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鏗: 時間的種子

看完好萊塢2012年大片《林肯》之後，不覺感慨萬千。一時心中突發奇想，要是當時的美國總統不是林肯這樣一位才略出眾，肝膽相照的英才，而是一個今日的小布什那樣的平庸無能，心胸狹窄的浪子，那麼美國內戰又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腦海中霍然又飄過了孟子的名言：「天降大任於斯人，必先勞其筋骨，苦其心志，餓其體膚。」偉人只能是時代需要的產物。當時的美國正處於工業革命之後蒸蒸日上的時期，其「民治，民有和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三民制度，是讓托克維爾這樣諸多歐洲貴族精英翹首心儀的樣板。

由丹尼爾戴．劉易斯扮演的林肯是一個惟妙惟肖的智者兼仁者形象。在眾人面紅耳赤地激烈爭論之際，林肯則在一旁沉默寡言；爭論稍息，他會給大家講一個貌似無關的往日律師事務中的故事。1865年初，經歷了4年血腥的南北戰爭之後，北軍已是勝利在望，國務卿蘇維德（Seward）竭力主張此時不必與南軍和談，林肯則只是漫不經心地吐出了一句籤語：「在時間的種子裏，你能看透哪片莊稼會成長，哪片不能嗎」（"If you can look into the seeds of time, and say which grain will grow and which will not, speak then unto me"），把國務卿搞得暈頭轉向。「時間的種子」亦即「時代的種子」，林肯這樣的天降偉人無疑也是一顆「時代的種子」，其開花結果兼容了偶然與必然的時代養分。然而林肯悲天憫人的人道意念則是萬分的堅定：斯皮伯格的整部影片實際上就是圍繞如何通過憲法廢奴修正案而展開的：林肯重新當選總統後，決意要在當年的殘鴨國會（Lame duck session）眾議院中通過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一勞永逸解決奴隸制問題。為了取得眾議院四分之三的多數，他使出了苦心經營的個人魅力，乃至不惜讓手下施出高官厚祿的誘惑力和金錢的腐蝕力。

去年年底奧巴馬總統所面臨的是一個規模小得多的相同處境，為了避免所謂的「財政懸崖」，重新當選後的奧巴馬必須在殘鴨國會中通過一個避免人人都增稅的法案。然而奧巴馬面臨着很多不利的條件，首先是今日美國共和黨議員養成了一種誓不妥協的心態。去年200多名大企業領導人給國會寫公開信，表示同意給富人增稅，但卻像石沉大海。共和黨國會領導人亦不能衝破茶會黨議員誓不增稅的意識形態防線。其次，奧巴馬作為第一個少數族裔的總統，腰板挺不直，對敵手始終陪着笑臉，也不能不說是一個不利因素。

《林肯》 電影中，林肯靠着春風化雨般的一對一個人談話，扭轉了許多反對黨議員的態度，奧巴馬雖然最為心儀林肯，但以林肯做參照，魅力卻是遠遠望塵莫及。重新當選後的奧巴馬義無反顧，強硬多了；然而卻是強硬有餘，通融和感化力不足。2013年元旦日晚上最後一刻國會終於通過了一項富人增稅議案，讓千萬美國人僥幸躲過了「財政懸崖」。但那也是靠了副總統巴登幾十年在參議院練就的談判藝術才爭取到的，就像2011年夏天，奧巴馬同樣是靠了副總統和風細雨的個人魅力，才讓共和黨眾議院通過了增加債務頂限的法案。奧巴馬在再任演說中重述了諸多自由派理想，然而奧巴馬這顆時代的種子最終能否開花結果，仍然有待於時間老人來驗證。

傅鏗: 最後的公共知識人

《戰後歐洲史》是兩年前去世的一位研究歐洲知識人的哥倫比亞大學專家托尼賈特的一部傑作。在最後一章〈歐洲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中，賈特說道，公共知識人在二十一世紀的歐洲已經愈益成為一個瀕臨滅絕的物種，那些上一世紀留下來的著名知識人也都陷於日益邊緣化的境地。2003年5月31日，歐洲一些最為著名的領軍知識人，為了反對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在一些最有影響的報刊上，發起事先計劃好的聯合行動：德國的哈貝馬斯與法國的德里達，兩位歐洲最為著名的哲學家和公共知識人，在《法蘭克福總時報》上聯合發表了一篇文章：〈歐洲的再生：我們在戰後的新生〉。他們指出，美國最新的危險途徑給歐洲敲響了警鐘，歐洲人應該重新思考他們的公共認同，吸取他們共享的啟蒙價值，在世界事務中採取一種獨特的歐洲立場。

在同一天，歐洲一些同樣著名的公共知識人也發表了類似的文章，意大利哲學家兼小說家艾柯在首屈一指的《共和國日報》上，他的同事哲學家法蒂默（Gianni Vattimo）則在意大利最為著名的《新聞日報》（La Stampa）上，瑞士的「日爾曼藝術學院」主席阿達夫默奇（Muschg）在《新蘇黎世日報》上，西班牙哲學家費南多薩瓦特（Savater）在西班牙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國家報》（El Pais）上，以及美國哲學家理查羅蒂（Rorty）在德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南德意志日報》上，都發表了類似的文章，做出了相應的呼籲。賈特說，在上一個世紀的任何時刻，由如此出眾的社會著名人物發起，同時發表在這樣大型的報刊上，這樣一種規模的知識人呼喚，注定會是一個特殊的重大事件：一種會冲及政治和文化社區的宣言和宣戰書。

然而這一「哈貝馬斯─德里達倡議」，儘管澄清了許多歐洲人所共享的願望，但是卻靜悄悄地過去了而未受到人們的重視。首先歐洲各國的新聞記者並沒有報道這一「事件」，各國的政治領導人也根本沒有想到邀請這些名人學者去出謀劃策，而廣大的民眾更是當其為專家的奇文怪談而充耳未聞；即便是同情者竟然也沒有積極響應。當年左拉和薩特時代的知識人登高一呼，公眾群起響應的日子，仿佛已經是非常遙遠的過去。公共知識人的影響力早已為足球明星和搖滾歌星所取代了。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法國的後現代哲學家便敏感地發出了「知識人已死」的預言。1987年美國學者雅戈比發表了《最後的知識人》一書，指出以前那種獨立不依的自由撰稿人的時代已經終結，愈益專業化的教育體制生產出的都是專業知識人，並首次創用了跨專業「公共知識人」一詞，他們在專業之外起到了「指導民意，激揚文字」的作用。然而隨着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鬥爭的消亡，就是「公共知識人」也缺乏一種可以號召民眾的社會目標，從而出現了熱血的公知與冷淡的公眾所形成的鮮明對照。今日的公眾已經成了政治上「冷淡的一代」；然而可怕的是，冷淡與狂熱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昔日的狂熱曾產生了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今天的公眾冷淡症同樣可以造成各種日常生活中的無形專制，以及貧富差別所帶來的社會不公。

傅鏗: 兩極化的國土

二○一一年九月十七日開始在紐約興起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創用了兩個政治新名詞：「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和「百分之一的人」，抗議當今美國百分之一的富人肆 無忌憚，造成海峽般的金融風暴卻讓百分之九十九的國人來買單。一年之後的九月中旬，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在一次捐款聚會上又創出了另一個政治新名詞： 「百分之四十七的人」專門依賴政府，只管吃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的白食，但他們不繳納任何聯邦個人所得稅，難怪他們只會投民主黨的票。羅姆尼講話時的那種鄙 視「白食者」的口氣和不囂的神色，與安．蘭德的小說《巨人聳肩》中的「自私美德」說教如出一轍。羅姆尼說：「我的工作不是去擔憂這些人。我從來就沒能說服 他們，讓他們擔當起個人的責任，搞好自己的生活。」這語氣顯然是，窮人受窮都是自己不爭氣，因而只是可恥的標記；彷彿貧窮作為一個社會問題不是由提供社會 福利的政府造成的，便是由這些百分之四十七的低收入者自己釀成的。 

這些「百分之四十七的人」的年收入大都在每年三萬美元以下，大都是老人、學生和其他低收入人士。但是羅姆尼也絕 不會擔憂的一個觸目驚心的美國社會現實，則是巨大的貧富差別：美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個人一萬美元收入以下，三口之家一萬八千）佔百分之十五點九，最 富百分之一的人則佔有差不多全國四成的財富，收入最高的人和最低的人的差別在三百倍以上。在紐約這樣的大城市，貧富差距則更為懸殊，貧窮線以下的人佔兩成 以上，最富的兩成人的中間收入則是$223,285，比去年多$1,919，而最窮兩成人則是$8,844，比去年少$463；而且最近幾年這一貧富差 距，像社會軀體的肌瘤一樣，年年都在增大，與美國人的財富一樣領先世界。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Joseph Stiglitz在今年問世的《貧富差距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一書中指出，美國的巨大貧富差距已經嚴重侵蝕了民主體制下的公平原則，「一人一票」的制度演變成了「一美元一票」的原則，眾多法規 都偏護富人，最明顯的就是像羅姆尼這樣的大富人所繳的聯邦稅比率要低於普通的中產階級。但是Stiglitz也說，為甚麼這麼多中產階級和低收入人士，都 會去投票支援明顯代表百分之一人的政黨，則依然是一個巨大的謎團。美國社會中的少數富人和其他人之間一直存在着一個默認的合約：那就是，「我們給你提供工 作和繁榮，而你們讓我們取走巨大的紅利，並對我們報以感激和敬重。」這個不成文的合約本來就是脆弱的，而至少是從新千禧年以來，這樣的合約已經破裂了，富 人依然拿走紅利，就像那些華爾街的老總們，在讓眾人遭殃的金融風暴還未平息之時，照樣領取紅利；而其他人的處境卻是每下愈況，更有眾多的人則掙扎在生活線 上。

羅姆尼鄙視一半美國人的話也正是出於那個默認的合約，完全是一個老總要求「感激和敬重」的口氣，但是他根本沒有想到履行自己的合約職責，那神氣彷彿是，那 麼多人處於貧窮之中並不是我老總的事。然而這個講話將是鎖定羅姆尼政治命運的滑鐵盧，而美國則將演變成一個愈益兩極化的分裂國土。

傅鏗：一位懷舊的自由派

托尼．朱特（Tony Judt，1948－2010）是一位對歐洲的福利國家深表懷舊之情的美國自由派知識人。他喜歡十九世紀建造的宏大壯觀的火車站，它們「看上去便給人一種 賞心悅目的美感，相比之下，一百多年之後造就的飛機場則已經顯得老態臃腫，醜陋不堪」。他也喜歡歐洲高質量的免費高等教育。作為一個出生於倫敦，父母來自 東歐的猶太人，朱特本人就是在60年代末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皇家學院，隨後又在70年代初到巴黎高等師範完成了學業。那正好是歐洲福利國家的黃金時代。然 而到朱特的生命末年，歐洲債務危機已露端倪，福利國家的公共善事（Public Good）卻像秋風之下的落葉，紛紛飄零。 

2008年，當時就任紐約大學歐洲史教授的朱特得了一種神經萎縮病（ALS）。在生命最後兩年裏，他憑着驚人的 毅力寫出了三本書：《沉痾遍地》（Ill Fares The Land，2010），《記憶小屋》（The Memory Chalet，2011）和《思考二十世紀》（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2012）。《沉痾遍地》已由上海的三輝出版公司譯成中文出版。書名「沉痾遍地」來自於英國十八世紀詩人哥德斯密的一首題為〈荒村〉 （The Deserted Village）的詩：「財富聚集之地/芸芸眾生危亡/病魔肆虐無忌/國土病入膏肓。」朱特感嘆的是，自七十年代之後，大西洋兩岸的保守派政府當政，奉行 自由放任的野性資本主義，將鐵路和教育等公共設施私有化，同時大刀闊斧砍殺政府項目，結果卻是造成貧富差別的激劇增大。由此出現的怪現象是，越是富有的國 家，公共設施卻越是凋零破敗：到紐約觀光的遊客看到紐約城破舊失修的地鐵設施一定會觸目驚心；紐約到新澤西的火車更加是陳舊不堪，差不多每星期線路出現故 障，高峯時間常常晚點；完全可以成為中國民族主義憤青的嘲笑對象。

朱特感到，1989年共產體制的垮台既是對法國式左派知識人敲響了暮鐘，同時也給資本主義世界帶來了一個沒有想到的副作用：「蘇聯的失敗和崩潰不僅是摧毀了共產主義，而且還動搖了整個主張前進和集體化的進步主義敍事……當 那種故事也失去支撐點時，其他都隨波逐流了。」朱特是美國知識人中一位少見的理想主義者，他認為政治必須是一項「道德事業」，他心目中的社會民主制的根基 是一種「具有鮮明十九世紀晚期特色的文化自信和改進公共事業之義務的混合」。

朱特對於70年代以來的文化研究也是非議種種，他認為那些以 婦女、學生、農民、黑人和同性戀為對象的研究，不過是用另一種弱勢群體取代了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造成了當今的「身份政治」盛行。美國保守學者福山今年初在 《紐約時報》上一篇關於《思考二十世紀》的書評中說：朱特認為「一個知識人的義務就是無論如何也要『向當權者陳述真理』 」，他諷刺譏笑了包括福山在內的很多人左派和右派知識人，「認為他們說得好聽一點是無知，難聽一點則是當權者的自願玩偶」。區別就在於，朱特是一個理想主 義者，而福山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