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tting on a sofa on a Sunday afternoon Going to the candidates'
debate Laugh about it, shout about it When you've got to choose”
一九六八年，美國民歌組合Simon & Garfunkel在電影《畢業生》的幾闋歌曲聲名大噪，人們記得的當然是《Sound
of Silence》，除此之外，電影裏還有不少意味深長的不朽名曲，包括《Mrs.Robinson》。這些歌曲推出之時，保守傾向強烈的美國主流社會視之為次文化；歲月流聲四十年後，這部電影已然成為美國六十年代躁動一代的折射，戲內歌曲沉澱成為嬰兒潮文化不能或缺的成分。
《Mr.Robinson》歌詞不乏社會投影，包括上面這一段文字；能夠完全明白並了解這首歌的人與事，可以在美國文化這門課初步過關。
那是一九六八年，是美國反戰高潮的一年，是美國大學生罷課示威的年頭，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Todd Gitlin傳世之作《The Sixties: 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深刻勾勒美國來到臨界點前的不安和悸動。那也是一九六八年大選前夕，尼克遜以前任副總統之身競逐總統，在任的民主黨籍總統詹森放棄競逐連任，是美國自由派與保守派交鋒的前夜。
美國人民是朝野建制的不滿、越戰的失利，一腔怒火走向一九六八年大選。對於候選人，《Mrs.Robinson》刻劃入微：「訕笑它吧，痛罵它吧，當你要作出選擇的時候。」
沈旭暉上星期訪問梁國雄的長文是練乙錚「板塊論」之後最精彩的選舉論述。梁國雄不愧身體力行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回鄉證卻道出二十一世紀中港關係的借用特質，沒有巨額投資偏一言點出香港建構金融中心的虛妄。在講究包裝spinning的香港政治社區，這種紮實的功夫是仰之彌高的水平。也許，有人會批評梁國雄的是老左派觀點，只是經過時日洗禮硬塞進香港的政經框架之內；當然更多的是維園阿伯式的「反中亂港」指摘。對於這種批評，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會嗤之以鼻，在一個愈來愈混沌的社會，在一個愈來愈失去道德人格的空間，我們樂於看到香港議會有這樣高理論水平的代議士。
梁國雄在今屆特首候選人辯論前五天點出「無恥」的比併，當人們以為這長髮激進中年胡謅的時候，星期五晚上辯論的兵荒馬亂，毫不含糊透現出這一共同特質——謊言與事實的對質、人格與誠信的對比、大是大非與大奸大惡的對映。我們有幸不是選委，可以在電視機前恥笑痛罵，可以享受作為旁觀者的恣意評論，「太爛了」成為三月二十五日投票日政治人格墮落證言。
香港政治落得今天一坨爛泥是自找的。從香港前途《聯合聲明》正式簽署的一九八四年寒冬開始，香港政治言語開始浮現「為香港好」這四個字，這猶如褓襁中嬰兒夜半哭醒後的保嬰丹，與遊子身上的手織毛衣不遑多讓；出世之始，是在英殖年代英國人「最是倉皇辭廟日」時的無所依傍，是香港巿民一百五十年來身分第一次轉換的救生圈。在所有親北京的論述或行動，「為香港好」成為類比文革年代毛語錄無堅不摧的寶物，董建華的「中國好，香港好」是這四個字承先啟後第二代。「為香港好」變成通行證，任何物事只要蓋上「為香港好」印章，就如玉璽蓋印，無寶不落。
這種迹近戀物的狀態到了回歸當家作主後無日無之，我無法理解何以推出「為香港好」論述，是祖國表達對遊子歸家的愛惜，抑或政治內化成為中共體制一部分的第一步。若是前者，這做法未免太過看輕香港同胞。誠然，可以爭論說，英殖年代缺乏系統性對中國大陸的真確認識，但事實是不論是文革期間的殘民以逞，或者是七十年代末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改革開放，孰優孰劣，香港巿民心中都有一本帳。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論九十年代前稱之為「大陸」、今天變成「內地」，香港巿民是了然於胸臆之間——六十年代東江之水越山來，香港不必捱四天供水四小時，是大陸的賜予；七十年代經濟起飛時優質副食品大量供應，胼手胝足屋家庭無一不銘感五中。中共在香港巿民心裏，逐步由共產惡魔變成在食水食物上幫一把的祖國。
興許是周恩來的高招，大量物資都是在大陸一窮二白年代跨過羅湖橋送到香港。其中必有換取外匯成分，更多是人心歸邊的統戰行動，令香港由滿目避秦難民的逃難天堂，成為眾心歸向的南風窗。然而，即便是統戰高於一切的年代，「為香港好」始終不是中共的言語；眾所周知，在北要全力維護北韓武裝到牙齒的無私援助，南要對越共北越支援從子彈到衛生巾，中共向香港運來大米蔬果單車布鞋，大陸仍有地方是幾個人合穿一條褲的苦，那時還沒有發明「為香港好」。
九七問題令香港歸心議題重上日程，經歷八十年代政治動盪的港英官員或政治人物都知道，那時香港問題的論述，曾經萌生怵目驚心極左思潮，更令人震驚是提出這些連中共高層都皺眉的往往是港人，尤其是忽然愛國的那一撥。資深記者如程翔或劉銳紹二位先生想必聽過，一九八五或八六年間，有港人在北京提出建議，認為香港的馬路都是英皇及殖民地官員姓氏，不如把太子道公主道軒尼詩道等等都中國化。後來是中共官員好言相勸，說要尊重歷史，這些積極分子才無法令太子道變成人民北路。
鄧一去 笑話百出
隨著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臨近，極左思潮因為中英就彭定康政改方案大拍桌子而有巿場，好在鄧小平那時在世，貽笑國際的笑話始終未有出現。可是，另一種政治語言悄悄破土而出，「為香港好」終於來到新生特區。於字義而言，為香港好絕對沒錯，奧巴馬為美國好，卡梅倫為英國好，薩爾科齊為法國好，可是在表現這一字義的時候，奧巴馬卡梅倫薩爾科齊都沒有把「為XX好」變成具體政治論述及操作，從而脫離本來的抽象意義。於是，感到香港回歸十幾年人心未歸順，「為香港好」就大搞國民教育，給學生硬嚥片面的中國近代史；政治上有不平順的，「為香港好」就變成普選三推四拖。這種政治涵意高於一切的操作，帶來香港社會極大傾向性的泛政治化，「為香港好」成為右翼保守思潮的護身符，稍一逆意，即扣上「你不是為香港好」的白色恐怖帽子，再是嘍囉打手撲出吆喝，不一而足。
「為香港好」 隨意賦予任何意義
具指導性的「為香港好」的弱視不僅在於廉價的愛港主義以及由此伸展的平價愛國主義，而是從上而下的意識形態指手劃腳。一元化的指導思想，必會帶來極大的政治及社會約束，「為香港好」有如一株聖誕樹，可以掛載任何燈飾（意義）；任何掛上的裝飾，都可以馬上成為聖誕裝飾。這種政治加持魅力無窮，尤其是政治趨向一元化的香港社會，從黑道中人到富商巨賈都可以愛國愛港，能跨過這條線便可以得到加持，小則進入愛國圈子同心同德得到庇護，大者是政治酬庸如政協委員。小小的付出帶來巨大的政治回報，又可以從政治回報得到經濟利益，「為香港好」不只是妙不可言，更是妙不可醬油。
西方社會也有類似的「為香港好」意識形態，可惜的是，這些大多是右翼政黨，例如法國國會議員勒龐（Jean-Marie Le
Pen）的民族陣線，喊了幾十年把少數族裔送回非洲亞洲，出發點都是為了法國好。除此之外，以類似政治語言為訴求的確實少見，美國近代曾經兩度險些踏入這一死胡同，一是五十年代的麥卡錫主義，一是六十年代的尼克遜年代。前者在新聞記者的抗擊下然而止，後者則是尼克遜怯於人民壓力而從未出師。事隔半世紀，麥卡錫是一頭死不悔改的狗熊，尼克遜則是看清楚形勢不在我的政治人物，一九九四年尼克遜去世，美國所有在世的共和黨及民主黨人總統都出席葬禮。三十年前對尼克遜鞭撻不遺餘力的《時代》周刊，封面是老總統的臉容，周刊稱呼他是The Statesman（政治家）。
一九六八年美國總統大選，尼克遜毫無敵手，自己是前副總統，政綱是美軍撤出越南，白宮浸浸然在望。美國社會裏左派不甘於大右派上台，發起遍及全國的反戰和反尼克遜運動。尼克遜是一代梟雄，工於心計，視野恢弘，敢於把美軍撤出越南是其一，設立美國歷史上第一個環保部門是其二，四十年後的今天觀之，水門案以及撤軍越南是瑕瑜互見，可是當時美國社會仍與他劃清界線，勢不兩立。但尼克遜從沒有以叛國罪名加諸學生或反對派頭上，他討厭自由派媒體，也覺得學生太過分，不過沒有要求學生或媒體「為美國好」而噤聲；他打出民意牌，提醒不要忘記「沉默的大多數」。
香港離開母體已久，回歸後不免有些陌生，事事以「為香港好」而設計政策，只會帶來萬馬齊瘖一片死寂。今屆特首選舉我覺得爛不堪言的唯一原因，不是候選人醜聞，是建制派候選人太過迂腐，話語筆下俱是幢幢「為香港好」鬼影。把「為香港好」抽離社會現實，僅定性於物質生活的提升，渾忘這次選舉於香港社會的發展而言是戕害。
戕害是什麼？《五代史平話．唐史．卷下》是這樣說的﹕「今新君信任朱、馮老畜讒言，戕害自家骨肉。」戕害，作殘害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