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好朋友中，不少一向對中共持批判、反對立場；但也有以前是它的支持者，到1989年才轉變態度。他們能轉變態度，說明還是有良心的人。
但為甚麼一個有良心的人，在1989年之前會支持中共，這個問題在一次聚會中被提了出來。當時，一位1989年轉變態度的朋友也在座。我覺得應該照顧他的自尊心，最妥當的說法是，他是一個好人，但IQ低。
將心比己，如果我數十年來一直在做一件錯事，而人們肯定我是個好人，只是因為愚蠢才做錯事，我會非常感激人們給我一個很好的下台階梯。可是，這位轉變了態度的朋友聽了，立即臉有怒色。在感激和憤怒之間，他選擇了憤怒，這真叫人無話可說。
要瞭解中共的暴虐本質，確實只需要普通人的智力。我在這裏想以震動世界的中共土改為例：我們看電影，見歹徒打劫時常問被劫者「要錢還是要命」，即是被劫者奉上財物就可以保命。中共在建政前後搞土地改革，叫窮人分了地主財產土地後，還要取地主的命。為甚麼謀財之後還要害命，比劫匪更殘酷？
身為加拿大人，我們會覺得一個社會即使貧富懸殊、社會制度不公平，窮人也不應用暴力搶了富人的財物來分掉。
其實中國很多老實本份的貧農也有同樣想法，因此白天在中共鼓動下去鬥爭地主，晚上偷偷把分來的財物又送還地主。中共覺得這對黨是不利的，從而要貧農在鬥爭大會後把地主都殺掉。這樣，貧農和地主富農階級就結了血仇，只能堅定地站到中共那邊去，中共政權就能得到安定。
1947年，中共在北方的根據地只有一億多人口，搞土改運動幾個月，就殺了25萬人，即是每四五百人就有一人因為富有被殺。中共建立全國政權後，殺得更多。
這個謀財之後還要害命的用心，任何旁觀者都不難明白。
楊奎松是中共著名現代史學家，著作宏富。他替中共解釋說，中共「要推動農民用激烈的方法來對待地主、富農，把他們徹底打倒再踏上一腳，絕對不能簡單地把地主的土地分了就了事」，「非如此無法叫貧苦農民完全站到共產黨一邊來，建立起完全在黨支配下的新政權，牢牢地控制中國的農村社會」。
楊奎松承認，暴力土改因殺地主，犧牲了農村大批生產經營能手，卻沒有推動農村經濟發展。他舉例說明問題：過去只有比較富裕的農民家裏才養得起耕畜，貧農分了富農耕畜，通常要幾個家庭才分得到一頭，但貧農沒有能力餵耕畜飼料，甚至沒有牲口棚，沒有護養技術，結果分來的耕畜很快就死了。
這只是經濟方面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楊奎松指出：暴力土改「固然便利了新政權對農村基層的控制與權力的鞏固，但用這種方式來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製造人與人之間的仇恨，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傷害，刺激了人性惡的一面滋生出來，也破壞了農村社會中符合我們民族特色的優良道德人倫傳統，和正常的社會人際關係準則、損害了我們民族最看重的家庭親情關係，對社會健康發展和優秀民族傳統的繼承與發揚，具有負面作用」。
今天我們看到中國國民性的很多陰暗面，都是中共為了他們的政黨利益炮製出來的。土改只是其中一端。他們驅動農民殺地主，是公開無所隱瞞的，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那些在1989年才改變態度的人不能說自己是受到矇騙，因此，以IQ低作為下台階梯，不是照顧了人情味的說法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