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廣州出版的《新周刊》以全本篇幅，出了一個台灣專號，總題是：《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主線是介紹台灣的人情味和對人的友善，他們談到在台灣問路得到善意的感動，總編輯封新城說「在說國語的街頭，我們很少能有這樣卸下防備的時候。」說國語的街頭，自然指大陸。
早兩個月，大陸青年作家韓寒台灣行之後，在他的博文中談到台灣人的友善和為他人着想，使在大陸生活慣的他甚至一度懷疑他們的動機。他說他感到「非常失落」，失落於「在我生存的環境裏，前幾十年教人兇殘和鬥爭，後幾十年使人貪婪和自私，於是我們很多人骨子裏埋下了這些種子；我失落在我們的前輩們摧毀了文化，摧毀了傳統的美德，摧毀了人與人間的信任」。
《新周刊》副主編蔣方舟說，很多大陸人讚揚台灣，台灣人都自覺承受不起。她說，大陸人對台灣愛之深，有多少是對自己的恨之切？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相對來說，大陸最醜的風景也是人。
《新周刊》總主筆蕭鋒今年一月在他的網誌記台灣行，在讚美台灣社會的人文風景之餘，他談到台灣人越來越不認同做中國人，是因為「中國把中國人這塊招牌給弄臭了」，小悅悅被車撞倒而18途人視而不見絕非個別事件，「各種道德淪喪的事情在中國早已層出不窮，如包二奶、公器私用、扶摔倒老人被告。還有地溝油、三聚氰胺奶、瘦肉精等眾多食品安全問題，相信你已經充耳不聞了。」開放大陸人到台灣旅遊後，大陸人的人文風景也在台灣展現，「台北故宮博物院變成了吵鬧的夜市；大陸旅客無視禁煙的標示在禁煙區吸煙；……為了搶奪阿里山小火車座位，兩團大陸旅行團在車站月台大打出手。」
台灣與大陸的人文風景不同，相信香港去過兩地旅遊的人都有印象，毋須細說了。筆者想說的是，二三十年前，情況並不是這樣的。那時台灣剛開放人民可去大陸探親旅遊，相對大陸當時的窮困，台灣經濟好太多了，許多台灣人去大陸，不僅有優越感，還擺出財大氣粗的架勢。有報道說，台灣人在大陸車站禁煙區的「吸煙罰款五元」的牌子下，一邊抽煙一邊說，「我拿一百塊出來就可以抽二十次啦」，情況一如現在大陸暴發戶遊客在台灣的所為。那時台北的交通也無序，筆者1988年初訪台北，在斑馬線前都不知道怎麼過馬路，因為所有車子都不會在斑馬線前停下來。那時興起的國會打架更是聞名世界。
為甚麼那時會這樣？而現在又有這麼大的改變？
因為那時的台灣還沒有脫離威權時代，從五十年代起，台灣小學所有作業本的封底都印有兩行字：「當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國民黨的黨國教育大舉宣傳愛國（中華民國）、反共、台灣人是中國人，使一般人認為這些觀念「天經地義」，是品德中第一性的，公民道德從屬於愛國。當他們以中國人的身份到大陸，在貧苦大陸人民面前自然有優越感。
接下來是台灣二十多年的民主化，這一脫胎換骨的改變，使台灣人的公民意識漸漸取代了國民意識。對一個公民的權利義務、對所生活的土地的關愛、對個人的社會責任的認知自然增長，取代了威權時代愛國即愛政權的觀念，一個與人為善的社會就是這樣形成的。
在中共建政初期，黨的絕對權力還沒有真正樹立，社會的公民道德、人文風景也是不差的。今天大陸社會的道德淪喪，正是前30年的唯權是尚及後33年唯權加唯錢是尚所造成的惡果，而唯權與唯錢的價值觀又是以愛國的名義包裝起來的。
在中國極權政治的國民教育下，孩子不是快快樂樂地學習，而是被教導「紅領巾，是國旗的一角，是烈士們用鮮血染紅的」，自小就學習革命和流血。為了國家，為了領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都是正確的，父母子女夫妻等天性都服從權錢鬥爭的需要。曾參加過六七暴動的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在接受《六七暴動》一書作者張家偉訪問說：「六七事件是愛國抗爭，歷史應該作這樣評價」。因此，如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說，這是在愛國的名義下殺人放火。對接受極權主義國民教育的人來說，為愛國而殺人放火是理所當然的。
大陸有見識的年輕一代，如韓寒、蕭鋒或《新周刊》一群，已看透極權政治之下的國民教育造成的社會惡果了，香港還要推行這種教育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