中釘的烽煙節目主持李慧玲被解約、批評權 貴的報章專欄文章被刪稿、揭露政府劣行的私營顧問公司高層伍珮瑩被解僱,這些令人心寒甚至心灰的事例在在提醒香港人沒有民主政制,公民自由面臨的威脅只會 有增無減。


民主政制保障公民自由?

民主政制與公民自由息息相關。 公民自由包括言論、集會、結社、學術和資訊流通等自由。一般相信,由於民主選舉制度產生的執政者必須定時爭取選民支持,所以較少侵害人民的自由及權利。


學者Goldstein指出執政者侵害公民自由及權利的3個層次:

一、侵犯基本的公民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活動自由及新聞自由;不受政府無理處罰、禁制或審查的結社自由;公民不合作及和平示威而不受刑事拘控的自由。


二、鎮壓異見者的行動踰越普遍接受的執法、司法及行政標準。


三、侵害異見者的生存及安全權利,包括酷刑、無故失蹤、囚禁、違法行刑及屠殺。


國際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年為各國的公民自由度評分(滿分60分),4個評分準則是表達意見及信念的自由、結社及組織自由、法治、及個人自主及權利。對照各國民主程 度及公民自由度(見表),近四分之三公民自由度高的國家是民主政制,超過一半公民自由度低的國家屬於非民主政制。


民主政制如何改善公民自由度?

學者Davenport回顧過去40多年不同時段、地區、量度及研究方法的研究結果,得出許多學者一個共同結論:民主政制明顯可以減少執政者侵害公民自由及權利。學者一般提出3個解釋:


一、民主政制容許人民有權投票選擇執政者,增加執政者侵害公民自由及權利的成本;

二、民主政制國家的公民一般較為崇尚自我制約、寬容、溝通及建立共識等價值,而這些價值有效制約侵害公民自由及權利的行為;

三、民主政制容許不同人參與及競逐政治權力,減少直接衝突,提供宣泄不滿的途徑,可制約侵害公民自由及權利的行為。


同樣地,Lindberg 研究33個非洲國家的184個選舉,發現在第一次選舉周期,公民自由度在選舉前後,有高達6倍的升幅,第一次選舉結束後與第二次選舉開始前的空檔,大部分 國家的公民自由度停滯甚至下降,但到了第二次選舉周期,這些國家的公民自由度有顯著進步,類似情况在第三次選舉周期出現,證明民主選舉可改善公民自由度, 雖然一些國家本身的條件未必足以實踐民主化,但當選舉相繼出現,仍可正面地影響國內的公民自由。

雖然如此,但亦有學者質疑民主政制與公民自由是否有關係,民主程度愈高,執政者侵害公民自由及權利的可能性必然愈低?並非如此簡單。兩位學者Davenport 及Armstrong提出一個重要修正,引用1976至1996年期間146個國家的數據,以不同統計模型測試,結論是民主政制與公民自由及權利並非呈直 線式關係,而是一個國家民主化程度必須達到一定門檻,才能有效約束執政者,公民自由及權利得到高度保障。

回歸以來,香港維持半獨裁、半民主的政制,唯有加快香港民主化步伐,落實特首及立法會的全面普選,實現高度民主化,港人的公民自由及權利才得到可靠的保障。

民主政制與公民自由相輔相成,香港到了今天景况,公民自由每况愈下,香港 人若姑且接受一個名不副實,由中央政府以「愛國愛港」或「機構提名」等《基本法》所無的原則來推行假民主,便可息事寧人,「和諧」過日子,未免過於天真, 而且會自食其果,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亦會面臨重大衝擊。


(民主政制與自由的進一步分析,請參閱:http://cdehk.com/?page_id=207)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民主教室創辦人,鄧潤棠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碩士

2014年2月21日星期五

成名: 盲愛國政治風險


林鄭月娥發佈政改諮詢文件 以來,緊跟中央所提的特首候選人要愛國愛港,強調特首愛國是「不言而喩」,但《基本法》並沒有這樣寫。這種違反法治的講法,想深一層等於說中央是大老闆, 它不會說清楚有甚麼明文規定要遵守,但可就政治形勢、權力鬥爭的結果隨便拿個「不言而喻」的藉口來篩選特首候選人。

律政司司長袁國强更表示,特首人選是否「愛國愛港」,要由提名委員會及中央判斷。他的言論顯示特區政府在推銷提委會「篩選」方案的角色。而所謂特首須「愛國」,明顯就是想進行有篩選的假普選。

「愛國」重於一切,與獨裁社會的「愛國主義」主張分別不大。「愛國主義」的目的在於激發愛國情緒,進行政治動員,以便獨裁者或利益集團達致個人或集團利益,但卻可以對人民帶來災難,例如發動二次大戰、文革、東南亞排華運動等。

很多人說「香港的政治爭吵,令人厭煩」。

1997年至今16年半,香港管治在幾個主要方面都出現明顯倒退,甚或已響起警號。在2001年,最貧窮家庭與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差距是27倍,但在2011年,差距已擴大到42倍。香港在過去十年,人均GDP上升了47.6%,但貧窮家庭卻沒有因而受惠。

至於廉潔,據國際反貪腐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3年的排行榜,在177個地區中,香港排名下已跌至第15位,是7年來最低。作為香港肅貪倡廉機構的廉署亦爆出貪腐醜聞,令人憂慮!

新聞自由尤其岌岌可危:《明報》總編輯被撤換,多份支持人權和真普選的報章被中資銀行抽廣告,甚至有報道指梁振英曾向三間銀行施壓抽廣告。按無國界記者的調查,香港新聞自由度由2002年全球排第18位降至2014年的第61位。欠缺新聞自由,令社會實況無法反映,貪污、特權更易發生,削弱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吸引力,影響經濟發展。

香港屬於半獨裁體制,因它既有一定的公民自由,卻無真普選,除了政治制度本身認受性低,及容易造成貪腐及新聞自由備受打擊外,半獨裁體制,亦容易導致另一個頭痛問題:增加政治不穩定的風險。

根據一項涵蓋多個國家,在美國頂尖政治學期刊發表的研究,半獨裁體制比民主體制的政治不穩風險高出30倍以上(註)。半獨裁體制易造成政治不穩,因它通常會帶來:(1)政府政策親疏有別,(2)政治兩極分化,以及(3) 群眾動員增加,街頭對抗加劇。

而這三個特徵,在香港早已出現,而且日趨顯著。

在親疏有別方面,半獨裁體制既屬不民主的政府,因缺乏普選認受性,靠親疏有別管治:例如雖然民主派獲五成多至六成多選民支持,自回歸以來政府普遍不委任民主派入重要委員會。

在政治兩極分化方面,政府在北京支持下實行越趨明顯的行政獨裁,賤視民 意。電視發牌事件中,只要少數人決定配合中聯辦向議員拉票,便可不理會全港七成多市民贊成批港視開台的訴求,把在內地沒有投資、有較少阻力扮演敢言傳媒的 港視掃出局。又例如國民教育,特區政府試圖強加洗腦課程,令部份公民團體奮起反抗,加劇政治兩極分化。

政治兩極分化出現後易帶來群眾動員增加,街頭對抗加劇,導致政治不穩。梁 振英上台後,忽然出現不同的「愛字頭」,是群眾鬥群眾的策略,以語言和肢體暴力,倒果為因地把爭取民主人權的政黨或人士標籤成亂港勢力。這種在專制社會常 見的對自由、民主運動的壓制,長遠易造成更大的衝突、群眾動員和政治不穩。

中央和特區政府,卻還是朝強化半獨裁體制特徵的方向去設計香港將來的政治制度:提委會的組成,須按過去一直備受北京控制的選委會去設計。這意味着特首選舉繼續受北京操控,當選的特首繼續只得小圈子的代表性。

至於2016年立法會的選舉辦法如何修改,當局更加沒多着墨,顯示功能界別將繼續佔立法會一半席位,商界將繼續透過功能界別主導立會。任何由直選議員提出而又符合公益的議案,會繼續受到封殺。

維持香港半獨裁體制,政治不穩定的風險只會上升。港人若不想當災,就必須密切關心政改諮詢,積極參與並提出意見,阻止附帶篩選和操控的假普選。

註:Goldstone, Jack A., et al. "A global model for forecasting political insta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4.1(2010): 190-208.

成名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2013年5月29日星期三

成名: 行會死局 劣幣驅逐良幣




張震遠及林奮強接連出事,作為治港權力核心的行政會議,職能及認受性備受質疑,隨時成為梁振英低民望下的陪葬品。為挽回行政會議的公信力,行會必須進行改組,短期必須廣納人才入局,增加認受性,改變現時行會予人「用人唯左」的印象,否則只會劣幣驅逐良幣,令行政會議淪為「無議程便不用開會」的橡皮圖章。

根據《基本法》訂明行會的職責,主要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但自回歸以來,這種職能卻不復見。就連來自親中派的曾鈺成也承認「今不如昔」,港英時代的行政局成員多為社會精英、領袖,發言具份量、「今不如昔」,雖然他昨日主動「修訂」言論,但也承認行會制度沿用多年,應把握落實普選的機會,檢討職能。

在港英年代,逢港府有重大政策決定,均會由港督會同行政局作出,如果行政局成員大多反對港督的政策,必須記在案。這種明顯的職能,具備史因素,港督非由選舉生,加上非華裔,在推行政策時,需先取得獲得行政局成員支持,並透過立法局達致共識,確保有效推動政策。在吸納成員入局時,除撇除極左人士,大致上用人唯才。

故此,由七、八十年代以英資財團為主,到回歸前彭督年代,就當時的行政局進行改組,財團色彩淡化,吸納的也主要是社會精英為主,無論能力及代表性等,均遠高於今日的行會。事實上,回歸後的行會成員越見親中化,用人唯左情況嚴重,部份成員更像是拉雜成軍的政界新丁,與以往行會備受政府高度重視、有審政策能力的機構分別很大。

主權移交後香港任三個特首,董建華年代尚有大法官楊鐵樑任行會成員,到梁振英一屆,行會部份成員明顯只屬政治任命,不但能力不足,品格審也明顯出現大問題,最明顯的例子是容許張震遠在財困下,繼續審議港府重要政策,反映當權者對行政機關成員的品格要求極低,本身誠信也備受質疑的梁振英實在責無旁貸。

只要翻資料,在殖民地年代,便曾發生有成員因親戚從事交通生意,在行政局商討交通政策時未有避席而最終被炒的事件,反映回歸前後當權者對行政機構成員的操守要求,實有天壤之別。

為挽回行政機構的公信力,行政會議改組事在必行,短期的改良方案,可吸納包括泛民在不同背景的成員,但由於行會有保密制及需集體負責,就算行政長官願意邀請泛民代表入行會,泛民也會擔心在推行具爭議政策時,被迫服從多數,未必會冒險派人加入,故惟有吸納接近核心價的人才「入局」,擴大代表性,才能真正落實行會的職能。

但長遠而言,行會的前景仍然悲觀,若未能落實特首普選,認受性及公信力固然繼續受質疑;若全面落實普選,行會的現有職能,最終也只會被執政黨所取代,成為史遺物。

記者呂麗嬋筆


成名  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金針集 : 學者:行會角色已告一段落

張震遠及林奮強事件引起政界及公眾人士質疑行政會議(下稱「行會」)的職能,要求檢討。然而,昨天的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表示「《基本法》已規範行會職能」,不需要檢討,行政長官又表示沒有計劃改組行會。

筆 者為此翻《基本法》,第54條訂明行會的職責,「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an organ for assis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in policy-making),就是如此而已。至於如何、怎樣去協助則沒有一個詳細的明。而且,行政長官亦公開表示,「行政會議在《基本法》的規定底 下,在今日我們有問責制底下,與時並進」,「與時並進」這四個字,亦暗示行會的職能可以不斷發展。換句話,特首亦認同在不牴觸《基本法》的前提下,行會 的職能是可以進

問題是行會可以如何進?如前行會成員、自由黨黨魁田北俊所言,現時的行會讓人有「橡皮圖章」的 感覺,政策的推行往往由問責局長制訂,經立法會及公眾諮詢後才提交行會,行會一般難以反對。行會「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角色是否仍然存在,亦成疑問。而 且,田北俊提到的政黨政治,又是否可行?

筆者問過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他認為《基本法》關於行會成員的職能條文「空泛」,亦沒有具體規限其委任人選的「能力、政治背景及代表性」,因此改組行會實是可行。

而 且,他亦指出,現時行會至少有兩大問題,令行會代表性、政治性及影響力都日漸弱化,其一為成員質素大不如前。回歸前,行政局的成員主要是來自各個專業界別 的精英或領導層。可是,現時的行會不見有如此精英,反而比回歸前「單一化情況更為明顯」,即親中化。更甚者,有一些成員根本是「幼嫩的新丁」,資 代表性不,又不是什麼領導層,「其代表性進一弱化」,讓人有拉雜成軍的感覺。其二,行會的角色及能力「日漸式微」,已不再是以往備受政府高度關注、有政策能力的機構。

成名建議,現時行會短期的改良方案只可以是吸納不同背景的成員,「超越左派」。但是,由於行會 有保密制及集體負責制,就算行政長官願意邀請泛民代表入行會,泛民亦會擔心行政長官在推行一些具爭議的政策時,可能「入泛民數,因此他們不會冒險派人加 入」。如此來,行會在短期豈不是不能改革,行會豈不是要繼續腐爛下去?成名指這是「無可避免的」,他直言「現時行會的角色已告一段落,可以做的就只有 讓它過渡到有真普選,繼而再讓它淡出政治舞台」。

2012年9月21日星期五

成名﹕特區「洗腦」式國教科摧毀一國兩制




為回應撤回國民教育科(國教科)的呼聲,政府發出兩項聲明,表示學校可自主決定是否開展科目,以及會抽起《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文件指引》(《指引》)中「當代國情」部分。可是,上述聲明仍充滿問題。首先,政府將給予每間開展國教科的學校53萬,這津貼對資源匱乏的學校非常重要,部分學校或會被誘使開展國教科。其次,梁振英指撤回國教科代表禁止學校開展該科,不符自由社會精神。「撤回」是為再作諮詢做準備,「禁止」則代表政府利用法例或其他方式阻止學校開展該科,兩者並不相同。第三,政府兩項聲明並沒有徹底改變國教科「以情引發」的本質,實難洗脫「洗腦」之嫌。

「洗腦」究竟所謂何事?

冷戰時期,美國中情局曾對共產國家對人民的洗腦方式進行研究,指出控制人類行為的第一步,是讓人清楚意識到控制力量的存在。例如學生知道老師具備權力,可透過責罵、訓導、評分等控制其行為。由於操控者與被操控者的關係存在極大的權力不對等,被操控者即使意識到控制力量的存在,也不能或極少挑戰權威(註1)。正如學生雖然間中會違反老師的指令,但卻不會推翻「老師/學生」權力不對等的關係。畢竟學生是需要依據老師的評分方可順利畢業。

有心理學家指出,這種建基於「服從」的關係其實不能令被操控者「完全認同」或「內化」操控者所定下的準則(註2)。因此,操控者需要透過多個層面的監察來確保被操控者在壓力下服從指令,又會以懲罰箝制其行為,例如在心理上令人感受到威逼、排擠(註3)。換言之,洗腦就是透過權力不對等、監察、環境壓力、和懲罰等相關元素,令被操控者繞過其理性思辨能力而直接認同操控者所給予的信息,達致控制行為的過程。

我們不難發現《指引》裏有關教學目標及評核的描述確有洗腦成分。《指引》中明言,學生要建立國民身分認同、愛國心、對國家建立自豪感和歸屬感等情感主導的目標,而國教科亦會以重視情懷、注重情感、本於真情的方式推行(見第119-120頁)。例如在《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教材中便將黃河比喻作抱覑兒子的母親,令學生建立盲目愛國情懷。因此,即使「當代國情」部分被抽起,當局仍可在自然、人文和歷史國情三個部分滲透洗腦內容。

在評核方式上,國教科要求教師了解學生國民質素的發展,及有否在情感觸動及態度上有所轉變。例如要求教師觀察學生有否因為成為升旗隊隊員而感到光榮(見第90頁),或問學生會否「像運動員一樣,以身為中國人為榮,有感動流淚的感覺」(見「我學會了唱國歌」的教材);《指引》又要求學生以問卷方式互相評核。基於學生對老師的服從及依賴,學生難免會調整自己的行為來達到所謂愛國或認同國民身分等標準;而同儕互評,亦會製造互相監控的環境,令學生在群眾壓力下順從課程的要求。

教育局可以學校偏離《指引》為由對學校施壓

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主席李焯芬在一個論壇上提到,「如果3年之後有學校不跟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來開辦課程,教育局會通過視學制度來處理」(註4)。我們有理由相信當局將來大可以學校偏離《指引》為由,對學校在財政及學生派位上施壓,而教師可能在壓力下加大力度監控學生,務求令「製成品」達到標準,學生面對洗腦的壓力亦會大增。

如果國教科真的以洗腦方式要求學生達到以情感為主導的標準,那後果將會不堪設想。有學者指出,文革正正是透過「批評及自我批評」、「思想改造」等方式來操控人民對共產黨的情感,達致群眾動員及打擊敵人(註5)。無疑,我們需要叫停這種以洗腦方式來操控情感以達致盲目認同執政黨的教育,畢竟小學生和不少中學生仍未有足夠能力抵抗洗腦。

國民教育是迎合北京的政治任務

為何政府對推行國教科寸步不讓?其實早於1991年,北京便為香港定下了五大順利回歸的要點,包括「文化的參與,涉及教育、傳媒、意識形態等範疇」。2003年七一遊行後,北京更加大力度推行「人心回歸」工程,2007年胡錦濤更指明特區政府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翌年414日,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國民教育專題小組」隨即通過了名為《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現、挑戰與前瞻》的文件。文件應中央政府要求,指明「政府需要在推行國民教育方面加大力度」,更建議以「潛移默化、先易後難」的方式滲透學校。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已赤裸裸地表明,國民教育就是「洗腦教育」,要教年青人「要聽中央政府的」。由此看來,國民教育根本就是一項迎合北京的政治任務!這種洗腦教育,足以剝奪香港年青人的思想自由,比明刀明槍的23條立法更令人膽戰心驚,而這亦嚴重侵蝕香港核心價值和摧毀一國兩制。

此外,政府對相關機構、活動、教材的巨額資助,從來都不公開、不招標、不諮詢。當中包括為人詬病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以及由教育局和中聯辦共同支持的「愛我中華」兩岸四地青年大礇聚火車團。即使吳克儉表明《手冊》部分內容偏頗,但卻沒有表示要撤回《手冊》,或呼籲學校不要使用。我們有理由相信國教科的推展,其實是特區政府、中央政府與親北京機構的集體作品。

雖然政府已作出「讓步」,但卻不撤回《指引》,並以「尊重多元、自由」之名不要求已開科學校撤科。其實,如果政府真的尊重這些價值,便更應撤回壓制自由思想的國教科,而繼續優化教育局早年訂下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2008)》。這樣既不影響學校運作,也能令學生真正學懂多元、自由、包容等普世價值。

註釋詳見:http://ihome.ust.hk/~somsing/index.htm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2012年9月2日星期日

成名:認識真實中國 非靠國教赤化



有關德育和國民教育科的爭論自7月以來愈趨熾熱。按港大8月下旬民調,盡管57%市民反對政府在今年試推國民教育3年開展期,特區政府仍寸步不讓,並提出不同理由合理化其強硬立場。那些理由充分嗎?

首先,梁振英說學校及教師可自行編定國民教育科教材,彷彿教師在教該科時有完全的自主。實情是教師必須根據國民教育《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文件指引》(下稱《指引》)教學。

今年5月,教育局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主席李焯芬在《香港新政府如何推動國民教育》思想者論壇上,提到「如果3年之後有學校不跟隨《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課程指引來開辦課程,教育局會通過視學制度來處理,視學小組會指出其不足之處,要求糾正」,並指教師必須達到教育局所訂的「教學標準」;教育局將來亦 可以學校偏離《指引》為由,對學校在財政及學生派位上施壓。這種鳥籠式的自由與真正的教學自主相去千萬里(註1)。

教材走向規範 學校恐難自主

在教材方面,梁振英曾經承諾,教育局會將教材放到網上平台,讓公眾監察。但在同一場合中,李焯芬卻指國民教育的教材,將來可能會有「更規範化的做法」。言下之意,即教育局會將教材盡量統一,假如是朝中央教材方向進發,後果將不堪設想。

另一方面,雖然當局指德育和國民教育科將以「校本化」形式推行,但李焯芬卻明確提到「10年後有了更多經驗,也許會有更好的平台做中央式的設計」。種種迹象顯示,所謂「校本化」及「沒有官方指定教材」之說,只是緩兵之計。課程一旦落實,學校根本沒有自主教學可言。

硬銷身份認同 黨國混為一談

其次,梁振英說「國情」部分只佔內容5%,有信心公眾在了解事實後便會釋疑。但該數字如何計算出來?若有問題的「國情」部分涉及洗腦,則無論佔整體內容有 多少,都不應存在,況且分量輕不代表毒性輕。正如教育局在審批中史教科書時,若書中有一個部分指日本二戰時在南京不是進行大屠殺,也不會准許出版商推出市 面。同理、若國民教育包含鼓吹盲目愛黨的內容,即使只有1%,都不應該在學校推行。

第四,政府說國民教育不涉及洗腦,但《指引》只不斷重複學生要確立國民身份認同、愛國心,對國家建立自豪和歸屬感,又完全避談中國的政治現實。例如《指 引》對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隻字不題,更遑論談及一黨專政帶來的貪腐問題;對「國家」、「黨」、「民族」、「公民」等概念更是含糊不清,將愛國與愛黨混為一 談。真正認識國情教育,是鼓勵學生反思國內當前的社會問題、民主及法治的發展、公民權利等議題。若過分放大國家的「光明面」,國民教育只會淪為「洗腦式」 政治意識灌輸。

關心內地事件 港無「去中國化」

第五,近年不少科目已包含了國情教育的內容。例如高中必修的通識科之「當代中國」單元、初中的生活與社會科、綜合人文科和公民教育科,另外還有兩科歷史。 更何況現時通識科的「當代中國」單元,對中國社會政治等弊病已避重就輕,對六四、文革等近代史避而不談。為免架床疊屋,我們應先優化通識科,而不是額外加 開問題多多的國民教育科。

最後、有論者指反對國民教育是鼓勵「去中國化」、拒絕認識中國。事實上,本地反對國民教育的眾多團體希望推動的,正正是全面地、批判地認識中國。如果香港社會真的有所謂「去中國化」的趨勢,港人也不會如此關心六四、李旺陽、保釣等事件了。

其實民間社會憂慮的是,是香港日漸赤化,港人會像內地人民般,活在中共政權的謊言下,不能認識真實的中國,而下一代更受洗腦式愛國教育的毒害,盲目擁護執政黨的主張,重蹈狂熱民族主義者的悲劇。

1︰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mag.chinareviewnews.com/doc/1021/3/1/7 /10213174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2131742&mdate=0608002457

 
信報社評:公眾憂慮仍重 國教不宜強推

暑期盡、開學了。今年新學期即將開始的新聞,幾乎全集中於國民教育科的推行問題,「學民思潮」正在政府總部進行紮營、絕食等抗爭活動,並將舉行包圍政府總部大集會,圖迫使當局撤回國教科。

這個夏天很不平靜,立法會選舉的戰鼓頻催,反對國民教育科的呼聲響亮,市民深切感受政治爭拗的熾熱氛圍,更擔心引來校園動盪,影響子女的正常學習,政府有責任從速安定局面,順應民情,打消強推國教科的原意。

香港把推行國民教育科放到議事日程,始於國家主席胡錦濤於香港回歸十周年訪港期間提出:「我們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加強香港和內地青少年的交流,使 香港同胞愛國愛港的光榮傳統薪火相傳。」曾蔭權在隨後五年的施政報告中,皆提及國民教育,但語焉不詳,在二○一○年則正式決定將國民教育獨立成科,並定名 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今年由一個專責委員會就課程綱要進行了四個月的諮詢,至四月底才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

「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的開展期按計劃於今秋推行,剛好是特區政府換屆之後,由被認為「親中」背景較濃的新任特首梁振英主催其事,加上一套內容被公認存有偏頗的參考教材 《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率先曝光,令社會對此科產生強烈的信任危機,而「洗腦」之說,更如火上加油。公眾的擔憂,從接近十萬人的大示威足以反映—— 以一個單一議題,有如此規模的遊行、有這麼大量的中產人士上街,問題的嚴重性,豈是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幾句「鴕鳥式」之言所能淡化。

其實,胡錦濤主席要求香港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是順理成章的事;令香港的學生通過課堂上學習,對國家的歷史和現狀加深認識,也是應有之義。只是在「一國兩 制」之下,香港應以何種方式、何種理念推行國民教育,卻大有斟酌的空間。例如是否有必要獨立成科,教學中是以灌輸觀念為主、還是培養獨立思考為先,如「六 四」等敏感事件的教學內容如何釐定等等,實在需要通過廣泛而實效的諮詢,逐步形成社會共識,方可使國民教育真正發揮效用。

觀乎當局提出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推行目標,第一句就是「加深學生對祖國的認同及對國民身份的自豪感」。這難免予人一種印象,就是背後蘊藏政治目的;而所謂「認同感」、「自豪感」之類,帶有強烈的主觀和感情色彩,對小學生作此培養,亦大有商榷的餘地。

至於一些歷史上或國情中的敏感話題,以什麼教材作為藍本,不同政治取向的教師又會否各自發揮,甚至令學生形成偏見。諸多問題不好好解決,國教科即匆匆上馬,徒弄巧反拙。

顯而易見,當前推行國民教育科的條件尚未成熟,公眾的反對聲音依然強烈,對此表示擔憂的受訪市民超過半數,在這樣的情況下,倘若當局堅持強推,只會令社會更趨撕裂,政府的威信受損益深,學校、教師和家長亦深受困擾,對各方面都沒有好處。

現時,當局繼續以三年開展期作為矛盾的緩衝,以成立「開展德育與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作為「拖字訣」,而拒絕撤回或者擱置國教科,但客觀的現實是,在新學年真 正設科的學校屈指可數,政策在教育界的接受程度、在社會上的人心背向,已經非常清楚,政府聲稱續推的做法,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既然特區政府多次重申推行國民教育科並非政治任務,公眾實在想不出當局還有其他什麼需要「硬撐」的理由。放棄強推,再作諮詢,廣納民意,從善如流,「退一步海闊天空」,才是政府在這個重大議題上的唯一可行之道。

2012年6月21日星期四

明報社評: 架構改組無期 無縫交接泡湯



政府提出動議,要立法會優先審議政府架構重組決議案,因為政府箍票不力,動議「意外地」被否決,除非當局還有什麼神來之筆,否則架構重組在71日政府換屆之前,不可能獲得立法會通過,意味新舊政府無縫交接將不會出現。目前行政與立法關係惡劣,有效管治已經受到嚴峻考驗,今年9月換屆選舉之後,若立法會組成格局基本不變,則未來5年,梁振英政府能否改善、處理好與立法會的關係,關乎他的施政成敗。就市民的利益而言,當然不願見到無休止的政治鬥爭,把香港醬死。

政府未做好箍票工作  優先審議架構改組被否決

按立法會原定議事程序,還要處理22項法案和決議,才輪到審議架構改組,泛民陣營阻延架構改組在71日前通過的意向甚為明顯,所以,政府若按立法會既定議程行事,特首曾蔭權承諾過的新舊政府無縫交接就不會實現。政府挖空心思提出動議,要求暫緩執行《議事規則》第18條,使立法會可以優先審議架構改組決議案,確實有「打茅波」之嫌,引起泛民議員大表不滿,但是導致待議事項「塞車」,與去月審議替補機制的拉布拖延不無關係,所以,除非政府放棄爭取,則提出的動議仍有一定合理性。

政府既然使出具爭議的罕有一招,理應部署妥當,佈好陣勢,務必使動議通過,現在動議被否決,檢視投票情,顯示政府缺乏組織協調,未做好箍票工作。

首先,部分功能組別議員一貫對議會工作投入程度較低,他們在議會的尸位素餐表現,是去月替補機制拉布時,市民未表現強烈不滿的原因。昨日缺席投票的建制派議員,除了新界西選區的張學明,其他5人包括李國寶、霍震霆、陳茂波、梁家騮和張宇人,都是功能組別議員,拉布戰一役,已經暴露功能組別議員怠惰的實質,昨日政府亟需用人之際,主事官員無足夠危機感,未強烈促使他們到會,功能組別議員之不可靠,於此可見一斑。至於盛傳為副財政司長熱門人選的陳茂波議員,關鍵時刻缺席會議,連關乎自己能否於71日就職那麼重要的事也可以這樣處理,他是否有足夠熱忱為香港打拼?使人涼了一截。

其次,詹培忠和謝偉俊兩人投反對票,葉劉淑儀議員棄權,結果有27票贊成,25票反對,因為有54名議員出席,贊成票還欠1票才達至過半要求,動議因此被否決。議員怎樣投票是個人抉擇,即使建制派議員過去也有過不聽指揮行事的紀錄,就這樣一個重要動議,主事官員竟然不充分掌握建制派議員的動向,顯示箍票力度不足,臨戰疏失,主事官員要負責任。開票那一刻,政務司長林瑞麟那個不可置信、大惑不解、目瞪口呆的表情,輕輕一句「不是事事如人所料」,掩蓋不了失職的事實。

政府的動議被否決後,會議廳內泛民議員喝采,鼓桌歡欣,從政治鬥爭而言,政府因為「蝦碌」敗陣,泛民議員或許認為保住了立法會的尊嚴,不過,這一幕看在市民眼裏,或許認為是泛民議員以能夠阻延架構改組而慶祝。由去月替補機制拉布迄今,立法會處於不正常狀態,議事遭到阻滯,部分議員就政府架構改組發言時,不乏針對梁振英之言,事態顯得有點對人不對事。市民將怎樣解讀立法會的情勢,會否影響他們的投票取態,相信9月的換屆選舉會有答案。

行政立法關係不改善  梁班子有效施政成疑

新一屆立法會雖然增加了5個超級議席和5個地區直選議席,以本港的政治生態,相信立法會建制派與泛民共存的格局,基本上不會有根本改變,未來5年,若政府未能梳理與立法會的關係,建立相對良性互動,則以近期立法會的情,極可能持續發生在梁振英主政之後,他所統率的特區政府能否有效施政,是一大疑問。香港的畸形政治體制,董建華與曾蔭權已經飽嘗苦果,梁振英也不能例外,他只能打甩牙和血吞做好兩件事,一是制訂好政策,爭取市民支持;一是盡量改善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關係,減少施政阻滯。

昨日,梁振英吃了兩記悶棍,架構改組將觸礁是其一,寓所被揭發僭建玻璃棚是其二,梁振英對此相信會感到滿心不是味兒。不過,這兩件事對梁班子而言提出了兩個警示,首先,梁振英面對的政治生態,較曾蔭權的處境更為惡劣,特別是不少人對他有成見,部分更見敵意,梁班子要有困難更多、要付出更多努力的心理準則,說得嚴重一點,將會是惡戰連場。其次,梁振英和他的團隊,應該認識到他們已是公泷人物,時刻都受到監察,他們必須身家清白,才可以經得起監察和考驗。


成名﹕擴大問責制值得支持嗎?

梁振英先生個多月來,密集式地利用傳媒力推514局架構重組,他的重組論述值得支持嗎?

梁振英認為,改組建議並非擴大問責制(註1),但在新的政策局架構下,每名局長之下,除了有一名副局長,每年還可獲撥款120萬元聘用一名或多名政治助理,另外,因額外增多兩名局長、兩名副司長、51名包括中及高級的公務員、幾名至幾十名政治助理,5年內要額外多花3.1億元,這不是擴大問責制,難道是收縮或原地踏步?他的架構改組導致問責制擴大,是路人皆見的普通常識。梁先生堅持改組並非將問責制擴大,到底是一時疏忽,還是因問責制長期未獲市民信任,故他以為憑其口才就能顛倒是非,改變市民看法,從而否認他要擴大一個未獲市民信任制度的事實?至上周末,候任特首辦又突改口承認架構重組是擴大問責制,這是矯正個多月來的疏忽,還是最終發現民意並非能輕易愚弄?單是這點,若非梁先生連一般的辨識能力都出問題,就是反映了他的誠信值得令人擔憂。

問責制的根本病徵

梁先生否定了替問責制全面檢討後才考慮擴展,只答允待通過他的方案後作中期檢討。問責制實施10載,問題叢生,劣評如潮,假如不先全面檢討,諮詢公眾意見,問責制本身的問題既不太可能自動消失,對管治的負面影響亦很大可能在擴展後持續下去,遺禍更深。

不少研究早已指出幾個問責制的根本病徵:

1. 在缺乏高度民主和隨之而來的政黨政治長期歷練下,再加上某些問責高官主要是憑中央的祝褔,而非個人才幹上位(如曾德成、何志平),不少問責高官缺乏足夠專業知識和政治技巧制定和推銷政策。

2. 問責高官來自五湖四海,故缺乏合作互補、真正團隊精神,不利有效施政。

3. 更要命的是,在缺乏高度民主政制下,不少事例反映問責制的問責對象,是北京而非本港市民。例如屢次力挺中央、落實拖慢本港民主化,甚至想以歪理取消市民補選投票權的林瑞麟,竟可以在民望長期徘徊末席下,不單不用問責辭職,反而升官至政務司長。

上述問責制的根本問題在香港落實全面普選和政黨政治前,明顯不會因該制擴展而自動消失,反有可能招致更大、更多的問題。

以最近的疑似候任問責官員為例,各人既來自五湖四海,又不少都缺乏長期合作關係,部分熱門人選如候任文化局和教育局長,廣泛被行內人認為外行領導內行,根本沒有足夠專業背景統領相關部門。而前者家庭更充分「染紅」,令人懷疑問責局長再一次並非用人唯才,而是要紅不要專,嚴重削弱未來政府的相關表現。明乎此,則梁先生最近提出的「問責制實行10年,的確有未如人意、需要改進的地方,但這與新一屆政府提出的架構重組建議沒有直接關係」,便像推銷員在自吹自擂,強詞奪理。

提防「快即是好」的幽靈復活

梁先生指近年香港令人聯想「慢」的感覺,又指在過去多年,香港經濟增長落後於新加坡和內地,暗示立法會快快通過他的問責制擴展建議就代表經濟發展會加快。事實上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在未經廣泛諮詢、深思熟慮下,快速實施八萬五建屋政策、容許領匯設立、逼令大部分中學用中文授課、提出興建中藥港和鮮花港和賤賣數碼港地皮以落實發展高科技的宏願等,以上種種不是流於空想,或失敗告終,便是代價沉重,「快即是好」的思維實在十分危險。

過去20年,香港經濟平均增長低於新加坡,有學者指出一大因素為獅城政府於政策出台前,花大量時間作極為縝密的研究,「快即是好」的作業思維根本並非獅城致勝之道。而把香港和內地兩個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經濟體系增長率直接相比,明顯犯了不恰當比較的謬誤。

梁先生和候任特首辦重申改組架構毋須公眾諮詢,因梁在競選期間落區解釋構思時無人反對,這種辯解不堪一擊。當時大眾焦點明顯不在架構改組,上述辯解既破壞前港英政府在認受性不足下認真諮詢公眾的聰明傳統,亦替梁上任後可能會不諮詢而推苛政立下危險先例。

梁先生指現時房屋問題嚴重,故要以514局快速落實政策,實情是政府以現有架構亦能快速落實多項包括八萬五在內的政策,可見梁先生誇大其詞。更何即使大家贊成他建議的將規劃、土地和房屋歸納在一個局,以加快建屋,也不代表就要支持整個514局方案。

整個改組方案的核心爭議之一是增設副司長,政府提出架構重組法例修訂時,沒有清楚界定副司長的法定權力,只是透過行政方式下放部分司長權力。此舉令公眾難以監察司長的權力轉移,日後特首、司長和副司長亦容易就副司長的權力範圍產生耗費心神的宮廷角力,司長和副司長亦會有更多機會「卸膊」,增設副司長的成效及必要性至今都令人存疑。

在新架構下,涉及民生的房屋規劃地政局由副財政司管轄,但同涉民生的環境、保安、衛生等局則由政務司長負責。上述不一致的安排背後理據至今仍含混不清,難怪各方猜疑梁先生設立副司長是為了讓其親信逐步奪取出身自政務官的司長權力。

香港被癱瘓?

梁先生的重組論述,粗疏不堪,更多番堅持在不搞認真的公眾諮詢下,就要強行立法會在七一前全面通過架構重組,以「香港被癱瘓」的誇張失實說法影響人心,反對議員對其建議詳細審議,意圖削弱立會監督行政機關的責任。削弱三權制衡,讓行政獨大,是摧眦香港核心價值,扼殺兩制,令香港淪為特首「說了算」的一言堂。這絕非香港之福,更不是大多數香港市民所能接受的。

1. 香港電台,2012430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2012年5月31日星期四

成名﹕拉布與制衡政府濫權




早前,候任特首梁振英先生猛烈批評某些立法會議員運用拉布,減低了立法機關效率,他更公開直接動員公眾反對拉布,把拉布當作妖魔攻擊。拉布主要是透過冗長議會演說,達至減慢或阻止法例通過的方法,很早便在一些西方議會出現。以美國為例,拉布已出現超過一個世紀。時至今天,在眾多成熟或新興民主國家,例如英國、美國、加拿大、法國、芬蘭、奧地利、韓國、台灣等,拉布都曾被使用過。

不少民主國家都有拉布

在美國政壇,有人對拉布看法負面,然而拉布卻在美國及多國議會歷久不衰。究其原因,正如美國人權律師所言,拉布可確保少數黨派的意見得到充分表達和辯論,亦有助抵制人數較多的黨派在大眾缺乏足夠注意下急速通過惡法。此外,在處理某些可能代表多數人利益的議題時,議會少數派亦可用它來制衡當權派和捍衛公益(註一)。

拉布會否被濫用?

大家可能會懷疑拉布可被濫用,拖延立法。如果有個別議員或政黨濫用拉布,使立法過程不合理地延誤,他/它便要面對在選舉中選票流失的風險。此外,為確保在立法效率和保持拉布積極作用之間取得平衡,一些國家的議會,如英國、美國等,當國會已辯論某議題一段長時間後,在有一定比例或數量的議員支持下,議長是可煞停拉布的。儘管如此,在18個歐洲民主國家議會中,大多數較覑重讓議會中少數意見得到充分辯論及防止政府濫權,多於為方便政府而中止冗長的辯論。例如在這18個國家中,有11個必須要有至少三分之二有權投票的國會議員同意下,或符合辯論雙方事前訂下的中止辯論規定,議長才可強制終止辯論。另外3國政府中止辯論的權力,更比上述11國來得更嚴謹(註二)。畢竟,曾遭受民粹主義、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蹂躪的歐洲多國,在歷盡痛苦洗禮後,已自覺及明智地寧可容許拉布,也要確保議會尊重少數派聲音,以避免行政濫權及重蹈獨裁制度的浩劫。

補選對半獨裁社會很重要

本港的半民主、半專制的政治制度,既剝奪了公眾以普選選出行政長官的權利,亦在「行政主導」的稱號下,實行相當程度的行政獨裁。行政長官的權力十分巨大,又不太需要向大眾或立法會負責,只要政府不需新撥款或制訂新法律,特首想推行任何政策,可一人說了算。例如行政長官堅決反對復建居屋,居屋復建便遙遙無期,只要曾特首堅持擴大問責制,以極高薪酬招聘一大批能力成疑的副局長及政治助理,問責制便要擴大。

立法會內60個議席,只有一半由地區直選產生,另一半是由22萬多選民選出的功能組別。按本地不同學者研究,大部分功能組別議員,明顯偏幫工商界。在現時分組投票下,功能組別只要有15名議員投反對票或棄權票,便足以否決地區直選議員提出,代表多數港人利益的提案。此等例子多如繁星:民生方面,功能組別議員亦否決回購領匯股份,容許領匯繼續獨霸眾多屋苑商場,削弱消費者的選擇權,加劇他們的經濟負擔,功能組別亦反對通過改善本港婦女貧窮的動議。此外,功能組別亦曾多次否決訂立公平競爭法、否決立法規定售樓書載列樓宇實用面積的動議,甚至否決要求調查屏風樓對空氣質素影響的動議。另外,為維持政治特權,大部分功能團體否決香港早日落實普選、反對開放大氣電波,和支持23條立法等(註三)。

在這種港式半專制制度下,特首距行政獨裁只一步之遙,立法會內代表既得利益的少數議員又可以不斷否決維護有關公眾利益的議案,再加上香港在九七後中央一再否決港人爭取的雙普選,致使回歸以來民怨畄天。

兩年前5位公民黨和社民連立法會議員便以「先辭職、後補選」的變相公投運動,爭取取消功能組別及盡快落實雙普選。最後,該運動在爭取全面廢除功能組別這一方面獲得公眾支持,至余若薇、曾蔭權辯論當日,已有多於71%市民同意不遲於2016年取消功能界別,創下反功能組別的新高(註四)。變相公投運動亦使中央最終在普選上讓了步,被迫接受了超級區議員方案。可見保留補選權對於藉覑群眾運動推動政改,或防止23條等惡法極為重要。明乎此,便不難理解中央對「先辭職、後補選」恨之入骨,而特區政府亦要一再削弱補選權來向北大人交差。

今次拉布的目標,是保護立法會議員先辭職、然後半年內補選的權利。事實上,在許多國家,從政者亦曾就重大議題辭職,並就該議題以變相公投方式參與補選,使大眾經歷更深入的辯論,從而正面影響施政或保障人權。此外,亦無證據證明變相公投式的補選被濫用的機會偏高。因此,「各國議會聯盟」的數據顯示,在189個國家中,只有不多於5個專制或半專制國家,會以法例禁止已辭職的立法議員透過補選在半年內重返同一議院。

拉布可減少行政濫權

候任特首梁先生隻字不提今次少數立法會議員就審議替補機制而拉布是要捍衛國際公認的投票和被選權,亦從沒表示特區政府理應撤回該削弱公民權利的草案,更從沒指出拉布的緣起是為防止專制政體的禍害。反之,他只是自拉布開始便不斷批評拉布拖慢立法效率。近日為悤推其擴大問責制的政府改組,他指摘立法會議員盡其憲制責任監察政府、仔細審議這在未來5年要花3.6億的建議,就是拉布、就是不對。至最近,候任特首辦又表示希望立法會先通過開位撥款,新架構施行兩年後,再檢討其職能與運作,但又繼續拒絕為這項涉及政府架構巨變的建議進行認真的公眾諮詢,及拒絕立法會只通過建議新架構的一部分。這位獲中聯辦幫助下,被小圈子中689票選出的候任特首,大家相信他會真的「虛心聆聽」民意,捍衛兩制的核心價值嗎?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註:

1. Joanne Mariner是一名人權律師。可參看"In Defense of the Filibuster", 2002129日(http://hnn.us/articles/1139.html

2. Doring, H. and M. Z. f. E. Sozialforschung 1995. Parliaments and majority rule in Western Europe, University of Mannheim, Campus Frankfurt.

3. http://www.afc.hk/index.php/zh/10-

4. 民調結果由港大民意網站提供(http://hkupop.hku.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