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社會科學研究革命和暴亂有一共同的發現，一個國家發生革命或大規模暴亂，經常不是在飢寒交迫、無以為生的時候，往往卻是在群泷心理上產生重大落差、引起普遍憤怒和絕望的關鍵時刻。
最近薄熙來事件的爆發，絕對不是中共政權高層的個別現象，反映統治者集貪污、腐敗、淫亂、謀殺、酷刑等等於一身。紙包不住火，當社會小道消息傳得如火如荼之
際，中共中央延到四月十日才正式發布消息，大意謂薄某涉及違反黨紀，其妻谷開來更涉及謀殺事件，前者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立專案審查，後者移送法辦。但對 薄的「同志」身份並未取消，似已為他埋下伏筆。
其實，這種腐朽現象在高層早已存在。溫總理在兩會的結論，和前此黨中央發布的只是大 同小異，諸如肅貪、扶貧、改革和公平正義之類，但改革究竟在哪裏？以最近召開的人大和政協兩會為例，有幾個人真能代表廣大工農階級的平民？更多的還是「球
員兼裁判」、位居要津的人。他們開著名車，個個裝扮入時，女的珠光寶氣，挽著以十萬元計的名貴手提包，以萬計的套裝更不必說了。高官們可能知道政 治圈風險很大，太子黨們很多轉移陣地，紛紛將子女從「官三代」變成「富一代」，牢牢把握涉及國家經濟命脈的關鍵巨型企業，先成為「富一代」再說。像身著數
萬元套裝的李鵬女公子，年紀輕輕，竟掌握了涉及全國的電力系統。她這次在兩會唯一的提案是：要給全國人民每一個人建立令人聞之毛骨悚然的「道德檔案」，好 一派文革時遺留的法西斯思想！可能有人會為其辯護，她是靠本領不是憑乃父的蔭庇。問題是別人如果能有更好的本領但無父蔭，請問能獲此高位否？有位高官對筆
者說：「中國搞專制和世襲上千年，我們共產黨才一個甲子罷了，還早咧。」不錯，明清兩朝專政達到極致，但畢竟還有科舉制度留一線生機，否則清末何來「君主 立憲」、「廣開言路」之類的呼籲？在目前中共專政之下，「維穩」既壓倒一切，靠的是鎮壓，憲法中規定的專政已把人民的自由權利剝個精光，專政已成為萬惡之
源，它埋下了毀滅的種子。可千萬別小看這一、兩千個兩會「代表」，有人估計他們竟控制了全國三成以上的財富。此次薄熙來案暴露的僅是冰山一角。
有人說「中共專政領導」成就斐然：經濟成長GDP已居世界第二，三十年來的現代化已使三億多農民人口進入都市化，交通設施的進步更是舉世矚目等等，但請別忘 了社會階級分化的差距也越來越大，「扶貧」下的窮苦人口越來越多，按聯合國標準每人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的貧民至少有一億左右。正當高官和富賈忙著把
財產和子女轉移到海外時，社會仇富現象也就隨之高漲。相對之下，為經濟建設作出最大貢獻的大批農民工，由於戶籍問題、城鄉差距的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子女無 法接受良好教育，往往只能承襲農民工這一收入微薄的行業，淪為社會的另一極端，使中國竟出現了種姓制度(caste)的雛形。
先哲梁啟超曾說自由與法律有如一車之兩輪，並行不悖。在中共專政之下，這兩者均被毀了。以《八二憲法》為例，明明規定有宗教信仰自由，不受個人或機構干涉。
可是在中共無神論的主導之下，自由是假，干涉是實。舉例說西藏每一喇嘛廟均成立了管理委員會(黨組織)，進行分化，違背政教分離的普世價值，中共才是超級
上帝。言論自由更不用提了，只許黨的機構辦理報刊，並且文字獄不斷，很多人因此家破人亡。猶憶當年廈門遠華貪腐案爆發時，處極刑者以十計。事後西方記者團 訪問某總書記時，善意提到如果大陸稍有新聞自由，案發之前能有些報道和檢討，極刑人數當不致如此之多，國家蒙受的損失應可減少。想不到總書記的回答竟是開
放新聞自由，中國就會四分五裂而瓦解。換言之，中共依賴的竟是全面控制訊息的愚民政策！
談到國號，毛澤東晚年就在洋記者面前坦白承認，四 九年建政時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他平生重大錯誤之一。按毛的國際知識有限，他所想到的或者只是延宕了對聯大席位的爭取，拿不到蔣政權留在海外的大量
財富。他哪裏想到這一名稱不僅語意重複，因為共和國就是人民之國，且照他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就是要作為「蘇維埃共和國聯邦」的前置。如我國蒙北的領土唐努 烏梁海，二六年被蘇聯紅軍佔領改稱為「唐努圖瓦人民共和國」，四四年被蘇聯正式併吞。七九年中共主導新編的大型《辭海》，於此條目之下竟謂「中國政府迄今
未予以承認」，真是阿Q之極！為毛辯護者竟將責任推到當時民盟主席張奚若的頭上，說毛曾堅持在新國號之下加上（中華民國），這豈能為毛卸責？
對慣於便宜行事和有權就有一切的某些中共官僚來說，拿掉專政談何容易，因為這是《憲法》的規定啊。筆者亦認為不可能一蹴而至，但至少可從以下各點做起﹕一，
開放新聞和言論自由。與其讓網路各種不負責任的謠言紛傳，何如把六四前夕擬通過的《新聞法》提出重新審議，把專政先行從這一部分撤出。開放之後，如果有報 刊誨淫誨盜和造謠生事怎麼辦？這當然可用法律約束。二，讓司法真正維持獨立，不受專政干擾。三，政教分離，是世界大勢所趨，應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對任何藉
宗教名義的非法行為，可交付司法審判。四，重新審議不合時宜和國情的少數民族法規，減少族群衝突，從而收到國族團結和避免分裂的實效。
作者現任台灣佛光大學名譽教授。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學士、碩士，美國匹茲堡大學人類學博士。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並曾出任四川大學及蘭州大學講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