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是實踐民主的基本條件，製造集體愚蠢的人，才是民主真正的和最大的敵人。
在香港，談民主的人多，談民智的人少，談民主與民智關係的人更少。這個現象反映了某些人不是頭腦簡單，就是居心叵測。
即使你相信民主是普世價值，甚至是放在任何社會都可以造福人民的所謂「universal good」，也不得不承認「有效、運作良好的民主制度」(functioning
democracy)不可能出現於一個充斥著集體愚昧與無知的社會。這其實是常識：你賦予人民當家作主和選賢與能的權利，便要盡其所能，確保他們有能力根據事實，並充分考慮自身和社會的整體利益，繼而作出明智的選擇；否則你就是把一枝裝上子彈的手槍給小孩子把玩。的確，在民主制度表面上最成熟的美國，每年大大小小的選舉之中，也經常出現違反選民自身利益的投票行為（voting
against their self-interest）。
這是香港民主發展最大的絆腳石。常言道，知識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但在亞洲四小龍之中，香港對教育的關注最少。教育比民主重要，因為教育是民主的基礎。如果我們真的要上街，首先要爭取的應該是教育改革；其次是抗議傳媒對香港人填鴨式灌輸愚蠢和洗腦。香港人在爭取民主的同時不可捨本逐末、倒果為因；但令人感慨的是今日在香港，走上街頭以一種指定方式爭取民主，已經成為一條不是對就是錯的「是非題」，而非容許你運用獨立思考和判斷的「選擇題」。說教育比民主重要，更會被標籤為一種保守、甚至反動的「政治不正確」。傳媒和政客只談民主不談教育，因為在他們的想像裏，民主是一齣善惡分明、正邪對決的通俗劇，人人都喜歡看；而教育卻是一篇枯燥乏味的學術論文。
在這個意義上，一方面不遺餘力地鼓吹和爭取民主，另一方面又無所不用其極地蒙蔽群眾和製造集體愚蠢的人，才是民主真正的和最大的敵人。他們將整個社會帶往「笨下去」(dumbed-down)的方向發展，逐步削弱它實踐有效民主的基本條件，最終使它淪為一個不合格的民主社會（unfit for democracy）。這是從內部打擊民主的發展和進程，對民主所造成的傷害絕不下於明目張膽的外部打壓。
美國是「民主內傷」的顯例。長久以來，在沒完沒了的意識形態紛爭，以及政黨、財團、利益團體與媒體無孔不入的操縱下，很多美國人喪失了分辨謊言與真相的判斷力。他們會相信，前伊拉克總統薩達姆是「九一一」襲擊的策劃人。總統奧巴馬動用數以百億美元的納稅人金錢拯救瀕臨破產的銀行，但對在投資、退休金和房地產市場上損失逾十二萬億的老百姓卻見死不救。這樣一個劫貧濟富的總統，在傳媒和政敵的口中竟成了社會主義者，更匪夷所思的是，不少美國人竟然對此深信不疑。
凡此種種，顯示廣泛而深刻的無知與群眾愚昧已經在美國社會落地生根。美國作家和前桂冠詩人西米克（Charles Simic）是其中一個對此深感憂慮的有心人，早前更在《紐約書評》的網頁，以《無知的年代》（The Age of Ignorance）為題，撰文哀悼美國人的民智每下愈況，並指出由於無知的人永遠比有見識的人容易宰割，愚弄和瞞騙民眾已經成為美國所餘無幾的其中一項本土工業。
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胡克（Sidney Hook）認為，愚昧可以是一股至為重要的歷史力量（Stupidity is
sometimes the greatest of historical forces）。特首選舉期間，三個參選人之中有兩個不斷被妖魔化，抹黑、栽贓、誹謗、人身攻擊和人格謀殺的事件不斷發生，傳媒和政客不但沒有幫助大眾明是非、辨真偽和分對錯，反而往往是這些妖魔化、抹黑、栽贓、誹謗、人身攻擊和人格謀殺的始作俑者，或至少是同謀。面對赤裸裸、來自四面八方的操縱和支配，很多香港人都似乎沒有抵抗力，而只會隨著愚民的指揮棒起舞。再這樣發展下去，愚昧遲早會成為香港一股重要的政治勢力。
可是，我們也不必過於悲觀。民主跟上帝一樣，給予人類行使他們自由意志的權利；而只要讓我們選擇，我們就有機會選擇錯誤。關鍵是選民能否從他們的錯誤中汲取正確的教訓，在下一次選舉中以投票的方式向壞領袖或其代表的政黨說：「滾蛋，你違反了與我們簽訂的社會契約！」從這個角度看，民主制度的最大優越性在於它有一個內置的自動調節機制，讓選民在反複試驗和不斷摸索之中糾正自己的錯誤。正因為這個原因，民主的素質跟選民的素質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優質民主，只會產生於一個選民能夠從錯誤中汲取教訓的學習型社會。
林沛理，牛津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及藝術評論小組主席。著有《破謬．思維》、《英文玩家》及《玩起中文》，最新的一本書是《反語》（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