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歐梵和北島攝於九十年代初
現代性是短暫的、臨時的、瞬間即逝的；它是藝術的一半，另一半是永久的、不變的。——波德萊爾
回想《今天》雜誌，我不禁又想到了波德萊爾的名言。當《今天》以油印的大字報形式第一次出現時，誰會預料到它竟然能如此持久？從二十世紀直到二十一世紀的 今天！反而我覺得我們生活的現在是短暫的，臨時的，瞬間即逝。《今天》雜誌已經成為歷史上的里程碑。數年前，當有心人把早期的《今天》重印成冊，北島送我 一套，我拿在手裏，頓覺它是意義珍貴的「藝術品」。能和《今天》結緣，余有榮焉。
猶記得三十年前我初見北島的情景，至今印象深刻。一九八○年我第一次到北京，表面上是為了公務：代表當時任教的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和北京外文出版社商談合 作業務，但私底下最想見的反而是被禁的或海外不知名的新一代作家。北島的名字，我還是從一位來自中國的學生口中聽到的。「朦朧詩」這個名詞第一次在中國文 壇出現，我當時很好奇：到底這些「朦朧」詩人寫的是甚麼？為甚麼叫做「朦朧」？有甚麼大不了？最多還不是現代詩的代名詞？台灣五十年代就有人討論現代詩 了。只有在當時中國大陸特別的政治環境下，才會產生有關「朦朧詩」的辯論。因此我在未見北島和他們這些朦朧詩人之前，早已同情他（她）們的處境了。
我在印第安那大學的那個學生有一個住在北京的好朋友，名叫陳邁平，他認得北島，而且是「親密的戰友」。這個關係可遇而不可求！於是我一到北京，在友誼賓館住定，就和邁平聯絡，約好見面，並且請他帶北島同來。
那次見面像是電影中的一幕：記得是先到邁平家，然後北島才來會合，偷偷摸摸的，不敢告訴同行的美國同事。至少在我心目中他們還是所謂「地下作家」，心情緊 張，但他們二人完全不當一回事兒。記得邁平平易近人，而北島倒真像一個「地下領袖」，個子高高的，說起話來有條有理。他和另一位年輕作家——怎麼來的已經 不記得了——展開激辯：一個說文學永遠要為社會說話，為民請命；另一個說文學必須回歸自己，回歸藝術。後者當然就是北島。我心裏同情他，但覺得他這種看法 根本在中國不可能生根。回美國後，我還應約用英文寫了一篇〈北京通訊〉（Letter from Beijing），發表在一本著名的文學雜誌Partisan Review，文中故意用「Mr. A」和「Mr. B」作為代號，怕連累到他們的安全。
事後證明我那時候的看法大錯特錯。我在八十年代初接觸到的中國文壇（我也結識了不少老中青三代作家，包括劉賓雁、王蒙、諶容、張潔等，還有幾位作協和文聯 的負責人）已經開始鬆動，各家各派對文藝的意見差別很大，但不少作家還是心理壓力很大，不敢暢所欲言；反而是北島這幫年輕人無牽無掛，勇於創新。《今天》 初期的文藝主張，現在看來，實在沒有甚麼大膽之處，然而那時文壇的「今天」畢竟擔負了太多過去的陰影，還不敢展望將來。《今天》雜誌所追求的其實就是「現 時」——而不是當時的社會「現實」——的感覺，以及它所孕育的藝術上的可能性。早期《今天》所刊載的詩和小說，都是在捕捉這種個人的、內心的「現時」感， 而不是重蹈五四寫實主義的傳統；所以必須用一種新的語言來描寫。但這種語言並非從天而降，也不是直接從當時的西方「移植」過來的（至少他們對於外語的掌握 還是有限，和俄國詩人Joseph Brodsky為了讀英國詩人奧登W. H. Auden的詩而自學英文的情況不同）。我多年後追問北島，才知道原來他們在文革期間看過不少只供內部閱覽的「參考資料」：內中就有不少先輩大師們繙譯的 西洋現代文學作品。這段文學因緣，還有待學者仔細研究。我只不過立此存照。
八十年代末的關鍵時刻，「六四」事件發生了，它的直接影響，就是切斷了文藝界真正「百花齊放」的願景。《今天》也跟着北島流亡，被迫連根拔起，移植海外， 先是愛荷華，後來又到了香港。對北島本人和不少作家而言，「六四」更是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國內形勢一片大好，文學創作欣欣向榮，新冒起的作家和新的文 學探索層出不窮，如果沒有六四，《今天》足可在文壇站一席地位；六四以後，他們搖身一變，成了「流亡作家」。其實流亡本身並不稀奇，不少二十世紀的作家都 流亡過，甚至視流亡為現代文學的常態。然而對中國作家而言，離開了國土「中心」，幾乎無所適從，各種變態心理隨之而生，悲劇纍纍。難得北島有毅力，把逆境 變成新的挑戰，無形中也為自己的詩作打開了新的版圖。《今天》雜誌的內容也開闊了，不只以中國大陸為視野，而是從邊緣反思中心，並放眼世界。這種事說來響 噹噹，做起來卻不容易。
北島變成「流亡作家」以後，他個人的心路歷程當然由他自己來回憶。但就生活的經驗層次而言，這一段漫長的歲月卻是多采多姿的。至於我和《今天》的「海外關 係」，一時也不知從何說起。現在回想起來，那一段「後天安門」的日子，也彌足珍貴。那時候我不知哪裏來的幹勁，不停地活動，奔波美國各地，自認是「為當代 中國作家服務」，自己的學術生涯完全被一個信念所驅使：這個剛剛開花尚未結果的「新文化」不能被主流政治所把持壟斷。記得我寫過一篇學術自傳式的英文論 文：On the Margins of the Chinese Discourse，首次從文學和文化角度探討「邊緣論述」和「中心」的關係：我認為邊緣的文化版圖也是多元的，比以國界為範圍的「中心論述」廣闊得多。 在文中我還更特別提到剛冒起的「尋根派」小說家。這篇文章，是應杜維明教授之邀而寫的，當時他剛提出「文化中國」的口號，我當然回應。現在回想起來，我這 個論述，顯然受到「後天安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處境的影響，特別是「芝加哥幫」的朋友和《今天》的詩人。如今大家各自東西，只有我和北島反而變成香港同一 間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的同事。真可謂命運的安排。
前幾天北島在電話中鼓勵我多寫一點個人的回憶，我竟然把個人生涯中不少與《今天》相連的關節忘了，經他提醒才又召喚回來。也許這正是活在資本主義的香港 「當下」的毛病——不自覺地健忘。我想從自己過去的作品中尋找《今天》的影子，突然記得曾經寫過一連串的「狐狸洞詩話」在《今天》連載過，但似乎從沒有收 藏於自己的雜文集中。（編者按：其實收錄在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狐狸洞書話》裏）我一向研究小說，為甚麼寫起「詩話」來了？這當然和北島與 《今天》有關。
「狐狸洞詩話」的內容我已經記不得了。但其出發點很明顯：我希望把中國當代詩人的「中心意識」打開，把現代詩的範圍和中國參照系統也打開，跨越國界，從西 方經驗中開闊視野。因為自己在這方面的學養有限，所以寫時往往力不從心。後來我在哈佛任教時，還特別開了一堂中國新詩的研究生課，探討中國新詩的文字和聲 音的關係，這也是受到北島和《今天》的啟發。一首新詩是否必須經得起朗誦，聲音出來之後才能完成？我想到的參照是當時（八十年代）還很走紅的俄國詩人 Yevtushenko，我曾聽過他的朗誦表演，至今難忘。北島呢？初時我覺得他和艾青一樣，不會朗誦自己寫的詩，他那首傳誦一時的詩《回答》，我認為必 須朗誦以後才能見其效果。據說天安門廣場的青年男女最喜歡朗誦的就是這首詩。後來北島的朗誦技巧逐漸成熟，自成一格。也許就是多年流浪海外各地、參加各種 詩人聚會和學術會議的結果。在這眾多的活動中，我也有份，扮演了一個次要角色。
六四學生運動發生之前，我在芝加哥大學向美國的魯斯基金會申請到一筆「合作研究計劃」的基金，三年為期，總的課題是「文革以後的文化反思」，「六四」的震 撼使得這個研究計劃更顯得逼切。我請到劉再復、李陀、甘陽、許子東、黃子平等人，作為計劃的固定成員，每周定期開研討會。也請了不少來自海峽三岸和美國各 地的學者、作家和藝術家，作短期訪問。北島也成了我們「芝加哥幫」的特邀嘉賓。北島和我們混熟了，變成了「老北島」（可能是李陀起的外號），形象忠厚，時 常被我們開玩笑。討論到創作的時候，大家興高采烈，說起話來毫無遮攔。記得當時我就提出：我們不能自掃門前雪，中國當代新詩必須面對世界的挑戰，鼓勵北島 多讀世界各地詩人的作品；既然被迫流浪，不如利用機會打開中國的當代新詩的格局。北島完全做到了。
除了芝加哥之外，北島在美國流亡時期的活動重地就是愛荷華。記得八十年代中期，我初識北島之後不久，有一次我受邀在該校作演講，觀眾席突然一陣騷動，原來 舉世聞名的「愛荷華國際作家寫作計劃」的主持人聶華苓和安格爾也來湊興。我很緊張，但還是硬着頭皮談北島的詩。那場演講，可能令聶華苓夫婦留下印象，甚至 連我自己也沾了光，後來變成他們的女婿，此是後話。但我可以斗膽地承認：北島後來受邀到愛荷華，我也算是始作俑者之一。北島後來到了愛荷華，這才把《今 天》雜誌也遷到愛荷華。我知道北島為了募款支持《今天》的出版的確花了一番苦心，連這個美國小城的一家中國餐館的老闆也不放過，又結識了兩位知音——譚嘉 和呂嘉行夫婦，他們義務幫忙，才能勉強把《今天》維持下去。好在這份雜誌的象徵和實質意義在美國學界逐漸受到重視，不少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受到感召參加編 委會，共襄盛舉。
這一段史話，我扮演的角色並不吃重，只不過參加幾次會議而已。我因為自己初婚，又從芝加哥搬到西岸的洛杉磯，一時自顧不暇。但責任所在，不能把芝加哥的 「魯斯研究計劃」棄而不顧，更重要的是我的「芝加哥幫」。一九九○年秋，我離開芝加哥大學，接受洛杉磯加州大學的教職。但心在芝加哥，每月和暑假都飛回相 聚。當然也邀請被我「遺棄」在芝加哥的老友們到洛杉磯來演講座談，大家在南加州的陽光下濟濟一堂。記得北島也是常客之一。我為他舉辦了數次詩歌朗誦，還錄 成影像。這些場合逼得北島鍛煉他的朗誦技巧，也因此結識了更多的「粉絲」。
記得當時北島最關心的問題還是募款。於是我不得不硬着頭皮，陪他「下海」。我在洛杉磯遇到多年不見的台大外文系的幾位老同學，其中一位女同學是當年的「系 花」，現在成了富婆。她熱情地請我們到她家做客，我和北島當然不放過這個機會，他當場念詩，我為他敲邊鼓，大講詩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一般不接觸新詩的 人必會說一句客套話：「新詩太難了，我不懂。」其實就是表示不喜歡。我不得不費盡心機，改變他們的想法：譬如流行歌的歌詞算不算詩？唱得琅琅上口，原因何 在？難道只是歌曲動聽嗎？我們說話的時候有時不經意用了意象式的句子或有節奏的韻律，那不也是詩嗎？……信口雌黃，目的就是要他們捐款。現在回想起來，真 是恬不知恥。不過我這位老同學十分有義氣，還是聯絡她的朋友捐出一筆錢。《今天》得以維持來自於這些分毫的慷慨資助。
「後革命時代」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點點滴滴的隨時隨地的經驗織造而成的，沒有甚麼英雄氣概，然而充滿了人情味。北島和他同代的中國詩人在海外的流亡經 驗，說不定將來會拍成紀錄片。現在回想起來，腦海中也不覺湧起像一部電影的「蒙太奇」式畫面，但敍述的時空連接線卻模糊了。北島的流浪足迹遍及世界各地， 除了美國，還有歐洲的大小城市——瑞典的斯德哥爾摩、捷克的布拉格、荷蘭的萊登，是我腦海中「紀錄片」的三個重點，時間都在九十年代，細節記不清了，好在 《今天》雜誌有文字可循，北島和其他詩人在作品中也留下不少印記。更可以從各人的舊照片中重溫舊夢。我只記得在布拉格的一間地下酒吧舉行的一次詩歌朗誦 會，主持人是我的老友Martin Hala，他也是捷克的一位年輕漢學家。那晚他請到布拉格的幾位詩人來朗誦繙譯成捷克文的中國詩人的作品，我雖不懂捷克文，但聽時仍然深受感動，因此更相 信詩的境界可以超越國界和語言的隔閡。那晚的一個小插曲，至今記憶猶新。原來我身旁坐着一位捷克美女，北島和其他幾位中國詩人一直瞪着我看，眼中似有妒 意，想過來交談，不讓我「獨佔」。後來我還寫了一篇調侃北島的雜文，刊在《今天》某期。現在回想起來，不禁莞爾。時光荏苒，我和北島都過了不惑之年，然而 他依然為了《今天》孜孜不倦的奔波活動。
不知不覺又到了《今天》的一百期紀念。也許因為我年老記憶衰退，很多細節都記不得了。不能為《今天》立傳，只能寫點回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我的心目中《今天》早已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留了名，永垂不朽，變成「藝術上的另一半」。
回想《今天》雜誌，我不禁又想到了波德萊爾的名言。當《今天》以油印的大字報形式第一次出現時，誰會預料到它竟然能如此持久？從二十世紀直到二十一世紀的 今天！反而我覺得我們生活的現在是短暫的，臨時的，瞬間即逝。《今天》雜誌已經成為歷史上的里程碑。數年前，當有心人把早期的《今天》重印成冊，北島送我 一套，我拿在手裏，頓覺它是意義珍貴的「藝術品」。能和《今天》結緣，余有榮焉。
猶記得三十年前我初見北島的情景，至今印象深刻。一九八○年我第一次到北京，表面上是為了公務：代表當時任教的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和北京外文出版社商談合 作業務，但私底下最想見的反而是被禁的或海外不知名的新一代作家。北島的名字，我還是從一位來自中國的學生口中聽到的。「朦朧詩」這個名詞第一次在中國文 壇出現，我當時很好奇：到底這些「朦朧」詩人寫的是甚麼？為甚麼叫做「朦朧」？有甚麼大不了？最多還不是現代詩的代名詞？台灣五十年代就有人討論現代詩 了。只有在當時中國大陸特別的政治環境下，才會產生有關「朦朧詩」的辯論。因此我在未見北島和他們這些朦朧詩人之前，早已同情他（她）們的處境了。
我在印第安那大學的那個學生有一個住在北京的好朋友，名叫陳邁平，他認得北島，而且是「親密的戰友」。這個關係可遇而不可求！於是我一到北京，在友誼賓館住定，就和邁平聯絡，約好見面，並且請他帶北島同來。
那次見面像是電影中的一幕：記得是先到邁平家，然後北島才來會合，偷偷摸摸的，不敢告訴同行的美國同事。至少在我心目中他們還是所謂「地下作家」，心情緊 張，但他們二人完全不當一回事兒。記得邁平平易近人，而北島倒真像一個「地下領袖」，個子高高的，說起話來有條有理。他和另一位年輕作家——怎麼來的已經 不記得了——展開激辯：一個說文學永遠要為社會說話，為民請命；另一個說文學必須回歸自己，回歸藝術。後者當然就是北島。我心裏同情他，但覺得他這種看法 根本在中國不可能生根。回美國後，我還應約用英文寫了一篇〈北京通訊〉（Letter from Beijing），發表在一本著名的文學雜誌Partisan Review，文中故意用「Mr. A」和「Mr. B」作為代號，怕連累到他們的安全。
事後證明我那時候的看法大錯特錯。我在八十年代初接觸到的中國文壇（我也結識了不少老中青三代作家，包括劉賓雁、王蒙、諶容、張潔等，還有幾位作協和文聯 的負責人）已經開始鬆動，各家各派對文藝的意見差別很大，但不少作家還是心理壓力很大，不敢暢所欲言；反而是北島這幫年輕人無牽無掛，勇於創新。《今天》 初期的文藝主張，現在看來，實在沒有甚麼大膽之處，然而那時文壇的「今天」畢竟擔負了太多過去的陰影，還不敢展望將來。《今天》雜誌所追求的其實就是「現 時」——而不是當時的社會「現實」——的感覺，以及它所孕育的藝術上的可能性。早期《今天》所刊載的詩和小說，都是在捕捉這種個人的、內心的「現時」感， 而不是重蹈五四寫實主義的傳統；所以必須用一種新的語言來描寫。但這種語言並非從天而降，也不是直接從當時的西方「移植」過來的（至少他們對於外語的掌握 還是有限，和俄國詩人Joseph Brodsky為了讀英國詩人奧登W. H. Auden的詩而自學英文的情況不同）。我多年後追問北島，才知道原來他們在文革期間看過不少只供內部閱覽的「參考資料」：內中就有不少先輩大師們繙譯的 西洋現代文學作品。這段文學因緣，還有待學者仔細研究。我只不過立此存照。
八十年代末的關鍵時刻，「六四」事件發生了，它的直接影響，就是切斷了文藝界真正「百花齊放」的願景。《今天》也跟着北島流亡，被迫連根拔起，移植海外， 先是愛荷華，後來又到了香港。對北島本人和不少作家而言，「六四」更是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國內形勢一片大好，文學創作欣欣向榮，新冒起的作家和新的文 學探索層出不窮，如果沒有六四，《今天》足可在文壇站一席地位；六四以後，他們搖身一變，成了「流亡作家」。其實流亡本身並不稀奇，不少二十世紀的作家都 流亡過，甚至視流亡為現代文學的常態。然而對中國作家而言，離開了國土「中心」，幾乎無所適從，各種變態心理隨之而生，悲劇纍纍。難得北島有毅力，把逆境 變成新的挑戰，無形中也為自己的詩作打開了新的版圖。《今天》雜誌的內容也開闊了，不只以中國大陸為視野，而是從邊緣反思中心，並放眼世界。這種事說來響 噹噹，做起來卻不容易。
北島變成「流亡作家」以後，他個人的心路歷程當然由他自己來回憶。但就生活的經驗層次而言，這一段漫長的歲月卻是多采多姿的。至於我和《今天》的「海外關 係」，一時也不知從何說起。現在回想起來，那一段「後天安門」的日子，也彌足珍貴。那時候我不知哪裏來的幹勁，不停地活動，奔波美國各地，自認是「為當代 中國作家服務」，自己的學術生涯完全被一個信念所驅使：這個剛剛開花尚未結果的「新文化」不能被主流政治所把持壟斷。記得我寫過一篇學術自傳式的英文論 文：On the Margins of the Chinese Discourse，首次從文學和文化角度探討「邊緣論述」和「中心」的關係：我認為邊緣的文化版圖也是多元的，比以國界為範圍的「中心論述」廣闊得多。 在文中我還更特別提到剛冒起的「尋根派」小說家。這篇文章，是應杜維明教授之邀而寫的，當時他剛提出「文化中國」的口號，我當然回應。現在回想起來，我這 個論述，顯然受到「後天安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處境的影響，特別是「芝加哥幫」的朋友和《今天》的詩人。如今大家各自東西，只有我和北島反而變成香港同一 間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的同事。真可謂命運的安排。
前幾天北島在電話中鼓勵我多寫一點個人的回憶，我竟然把個人生涯中不少與《今天》相連的關節忘了，經他提醒才又召喚回來。也許這正是活在資本主義的香港 「當下」的毛病——不自覺地健忘。我想從自己過去的作品中尋找《今天》的影子，突然記得曾經寫過一連串的「狐狸洞詩話」在《今天》連載過，但似乎從沒有收 藏於自己的雜文集中。（編者按：其實收錄在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狐狸洞書話》裏）我一向研究小說，為甚麼寫起「詩話」來了？這當然和北島與 《今天》有關。
「狐狸洞詩話」的內容我已經記不得了。但其出發點很明顯：我希望把中國當代詩人的「中心意識」打開，把現代詩的範圍和中國參照系統也打開，跨越國界，從西 方經驗中開闊視野。因為自己在這方面的學養有限，所以寫時往往力不從心。後來我在哈佛任教時，還特別開了一堂中國新詩的研究生課，探討中國新詩的文字和聲 音的關係，這也是受到北島和《今天》的啟發。一首新詩是否必須經得起朗誦，聲音出來之後才能完成？我想到的參照是當時（八十年代）還很走紅的俄國詩人 Yevtushenko，我曾聽過他的朗誦表演，至今難忘。北島呢？初時我覺得他和艾青一樣，不會朗誦自己寫的詩，他那首傳誦一時的詩《回答》，我認為必 須朗誦以後才能見其效果。據說天安門廣場的青年男女最喜歡朗誦的就是這首詩。後來北島的朗誦技巧逐漸成熟，自成一格。也許就是多年流浪海外各地、參加各種 詩人聚會和學術會議的結果。在這眾多的活動中，我也有份，扮演了一個次要角色。
六四學生運動發生之前，我在芝加哥大學向美國的魯斯基金會申請到一筆「合作研究計劃」的基金，三年為期，總的課題是「文革以後的文化反思」，「六四」的震 撼使得這個研究計劃更顯得逼切。我請到劉再復、李陀、甘陽、許子東、黃子平等人，作為計劃的固定成員，每周定期開研討會。也請了不少來自海峽三岸和美國各 地的學者、作家和藝術家，作短期訪問。北島也成了我們「芝加哥幫」的特邀嘉賓。北島和我們混熟了，變成了「老北島」（可能是李陀起的外號），形象忠厚，時 常被我們開玩笑。討論到創作的時候，大家興高采烈，說起話來毫無遮攔。記得當時我就提出：我們不能自掃門前雪，中國當代新詩必須面對世界的挑戰，鼓勵北島 多讀世界各地詩人的作品；既然被迫流浪，不如利用機會打開中國的當代新詩的格局。北島完全做到了。
除了芝加哥之外，北島在美國流亡時期的活動重地就是愛荷華。記得八十年代中期，我初識北島之後不久，有一次我受邀在該校作演講，觀眾席突然一陣騷動，原來 舉世聞名的「愛荷華國際作家寫作計劃」的主持人聶華苓和安格爾也來湊興。我很緊張，但還是硬着頭皮談北島的詩。那場演講，可能令聶華苓夫婦留下印象，甚至 連我自己也沾了光，後來變成他們的女婿，此是後話。但我可以斗膽地承認：北島後來受邀到愛荷華，我也算是始作俑者之一。北島後來到了愛荷華，這才把《今 天》雜誌也遷到愛荷華。我知道北島為了募款支持《今天》的出版的確花了一番苦心，連這個美國小城的一家中國餐館的老闆也不放過，又結識了兩位知音——譚嘉 和呂嘉行夫婦，他們義務幫忙，才能勉強把《今天》維持下去。好在這份雜誌的象徵和實質意義在美國學界逐漸受到重視，不少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受到感召參加編 委會，共襄盛舉。
這一段史話，我扮演的角色並不吃重，只不過參加幾次會議而已。我因為自己初婚，又從芝加哥搬到西岸的洛杉磯，一時自顧不暇。但責任所在，不能把芝加哥的 「魯斯研究計劃」棄而不顧，更重要的是我的「芝加哥幫」。一九九○年秋，我離開芝加哥大學，接受洛杉磯加州大學的教職。但心在芝加哥，每月和暑假都飛回相 聚。當然也邀請被我「遺棄」在芝加哥的老友們到洛杉磯來演講座談，大家在南加州的陽光下濟濟一堂。記得北島也是常客之一。我為他舉辦了數次詩歌朗誦，還錄 成影像。這些場合逼得北島鍛煉他的朗誦技巧，也因此結識了更多的「粉絲」。
記得當時北島最關心的問題還是募款。於是我不得不硬着頭皮，陪他「下海」。我在洛杉磯遇到多年不見的台大外文系的幾位老同學，其中一位女同學是當年的「系 花」，現在成了富婆。她熱情地請我們到她家做客，我和北島當然不放過這個機會，他當場念詩，我為他敲邊鼓，大講詩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一般不接觸新詩的 人必會說一句客套話：「新詩太難了，我不懂。」其實就是表示不喜歡。我不得不費盡心機，改變他們的想法：譬如流行歌的歌詞算不算詩？唱得琅琅上口，原因何 在？難道只是歌曲動聽嗎？我們說話的時候有時不經意用了意象式的句子或有節奏的韻律，那不也是詩嗎？……信口雌黃，目的就是要他們捐款。現在回想起來，真 是恬不知恥。不過我這位老同學十分有義氣，還是聯絡她的朋友捐出一筆錢。《今天》得以維持來自於這些分毫的慷慨資助。
「後革命時代」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點點滴滴的隨時隨地的經驗織造而成的，沒有甚麼英雄氣概，然而充滿了人情味。北島和他同代的中國詩人在海外的流亡經 驗，說不定將來會拍成紀錄片。現在回想起來，腦海中也不覺湧起像一部電影的「蒙太奇」式畫面，但敍述的時空連接線卻模糊了。北島的流浪足迹遍及世界各地， 除了美國，還有歐洲的大小城市——瑞典的斯德哥爾摩、捷克的布拉格、荷蘭的萊登，是我腦海中「紀錄片」的三個重點，時間都在九十年代，細節記不清了，好在 《今天》雜誌有文字可循，北島和其他詩人在作品中也留下不少印記。更可以從各人的舊照片中重溫舊夢。我只記得在布拉格的一間地下酒吧舉行的一次詩歌朗誦 會，主持人是我的老友Martin Hala，他也是捷克的一位年輕漢學家。那晚他請到布拉格的幾位詩人來朗誦繙譯成捷克文的中國詩人的作品，我雖不懂捷克文，但聽時仍然深受感動，因此更相 信詩的境界可以超越國界和語言的隔閡。那晚的一個小插曲，至今記憶猶新。原來我身旁坐着一位捷克美女，北島和其他幾位中國詩人一直瞪着我看，眼中似有妒 意，想過來交談，不讓我「獨佔」。後來我還寫了一篇調侃北島的雜文，刊在《今天》某期。現在回想起來，不禁莞爾。時光荏苒，我和北島都過了不惑之年，然而 他依然為了《今天》孜孜不倦的奔波活動。
不知不覺又到了《今天》的一百期紀念。也許因為我年老記憶衰退，很多細節都記不得了。不能為《今天》立傳，只能寫點回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我的心目中《今天》早已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留了名，永垂不朽，變成「藝術上的另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