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報前總編輯、特約時事評論員練乙錚昨天的〈論中港哪方優先 談融合會否即溶〉，開篇便說：「梁振英上台未及一年，香港內部、港中之間的三大政治關係，悉數崩壞。敵我成分急增，已經很難挽回……。」這「三大政治關係」，練氏是指「執政聯盟」中的正統左派與本地主流資產階級、中共與本地民主黨派精英及大陸政權與香港人民之間。這三種關係的共同點，是其中一方皆為共產黨的「統戰對象」，而這些「統戰對象」，便 是「香港非左派的全部」。中共經年累月在香港的統戰成績如何？練氏認為徹底失敗：「現今還圍繞着黨及其本地核心代表旋轉的『正能量』……，冷冷清清……， 這個七零八落的統戰敗局，恐怕不是北京……所樂見。」
統戰是「統一戰線」的簡稱，它是中共建立政權的「三大法寶」之一。統戰的意思是指在政 治鬥爭過程中要掌握「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原則；這些「次要敵人」，向來俱被安排進入政治協商會議，成為在內地有點「實用價值」的「政協委員」。統戰令中國上層政治出現一片祥和（和諧）氣氛，人人聽領導的話辦事，中共當然要在香港「照辦煮碗」。於香港回歸前後，為了營造不同階層的香港社會人 士投入中共懷抱的表象，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中共便全方位設法爭取港人支持主、治權回歸，在這方面，爭拗對手是英方（主要敵人）、統戰對象是留戀英國管治的香港人（次要敵人）。統戰的辦法，眾所周知，不外是拳頭不打笑臉的公關交誼和情不真意不誠迹近連哄帶騙的虛妄承諾；當然，中共亦會選拔此中的「精英」 為其賣命盡力，並賜以一些有形無形甜頭作回報。
英國人落旗歸國，中共一雪百餘年的國恥，光榮收回香港的主治權，理論上大敵已逝，統戰工作再 沒有繼續進行的必要，即統戰已失卻存在意義。然而不然，實情是九七回歸人心未回歸的港人數不勝數，但對香港無牽無掛且能當機立斷並有財力遠走他方者，畢竟只是少數；而滯留香港的人，並不是人人腦袋清晰，能夠意識到為主權而爭持不下的無形戰線雖已消失，港（土）共卻有香港治權當歸「我」有的任務（這種邏輯很 簡單，唯港共有資格代表中共取代英國殖民者），因而處心積慮排斥與港英有這樣那樣關係的人。回歸前北京與倫敦就香港前途談判時，已堅決拒絕三腳凳（中、英、港）談判，即排拒香港代表參加其中；回歸後，前朝精英管治的班底或追隨者，渾忘早前被北京定性為「多餘一腳」的身份，憑一股服務港人的熱誠、仍存在特 區政府發光發熱的企圖心，哪知在北京特別是以為收割政經利益時刻已臨的「港共」看來，這些人都是前期餘孽；憑藉一貫親共而躋身管治階層的新貴，對「舊電池」（或遺臣）的排擠便唯恐不力，此所以有吳康民之流公然仇視「港英餘孽」、力斥兩制支持者並視高調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的一班不識時務的老香港為死敵。 與此同時，遭受排擠的老香港，眼見行政立法兩會的形成與表現，未足以有效監督政府，而香港作為一個有效率、有質素、有秩序、有希望的國際都會，《基本法》的存在和願景，變得虛有其表，成為徒託空言的八股。
二、在這種沉重、迷失的政治悶局中，戴耀廷溫文有度的政治表述，成為今日許多平民百姓的代言，為香港注入一線生機、帶來一絲希望。
戴 教授不是迷失路向、帶着政治成見的「舊電池」或政壇「老油條」，惟他被標籤為溫和民主派，其實並不完全恰當。他是一名土生土長的學者，不是政客，只因忍受不了北京的食言、對《基本法》的扭曲和梁振英政府遲遲未能啟動普選諮詢，遂挺身而出，道明原委，擺明「佔領中環」的行動部署，代表一班希望維持香港作為一 個大好城市的精英（筆者以為不應把這些人稱為「建制外」精英，因為現在參與政治的人都投身建構香港未來，因此同為建制中人），發出「哀的美敦書」。戴氏及其同路人，以不帶任何敵意的和平態度、代表為數甚眾的年青人，尋覓一套為香港長遠利益着想的選舉制度。說什麼真普選、假普選和篩選，其實香港人要的是一套 能顧全香港整體利益、不易藏污納垢的清明選舉機制。這種簡單的合理訴求，弄得要以「佔領中環」的形式去爭取，真是香港的悲哀！
三、被 標籤為「舊電池」或「前朝遺臣」的舊香港政界「大老」，盲點是過分執着於過去的處事方法和依依捨不掉舊日高人一等的心態，且有因為「天子門生」出身、植根於精英管治團隊而有揮之不去的優越感，更要命的是他們中不少人對當年被統戰時聽慣那些令人動容的親和動聽說詞，至今未能忘懷；但是時移世易，隨着「三大政 治關係的崩壞」，他們已失統戰價值，所有的「甜言蜜語」亦隨風而逝。「舊電池」們應明白的是，如今社會現實已大變—第一、當前在政壇上也文也武的，只有北 京信任或北京完全掌控的人，其他各色人等，不管才幹多高、資歷多深，都得靠邊站；第二、內地來港新移民（回歸前後來港）的價值觀，與老香港並非完全一致，這意味舊的一套要改善改良才能為大多數港人接受；第三、這十年八年來，內地國企私企在香港資本市場抽走的資金以千億元計，加上國庫充盈，北京早已不怕港人 港資大撤走。換句話說，對北京來說，香港已沒什麼可利用的價值了。內地官民對港人欲行與內地的一套南轅北轍的「西式」民主訴求，愈看愈不順眼，一有機會便指指點點，毫無忌憚示以顏色！
在這種惡劣的客觀環境下仍站出來為香港長遠利益發聲的，代表崇尚、爭取民主的有戴耀廷；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則致力於探求各社會階層特別是商界的意見，他們的用心和做法都值得港人認同和敬重。對不同意見存敵意、持打壓和去之而後快的態度，即把人民內部意見衝突視 為敵我矛盾，而非透過溝通、諒解的態度理性處事，是通往政治悲劇之路的出發點。
北京的中聯辦、港澳辦和直接管治香港的特區行政長官，若有公平看待香港不同意見的胸襟，揚棄把不同聲音視為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的意識，便當主動參詳各方意見。就選舉問題而言，由政府主催召開一次有「不同政見者」參與的公開論辯大會，也許是化戾氣為祥和肯定可扭轉社會分化氛圍的良法。隔空各自表述（遑論互相指斥），不但會示人以彼此一意孤行不惜硬碰的決心，且會激化社會不安，對誰都沒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