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日報
過去的一兩個星期內，僭建事件又揚起沸沸揚揚的政治風波，使一些重要社會議題的討論又再次被忽略，真的令筆者慨歎香港的政治生態不單只是難以解決問題，而是連討論問題也難以開展。
在個多星期前，統計處公布2011年度堅尼系數上升達0.537，創歷年新高，不過統計處長歐陽方麗麗表示，在扣去除稅及轉移支付後，指數降至0.475，情況與06年相若，所以貧富懸殊問題並未進一步惡化。
看來，在官方眼中，貧富懸殊，或者說社會不平等，並不是甚麼深層次矛盾，正如卸任特首曾蔭權認為，貧富懸殊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個構成部分，沒有甚麼大不
了，只要做好扶貧工作，便是功德無量。過去30多年的各項社會服務、綜援及低稅率，便是政府扶貧的最好例證。貧富懸殊這個「問題」，有需要討論嗎？
窮人非同貧窮 非派錢了事
有些社會科學學者認為，應該要分辨「窮人」及「貧窮」這兩個概念，前者是一群難以維持基本生活需要的人，後者是因為社會資源分配過度傾斜而產生一些入不敷
出的社會階層。解決窮人的問題比較簡單，政府只須訂立生活保障的貧窮綫，以及提供援助。但是，在處理「貧窮」問題時，政府必須確保社會財富不會過度傾斜於 某些利益集團，亦因此使社會及經濟機會，不會被利益集團所控制，這便牽涉社會權力的再分配。其實，我相信曾蔭權是明白這一點的，不過他不想開罪既得利益集
團，不便說出來而已。
一般來說，堅尼系數是一個簡單方法，從社會收入的分布來分析貧富懸殊的程度。不過，它只是一個概括性系數，所以不少關心公共政策的學者都將這個系數分解或
擴展，連繫社會中各種政策範圍，例如堅尼系數與退休金下的長者生計、死亡率、健康，女性勞動參與率、城鄉收入距離等等的關係，希望帶來一些修訂社會政策的 視野。著名的盧森堡收入研究（Luxembourg Income Study）便是其中表表者，做了很多收入群與社會政策有關的研究，協助各國在制定政策時有所依據。
香港在這方面不是起步慢，而是根本採取了漠不關心的態度。可能因為政府一向認為貧富懸殊不是一個問題，統計處在這方面的研究只是提供着最基本的資料，顯示貧富懸殊有否惡化。但就算有所惡化，也缺乏進一步的研究，在政策改革建議方面付之闕如。
賺錢無障礙 助壟斷削競爭
貧窮的問題並非如統計處長所說，主要是家庭結構及人口老化的問題，而是社會資源及機會是否合理分配。在過去的30年間，新右派主義當道，將不少公共服務私
營化，使市民的需求推向市場，減輕政府的開支負擔。筆者多次指出，這種做法不是「小政府大市場」，而是「小政府大生意」，在香港這一個號稱全世界最自由的 市場，使寡頭壟斷的企業不斷坐大，破壞着市場競爭。
看看以下的一些例子︰傳媒報道，雖然失業率下降，但租金升、食材貴，卻令高學歷的青少年也要向食物銀行求助，靠每周不足100元的食物券購買急凍豬排和生
果青菜，以此果腹。東華三院的食物援助服務指出，有兩名在學的大學生需要求助於食物銀行，其中一名男生因與家人關係疏離，自己搬開住，每月租金5,000
多元，放學後做兼職自食其力，但微薄的收入只夠交租，根本沒餘錢購買食物，一日三餐無以為繼。另一名受助人來自單親家庭，母親是長期病患者，但該女生則堅
持不依賴綜援，一家生活費主要來自學生資助貸款計劃，生活艱苦。
房屋的私營化產生了向上而非向下的再分配，教育如是，醫療亦如是。不單如此，政府甚至對公共服務的支出封頂，要在基層甚至中產階級作「塘水滾塘魚」式的「用者自付」，使中下層階級的資源作水平流動的支持及津助，但是卻讓精英階層毫無障礙地賺錢，不斷吞食着整體社會財富。
缺乏政策研究 施政陷於苦戰
如果不扭轉私營化的政策方向，相信政府就算成立十多個關愛基金也無補於事。如果政府認為它只是處理窮人的最基本需要便洗手不理，不去面對貧富懸殊背後的社
會不平等問題，香港將會陷入一個深層矛盾而不能自拔。統計處請幫幫忙，做一些貧富懸殊的政策研究，如果它認為角色有局限的話，那麼，中央政策組應該擔當起 政策改革的角色，詳細地分析房屋、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福利、勞工等長期政策，如何協助紓緩貧富懸殊的矛盾。沒有政策研究的後勤支援，政府在社會再分配
的議題上只會不斷地陷於苦戰而無出路。
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客座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