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2年4月7日星期六

安裕周記:驚蟄



乍聽到方勵之去世的消息,腦海裏翻起的是一九八七年春天的一些舊事。我那時在北加州,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大陸留學生走得很近,有一陣子天天聚頭吃飯,見面就講國是。二三月北加州春寒料峭,霧大,晚上開車外出,開到海邊地區,車頭燈照射下大團大團濃霧翻滾。因此,非不得已都不會夜裏出外,更多是窩在小小的房間讀報看書。

一天晚上,電話響起,說學校那邊有事,我馬上披衣開車經海灣大橋過去。那夜不知何故,霧特大,愈是心急愈出事,三次上高速公路都走錯入口,幾經九牛二虎之力才到柏克萊。到達時,一批大陸留學生說胡耀邦已經下台;七嘴八舌好一陣子之後,忽然之間,人都靜默了下來。

我記得人群裏有一個黃姓留學生,剪一頭冬菇髮型,二十一二歲左右,是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畢業生,即是當時內地所說的「神童」,那時正在加大讀博士,準備開始寫論文。他在中國科技大學的老師是方勵之,也就是這時開始,我對這個天體物理學教授留下印象。

八十年代沒有互聯網,AT&T長途電話打回大陸和香港,半夜最便宜時段都要兩美元一分鐘,書信固然是信息流通渠道,但大陸來客才是主要消息來源。因此,每有大陸學生到北加州,放下行李就互通聲氣。香港那時已是後《聯合聲明》時期,天天講的都是《基本法》起草,三藩巿有一家報刊代理公司,專門出版香港幾份報紙的美洲版。我因緣際會認識這家公司一些工作人員,間中到華埠的話,就去他們公司找些舊報紙來看,一讀就到日暮西沉。

一九八六年底安徽爆發學潮,方勵之成為目標人物,那時香港傳媒報道不多,消息量不夠,倒是親台灣的華埠報章《世界日報》天天是頭條。我總覺得《世界日報》是親國民黨報紙,國共對峙多年,可靠程度可能要打個折扣。到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下台,我瞥見《世界日報》頭版斗大的標題還是將信將疑。當然,過不了多久,中共總書記下台終於得到證實。

在海外看中國是霧裏看花,消息不確不實,當胡耀邦下台之後,情況完全不同。來美國的留學生似乎減少,不知何解,但方勵之的名字卻愈來愈響。方勵之的名字在學潮前於我而言聞所未聞,我讀《紐約時報》駐北京夫妻檔記者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 Dunn)的文章,屢屢提及一個物理學家Fang Lizhi,完全不知此乃何許人。胡耀邦下台,報道說這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有關,文章提到Fang Lizhi,我費心機找這個人的漢名,才知他叫方勵之。

方勵之在歐美開始受到注意,應該是和紀思道夫婦的報道有關。不能否認的是,那時《紐約時報》的中國新聞做得極出色極仔細,而且不存在所謂門檻問題,即是說,沒有放下身段搞些簡單易明但不深入的新聞報道。《紐約時報》做的都是大事,看不明白搞不清楚,請去讀下三濫煽色腥的《紐約郵報》好了,那些小報完全沒有這種消息。六四事件之後二十多年,我常把當年的剪報找出來看,始終是《紐約時報》最全面,一開始它就不吝惜篇幅和人力,把中國民主運動的驚蟄如實報道出來。

很早提出民主化

有人說方勵之是中國民主之父,我很討厭這種加冠蓋冕式的稱呼,因為經這麼一說,中國民主走向的討論會馬上變成拉一派打一派的內戰,我是見過的。不過,事實是方勵之是八十年代中國高等院校很早提出民主化的一人,今天看來,方勵之的民主素養水平,在言必大國崛起和GDP治國的喧鬧聲音之中仍是走在最前沿,雖然間中會覺得他的理想主義多了些而硬抄別國的也不少,可是我每次讀到方勵之的背景就感動——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大百科物理部分負責人——用今天的話來說,前者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後者是中國物理第一人——只要循著這條教學之路走下去,不愁生活當然不在話下,一個轉身當了教委主任也說不定。

可是這個胖胖又和氣的教授沒這樣想,他說出了中國人民要民主這句話。只是一個讀書人、一個大學教授,這麼大的事哪用他來做?可是他就是頭也不回做了。二十幾年來,中共對方勵之是泛道德的攻擊,說他跑進美國大使館要求政治庇護,言下之意是沒有勇氣面對拘捕和死亡。這些批評之語要說出來很容易,沒有半點困難,嘴皮一動即可,然而在那兵荒馬亂滿街坦克幾十萬大軍包圍京城的日子,一個天體物理學教授可以做些什麼?

中國的民主路由出身北京大學的中共黨員方勵之推動,本身已極具意義,說明中共內部不是鐵板一塊。對今天朝新特首上任的香港人來說,一九八九年或者已嫌太遠,一九八六年學潮是上古史了,然而那是現代中國民主啟蒙的驚蟄日子,在全國上下爭出國的年代,在外匯券盛行的改革開放初期,在因價格改革屏息以待的時刻,社會對民主追求的聲音沒有稍減,方勵之功不可沒。

社會民主之聲未減方功不可沒

方勵之是一九四九年後入黨的中共黨員,是新中國紅太陽照耀下的紅彤彤一代,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對知識分子衝擊很大——沒有民主,中國永遠停留在軍閥割據的封建時代。以斷代史的角度觀之,姑勿論當年挺身而出的民主人士今天若何,但若然沒有一九七九年的北京之春民主牆,沒有一九八六年的中國科技大學和方勵之,今天的中國興許還是沉醉在「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兩個凡是」裏,難以自拔,不得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