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理性主宰香港，權勢者不擇手段謀取最大利益，公眾利益因而被遺忘及出賣。
上世紀三十年代，法國作家及政治理論家莫拉斯 (Charles Maurras)說過這樣一句震撼人心、哀莫大於心死的名言：「如果你對今日的法國仍然有愛，這種愛必須建基於對她淪落至此的恨。」（In
order to love France today, it is necessary to
hate what she has become)
莫拉斯的極端民族主義者論調不足為訓，但他這句話，卻道盡了我對香港這個我生於斯、長於斯的「我城」的感覺。
今日的香港，經濟理性主宰一切。有權有勢者不擇手段為自己謀取最大利益，無權無勢者在金錢的獨裁統治(the tyranny of money) 下，逆來順受、默默無聞地過他們絕望的生活，美國哲學家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稱這種生存的方式為「lives of quiet desperation」。
每天閱報，我們看到的是諸如此類不再令人震驚、只會使人厭惡的新聞：前政府高官涉嫌貪污、大地產商涉嫌行賄、廉政專員公署調查行政長官、樓市繼續失控、私家醫院將法律漏洞視為不可錯過的商機……最諷刺的，是報道這些新聞的報紙，早已淪為剷除異己的工具和帶領社會「笨下去」的「先鋒」，每天製造公眾恐慌和集體愚蠢。
問題的癥結，是在管治、提供服務與供應產品的過程之間，公眾利益沒有在多種因素的平衡和綜合體中，得到充分的考慮和照顧。用英文說，就是「public interest has not
entered the equation」。
在政治科學與公共行政之中，公眾(the public)是一個既關鍵而又滑不溜手、難以把握的概念。上世紀二十年代末期，美國名記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幽靈公眾》(The Phantom Public)一書中就指出，政客常常掛在嘴邊的「公眾」根本並不存在，因為平民百姓從來沒有能力積極參與影響自己生活決策的制定過程。手執決策權的是負責管治的精英階層，以及財雄勢大、組織嚴密、能夠透過種種渠道去遊說和左右政府政策的特殊利益團體(special
interest group)。他又認為，社會上多股勢力的運作，使公眾無法清楚、果斷和有效地表達和爭取他們的需要和利益，其中包括大企業和利益團體的操縱、大眾娛樂的催眠、大眾的愚昧和自私，以及政府的麻木。
倘若一九七四年離世的李普曼今天仍然健在，他也許會選香港為「幽靈公眾」的代表城市。手握香港交通和集體運輸命脈的港鐵去年盈利高達一百四十七億港元（約十九億美元），但六月開始仍然會將票價提高逾百分之二。香港的私家醫院絕大多數以非牟利機構註冊，因而得享廉價批地的優惠，甚至得到豁免繳稅；可是從接收「雙非」孕婦一事可見，「公眾」和「公眾利益」的概念在其管理層的經營哲學和核心價值之中根本無跡可尋。
更惡劣的例子，是兩年前有線寬頻取得世界盃足球賽事的獨家轉播權，而兩家免費電視台無線與亞視基於商業考慮，只選用高清頻道轉播有線寬頻授權的部分賽事。結果，沒有安裝有線寬頻與無法接收高清頻道的香港市民——具體人數不詳，但估計佔人口的六分一至一半——不但一場世界盃的賽事也看不到，就連賽事的入球和精采片段也無法在本地免費電視的新聞報道中看到。於是，對於這些生不逢時的、可憐的香港人來說，世界盃就像幽靈或者不明飛行物體(UFO)——別人都在興高采烈地談論著，就是自己沒有親眼看見過。這根本就是徹頭徹尾、冷血的社會排斥(social
ostracism)——這批香港人同時被排斥於香港與國際的主流社會以外。這種雙重的邊緣人身份實在叫人太難受，他們不禁要問：我們究竟做錯了什麼，竟落得如此田地(What
have we done to deserve this)？
電視台是商業機構，當然以賺錢為最終目的，但它的利潤、以至在財政上的生存能力(financial viability)，必須建立在它為公眾提供的服務之上，否則就是本末倒置。在世界盃足球賽事轉播一事上，廣管局成為了電視台的辯護士及其商業利益的捍衛者，在背叛自己的角色和使命之餘，也出賣了電視觀眾的整體利益。
今年有線寬頻又奪得倫敦奧運的獨家播映權，它的管理層承諾會「開放歷年來最多、最大的平台」，將節目免費上傳到網絡供市民在線收看和下載。即使如此，活在今天的香港，我們還是要慨嘆「公共已死，商業利益萬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