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四年，美國報章就要公開申報政治取態一次。我說的是總統大選前公開在是次大選支持哪個候選人，這種做法由來已久，因此每到選舉前兩星期，美國社會就特別
留意幾份全國大報。一般而言，支持誰都是可以猜到的，自由派的《紐約時報》是民主黨死忠，同路人包括《華盛頓郵報》。這兩份東岸大報是新聞競爭的死對頭， 為了爭逐華府政圈新聞，《紐約時報》把駐華盛頓辦事處主任的待遇提升到與總編輯相同，因此才有賴斯頓（James Reston）這種超級記者誕生。可是兩報爭新聞縱然打得頭崩額裂，但政治立場長年一樣，七十年代震動世界的五角大樓文件泄密案，《紐約時報》被法院禁止刊載，接力的《華盛頓郵報》把文件繼續曝光，歷史把唯一的光環套在《紐約時報》頭上而忽略《華盛頓郵報》，談不上公允。
兩份自由派大報支持民主黨，支持共和黨的只有一士諤諤的《華爾街日報》，說到底，報紙名稱已反映一切。報章表態，還要在社評闡釋原因，這些數百字短文寫得清
脆俐落，擲地有聲，沒有人會懷疑支持民主黨的《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隱藏不可告人秘密，同樣，報社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旁幾條街的《華爾街日報》，支持 共和黨多年也沒有人會挑剔他們收了好處。
這種習慣傳承了幾十年，當人們都以為選前表態已經成為指定動作，一九八八年大選前夕，《紐約時報》言論版刊登了題為〈To Vote, is To Sin〉 的評論，投票就是犯罪，字字鏗鏘。那年是老布殊對麻省州長杜卡基斯，老布殊蕭規曹隨沒有多大才幹，但政治能量不少，把列根以及共和黨八年累積下來的總保守體系全盤接收，《紐約時報》對這類富二代哪會看上眼；杜卡基斯是哈佛大學教授出身，智商驚人，卻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做了一件極不光采的事——他沒有根據代表人得票排名挑選副手，而是拐個大彎找了得州參議員本特森，放棄原本代表人票得第二的黑人民權牧師杰克遜。《紐約時報》很不同意這種做法，民主黨代表大會舉行時已為文伐之，到了最後，寫出了「投票就是犯罪」儆世文章，寫出美國第一大報的報格。
《紐約時報》這篇評論見報之時，印象裏是當年選前十天左右，馬上引起美國社會震動，第一大報有這樣文章，不僅打破幾乎成為美國報業風景線的選前表態文化，更是
對角逐總統兩位候選人的公開不信任票，歷史於是由此誕生。上星期五，在想這個星期的周記題目時，翻了一下這幾天的大事，九龍塘約道巨如蛛網的吊臂掩蓋半邊 天，西九龍填海區規劃比賽漏報利益事件後的解辯，我想起了一九八八年《紐約時報》那篇只佔丁方幾吋的文章。
香港今天是悲哀的。我不想以豬和狼形容唐英年和梁振英兩位參選人，我只想香港社會能不能夠選一位乾乾淨淨的特首出來便於願足矣。有人說這樣想實是戇了些，今
天香港講的是繁榮和中港融合，老是講這些也太落後了一點。對此我實在無言以對。昨天早上翻報紙，讀到一篇北京專訪，說的是一個在京城開小書店的東北大漢劉 蘇里。這種波希米亞式小店北京城內城外不少，隨便其中一個小店的老闆可能便是某某某或誰誰誰。我一面讀下去，一面覺得這些內容似曾相識，七年前的秋末我在
北京大學耽了一個星期，出去逛時候見過這些店。文章愈讀下去愈揪心，劉蘇里太太要移民離開這個國家，劉的回答是我必須留在這裏；有一九八九年一同上街的戰 友變了商人，回頭過來用指摘的口吻對劉說，本來日子愈來愈好過，就是你們這幫人搞亂了。劉蘇里脫口而出﹕「操你媽，不是那些人在前面擋槍子兒，你現在還能
平安掙錢吃飯？」
北京書店老闆的熱血
劉蘇里這句話在星期六早上到午後都天色陰沉的香港忽然令人眼熱起來。我以為今天北京四環裏面再也沒有人想到公平公義，然而至底限度中國有劉蘇里這些人，還能
說是有希望的。可是放下報紙看到眼前沉鬱低迷的窗外景色，不免心情悶重。唐英年的僭建事件如此收場，委實是意想不到，九龍塘是傳統富人區，小洋房前後花 園，原來底下另有洞天，猜不到的是那地下行宮大得駭人。唐先生一家人有他們的享樂自由，可是把原來圖則上沒有的地庫開成這個樣子，回應傳媒又前言不對不後
語，實得很難解說。有一種講法是說唐營公關工夫欠佳，以致今天尾大不掉。這些話近幾年很常見，犯了事不認錯自省，反而說因為處理太差壞了大事，對錯正負的 道德標準淪落到變成便宜行事。唐先生把太太帶出來會見記者的一幕，如果從整件事的發展邏輯閱讀，這也可以視為公關手段。至於唐先生和唐太太到底是誰委屈了
誰，那是另一個故事。
梁振英的情況不 見比唐英年好，西九龍填海區規劃比賽的漏報事件與唐英年的大宅僭建不同，這涉及的是另一種公眾利益。梁振英走運在於他的漏報是層次比起僭建地下行宮深澀的
犯錯模式，我指的層次深，是說若沒有一定認識就不會了解其中涉及的嚴重程度。在了解這事之前，必須有社會和公民意識才能明白；和唐英年的僭建相比，梁振英 的漏報需要幾分鐘的初步了解和其後的延伸閱讀。對社會上佔相當部分的普羅巿民而，唐英年的僭建是一講即明白的顯而易見，梁振英的漏報則是艱深概念，十幾年
來飽受簡單便是一切、不追求高深這種概念的香港社會而言，由此促成的哄動有高低之分，然而我們卻在快餐文化裏失去對任何事物，包括深澀／不深澀尋根究柢的 追尋真相的本能。
都是犯錯對待各異
最近幾個月，社會對唐梁的閱讀可謂貽笑大方。先不說豬狼之爭，人們看到的是量度參候人的那種荒唐。其中之一，是以對自由經濟的理解作為量尺，有人認為唐英年支持小政府大巿場，是芝加哥學派自由經濟信徒，認為他上台是香港之福；相對於此，梁振英傾向政府什麼都要管，是計劃經濟代言人。我不知在唐梁兩位先生的政 綱裏，哪章哪節是認了自己是芝加哥學派或是計劃經濟代言人。我實在找不到，只能從個別的章節找了一些形似內容，這就說明了唐梁的經濟理念或治港模式？這種
把香港經濟未來道路視為兩條路線鬥爭的簡化，從八十年代初一直延續至今，陰魂不散。不過，話得說回來，若是如此便萬事好辦，請個芝加哥學派經濟專家或從中 國大陸找一個計劃經濟學者治港即可一了百了？
香港未來的關鍵不在經濟而在政治，這也是唐梁千方百計要逃避的質問。講經濟社會醫療房屋，唐梁千頭萬緒滿腹經綸，可是只要觸及政治，從對六四事件的評價以至香港未來政治安排，從《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至於傾向是修憲抑或制憲，兩位先生就忽然語塞或語焉不詳。這不是唐梁二位IQ忽 然下降，而是這死穴動不得，這既有先天的北京事事抓緊不放，更有參選人欠缺政治智慧。六四事件，是觀察一個人的良心的標準；也許會有人說，算了，特首這位
子不好當，這些話題只得避而不談，但絕不可以眛於良心。唐英年講了一套語意不知為何的話，梁振英則是頻以「我之前講了，沒有新的補充」。兩者一比，難怪面 書上七八十後說寧願唐上台。這些氣話不少，氣話與笑話都是不滿思緒的反彈，不滿是因為唐的迂腐和梁的隱藏。
我們的眼睛便是證據
香港早已過了經濟高速增長的歲月，世界上沒有永不墜落的飛行器，強如日本也有日落的一天，香港社會要求的生活是decent的 下半生，這可以是說英雄氣短的泄氣，然而在政治這一範疇，香港巿民是有要求的。我們的眼睛便是證據，六四事件是沒有爭論的鐵一般事實，今天如何天天往大陸
走，那年那月的一幕幕決不能夠忘懷。香港巿民是現實的，知道要唐梁站在電視攝像機前侃侃而談平反六四是不可能，但是在那些語境不詳語意清晰話語裏，人們連 半句感到安心的話都沒有。再說，不說也就算了，世界難撈，我們把底線再往後挪一尺，結果是連重覆一句也不想講；心態是不能講，以免老爺不快。
香港絕對是政治城巿，十九世紀從小漁村變成英國殖民地便是政治第一章，迤邐至一九四九年的大陸變色，一九五○年韓戰，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迨到七十年代末的四化開放，皆與香港有著切肉不離皮的緊密關係，今天說香港純粹是經濟城巿，那是刻意的人為盲目。今天倘若繞過這一關，後遺症是永遠不可能面對，尋且是想方設法永遠不讓人們看到聽到。
改變香港的七天
過去一個星期是改變香港的七天，從唐英年大宅僭建新聞爆破到否認到改口到承認，加上重新認識西九漏報的嚴重，人們有必要從新認識建制派參選人的一切。兩位過
去幾個月天天上電視的參選人忽然變得陌生，加上忽然而來的曾鈺成，欽點的不僅是當特首須欽點，連參選人也有欽點的腳印。在這個選舉裏，這一票投下去就是同 意這種荒謬，就是一種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