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治港一直要學英人治港的「行政主導」，卻沒有進入「英人治港」的背境和內容裏觀照和理解，沒有客觀抽離的跨文化比較，只是從「中國世界觀」的
「前現代」主觀認知體系粗放式看，看到的是「行政專權君臨天下、操控整個政府運作、由上而下安排社會的繁榮穩定」。這樣看法和「指導思相」的每個組成概念 都是「中國化」，「行政主導」變為橘越淮而枳。
二三十年中國由內地到香港上上下下這樣「想」，十五年來這樣「做」，不得要領，梁振英五年以 新方式再試一次。糾正中國源遠流長、根深柢固的「指導思相」的盲點和誤區似是不可能的，只能期望較少犯錯或犯較輕的毛病。梁唐政綱都提「行政學院」和「文
化部」，如進入這層面，正確取向、認真規劃和落實，或許有所裨益。
香港成果 貢獻世界
香港對中國（及世界）的 一大價值是，在二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衝突和融化過程中，混合中英的政經、法治行政、社會和生活方式、文化情理和身份認同，以較低的代價、較順遂處理人類
文化交流、衝突和融化常見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形成獨特的「第三種文化」，成績斐然，不但成就自己，也貢獻中國和世界。
人類歷史上罕見 香港這樣長期穩定活在中西方這麼大文化差距和矛盾之中，而又產生這麼大的、完整的奇迹。眾多成因之一是，英人殖民秉承文藝復興（尤其是蘇格蘭文藝復興）以
來的理性、多元、開放、自由、科學和民主精神，在世俗實利私慾和倫理道德驅使下，一方面發揮人（個體和群體）的主觀能動和意識形態，一方面自覺人（個體和 群體）的魔性獸性、不足和局限，自覺分權制約和自制（這就是科學民主法治體制、文化和精神），相對維持均衡和公正。
英人文化較善於抽離事態 的進程，在歷史中順應大勢找尋內外各個階段的接駁和契合，追趕落後和避免過激過分、走向反面，較少長期積壓問題和危機總爆發、自造危機和自我折騰（這就是
科學民主開放體制、文化和精神）；又較不容由一時一地一人的成功者和建制精英，以「優勢壟斷優勢」（這就是科學民主自由法治多元體制、文化和精神）。
香港百多年成為世界級的自由港，得益於英國文化的科學民主自由法治多元開放體制、文化和精神，「（化外）中國人」和「香港人」和中國文化和各地文化的優點在
這體制、文化和精神中發揮中國幾千年沒有的燦爛成果。中英無意間讓雙方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人、事、物和情理在香港「務實」接駁，由實踐檢驗成果是非優劣。
香港自由港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英式殖民的產物，為英國主導的全球自由貿易而開埠，為自由經濟和商業服務輔以法治，在「相對（不）公平」下自由競爭。英人「行政主導」專注政治、管治和行政的專權壟斷，經濟和商業則（相對）放開，政府較少理，但要理也無（大）難度。
和解之前 須有自知
九七前的「行政主導」有二重性，一是英人的專權壟斷，一是社會大眾的自由空間、多元開放。兩者之間是法治、秩序和有效管治的紐帶。港人到七八十年代的黃金
期，也沒有政治、管治和行政的參政自由和自治權，三權分立不清晰。香港百多年本地培育的管治和行政精英（AO和工商和專業界的從政者）都算不上「政治人
才」。
「行政主導」包括：一、操作政府（行政機構）的日常社會運作、施政和政策；二、行政和廣義政府（立法司法）的關係；三、政治、管治和
行政人才的培育和人員的選罷和管理；四、行政機構與官員、社會和媒介的關係、公共行政和政策溝通；五、政治、管治體制和人員、公共決策和政策制定；六、政 治和管治、決策和政策的理念原理和人文價值；七、中西文化比較和中英關係；八、歷史湍流中的大環境、大氣候，向世界開放，接受全球的危機和風險的實踐檢
驗。這些層面之間有機聯繫，並「與時俱進」。
中國口講要「行政主導」，其實「政治主導」，又在「主權」保護下拒絕接受實踐的檢驗，結果一塌 糊塗，「行政」、「政治」和「管治」三失，強董建華和曾蔭權所難。現在治港的幾重概念、原理和實務系統交叉衝突下已亂了套，須從最根本處撥亂反正，系統化
理順關係和規律、遊戲規則。曾鈺成講的那種「大和解」是「最低消費」，但之前要補補課，坦然誠意務實面對時代和社會的認識和自覺的不足未知，開放一起學習 和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