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孤軍作戰，十年了。
前年，時任政務司長唐英年到官校庇利羅士女子中學推銷政改方案，教師吳美蘭質問他與高官何以在五區公投不投票，更當面向他高舉「我要有權選特首」紙牌。
自此她被稱為「良心教師」，校外她參與遊行、悼念，身體力行；校內她跟學生談六四、維權、民生問題。
一直以來的師道是孤獨難走的，「以一間Band 1學校來說，我是失望的。我們的同學將來可以在政府做高層職位，何以要我以一個英文老師的身分討論這些課題？」因為怕，怕合約不保，怕被調職、怕影響仕途；避忌的，是大多數，「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如果是因為這些因素而不肯去講多點給學生知道，是可悲的。」
她從不為公務員的身分忌諱，「我只在說一個老師的意見。」
海納百川的教學方法
本科原本是教英文的她，在接手教中一級通識科前，早已在英文堂讓學生讀時事文章，播外國紀錄片和新聞；政府回應公眾對國民教育提出的五大原則﹕「培育國民意識、讓學生認識普世價值、培養多角度思考、讓教師開放教學、毋須迴避任何議題」，她早早就全部達標；說民生民主議題，她毫不猶豫，「我很詫異，由中一到中七，中史或中文老師也沒有跟學生談論過這些事，因此我覺得要做點事」。
她嘗試讓學生在海洋裏游出自己的路。第一手資料如新聞報道，或是紀錄片、不同人士的評論文章，都在她的備課匣中；英美德法中港台、官媒商媒獨媒、紅藍綠、左中右的新聞或文章，都是她的教材，「同一件事，寫的人都有不同的觀點與角度，我叫學生去比較，思考認同哪些人多點？為什麼？」讓學生自由地發表意見，互相提問，再總結意見，「我不會左右他們對事情的看法，但我會表達自己的意見，因為我也是一個人，有自己的看法。但我會說明這是個人意見，他們不需要認同，因為我覺得我也不應洗學生腦」。
如果學生的意見與她堅守的價值互相牴觸呢？面對六四事件，學生若認同中共的做法，她又會如何處理？「我會給他多些資料，例如是當時的報紙、影像，讓他自己分析。」若最後學生仍堅持己見？「我也無話可說，我當然會擔心，但我不會說那個同學不對，因為大家成長的背景與時代不同。我只能為他提供更多資料，同學是讀書人，有自己的看法。」
中國模式的國家自豪
對於國民教育獨立成科，吳美蘭坦言詫異。她早早收到《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一見到『中國模式』就丟掉了」，為了好好答覆記者提問，老師立即備課，更做了筆記，「書中有些是好的，例如講述中國政治架構、專有用詞的解釋等，我也認識多了。」圖表精美，「多謝他們整得咁靚。」吳美蘭說，國家做的好事要說，然而書中95%都是揚善隱惡。第27頁提及毒奶粉、我爸是李剛和動車追撞等事件時，「它的字體特別細，其他圖表的字體也沒多大分別，唯獨這些字是超細的，到底是否真的想學生延伸閱讀？」23頁談到汶川地震，死亡悲痛都是未觸之傷，「人民的傷痛是避走了的，只覑重救災成果」。第1頁的「中國模式」下，「充分的平等權益」最令人啼笑皆非，「艾未未、趙連海這些事如此多，沒經公平審訊也可以逮捕，我看不到平等權益」。吳美蘭說，書中談及民生社會問題如此不足，如果老師要用來參考，將要花很多時間找大量補充資料才能平衡，「事實上，其他科目也不得不讓路」。多了一科，就是多了一個範疇，多用了老師的力氣。
老師們還得花氣力理解國民教育的評核方法。至今，政府對評核方式並未有切實可行而客觀的指標給老師參考，只列出幾項含混空泛的條件，例如學生對國家的自豪感，「學生對一個國家的態度，怎樣評估？如果他是很批評性的，是不是就不夠好？我很懷疑怎樣做到客觀」。目前，學校老師對評核方法依然如瞎子摸象。
關於教育，一切都只是「說好的」
老師的氣力，還有多少呢？以通識科為例，每年要更新教材，已做到「死死下」；大量文書行政填表工作，還有關愛學生的時間，老師們還剩下多少時間心力預備教材？「不太勤力的老師，很可能把出版社、教育局或課程發展處出版的東西拿來就教」。另一方面，學校裏會在日常生活中討論社會、國家或國際問題的老師絕對是少數，「如果只有少數老師平日會討論這些議題，又如何帶動學生呢？如果教這科的老師平時涉獵的範疇如此少，他的批判思考從何而來？他怎樣帶領學生朝覑這個方向呢？」如非學民思潮、教協等組織發聲反對，加上媒體報道，老師很可能拿覑小冊子依書直說，「裏面有建議的教學流程，即是不用花心思思考整個教學模式，不排除真有老師會跟覑教」。即便教育局長吳克儉也同意小書有偏頗，又怎能達致國民教育那些開放多元的目標？
教改十多年，說好的「愉快學習」和「求學不是求分數」在哪裏呢？2009年引入通識科以改變填鴨式教育，培養學生思考世界的能力，會否也只是又一個「說好的」？吳美蘭批評﹕「你教他批判思考、多角度分析，又說要有國際視野，何以利比亞、敘利亞這些事也不去涉獵？就是國家名，同學也不知道。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不是只看得到經濟繁榮的」。
知識分子的榜樣是文盲
七一，她跟舊生去遊行，忽地思量到，「十多年後，完成中學教育、正規地接受國民教育的年輕一代會是怎樣的？那時香港會變成怎樣？他們如何去理解香港和國家的問題？還會不會批評、勇敢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七一前後，目擊政府對待傳媒和示威者的手段，她哭了，「流淚是因為我擔心，我們的青少年十多年後會變成怎樣？
那時我已是老人家了，我可以做得多少呢？」她雖然沒有孩子，但也看到同事很擔心，自己的小朋友是不是要去外國讀書了？
母親是吳美蘭的榜樣。吳媽媽是地主的女兒，小時候從內地逃難到港，她的家人在大陸身受慘痛經歷，「即使她不能走動，她每年都會擔張苐仔到維園悼念六四；23條那年的七一，她拿覑拐杖，由起點走到終點。母親是文盲，她也如此堅持，而我是一個知識分子，我不可以為了自己的仕途，別人覺得不應該說的就不說，我不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