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香港現在一樣，十八世紀的美國政黨政治還在萌芽階段，沒有正式黨規，派系分界模糊。不過，當時的美國人還是比較直接，不會像曾特首說「招待他的只是普通朋友」，而會說：「他是漢密爾頓先生一個特別的朋友」，這就等於承認大家政治上所見略同（請參閱作者3月14日的上文〈二百年前的君子決鬥〉）。
反對聯邦黨人的各方人士以這形式慢慢形成一個叫民主共和黨的政團，也就是今天美國兩大黨的祖先，領導人物是著名的湯瑪斯．傑佛遜，他是《獨立宣言》的起草人，也是美國首任國務卿。
君子相爭 不棄原則
民主共和黨人在漢密爾頓的大本營紐約州，支持他的政敵克林頓（跟現在的克林頓沒有關係）出任州長。伯爾原來支持漢密爾頓，但在克林頓選出後卻接受後者委任，出任總檢察長，兩人由此生隙。1800年總統大選，民主共和黨推舉傑佛遜和伯爾，挑戰以約翰．亞當斯為首的聯邦黨。
當時美國憲法跟現在不同，政黨不會預先決定正、副總統候選人，而是由得票最高的兩位總統候選人分別出任正、副總統。在第一輪投票後，亞當斯遭踢出局，但傑佛
遜和伯爾這兩位來自同一黨派的候選人，所得的選舉人票數竟然相等！眾議院隨即依法嘗試在兩人中選出一人，但經過十九輪投票後仍無大多數共識，一時間令這個 新國家陷入憲政僵局。
在這關鍵時刻，漢密爾頓作了驚人之舉。他寫信給聯邦黨議員，公開支持他自己的政敵傑佛遜，因為在他看來，傑佛遜的政見
（反對中央集權、外交上親法、代表普羅大眾和南方小農）雖跟他自己南轅北轍，但到底是一個理念清晰而且「吾道一以貫之」的人物；而伯爾卻是一個看不清、猜 不透的政治投機分子，精於計算、工於心計卻立場飄忽，只要誰給好處就支持誰。結果最終部分聯邦黨人倒向傑佛遜，令他成為美國第三位總統，伯爾只能做副總
統。
漢密爾頓在私下場合毫不避諱自己對伯爾的批評，甚至形容對方人格可鄙（despicable），這在當時對一個君子來說是奇恥大辱。 1804年，傑佛遜將連任總統，紐約州的聯邦黨人密謀脫離美國獨立，伯爾為競選州長而對陰謀不置可否，當時已無公職的漢密爾頓知情後，寫信給他的黨友，痛
斥這種背叛聯邦的行為會讓獨立戰爭的犧牲變得白費。
伯爾認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受阻是漢密爾頓多年中傷的結果，因此要求對方公開道歉，否則便以君子決鬥解決。漢密爾頓拒絕道歉，因為此舉等於對自己多年言行的背叛，也愧對支持自己政治立場的盟友，因此遂有7月11日兩人的最後「會面」。
順帶一提的趣事是，漢密爾頓也有他的「感情缺失」。1791年，三十四歲的財政部長在回家途中碰上一位已為人母、叫瑪麗亞．蕾諾的女子（那時候的人早婚，瑪 麗亞也只是花樣年華的二十來歲）。瑪麗亞表示自己遭丈夫遺棄，希望漢密爾頓能資助送她到紐約的老家，性情中人的財長出於紳士風度而答應了。根據他後來的自
述，他當天晚上把錢親自送到瑪麗亞手上，但雙方的交談迅速地表明，「超越金錢的安慰（pecuniary consolation）是可以接受的」。
人民利益 置於首位
吊 詭的是，女方的丈夫其實根本沒有休妻，而且對他老婆的出軌行為完全掌握，並以此勒索漢密爾頓，要求這位財長運用權力，包庇他從事的非法投機活動。漢密爾頓
拒絕，事件不久曝光，但與我們的唐唐有點不同的是，他不但沒有迴避，反而自己出版了一份小冊子，交代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並為此道歉。
以當時美國的清教徒道德標準來看，他的坦率接近驚世駭俗，震撼朝野，令他最終引咎辭職。這美國第一宗政治性醜聞模式，似乎在此後兩百年不斷重複，直到今天。
敍述兩百年前的人事，一方面讓人看到政治從來就是很複雜、很髒的事（李敖說是世上最髒的兩樣東西之一；另一樣是什麽？為了典雅，這裏不便言明），美國的立國
精神在當時的西方世界是非常先進的，至少歐洲國家還在君主專制之下，她的立國先驅不論在能力和操守上也是很優秀的人物，但仍然無法避免政治的黑暗面。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這些人無論互相抹黑也好，中傷也好，至少還有更偉大的東西在背後支撐着；那是什麼？就是對基本國家福祉（捍衞聯邦的完整）、核心價值（自由精神）、個人政治信念等原則的堅持。
我認為這基本上就是政治家和一般從政者乃至政客、政棍的最大區別。能否在關鍵時刻團結國家，把公眾利益置於個人榮辱、個人好惡以至個人恩怨之上，或起碼是忠於自己公開的信念，是一個很重要的測試。
漢密爾頓和傑佛遜是長期惡鬥、政治立場相左的敵人，恩怨極多，上面提到的婚外情便是由傑佛遜一手踢爆，但傑佛遜也曾經為了維護聯邦的統一而支持財長的國債方
案，漢密爾頓後來也沒有受私怨左右，反而支持傑佛遜出任總統，可見他們之間的鬥爭更多是政見之爭，並非完全是個人權力之爭。
可以說，政見之 爭才是真正的「君子之爭」，而且這不單單是兩人之間的事，而是代表了一個時代，因為政治人物是人民的代言人，代表了人民對理想生活的不同想法。相反，如果
完全沒有政治原則，而純為個人前途計算則不可原諒，這是何故漢密爾頓對伯爾深惡痛絕的原因。後來伯爾逃往美國西部，與宿敵英國人勾結，被美國控以叛國罪， 可見漢密爾頓是有先見之明。
特首之爭 未見君子
回頭看二百年後的香港，在諸多反對民主化的論據中，一種常見的詰難便是：民主政治不也很骯髒嗎？不也是充滿各式各樣的醜聞嗎？令人詫異的是，這些論調往往出於留學美國的社會精英。
人無完人，政治家跟普通人一樣，也是偉大與醜陋並存；民主政治從來便沒有假設完人領袖，否則讓完人來當終身總統就好了。
我們不妨反問：難道小圈子政治便會乾淨一點？容易操控的小圈子選舉就能杜絕醜聞嗎？相信看過此次特首選舉的人，只要從理智出發，都會知道那是什麽一回事。
不是民主選舉讓人變得醜陋，而是人性的醜陋面讓民主選舉和監督變得必須。這個邏輯不能搞錯。
事實上，香港的特首選舉所以淪落至此，正正因為這是一個小圈子的遊戲，既然只是少數人利益的鬥獸場，還用講什麽施政理念？談什麽治港理想、政策原則？在這種制度下，梁振英還天天講「君子」之爭，不是緣木求魚又是什麼？
後記：漢密爾頓晚年似乎也對自己從政以來的某些言行有所愧疚，他在決鬥前一晚給妻子留下訣別書，明言出於宗教原因，決鬥時不會向伯爾瞄準開槍。後世有論者認為，當天的第一槍是漢密爾頓朝樹林頂打出，伯爾本能反應開了一槍，卻沒想到打中對方要害！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曾任特區政府政務主任，現從事公共事務諮詢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