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公立醫院出生的雙非嬰兒人數持續增加，自由行在某些層面對市民生活造成一些困擾，更疑似「掠奪」本地資源，社會對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作出討，一些族群的意識甚至被激化，「香港人」和「大陸人」的身份區別被強調。中港文化有差異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然而選擇怎樣描述、怎樣理解這樣差異卻叫人憂慮。比如我們開始認為香港人比中國人在文化上較高級，因為我們不會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吃東西，不會蹲在地上，甚至有人製作海報把來港的國內人描繪為「蝗蟲」或者「螳螂」。有趣的是其他城市也用這海報來描述外來人士，一時間人我之間壁壘分明，甚囂塵上，可見這種身份政治一日激起，很容易變成我們思考問題的主要方式。當中的道德界限卻被忽略了，好像在保護自己利益、文化和身份的當兒，道德語言會被視為失效。一些批評「蝗蟲論」的，要麼被評為「港奸」（也是一個身份）
，要麼被評為不了解民情的蛋頭教授（也是一個身份） ，在象牙塔中說一些一定正確的話。一定正確的話就代表不用理會了嗎？既然是正確，還要「一定正確」那為什麼大家都不恪守呢？所謂現實政治或政治現實真的不容我們判斷是非嗎？
誇大身份
「身份是建構出來的」，已經是一個老掉牙的說法，然而我們總很容易忘記這道理，而把身份看成是自有永有，或者不會改變的一塊鐵板。英藉加納裔哲學家Kwame Anthony
Appiah在其《身份的道德》（The Ethics of Identity）
一書中記述了一個有趣的研究，讓我們明白我們（learning how to curse）。一九五三年的夏天，一研究隊伍將兩隊不同組別的十一歲男孩分開，他們本身不相識，但恉有相似背景，都來自俄克拉何馬州的白人中產基督徒家庭。研究人員刻意不讓兩組人接觸，直到他們和自己組別的人熟稔。後來大家發現了另一組別，就很熱衷遊戲競爭，比拼高低。兩隊甚至開始互相仇視，自己的身份也很快形成了；一隊叫自己做Rattlers，一隊叫Eagles。僅僅四天，他們便發展了自己的文化。Rattlers會筧得自己有一種「強硬」的文化，能忍受痛苦；而當Eagles打棒球時勝了Rattlers，他們卻會歸功於賽前的禱告 – 宗教，也就是製造我們身份的一個重要來源。
究竟是身份導致衝突，還是衝突導致身份，不得而知，也許是互為因果的。然而我們看到當中大家都忘記了自己相同的部分，而把差異放大。歷史學家Peter Baidwin在《立異自見》（The Narcissism of Minor Differences: How America and
Europe Are Alike）就用統計數字來證明美國和歐洲有巨大差異並不是一個事實，而只是佛洛伊德所說的對微少差異的自戀，甚至把外來者打造成敵人，來鞏固團體的團結（solidarity）。如果以美國與各歐盟國家相比，差別其實不是真的那麼明顯，比方說我們常把美國人總是十分容易墮入罪惡的深淵之中，但數據卻顯示其實瑞典和芬蘭人擁有槍械的普遍程度還要高得多呢。
這種不當想像並非承認那不是全稱命題就能解決的。因為即使我們承認某個族群也有好人，其實還是忘記了那些我們罵作「蝗蟲」的與我們都有相同之處。「香港人」這城藉身份有法律定義，會較為清晰，但即使如此仍有幾次對居港權的釋法。如果用文化身份界定的話會更困難，因此，支持香港人總是和國內人不同，但這其實只是接受了結論後再在有色眼鏡下找「證據」，而非用證據支持結論。如果把身份差異放大只是一種抗爭手段，則我們會擔心何時和誰人可用這種手段，慣性地把對方打為「港奸」或「投共」卻基本上已經成了當下的政治風景。
身份的邊界
我們的道德直覺告訴我們應給予優先權予本地產婦，本地資源也應給我們本地人優先使用，筆者也認同這安排。但對於那些支持平等的人荳不是迎頭痛擊？支持世界大同的全球主義者是不是只是一群沒有親疏分別的「道德佬」？他們其實也不是像稻草人那樣蠢，口中腦中只是「平等平等」。他們也會、也可以承認我們有特別的責任和義務是用來成就一些價值，比如家庭和社群、忠心和友誼。與那種僅僅描繪他人掠奪我們資源的圖像不同，他們不會教育我們要自私自利，因為其實可道德地證立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
即使親疏有別，然而，平等主義者或者全球主義者會堅持我們無論有任何身份，都無法不把對方視為人，因為這是大家的共同身份。Appiah指出了Nussbaum等人提倡的全球主義教育（cosmopolitan
education），叫我們不要以為可用身份來思考問題，以為同一身份一定不會有紛爭。香港人有香港人的紛爭，經濟學家有經濟學家的紛爭。紛爭往往不是出於大家的價值觀的差異，而是大家都有共同的對美善的看法，正正因為大家都是人，因此出現資源爭逐的問題。內地孕婦來港產子，不就是因為我們一樣希望子女有更好的教育和醫療，珍重這裡的法治和自由嗎？紛爭未必會因此而消解，更漫長的政策討論可以預期。然而在這起點上處理和理解問題，會比較符合人性、比較理性和準確。因為如果起點是那些「蝗蟲」隱喻，在我們的潛意識中，他們總不是人；我們不用和他們討論，我們不用理解他們。我們要做的，就只是「滅蝗」。
作者為香港大學哲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