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經濟學中兩個最具影響性的經濟學家，一位是主張政府應積極扮演經濟舵手的凱恩斯，另一位是堅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凱恩斯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海耶克的著作《The
Road to Serfdom》（中譯：到奴役之路）是自由市場的經典。他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撰寫，以希特拉等歷史人物事例指出，不論是國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其他集
體主義，凡由中央計劃的經濟系統，必然由少數的統治階級決定資源分配，在欠缺市場機制和自由價格下，統治階級並無法做出正確的決定。不斷的失誤加上計劃上 的分歧，最後統治者只能用高壓手段維持計劃。更壞的情況，是當計劃接連失敗時，人民很容易誤以為這是國家權力不足而無法有效推行所致，令他們更支持中央集
權及強人統治，國家陷入極權主義。
雖然痛斥集體主義，海耶克認為大部分支持共產的人並非出於自私或邪惡的念頭。相反，他們的動機是大多是 誠實與善良的。只是他們沒有想過，本來以為是集體同意才會進行的計劃，變成為了要讓任務順利進行，他們會被迫協議所有計劃。當國家的計劃愈多，他們自我計
劃的空間便愈來愈小。
但作為自由派代表，海耶克叮囑人們不可以把市場主義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主義混為一談，政府在經濟有其角色，像設立貨幣制度、規管工時、成立機構確保正確的訊息流通，更重要的是避免例如污染不用付費等搭便車問題。
市場依賴政府執行力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Charles
Tilly提出「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概念，討論政府落實執行政策的能力和效率。政府機構的質素與市場經濟的表現有密切關聯，在如安全、提供公共品、制定稅項這些範圍
上，政府強勢執行，社會才會有效率。強勢政府不一定是存心遏抑人民的政府。在民主社會，決定了的政策卻無法落實，那民主也沒有意義。
如果 以政府開支佔GDP比例量度政府參與度，便會發現在愈先進的國家，政府的佔重愈大，這是因為先進國家的人民對基礎設施、產權執法、教育、醫療等需求較大。 不過這只是從數據發現的事實，我們不知道政府開支佔GDP哪個比例最好，不知道這是否有因果關係，即使有，也不肯定是先增加政府開支促進國家發展，還是國 家發展後政府才要增加開支。
甚麼時候政府的做法算干預？甚麼不算？要視乎那種行為是一次性抑或是通用原則。指明把這地批給誰和誰、某些行業該生產多少貨品是干預市場，但設定市場制度則不算是干預。
譬如在污染問題上，政府通過人民授權制定總排放量，然後發放牌照，牌照可以透過市場交易，成功減少排污的人可以出售多餘配額，污染程度嚴重的則買入更多配額。這是設定制度，讓市場提供經濟誘因令機構減排。
制定總排放量是人民的選擇，適用於所用人，也是人民認同的目標，不是經濟學研究的範圍。至於怎樣達成，或者這目標對經濟的影響就是經濟學研究的範圍。無政府主義並不是經濟學家的主流主張。
但市場的設計與好壞對實際的成果有很大的影響。早於1994年美國加州便實行了RECLAIM（Regional
Clean Air Incentives Market）計劃。根據交易計劃，數以百計的有排放污染物的機構必須削減其排放的氮氧化物（NOx）和硫氧化物（SOx）。參與機構起初會免費獲得若干 排放權上限，排放權會在以後續年減少，如果機構不減少其排放量，便要購買足夠排放權。實行10年後檢討，RECLAIM帶來的結果並未符預期，其中原因包 括政府最初的上限設得過分寬鬆。美國環境保護署認為這是一個好教訓，提醒了他們即使是以市場為基礎的系統，在開發和以後的管理過程中，政府在規劃、監督、
調整等仍然有其重要的角色。
新加坡絕非計劃經濟
新加坡有一項更簡單的措施，是電子道路收費系統。從1998年開始，在新加坡凡是在繁忙時段進入市中心地區的車輛，都必須穿越電子感應閘門自動付費。收費減少了人們駕車的意欲，除了減少道路污染，也改善塞車問題。香港近年亦有討論類似計劃，只是無甚進展。
過去新加坡有強勢領袖，政府執行能力高，很多人以為那就是「計劃經濟」。實際上新加坡和香港，除了土地政策，經濟沒有很大不同。在接納外地專才、嫖妓合法等方面，新加坡甚至比香港開放。新加坡的不叫「計劃經濟」，1979年前的中國、1989年前的蘇聯才算。
香港和新加坡的自由度是不是相差很遠？自1941年成立的獨立研究組織自由之家庭（Freedom House）每年以民主、政治自由以及人權等價值為標準，評估各國民主自由程度。在其2012年的報告中，香港和新加坡同樣被列為「有限度自由」。香港比
新加坡明顯好的是出版自由，但仍然只屬於「有限度自由」，與南韓一同位列70，新加坡排150，屬「不自由」的類別。
美國另一個智庫傳統 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則每年與《華爾街日報》合作發布涵蓋全球179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自由度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指數考慮的範圍包括一個國家的貿易政策、貨幣政策、資本流動和外國投資、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工資和物價等。在經濟自由的國家，人們有權
控制自己的財產，以任何方式自由工作、生產、消費和投資，商業行為會受國家的保護，但不會受約束。
2012年，經濟自由度指數排第一位的 是香港，得分89.9，第二是新加坡，得分87.5，兩者差距很小，調整統計誤差後，兩地的經濟自由度基本無異，這就說明新加坡並非甚麼「計劃經濟」，如 在勞工自由及廉潔方面，質素明顯比香港更好。順便一提的，2012年的報告中，全球平均自由度是59.5，亞太區平均自由渡是57.5。在這評估中只有達 80分至100分的國家才稱得上完全自由的國家，除了香港及新加坡，只有第三至五位的澳洲、新西蘭、瑞士屬於經濟完全自由。第六位的加拿大、第十位的美
國，只是經濟「比較自由」的國家。
港必須正視土地壟斷
所以下屆特區政府應該做的不是甚麼干預與不干預的意識形態之爭，而 應該是認清事實，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香港的土地政策在本欄已經討論了很多次，是絕對的壟斷，壟斷者叫香港政府，實在沒有必要討論甚麼地產霸權。壟斷而還
要胡說「不干預市場」是徹底的欺騙。要成為世界金融中心，而沒有人才；要發展高科技，而技術人員住房成本奇高等都是必須面對的政策性問題。具體的問題必須 具體解決。意識形態除了寫論文，叫口號時有點用以外，真的不是那麼有用。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應用金融學教授、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碩士課程主任，前巴克萊銀行常務董事，逾十年投資銀行工作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