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建梅被強制墮胎的悲劇不僅與政策相關，更與這個政權迷信控制論的本質相關。
我們願意野蠻嗎？……我們是在中國的農村，面對著的是農民，苦口婆心講道理，講政策，鞋底跑穿了，嘴唇磨薄了，哪個聽你的？你說怎麼辦？人口不控制不行，國家的命令不執行不行，上級的指標不完成不行，你說我們怎麼辦？
在他令人難忘的小說《蛙》中，小說家莫言創造了那位意志卓絕的萬心姑姑。為了完成計劃生育的指標，她會拉倒家庭的大樹、推倒房屋、四處追捕懷了第二胎的孕婦，最終讓自己的侄媳婦送了命。
在中國當代作家中，莫言以史詩性描寫情慾、荒誕與殘酷著稱，一個多世紀以來的中國從不缺少這些。在《蛙》中，他把目光放在中國共產黨政權的人口政策上。從鼓勵生育到控制生育，在不斷變化的國家政策上，個人變成了被操縱的工具。為了實現目的，國家從不忌諱使用暴力。
現實常常比小說更魔幻。在過去的一個月中，中國的互聯網上流傳著這樣一張照片﹕陝西一位年輕母親與她被強制墮胎的嬰兒並排躺在病床上，照片上瀰漫著一種搏鬥後的絕望與死亡的氣息。
年輕的母親叫馮建梅，她來自中國西部的陝西省的鎮坪縣，被強制流產的嬰兒是她的第二個孩子。之前，為了保住肚子中的孩子，她已逃亡了七十多個小時，但還是被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員強制抬上車，在醫院中，她被蒙面按上手印與簽字，注射了引產針，此刻，她腹中的孩子已經七個半月。她必須痛苦地面對這一切，她六十歲的公公被擋在醫院門口，而她的丈夫仍在從內蒙古趕回家鄉的途中。
馮建梅與她尚未獲名的孩子的故事不是第一次發生，也不會停止上演。前往陝西鎮坪縣採訪的記者聽到本地村民說，懷孕六七個月被強制墮胎的事情多得很。而在整個中國，它更是頻繁的發生，因為強制引產而導致母嬰雙亡的情況也不時出現。
在表面看來，這些絕望的母親都與計劃生育政策有關，它在中國已實行了超過三十年，每個家庭只允許生一個孩子。這項政策的初衷是合理——因為日漸緊張的資源，我們必須主動控制人口的數量，它是馬爾薩斯人口論的。但事實上，驅動這些把無數個馮建梅送上病床的地方工作人員，對於共產主義理想或是國家政策沒什麼興趣，驅動他們的是現實利益。倘若馮建梅的家庭及時交付四萬元的押金，她就可以保住孩子，這樣的費用有一個令人迷惑的名稱——「社會撫養費」。
計劃生育的指標變成一個巨大的尋租機制。而在陝西不少地區，還流傳這樣的口號：「縣市政府靠土地，鄉鎮財政靠肚皮」，計劃生育的罰款變成了一些鄉鎮的主要財政收入之一。在馮建梅的例證中，計生委的工作人員、醫院的醫生、地方官員，他們似乎塑造出一張大網，讓她無處可逃。這些罰款維持了一個龐大的官僚系統，讓他們吃喝、修建無意義的公路與大樓，並壓制社會不安。而對於陝西鎮坪縣的地方官員來說，暴力是尋租的潤滑劑。有了馮建梅這樣的例證，更多的超生家庭會乖乖交納費用。
在中國學界，要求廢除「計劃生育」政策的討論正在展開，馮建梅的遭遇無疑為這種討論加溫。一些人口學者們已經感慨中國正在「未富先老」，計劃生育政策未曾預料的結果已然浮現——我們正面臨勞動力不足，中國正快速進入老齡化國家的行列。另一些人強調，人口並非會無限增長，伴隨著經濟與發展，人們會改變對生育的態度，用自己的方式來控制人口。
但是，馮建梅的悲劇不僅與政策相關，更與這個政權的本質相關。自從一九四九年建立，中國的共產黨政權一直迷信一種自上而下的控制論，從自然的風光、河流的走向、城市的規模、人群的遷徙、經濟的運轉模式、人的思想狀況，還有生命本身，都可被納入控制的範疇。當然，這極端的理性也常以極端的非理性收場。而在這個進程中，個人要麼是政治運動的材料，要麼是生產者與消費者，他自身的尊嚴與價值從未得到尊重。在個人與國家（state）之間，是一種嚴重的不平衡。
我們曾誤以為經濟發展可以削弱國家力量、減少官僚系統的野蠻，但過去幾年來，我們也看到，經濟利益正再度激發起官僚系統的力量。馮建梅的遭遇激起了強烈的公眾情緒，是因為人們多少覺得，在我們時代已高速「進步」了這麼多年後，來自官僚系統的殘酷力量卻並未減弱，而在這種有組織的野蠻力量面前，個體生命是多麼的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