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山河: 中國民主憲政先驅宋教仁

清末民初，宋教仁是首位倡議中國走民主憲政之路的革命家、政治家。宋教仁遇刺令他的良法美意落空，中國政治也走過百年滄桑。史家分析宋教仁的「年少氣盛」可能招袁世凱或陳其美的毒手。

被史家譽為「中國民主憲政先驅」的宋教仁（湖南桃源人，字遯初、鈍初，號漁父），一百年前（一九一三）的三月二十日晚上十時三刻左右在上海火車站（老北站，現上海鐵路博物館）遭刺客開槍射殺，兩天後（三月二十二日）傷重不治辭世，終年三十一歲，死時距其三十二歲生日僅兩個星期（宋氏生於一八八二年四月五日）。在推翻滿清、肇建民國的時代大變革中，宋教仁是第一個提出未來的中國應實行議會政治、責任內閣制和政黨輪替制的政治家，也是第一個篤信民主憲政才是中國應走之路的革命家。可憾的是，宋教仁為中國政治走向和政治制度所規劃的良法美意卻被暴徒所粉碎，同時亦徹底改變了中國的政治遠景與前程，而使中國艱辛地走過百年滄桑。

宋教仁和孫中山、黃興同為民國初年的三大偉人，也是中國國民黨創黨初期最耀眼的三巨頭，如論資排輩，孫中山大宋教仁十六歲，黃興大宋八歲。宋教仁和黃興皆是湖南人（黃祖籍湖南長沙），黃、宋關係比孫、宋關係還深，但三個人都是有稜有角有個性的人，三個人之間都曾因政見、立場、主張和個性的不同而發生或大或小的爭執，孫與宋的齟齬、扞格和裂痕較大。黃興度量寬宏，孫較專斷，宋有主見，活動力強。

一九零三年八月，宋教仁在武昌一所學堂讀書時，黃興（字克強）從日本回來向學生演講改朝換代的必要性，以及改變國體與政體的理由，宋教仁大為折服。光緒三十年（一九零四）二月，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宗旨的華興會正式成立於長沙，黃興為會長，宋教仁當副會長，會員包括章士釗、陳天華等人。同年十二月，宋教仁到日本，一面唸書（先後就讀日本法政大學、早稻田大學），一面進行革命工作，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並加入孫中山所成立的同盟會，擔任該會司法部檢事長。宋教仁於一九零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在東京《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社首次會晤孫中山時，孫已三十九歲，宋才二十三歲。

宋教仁於一九一零年年底返國，在上海擔任《民立報》主筆，以「漁父」筆名撰寫大量宣傳革命文章，影響極大。一九一一年七月，宋教仁與譚人鳳、陳其美等人於上海組建同盟會中部總會，在長江中下游各地發展革命勢力。宋教仁是從革命戰略與政治目標的考量出發，建議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他主張「以推覆滿清政府，建設民主的立憲政體為主義」。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革命後，宋氏與黃興抵武昌，參與起草《鄂州臨時約法草案》。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華民國在南京成立，宋氏出任法制院院長，起草一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同年四月，出任唐紹儀內閣的農林總長；七月，不滿袁世凱破壞《臨時約法》，辭去農林總長職務。

宋教仁是個智慧型人物，具有深度思考的能力。他剛到日本時，就像當時許多留日學生一樣，本想學陸軍，但他認為將來中國最需要的是使政治、法律與經濟上軌道，能夠跟上時代，因此他決定改學政法與經濟。他刻苦學日文，大量閱讀西方政法經濟的日譯本。留日學生裏面常進行討論，「每有辯議，獨有遯初能本末悉舉，眾感悅懌」。宋教仁在返國前夕曾對同學景梅九說﹕「破壞容易，建設難，我看同志從事於破壞一途的太多，對於建設，很不注意，將來要組織共和國，不是玩笑的事，什麼臨時約法、永久憲法，都需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曾在《民立報》和宋教仁共事的于右任很佩服宋，稱宋「才、學、識三者俱備」。宋教仁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在上海火車站遇刺時，于右任亦在車站為他送行，並叫車送宋到醫院急救。

宋才學絕佳演說轟動

宋教仁於一九一二年秋天，聯合五個小黨組成國民黨。一九一三年二月，在長江沿岸一帶到處發表演說，大力宣揚憲政理念和政黨政治觀念，主張由國會多數黨領袖出任內閣總理，負起政治責任，組成責任內閣。宋氏的演說既轟動又受歡迎，常造成爆滿。

一九一二年夏天，五個黨組成國民黨，宋教仁被選為九名理事長之一，得票數僅次孫、黃。名記者黃遠生說﹕「宋君此次主持國民黨改組之功，於中華民國歷史上必有不可磨滅者耳。」就在他向人民推銷議會政治（媒體戲稱他是「議會迷」）之際，北京消息傳來，國民黨在議會選舉中成了多數黨，雖未達到絕對多數，但總數仍超過共和、統一、民主三黨的總和。

宋教仁素以「頭腦明細，手段靈敏」著稱，譚人鳳說﹕「國民黨中人物，袁（袁世凱）之最忌者唯宋教仁。」宋教仁認為﹕「以前是舊的破壞的時期；現在，是新的建設時期。以前，對於敵人，是拿出鐵血的精神，同他們奮鬥；現在，對於政黨，是拿出政治的見解，同他們奮鬥。」但袁世凱厭惡議會政治，更痛恨所謂政黨輪替制。他的終極目標是當皇帝，把舊滿清皇帝趕走，換他來做新皇帝。深受西方教育薰陶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亦不喜責任內閣制，孫是個有權力慾和「唯我獨尊」思想的政治家，他認為宋教仁的憲政理念和議會政治太天真，不符中國國情。章太炎說「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意思是說，只有天下為公，才能達到推翻滿清的目的，千萬不能存有一黨之私，否則會喪盡人心。孫中山批評章太炎和宋教仁的見解只是「書生之見」。

晚年寓居香港的中國青年黨領袖左舜生以史家觀點評論宋教仁﹕「宋教仁比孫、黃年事更輕，閱世更淺，讀書也不夠深入，以為只要一部《約法》，一個在國會擁有多數議席的『黨』，藉『責任內閣』的空名，便可以對付袁氏而有餘，這豈不是書生之見？」

民國成立後，孫中山主張同盟會轉化為地下組織，繼續革命。但宋教仁的想法和孫中山不同，他認為同盟會應作體質上的改變，成為一個公開的、堂堂正正的政黨，經由選舉來取得政權。宋教仁路線獲得許多老同盟會員的支持，與其他小黨合併而成立了國民黨，並在國會選舉時獲勝，掌握多數席位。孫中山被推選為國民黨理事長，但他宣布退出政界，專注實業，且被袁世凱授予籌辦全國鐵路全權，宋教仁乃出任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大力推動內閣制，試圖從體制內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與運作，並藉此架空袁世凱。

孫中山領導的造反派革命成功了，推翻了滿清，但政權卻掌握在別人手裏。掌權要靠實力，在政治動亂和社會混沌的時代，這個實力就是擁有軍隊。做過「洹上釣翁」的袁世凱就是當時中國唯一手握重兵的大軍頭，別人賣命流血，他卻不費吹灰之力取得政權。

史評家蔡東藩說﹕「宋教仁為國民黨翹楚，學問品行，均卓絕一時，只以年少氣盛，好譏議人長短，遂深觸當道之忌。」宋教仁的「年少氣盛」不僅觸怒一心一意想當皇帝的袁世凱及其爪牙，連孫中山和他的同伙亦在內心深處不滿宋教仁一天到晚掛在嘴邊的責任內閣制和政黨政治，孫中山所傾向的是先獨裁專政，再慢慢開放政權，亦即所謂先實施「軍政」，再行「訓政」，最後「憲政」。蔣介石政府即厲行這個步驟，直至蔣經國晚年在內憂（重疾纏身）外患（國民黨特務在美國刺殺媒體人江南引發國際風暴）之煎熬下，被迫解除戒嚴法，開放報禁黨禁，台灣政治與社會從此脫胎換骨。孫中山大宋教仁十六歲，等於大一個輩份，在一個講究「長幼有序」和「敬老尊賢」的傳統社會，即使像孫中山這樣一個西化人物，亦無法忍受宋教仁的「鋒芒太露，英氣未歛」。而袁世凱大宋教仁二十三歲，更不能容忍「毛頭小子」的造次矣！

袁世凱當然清楚宋教仁的政治主張，他曾傾力拉攏宋教仁，送他西裝、交通銀行五十萬元支票（宋花了二、三百元）、請他當總理。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氏邀他北上，而國民黨已是國會的多數黨，宋教仁理應以多數黨黨魁身份組閣，但他在上海火車站被殺了！袁氏死後，兇嫌失業軍人武士英供出多人涉案，其中包括江蘇駐滬巡查長應桂馨（涉嫌向袁世凱索取報酬而被追殺）、國務院總理趙秉鈞（暴斃寓所）、內務府秘書洪述祖（被處絞刑），而武士英本人亦在獄中被毒死。絕大部分證據皆指向袁世凱是幕後主兇，但也有人認為陳其美（英士）亦有嫌疑，因袁系與孫系中人皆視宋教仁為眼中釘。

畢竟那是一個無法無天、刺案迭起的政治黑暗時代，宋教仁遇害前一年（一九一二）一月，青幫人物陳其美唆使蔣介石暗殺光復會首領陶成章；曾殺過民軍參謀長陶駿葆和袁系大將鄭汝成的「楊梅都督」陳其美，於一九一六年五月八日在上海被袁世凱的刺客殺死。不到一個月，袁世凱自己亦死了。

宋教仁是個理想家，也是行動家。他所憧憬的政黨政治、議會政治和責任內閣制，顯示他的民主政治理念是和近代歷史發展的潮流相吻合的。可悲的是，暴力的文化和動盪不安的環境，根本沒有機會讓剛剛出生的中華民國嚐試政黨政治的味道，而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始在台灣出現政黨政治的曙光。一九四九年中共掌權後，議會政治和責任內閣制已成「天方夜譚」，「不適合中國國情」和「不照搬西方模式」這幾句話已成為中共繼續一黨專政的藉口。宋教仁的血白流了！

屈山河: 英國左派史家爭議一生

霍布斯鮑姆自青少年時代起加入共產組織，終生信奉共產主義而不渝，亦曾因此受到排擠及譴責。但他的史學造詣及論述能力，則受到學界的推崇和肯定，其著作也成為史學經典。

猶太裔的英國史學家艾力克．霍布斯鮑姆（Eric J. Hobsbawm）是個傳奇性的學者，他以勞工運動、庶民生活、城市造反者、土匪和革命家為主體，而不以「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為旋律撰寫三部十九世紀社會經濟史，被全球史家稱頌為偉大著作，右翼史家亦大捧為史學經典。他寫了二十餘本學術與政論作品，但亦以撰寫爵士樂評論而著稱，他在九十歲以後仍著述不輟。為全球左右派學者所敬仰的霍布斯鮑姆不僅多才多藝，他還是個堅持到底的共產黨員，終生信奉共產主義而不渝。霍氏於十月一日因長期血癌引發的肺炎病逝倫敦，享壽九十五歲。

霍布斯鮑姆於一九一七年六月九日生於埃及，他的父親是個做生意不太成功的商人。其父向英國領事館申報出生紙時，辦事員將霍布斯鮑姆的英文誤拼一個字母，Hobsbaum變成Hobsbawm，霍氏也就終生以誤拼之字為其姓。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霍氏隨父母搬至維也納，一家生活清苦。一九二九年霍氏十二歲時，父親心臟病發猝逝，兩年後，母親亦因肺病不治，雙親俱逝的霍氏只好到柏林投奔姨媽，寄人籬下。幼年時代的霍氏功課極好，聰明好學，他的個性內向而文靜，但他卻非常喜歡柏林街頭熱鬧的政治活動，特別是左派團體的激烈示威抗議。其時，德國正處於威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又譯魏瑪共和國，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三年）的尾聲，政爭激烈，納粹蓄勢待發，與俄國大革命（一九一七）同年出生的霍布斯鮑姆年紀雖輕，卻十分嚮往布爾什維克革命和共產主義。他在晚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坦承，他對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憧憬始終如一。霍氏以一介青少年身份加入中學的共產黨外圍組織，常挨家挨戶偷偷把共黨傳單放在門口，那時矢志要清共剷共的希特勒已上台掌權，霍氏的活動頗為危險；他還把一部複印傳單的機器藏在床底下。

不久，霍布斯鮑姆被送到倫敦叔叔家裏寄養。他的叔叔禁止他參加任何政黨活動，包括共產黨和工黨在內。當時，霍氏很想加入工黨，從內部顛覆它，使工黨赤化成共產黨。霍氏因學業成績超人，獲得劍橋大學全額獎學金，他就讀劍橋時終於實現其夢想，於一九三六年正式加入共產黨，那一年中國發生西安事變，蔣介石被張學良和楊虎城劫持於古都西安，震撼中外，最後終靠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幕後對中共施加壓力，延安始同意張學良（少帥）放蔣。斯大林一直是霍布斯鮑姆崇拜的偶像。霍氏於一九三九年以「最優成績」畢業於劍橋國王學院，四二年獲碩士，五一年得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以研究費邊社（Fabian Society）為題。費邊社於一八八四年成立於英國，主張用緩慢漸進的改革方法，實現社會主義。霍氏於一九三九至四六年服役英國軍隊，因其具有共產黨員身份，軍隊排斥他，不讓他擔任比較重要的職務，霍氏說在軍隊七年是他一生中過得最無聊、最沒有意義的日子。

疑因政治立場被排擠

霍布斯鮑姆於一九四七年開始在倫敦大學伯克貝克（Birkbeck）學院教授歷史（後曾任院長），四九至五五年亦在劍橋國王學院兼課。霍氏認為因他是共產黨員，倫敦大學刻意排擠他、刁難他，一九五九年始讓他當高級講師（Reader），七零年才升他為正教授。霍氏和一群英國共黨左翼學者組成一個史家學習小組，提倡研究勞工運動，並使其成為史學研究領域中的重要一環。霍氏以勞工、庶民、反抗人士和盜匪為歷史主流的研究方式，拓展了十九世紀發展史的廣度與深度。他認為十九世紀是一個「漫長的世紀」，並把十九世紀起始與終結界定為﹕從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開始，至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結束。他所撰述的十九世紀三部曲著作《革命的年代，一七八九至一八四八》、《資本的年代，一八四八至一八七五》、《帝國的年代，一八七五至一九一四》被譽為有關十九世紀世界史與歐洲史的三部經典史著，不少右翼史家、學報和刊物皆同聲推崇這三本書。霍氏亦在一九九四年推出一部二十世紀史以作為十九世紀三部曲的後續之作，書名為《極端的年代，世界史一九一四至一九九一》。但許多右翼史家和部分中間立場的史家批評霍氏二十世紀歷史的著作有較多左傾偏見，欠缺公正筆觸。

霍布斯鮑姆於一九八二年自倫敦大學退休後，曾在加州史丹福大學、紐約州康乃爾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紐約曼哈頓新社會研究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等美國大學任教，尤以在新社會研究院任教時間最長（一九八四至九七年）。他常在《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雜誌撰文，他在去年出版《如何改變世界﹕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的故事》，一部關於二十世紀文化與社會的評論集《斷裂的時代》（Fractured Times）預定明年三月在英國出版。霍氏於一九四三年與一名女公務員兼共產黨員結婚，五一年離婚；六二年再婚，生有一子一女，妻子和子女仍健在。霍氏亦曾和另一名女子生了一個兒子。

不少英國和歐洲共產黨員歷經斯大林發動的一系列整肅與清算，以及蘇共在一九五六年鎮壓匈牙利抗暴、一九六八年出動坦克摧毀捷克布拉格之春後，紛紛譴責蘇共並脫離共產黨，但霍氏仍效忠共產黨而備受抨擊。他的共黨黨籍在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崩垮、東歐共黨附庸集團瓦解後，未再申請更新；他也曾表示共產黨對社會所進行的實驗不僅全盤失敗，且一開始即註定不會成功。但霍氏仍拒絕承認斯大林統治下所造成的生靈塗炭。他於一九九四年接受加拿大學者邁克．伊格納齊夫（Michael Ignatieff，後曾出任加拿大反對黨自由黨黨魁）在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時，公開表示如果真正的共產黨社會能夠實現，則斯大林時代犧牲數百萬人民生命也是值得的。過了一年，他又作出同樣陳述，認為如果烏托邦社會能獲諸實現，則數百萬人命又算得了什麼。

霍氏的說法立刻遭到左中右派史家和評論家的一致譴責。年齡比霍氏小三十一歲的英國猶太裔自由派史家、紐約大學史學教授賈德（Tony Judd，二零一零年因肌肉萎縮症去世）對霍氏的史學造詣極為推崇，他說任何史學題目只要霍氏加以論述就不一樣，因他涉獵廣、思考深而又說理清楚。但賈德不無遺憾地表示，可惜霍氏始終與共產黨為伍、堅持信奉共產主義，而使他只能被稱為「全球最了不起的共產黨史家之一」，而非「全球最了不起的史家之一」。賈德說，霍氏一輩子都要背負共產黨的十字架。

中國文史學者的悲哀

霍氏在其著作中戮力揭發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失敗，但他對人類的前途深表悲觀，他認為二十一世紀仍將是一個動亂不已的時代，人類很難看到曙光。霍氏是個不折不扣的共產黨史家，但他和許許多多身處共黨國家的史家的最大不同是，他生活在完全享有學術自由、著作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和胡適所稱的「不說話的自由」的社會，而不像和他差不多屬同一時代的中國文史學者，在毛澤東思想和非理性的階級鬥爭下苟延殘喘，被迫出賣學術良心，如郭沫若、馮友蘭、周一良等名家。燕京大學碩士、哈佛博士的周一良在「批林批孔」期間下海，參加「梁效」小組，歪曲歷史，日後痛苦不堪，懺悔有加。他在九九年於廣州中山大學舉行的紀念陳寅恪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坦言，他當年撰寫有關柳宗元、諸葛亮的所謂法家思想「完全是曲其所學，阿諛世道」。周氏就讀燕大研究院時，曾到清華大學旁聽陳寅恪的魏晉南北朝史，從此對陳氏執弟子禮。周一良自譴當年奉命參加造神運動，為政治服務，「是完全應該接受破門之罰的」。易言之，他自認應被逐出師門。周氏生於一九一三年，卒於二零零一年。

霍氏幸運多了，這位一生崇奉共產主義、被英國右翼學者斥為「斯大林啦啦隊隊長」的史學大師，一生在自由環境中研究、發表論文或放言高論，充分享受陳寅恪所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與慘遭老毛迫害而自殺的中國史家翦伯贊和吳缒等人相比，霍氏何其幸運，而老一輩的中國文史學者的命運又何其悲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