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學術界，有一項十分著名的民調，追蹤回歸前後香港人的身分認同，選項包括中國人、香港人、中國香港人、香港中國人、英國香港人等。這研究被一些政客評為「政治不正確」、製造社會分化，反映出相關議題已不容易被視之為純學術的討論，但與此同時，近年香港本土意識抬頭，港人對身分認同愈來愈關心，也令公民教育、國民教育及相關議題得到廣泛注視。
然而社會每談及身分認同，往往予以非黑即白的處理，對「公民」與「國民」的分別、「批判思考」與「知識傳送」的關係，都缺乏嚴謹的批判認知。在西方學界，“nation”、“state”、“country”等字彙，俱有各自清晰的定義，學生對不同範疇的身分認同有較佳掌握。但香港的社會，「愛國感情涵蓋一切」的呼聲開始出現；至於甚麼才算是愛國、怎樣才算是盡公民責任、兩者是否完全銜接，這些問題卻經常被按下不表。結果，每有針對身分認同的教育改革推出，必然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爭議，但爭議到了最後，往往變成政治炒作，有價值的討論被一筆勾銷，不但無助於建立成熟的新世代公民社會，還會製造人為的內耗，這實教人遺憾。
香港特區實行一國兩制，而上述的現象不單在「兩制」下的香港出現，也在「一國」內出現了。近年「中國模式」的研究興起，國情班教導我們：中國很大，國情十分獨特複雜，中國必須走自己的路，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世上自然沒有可以絕對劃一應用的公式，但在「中國模式」內部，卻也難以劃一規範。例如為甚麼保釣是愛國，但保釣示威卻要被打壓？怎樣才算是按法律賦予的人權參與示威，怎樣才算是尋釁滋事？怎樣對國家提出批評才算是建設性地愛國，怎樣的行為會變成顛覆？為甚麼「維穩」作為一種狀態，卻會被當作一種價值（value）來追求？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學生求學時必然會遇到的迷思，當中涉及公民教育、政治教育、國民教育、德育等不同體系的分工和互動，不能輕易以標準答案一錘定音。
本書由研究香港教育政策多年的梁恩榮博士和阮衛華博士合著，正是以梳理上述迷思為出發點，系統地帶領讀者從香港公民教育的歷史談起，不但分析了公民、國民及道德教育對香港的影響，亦把國民教育置於政治及全球視野之下作深入考察，對相關教育改革進行了一次抽絲剝繭、瞻前顧後的縱論。梁恩榮博士與阮衛華博士不但是相關議題的權威，也是身體力行的教育工作者，理論與實踐兼備，是對大眾闡釋這議題的最理想人選。本書不但適合教育工作者和學生，更值得香港和內地政府官員認真參考。
梁恩榮 阮衛華:《公民教育，香港再造！迎向新世代公民社會》
前言（節錄）
在檢視當代公民教育的世界趨勢時……其中三個是與香港社會發展有密切關係的……民主教育、人權教育和國民教育。
這本是一本以政治為導向的公民教育專著。雖然這取向與香港學校公民教育的主流取向相違，但我們卻認定公民教育的核心是政治教育，因為「公民」的定義是「政治羣體的成員」。根據現今公民教育理論，一個公民可以同時屬於不同「政治羣體」，擁有不同身分；若以地域來理解「政治羣體」，這觀念包括本地、國家、洲際和世界等不同層次的羣體。故此，公民的概念，涵蓋了本地公民、國家公民、洲際公民和世界公民等多重身分。換句話說，於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世界而言，「公民」就必須是「多元公民」(multiple citizenship)。根據這個理解，公民教育就是培育政治羣體成員的教育，與政治必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非政治化的公民教育實在是有嚴重缺失的公民教育。當然，支持公民教育非政治化和惟道德化的論述，有其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理據，而本書個別章節也會詳述這些論點。但整體而言，我們認為隨著香港的民主化發展，非政治化的公民教育實不能回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亦不能負起塑造民主文化的重任。無論個人的判斷如何，不少香港「八十後」和「九十後」青年，已投入了各類型的政治參與活動，諸如六四晚會、遊行、公民抗命，這是不爭的事實。非政治化和惟道德化的公民教育，實在與時代脫節，不利香港發展。
於本書中，我們從過往多年來於各學術期刊發表的文章中，挑選一批內容與政治教育相關的文章，加以改寫和翻譯，結合成書，深盼與各關心香港政治和公民教育發展的有心人相互切磋。而編輯本書時，我們認為香港公民教育的發展，實需要回應公民教育的世界趨勢和香港社會發展的需要；在檢視當代公民教育的世界趨勢時，我們亦留意到不少重要議題正在冒起，其中三個與香港社會發展有密切關係的議題是：民主教育、人權教育和國民教育。
「民主教育」對香港的發展極為重要，因為雖然香港的民主發展一波三折，前路仍充滿困難；能否順利在2017年及2020年以全民普選形式選出特首及全體立法會議員，亦是未知之數。為了確保民主政制能成功發展，我們需要培育與民主政制相配合的民主政治文化，更需要以民主政治文化來推動民主政制的進一步發展。故此，我們選擇了四篇文章，都是與教授民主政治、培育民主政治文化相關的，組成本書第二部（「是政治教育而不是政治灌輸」）。
第二個重要的國際議題是「人權教育」，這也是與香港社會發展息息相關的。香港是一個國際都會，1997年之前，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共簽署了十四條國際人權。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後，更加入了《殘疾人士權利公約》。雖然香港的人權記錄較大多數亞洲國家為佳，人權和法治亦為香港的重要核心價值，但普遍而言，港人重視人權的文化和對人權的知識仍是薄弱的。近期筆者與香港教育學院同事一起進行的研究指出，香港教授高中「通識科」的老師們的人權和法治意識較為薄弱，實不利於培育重視人權的文化。造成這些不足的成因有很多，但政府長期以來不重視人權教育則是其關鍵所在。為了加強港人的人權意識，以及確保相關的法律能夠落實，香港實在需要加強人權教育。故此，我們選擇了兩篇人權教育的文章以組成本書的第四部（「講人權但不講行動？」）。
第三個在國際上冒起、而又與香港有密切關係的議題，就是現時受到廣泛關注和引起激辯的「國民教育」。這議程對新成立、需要團結鞏固的國家，以及全球化下的發達國家，都同樣重要。香港已回歸中國超過十年，培養國民身分認同是重要的；然而，與此同時，隨著世界各地，特別是南亞裔人士來港定居，香港社會變得更多元化，故此，香港的國民教育既要處理國民身分認同，亦要為容納不同文化社羣提供空間。此外，國民教育更要回應兩個重要議題：「國民教育的非政治化」，以及「培育擁有甚麼質素的愛國者？」我們選擇了第十、十一、十二、十三章和一個附錄組成本書第三部（「國民身分大作戰」）以回應上述議題。我們認為本書第三部建議的國民教育，比教育局剛提出的諮詢文件《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諮詢稿》所提的，更合理和切合香港的需要。
本書最後一部，即第五部「公民實踐：由服務、充權到社會公義」，當中的兩篇文章，希望表明「只有講述、討論、研究而沒有實踐、行動的公民教育是死的」；因為，若只有頭腦知識、思考方法，但沒有心、沒有行動，是不會帶來改變，不會使學生充權，也不會增進社會公義的。第十六章「由慈惠到社會公義」和第十七章「公民參與和學生充權」，分別從兩個個案研究，探討如何從服務學習和校政民主化的實踐和參與中，使學生體驗充權並向社會公義邁進。文章指出，只有認定學生是「此時此地的公民」，公民教育才能體現在學生的生活中。
本書的出版，希望能引起更多關心香港政治和公民教育發展的「有心人」的關注、討論、研究及回應；而就相關的實踐和方案，若本書能給大家提供有用的參考資料，筆者們亦當感到萬分欣喜了。
編按：梁恩榮博士與阮衛華博士合著的《公民教育，香港再造！──迎向新世代公民社會》由「印象文字」與「香港基督徒學會」於十一月聯合出版。
余若薇、張炳良、關信基、甘國臻、張超雄、張銳輝、沈旭暉、龔立人
聯合推薦。
梁恩榮
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及領導學系副教授, 管治及公民研究中心副總監
阮衛華
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及領導學系助理教授
趙文清: 香港國民教育之思
寫作此文之前，我與負責編輯的麥小姐通電話，她告訴我不需要有太多疑慮，就算是認為香港人確應接受國民教育也無妨，可以大膽寫出心中想法。大概許多人都會以為，一個年輕人從內地這樣不自由的地方來到香港，一定會從此對「國民教育」深惡痛絕。但實際上，我確認為香港人需要一定的國民教育。只不過問題在於，什麼樣的國民教育才適合香港？香港的小朋友應該要成為何種「國民」呢？
香港人對中國的地理、歷史以及文化傳統的認識之差，往往令我們這些初來乍到的大陸人驚訝。曾經有一次，學校張貼了魯迅的文章《紀念劉和珍君》，一位香港同學讀了之後覺得很「贊」，特意走來問我「這位劉和珍君是不是日本人呀？」可能有人會說，美國人也常常不知道林肯何許人也，香港人不知道貴州不是杭州，劉和珍君不是日本人又有什?所謂呢？的確，一個年輕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也不會影響他的生活，但我們真的要讓香港的下一代變成如此缺乏常識的人嗎？再者，香港地窄人多，環境狹逼，往往會令人的目光局限於方寸之間，而忘記了九龍新界之外還有廣闊的世界。香港的小朋友如果能夠嘗試走出這個被過分保護的小天地，相信對他們的成長是會有益處的。
但我也不是不知道香港人的恐懼。
如果在街上，你看到一個凶神惡煞的男人，褲子破了洞似乎是個窮人，但手上又戴著勞力士金錶叫人看不透。你會有膽量走近他身邊，甚至與他攀談嗎？這就是中國大陸：孔武有力卻沒什麼素質，有些人似乎很窮吃不飽飯，有些人卻又富得令香港人驚訝。試想一個喝牛奶講牛津英文長大的小孩子，突然被告知說這個人才是他的生父，又能夠作何反應呢？
「國民教育」是不是「政治教育」？「國民」這兩個字當中包含的到底是什麼樣的心思？坦白說，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否應該減去「國民教育」中的意識形態教育。我甚至希望大陸的小朋友都能夠自由的學習，但似乎在能看得見的未來還無法實現。我只知道能夠對抗意識形態的只有批判的思想，只有思想才能選擇自己的路。應該要想的是如何在「國民教育」中融入批判思考，讓香港的年輕人自己去思考對與錯，事實與謊言，最終做出屬於自己的「國民」選擇。我相信香港依然能做到，讓「國民教育」不只說「Like」也說「Dislike」。
香港人不應該因為政治而開始瞭解中國，更不應該因為政治而抗拒瞭解中國。我們所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國」，要成為怎麼樣的「民」？我在中國生長了十八年，卻還是沒有一個好的答案。這個國家有歷史，也有政治；有高山大河，也有陰溝腐渠；有美麗的人，也有醜陋的事。這是最好的國家，還是最壞的國家？總要親眼去見一見才知道。
趙文清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生
戚振宇: 腦殘思維與國民教育
今天是魯迅誕辰130周年，我便想起了一些關於魯迅文章的軼事：在我讀中學的時代，魯迅的文章是語文科目中最為重要的課文，考試必考，金句必背，像《紀念劉和珍君》、《藥》、《阿Q正傳》、《孔乙己》等等都是爛熟於心的經典名篇。我常常納悶，為什麼語文課本如此青睞他的文章，後來終於在考試中找到了答案：魯迅對舊社會無情的揭露和批判，會讓我們對於新社會的認同感油然而生。搞了半天，原來一切都是為階級鬥爭服務。我想魯迅他老人家活到今天，必然會被這幫混蛋氣得七竅生煙：「我對官僚主義和反人性的鞭撻批判竟成了你們維護官僚特權踐踏基本人權的合理化依據。」一個反洗腦的鬥士竟成了洗人腦的工具，人世間最悲劇的事也莫過於此吧！
不過前段時間，魯迅的文章又開始紛紛撤出語文課本，以上提到的經典名篇一概被剔除在外，無一倖免。感嘆「鐵打的課本流水的兵」之餘，也不免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為什麼彼時的「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此刻會淪落到這般田地？原來是那幫人發現當下的新中國比之魯迅所批判的舊社會「黑惡」程度只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總有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士以擁護魯迅為名，實行煽動顛覆為實，為免瓜田李下，授人以柄，還是統統撤下，免得多事。
雖然這是件小事，但我覺得它很有意思，背後折射出的是當權者一種把百姓當白痴的腦殘思維：給你們看了魯迅的文章，讓你們見識了舊社會的種種苦難，你們就必然會對新中國產生一份認同一種熱愛，就會覺得生於新中國是何等榮耀，長在紅旗下是何等佳美。倘若你不按照他們的既定模式思考，便會被判為異端，輕則上不了大學，重則考不上高中，總之處處碰壁，命途多舛。這種教育思維將人假定成一種計算機的程序，而當權者則扮演了程序員的角色：只要你給他們輸入A他們就必然會出現B，只要你不輸入C他們就決不會產生D，通過重複的灌輸和信息的摒蔽，就能達到思想控制的目的。例如在他們的觀念裡，你看了看魯迅就會擁護共產黨，唱了唱紅歌就是自己人。反之，你聽了聽郭德綱就品味低俗，上了facebook就思想反動。
而最近的港府似乎也被中央統戰，準備明年在全港中小學上馬「國民教育」作為回歸十五周年特別獻禮。國民教育本無可厚非，許多國家都會將其列為基礎課程，旨在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增進學生的公民素養，讓學生能夠尊重多元文化，認同普世價值。但港府的國民教育目的似乎不隨潮流隨中央，其目的乃在於讓學生建立身分認同，增進學生的愛國情感，混淆國民教育與愛國教育，模糊了公民教育與政治教育。不僅目的隨中央，其思維方式似乎也與中央一脈相承，以為升一升國旗就升起了濃濃愛國情，遊一遊山川就遊出了身分認同感，看一看奧運就看出了正確價值觀。殊不知這樣的腦殘思維往往會導致目的和結果南轅北轍，就像前一段時間新浪微博強行發給每個用戶的闢謠通知，結果大家都把闢謠內容反著看，微博闢謠變成了微博爆料，搞得當局的宣傳部門好不尷尬，最後匆匆收場，儘管我天天苦守微博闢謠，但新浪卻再也沒給有我發過闢謠通知。
我不知道港府的國民教育會不會搞的和新浪的微博闢謠一樣虎頭蛇尾，但我想如果國民教育若是按照這種侮辱人類智商，褻瀆上帝創造的思維方式進行下去，恐怕難有什麼好結果。人是一種有靈性的動物，你可以終結一個人的生命，卻無法讓他發自內心的認同你。我想無論是對國民身分的認同還是對愛國情感的培養，其必要的前提便是這個國家夠可愛。「可愛」並不是說它有多麼繁榮昌盛多麼堅不可摧，而是這個國家維護公民的權利，尊重公民的表達，崇尚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博愛等等普世價值，讓這個國家的每一個國民都能有尊嚴的活著。如果我的國家是這樣，不需要什麼國民教育，更不消什麼世博奧運，就算它千瘡百孔、百廢待興，我都會對它愛愛愛不完。但若一個國家把國民當奴隸對待，把愛國者當罪犯囚禁，用推土機黑監獄秘密警察對付她的老百姓的時候，就算它經濟實力再雄厚，政治影響再強大，誰又會以作為她的國民為傲呢？
戚振宇 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