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國家長剝奪孩子遊戲權利，要他們不停學習，最終損害了他們的創意和想像力。
不知從何時開始，暑假變成孩子最繁忙的季節。他們經歷的，是一種「目標為本」的暑假——要趕著在九月開課之前，達到一連串的學習目標。即使是遊學，也是為了學習；學是目標，遊只是手段。
這反映了一個事實：養兒育女已成競技性的比賽(competitive sport)，在巨大的朋輩壓力下，為人父母者抱破釜沉舟的決心，勢要將子女訓練成才。結果，日程安排得透不過氣的孩子(the
overscheduled child)應運而生，成為這個時代的代表性人物。
三十年前，美國兒童心理學家艾堅(David Elkind)在《趕時間的孩子》(The Hurried Child)一書指出，現代社會百病叢生，跟父母要他們的孩子成長得太快和太早(too-fast-too-soon)大有關係。這本書在美國至今已賣出超過六十萬本，艾堅亦成為自冼樸醫生(Dr. Spock)以後，美國的首席養兒育女權威。年逾八十的艾堅筆耕不斷，五年前出版《遊戲力量：學習貴乎自然》(The
Power of Play: Learning What Comes Naturally)，探討遊戲對孩子成長的重要。
很多家長為了要幫孩子「贏在起跑線」，不惜硬起心腸對他們大力催逼，要他們停不了地學習。艾堅認為這是好心做壞事，只會剝削，甚至剝奪孩子遊戲的權利；而遊戲——讓孩子充分發揮創意和想像力的遊戲——正是孩子最有效的學習方式。所以，父母為孩子提供理想的遊戲環境和足夠的遊戲機會，並且盡可能與他們一起玩，就是為孩子在學業和社會上取得成功做的最好準備。
中國與西方都有哲人和大學問家推崇遊戲的價值。思想家和美學家康德(Kant)、席勒(Schiller)等皆倡導「遊戲說」，認為藝術起源於遊戲。席勒說﹕「只有人在充分意義上是人的時候，他才遊戲；只有當人遊戲的時候，他才是完整的人。」
英雄所見略同，與亞里士多德齊名的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也認為，人如果有孩子遊戲時候的認真，便真正能夠做到心意合一(Man
is most nearly himself when he achieves the seriousness of children at play)。中國的哲學大師莊子也有「遊戲」的觀念。在他的心目中，遊戲是一種娛樂，而發自內心的「自戲」或自樂，才是至樂。
然而中西方有關遊戲的民間智慧和社會價值卻大不相同。西方人深信，「只會用功不玩耍，聰明孩子也變傻」(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a Dull Jack)。一般而言，中國人對遊戲有根深蒂固的文化成見。作為一種活動，遊戲被視為與工作對立﹔作為一種態度，遊戲被認為是認真的相反。我們耳熟能詳的「玩世不恭」、「玩物喪志」和「勤有功，戲無益」，全是對遊戲的中傷和抹黑。
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學生貪玩，正是他們的致命傷。美國學生的閱讀能力和科學知識每況愈下，數學成績更落後於南韓、新加坡、法國、奧地利、匈牙利、愛沙尼亞和波蘭。連美國的教育部長鄧肯(Arne Duncan)也不得不承認，美國在教育上已經被很多國家遠遠拋離(out-educated)。
然而，這並不表示美國的孩子一定會「輸在終點站」，或者證明對孩子過份和過早催逼的所謂「精力過盛養兒育女法」(hyper-parenting)，甚至「極限養兒育女法」(extreme parenting)有效。要知道孩子的智力與其他各方面能力的發展，不完全是直線(linear)
和可以累積下來(accumulative)的，所以「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的情況才會在兒童成長中經常發生。
美國教育制度就算千瘡百孔，也畢竟培養出蓋茨、喬布斯和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這些創意天才。美國學生學業成績儘管平平，但具備無比自信、高大的自我形象和完整的自我意識，深信能以一己之力改變世界。結果他們創立微軟、生產iPhone、iPod和發明Facebook，真的改變了世界。
的確，西方人的孩子遠比中國同年紀的孩子活潑、好動，富冒險精神和創造力。從好萊塢電影、流行音樂到互聯網的無限商機，西方的創意工業遠遠領先於中國，跟西方人的遊戲基因遠較中國人發達、西方人的遊戲智商（play quotient）遠高於中國人，實在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