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麗娟﹕不獲發牌是否政治事件的回應

星期二下午正準備上課，有收費台記者來電要預約訪問，指政府會在下午開記招，宣布發出免費電視牌照的安排，當時記者已透露其中一個申請者不獲發牌，對於政府這種不按牌理出牌的政策，我即時的反應是感到十分詫異，但因為又要上課又要應付傳媒接踵而來的訪問，沒有時間細想因由。所以當電台訪問問到是否出於政治因素時？我的直覺是不應該將此因素簡單化。我一直理解的政治因素，應該是其本人政治立場、與特區政府及中國的關係，若因為王維基沒有在中國投資就不獲發牌，那很多香港商界都不用在香港做生意了。事實上，論政治敏感性，現在獲發牌的兩個電視台更惹人爭議：有線的新聞部向來惹火，特別是勇猛的中國組發掘的新聞事件不時令特區政府尷尬；電盈老闆操縱的傳媒包括報紙、電訊、電視，論跨媒體擁有的實力，在言論上更容易威脅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王維基打理的香港寬頻過往從來沒有出現什麼值得爭議的事情，而香港電視網絡又非以新聞作主打，王本人言論雖出位，但在政治上沒有犯上什麼缺失，所以要將申請失敗歸咎於政治因素，除非有不為人知的原因，若純以王本人或他以往經營的機構與特區政府的關係來說，很難找到有說服力的政治理據。

長官意志凌駕制度合理性

記得獲通知政府將會發牌之際，我第一時間的想法是為什麼選擇這個時間？特區政府不是深受菲律賓人質事件被菲國總統矮化所困擾嗎？這個時候宣布發牌，我即時的感覺是特區政府是為了博取掌聲，以轉移公眾因菲律賓人質事件兩地磋商缺乏進展引來的不滿。新一任管治班子對免費電視發牌一事長期不慍不火，一年多來一直欠缺開放市場的誠意，這次主動發出兩個牌，明顯是已經向民意讓步。但特區政府意想不到的是，本來希望贏得掌聲的行動，反而更引火自焚。

特區政府為什麼不乾脆發出三個牌？事實上新班子過往的取態是不情不願的，因為更多的傳媒機構的存在對欠缺民意認受性的特區政府來說，並不是代表言論多元化，而是代表場面更難受控制。所以由不願發牌到宣布發牌，特區政府已經自覺順應了民意。但又為什麼是三選二而不是三選一？我想發兩個牌已經代表百分之一百增加牌照數目，可以堂而皇之向公眾交代。而發牌之餘，顯然政府亦不希望電視市場結構出現巨變，最多只是作有限度的調整，所以選擇了兩間看似沒有那麼進取的機構。

回頭想來，發牌動作並非完全與政治無關，其政治性在於特區政府想操縱電視市場的發展上，這種政策手段是過往信奉大市場小政府的香港政府很少出現的，所以即使三個申請人都符合資格，行政會議都不會放棄其在發牌過程中的篩選權力；另一方面，選擇性發牌而不解釋這種取態亦是很政治性，它代表長官意志凌駕制度的合理性，現屆政府很顯然希望藉此區別與前朝的差異，向市場傳遞新人事新作風的信息。所以王維基不是故意被針對的對象，他不過是政策改變下的犧牲品，只是碰巧在這件看似不影響民生的事情上，新班子要向商界傳遞這個信息。事實上，不少商界人士早已了解政府的意向，不少在公開發言時都已識時務的配合政府政策。

但管治班子不知在考慮宣布發牌結果時，是否預期香港社會會出現如此震盪？相信在面書選擇撐王維基的數十萬人中，真正的電視迷不多，發免費牌給誰對他們的生活沒有太大影響，但這群人更關心港府過往所重視的程序公義，政策的合理性及透明度，還有王維基對電視工業的熱情拚搏所代表的企業家精神，這些都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公眾支持王維基，並非單純為了多看一個台，而是為了守護這個地方的價值。王維基在中大與學生對談意外地有3000多人出席，不少是市民及非中大生，開放式的圓形廣場插針難入，連附近兩座大樓的天台都站滿人，兩間收費台作直播，中大新傳學院發表聲明後，每天都有數千人進入學院網頁，什麼導致群眾作出如此反應？管治班子實在要抱開放態度，聽聽民意。

作者是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

梁麗娟: 北大人打噴噴嚏 學術界著涼

 

今年我在北京作訪問學者，雖然身不在香港，但透過中大提供的翻牆軟件，仍然基本掌握香港社會的動態，這次數名學者遭左派報紙點名批判，作為學術界的一份子，自然有切膚之痛。

困擾香港公共空間的低氣壓

駐香港的代表機構中聯辦對香港學者愈來愈不客氣，這是近幾月來困擾香港公共空間的低氣壓，具體表現在親中報章如何密集的點名批評個別學者或個人。

最先為人注意的是香港科技大學的成名教授，他給左派報章批評為走極端激進路線，自由去年11月開始，兩個多月內竟有二十多篇文章批評他；成名 之後，續有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後者在民意調查中發現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創下十二年新低，鍾庭耀立即被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 批評調查「不科學、不符合邏輯」，加上親中報章的狠批，文章數目多達七十多篇。其後，《大公報》再以社評點名批評成名、鍾庭耀、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的蔡子強是「真政客、假學者」，打着「學術自由」的旗號、披着學者的外衣，長期為個別抗中亂港的政黨服務。

明顯，中央在港官員對不同意見的學者已開始不再客氣了。面對這情況，我會從三方面作出討論，其一是中聯辦在維繫一國兩制中扮演的角色、其次是親中報章在民意的位置，最後是學者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任務。

維繫一國兩制中微妙的平衡

郝鐵川批評鍾庭耀的調查「不科學、不符合邏輯」，到底是否如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所言的純粹學術討論？雖然學術討論不一定要在學術會議中進行， 但學術討論上的引經據典或者理論依據必不可少，而且郝部長忽略了其政治身份。在權力上，中央官員與一個大學學者從來都不是對等的，就如老闆要對下屬的工作 有此意見，下屬不會理解為平輩的提點，其中牽涉到的，就是尊卑有別的權力關係。所以西方學術界流行是不具名的批評（blind review），就是避免因為被評者與評核者的學術地位或身份，影響評核的客觀性。郝部長衝著鍾庭耀而來的批評，很明顯與調查的政治含義有關。

港人身份調查的代表性輿論已有很多討論，這裡只希望指出，無論新聞自由，抑或學術自由，都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份，其保障除了一國兩制的法 律依據，亦在於一些微妙的平衡，就是當權者有多自覺這些自由的可貴，權力擁有者對自我權限有多自覺制約，而一國兩制的維繫，在於北京是否願意自律，不讓一 國壓倒兩制。

中國在回歸初期信守承諾，不干預香港內政，主要仍覺得香港矜貴，當然亦與當年二地的經濟及文化的差距有關；但回歸十五年來，中港關係的蜜月期已 過，北京對香港的容忍亦逐漸露出疲態，在國內流行的說法，是香港就像一個寵壞了的兒子，香港人從中央得到的好處從來不缺，但又經常自覺比內地人高人一等， 所以北大教授罵香港人是狗，在國內不乏支持者，不少人都認為香港人得一想二，而按中國大家庭的老規矩，子孫是要自己爭氣討老人家歡心，但香港既不爭氣又對 祖國不懂感激，自然令阿爺覺得不是味兒。在這種情況下仍然要奢求要得到更多的特權，便會出現「憑甚麼？」的問題。因此郝部長對民意計劃的「指點」就不自覺 流露京官的威勢，是不願再自我約束的表現，難怪連外國媒體如《華爾街日報》亦嗅到事態的嚴重。

幸而，郝部長的火很快便收斂，可見中央是不會輕易破壞一國兩制的承諾。況且香港的自由空氣對台灣仍有示範的作用，郝部長對學術界的不客氣，亦屬於一種姿態，一方面測試輿論的反應，另一方面亦要看學術界是否識相。

親中報章在民意的位置

其次是左派報章在香港輿論的影響力問題。其實左派報章攻擊不同意見作者的事時有發生，回歸前我定期在報章寫評論時，亦曾因為有關香港電台作為 公共廣播的討論被《文匯報》點名批評。點名批評是少數本地報章的特色，大部份報章對意見的討論是對事不對人，不提姓名卻針對其意見，較為客觀理性；然親中 報章的點名方式，卻有恫嚇的效果。當然被點名的人是否覺得受威脅因人而異，我記得當時只是一笑置之，感覺是左派報章亦有其言論自由，也曾經寫過文章分析親 中報章的政治處境。英治時期左派報章備受屈辱，對回歸後由港人當家作主寄望甚殷，因此回歸前正是它們爭取輿論主導權時期，點名或攻擊手法有助左報與主流輿 論界打筆戰，令社會大眾更留意左派觀點，從而提升親中報章在主流媒體的能見度。

回歸已經差不多十五年，但親中傳媒的地位及對政策的影響力並未因為政權轉移而有所改變，左派報紙所代表的仍然屬於親中人士的觀點，它在言論陣 地中有其代表性但卻缺乏帶動民意的力量，而且大部份時間，它與其他主流媒介存在對立的狀態，沒法與主流輿論透過交流及對話作有機的互動。筆者這裡所說的交 流對話，是與指和平理性的討論，而非指責與謾罵。因此左派報章近期不尋常的攻擊學者行為，除了緊隨中央路線外，亦可以視為爭取民意的話語權的表現，親中報 章若不是用非比尋常的力度，主流媒體基本上不會留意，更遑論納入議題討論範圍。親中報章要提升其政治能量，攻擊反對派自然是策略之一。但公眾如何看待這些 攻擊手法？文革式上綱上線的謾罵會否適得其反？令人覺得橫蠻無理？

學者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任務

最後一提的是學術界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學術研究與大多數社會事務無關，除了少數與社會科學、商業或經濟相關的學科外，香港的學者在兼顧 象牙塔內出版、研究及教學要求之餘，只有為數不多的學者關心社會議題；而願意面對傳媒的，更寥寥無幾。無他，社會事務或媒介的參與不會計算在工作表現範圍 以內，學者用自己的時間作社會參與，大部份是基於社會良心及對社群的承擔。當然亦有出於其政治信念或者是學以致用的，但溫和的學術界多數用客觀理性的方法 對事件作出分析或提出不同的意見，幫助公眾理解事件或作出判斷。即使有學者支持不同政黨，亦代表社會不同界別的不同政見，不明白為何學術界不能有不同的聲 音。

中聯辦官員與親中報紙的連串抨擊，令無權無勢的學術界感到焦慮，學術界雖然習慣面對學術上的批評，但面對這種政治打壓卻是有理說不清的，這類 攻擊的確會影響到學術自由。很多從事學術研究的人會因為怕惹麻煩，會盡量維持「政治正確」而害怕表達自己的觀點；親中傳媒若對學術界虎視眈眈，寫文章或回 應動輒得咎，亦會影響學者發表的意慾；即使有學者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亦會顧慮到權貴的好惡，而索性迴避所謂敏感的課題，這些都會損害到香港的學術自由和 學者對社會應有的承擔和責任，到最後都是多元意見社會的損失。

學術自由與香港其他的自由是連成一體的，是關乎香港社會整體利益的問題，過往學術界像一盤散沙一樣，對社會議題欠缺明確的立場，這次面對外來的攻擊，學者的反應不及傳媒的反應強烈，顯然學術界對其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身份及維持公共空間的任務，是如何溫溫吞吞。

作者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訪問學者，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及傳播系導師，著有《媒介之都：縱論大眾傳播與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