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教育之爭帶來香港民間參與改革的契機。上海交大教授夏中義編的教材，亟具峄發性。
如果說香港國民教育之爭打開了一罐蟲子（a can of worms），它也打開了一罐機緣（a can of opportunities），讓香港人審視自己被誤導的價值觀，也推動港人積極提出自己的「中國論述」，而不是被動的「取消派」。
國情教育課程引起家長群情洶湧，反映了香港中小學教育的深層問題，也帶來了全民參與、改革教育的契機。國民教育之爭牽動了香港人的神經，特區政府不可能與天下的父母為敵。政府笨拙施政，沒有道德權威，也講不出能取信大眾的道理，硬推的話，可能引致比二十三條更大的管治危機。
但另一方面，反對國民教育運動目前的挑戰不是能動員多少人上街，或爭取多少簽名，而是如何超越反對和批判，提出面對現實與將來的「中國論述」。
國情教育風波的導火線是《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教材》，這小冊子由香港教育局出錢，但編得太爛，內容偏頗，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也不敢為之護航。特首梁振英退而用《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指引》為擋箭牌，只是《指引》同樣問題百出，對所謂國民教育的內容簡單化為對國民身份的認同，脫離香港的現實，不會得到社會認同，注定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國民教育教學大綱》的基本理念是「國民教育以情為本」，鼓吹「國情、真情、情懷、情感」，所包含的概念層次太低，鼓吹對國家的「情懷」，就比大陸的開明人士落後太多。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夏中義在中國推動「大學人文課程」，帶領團隊編了一套三冊讀本：《人與自然》、《人與國家》、《人與世界》，二零零二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中《人與國家》卷首語寫到教材的宗旨是要讓學生反思「你將如何面對故土百年滄桑，及其社會文化轉型，以期將自己塑造成迥異於卑微子民的『現代國民』」。
什麼叫合格的「國民」？《人與國家》的九章目錄勾畫了國民認知要求的脈絡：「讓記憶喚醒歷史」、「傳統與變革」、「重新點燃峄蒙火炬」、「革命反思錄」、「自由思想檔案」、「民主ABC」、「平等與公正」、「個人、社會、國家」、「什麼是知識分子」。在這些命題下，編者選進的中外作者有魯迅、陳獨秀、胡適、李銳，也有得到諾貝爾獎的印度經濟學家亞馬提亞·森等人，合共約一百篇文章。香港的中學何妨利用現成的材料，編個簡本給中學生？
《人與國家》的編者在導言中這樣解釋國民的精義：「及格的公民應該能夠走出專制主義造就的『順民』與『暴民』的傳統籠罩，清楚地認識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的關係，應該能夠清楚地意識到個人的價值與尊嚴，意識到個人不可侵犯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
如果這是香港「國情教育」的宗旨，相信家長和公眾都不會反對。與之比較，香港的教材指引空泛膚淺偏頗，令人汗顏。
媒體越挖越深，發現香港推行國民教育早在十年前峄動，並非今年才開始。
《中國模式》手冊不過是把話題推向風口浪尖，反映出教育主事者思路的混亂不清：政府推行國民教育，卻在新高中課程中將中史降格為選修課程，讓香港新的一代，可以對中國歷史一竅不通。香港大學博物館總監曾對我說，到博物館參觀的中學生，有的連「唐宋元明清」的歷史常識都不懂。
其次，風波在媒體的追蹤報道下，暴露了香港教育的不平等：釐定教育政策的政府高官早就對教育制度投了不信任票，把子女在中學的時候就送到海外，或者選擇國際學校；有辦法的上英基學校，普羅大眾的子女才進地道的本地學校，要上國情教育課，這更使平民家長氣憤難平。
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多元聲音、各種政治傾向的學校共存。辦學團體有權選擇教材，家長也有機會選擇學校。不同理念的團體，可以出版不同的教材，讓學校和家長選擇。
《中國模式》教材的問題出在其得到了政府資助，教育局有沒有資助其他國情教育教材的出版？還是只此一家？教育局是經過什麼的程序招標、評核？又如何挑選「當代中國研究所」設計教材？教材寫好後又經過什麼程序「收貨」？國民教育的經費是多少？如何分配？社會大眾有權要求教育局公開有關材料，保證公款使用公平、透明。
另一方面，公眾反對港府版的國情教育教材，特別是大眾媒體，也要避免輕易標籤化他人的想法或其他教材「紅色」。
我也反對雙重標準，譬如陳日君主教也發聲指責國民教育洗腦，諷刺的是天主教學校就是在主持大規模的洗腦工程，教授創造論，宣揚天主造人和天地萬物，和進化論唱對台戲。美國就規定公款支持的學校不得組織集體的宗教活動，但不限制個人信教自由。反觀香港，罕見社會質疑教會教育內容。
學生和家長組織起來參與校政，是改革教育制度的契機。參與中國改革是香港的宿命，香港和中國大陸是命運的共同體，寄望港人能超越對港版國民教育的反抗，進而建立對中國課程的共識。
陳婉瑩，香港大學新聞教授、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總監，曾在美國長期從事新聞工作，一九九八年來專注高等教育，推動資訊開放和教育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