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 劫數當年誰作孽 政改罡風廢真身

一、近日香港社會沸沸揚揚，出現一次又一次可能進一步便危及治安的群眾躁動，那是筆者—相信亦是大多數港人—深以為憂的新形勢。

過去一直由支聯會主辦，每年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六四燭光晚會」，雖然台上偶有動人心弦的激昂演說和經常令人動容的呼籲，亦有牽動港人哀思憤怨的紀錄片和樂聲；然而，席地而坐、手拈小燭的與會者，他們那份壓抑喧鬧的平靜，矜持地流露出一股凝視歷史的心靈意志。大家從介入六四境遇到置身回歸後的政治現實，悼念死難者，緬懷海內外民運人士的際遇，人們也期盼中國政府對全國人民的生存權利和自由意志能夠更為尊重並加維護。那是經歷「六四風波」後年復一年的警惕和心願！

當前中國大地，只有港島維園，是唯一能夠讓人免於恐懼、依法守序而又體面莊嚴地舉行如此大型紀念六四集會的「淨土」。支聯會作為主辦機構，應該得到港人的支持和敬重。自從去年香港多了一個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廣場舉行的六四晚會，第一年由網民發起，今年則由「普羅政治學苑」和「熱血公民」聚眾，雖然名義有別；然而，這兩次年度集會的帶頭者，都是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和利用網絡廣播可以口沒遮攔而把此一特色發揮得淋漓盡致的黃洋達。

黃毓民和黃洋達主催的六四晚會，以另樹一幟的姿態亮相，他們鄙棄維園集會流於形式，他們鼓吹的是不要歌聲，改為高呼「打倒共產黨」的吶喊；他們又不要燭光，代以焚燒中共黨旗的火光，連「平反六四」的呼籲，亦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改成「不要平反六四，我要中共倒台」！就連散會亦不是各自星散，而是千百民眾一起朝同一方向「前進」（上周三是操往廣東道），沿途高聲叫囂「打倒共產黨」的口號！

在統屬中國的土地，無論多麼放任自由，旁若無人地當眾高呼中共倒台，以香港向來連電影檢查亦會在不觸犯內地政府敏感反應上設限，流（氓）氣地藉紀念六四活動肆意反共抗中，顯然不像一介香港良民應有的法度和態度，更何況這些人的反共聲浪雖然很高，本土意識的鑼鼓亦敲打得震天價響，可是實際點看，都是亂港有餘、抗中反共不過是絕對無能無策的虛招，以他們同時大力貶抑支聯會及衝擊民主黨派之不遺餘力，當中可能有「扛着紅旗打紅旗」的影子，那顯然是很多人不會感到多餘的揣測。

從一九九○年至今，每年在維園舉行的六四晚會，充分顯示出香港之可貴。政府沒有因為主權回歸、奉承北京而對紀念活動橫加阻撓，讓與會的港人能夠繼續合法地享有集會的自由和空間。大會的秩序與氛圍，支聯會的安排固然應居首功，但是更重要的是參與期間民眾的克制守分，他們雖然抱着難過的心事和憤懣，卻無言過其實的衝動和造作，更不存在誰死誰活的敵意與暴力。一年一度的維園燭光，是不少港人聚在一起「約會」集體記憶裏的劫難，以永不忘記為堅定信念的防線，從傷心的歷練和無奈中振作，毫不妥協地為社會復康而積極生活。燭光烘托出港人迷津造景的良善祥和。兩相比較，尖沙咀晚會的場景及其傳達的訊息，便顯得惡形惡相、暴戾不羈，那是民風兇狠的不祥徵兆。

二、除了紀念六四活動出現「激動暴躁」的聲音和人事，以年輕人為主，為爭取普選或不同政策的名義到立法會、到研討會會場、到政府機關抗議示威「攪局」的活動，亦一周數起，可惜多數是霸氣用事，完全忘卻人與人之間的起碼禮貌和尊重，敗壞社會倫理，完全沒有議是論非的空間，這樣一來，再正義的初衷和動機，最終只會淪為胡來盲動的幌子。

「六四風波」二十五周年，參加維園燭光晚會的人數，警方的統計稍微低於十萬，主辦者支聯會的數字超過十八萬。過去每年維園六四晚會的人數多在三五萬之間，逢五逢十的「大日子」，人數上升，十周年是七萬，二十周年在六萬二千（警方數字）至十五萬（支聯會數字）之間。由此看來，上周三晚的集會，姑勿論人數為近十萬還是二十萬在望，都是歷來的最高紀錄；至於尖沙咀的六四集會，規模當然不能與維園相提並論；然而，與會人數從去年的不到千名增至今年大會宣稱的七千多，亦可看到聲勢在不斷擴大的事實。

以維園與尖沙咀兩處悼念六四集會人數都上揚看，誰都能夠意識港人並未淡忘「風波」之餘，群眾對中國一直迴避事件及其衍生的種種不是，未因中國的崛起而淡化；相反，對中國政府反感與不忿的港人明顯增加。此中原委，當然亦反映大部分港人對特區政府管治不濟、中央高調介入香港選舉的不滿。香港民情激動、趁機抓住機會宣洩胸中塊壘，是包括北京在內的有關當局不能不正視的現實。

二十五年前中共內部政治路線之爭，禍延和平示威的群眾，最高領袖命令向稱人民子弟兵的解放軍，使用與事態嚴重性絕不相稱的武力，射殺了為數不少、包括一些未曾參與廣場靜坐的過路人。「風波」本末，沒有檢討得失關鍵，沒向死難者家屬致歉賠償，亦沒合理看待一班原本愛國甚或愛黨的大好青年，使他們長期回不了國，有家歸不得！簡而言之，六四後中國除了堅持經濟開放對了頭，對「六四風波」繼續遮瞞事實，不作公開解釋和檢討，是使人難以釋懷的。


三、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周南本月八日對香港傳媒說，「佔領中環是反華力量圖謀篡奪特區的管治權，有必要時中央可以宣布戒嚴，進行干預。」他的言論使人想起一九八九年「六四風波」發生前個多月的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早早便把天安門廣場上和平靜坐的青年學子和工人群眾定性為「動亂」；而「反對」的力度在「旗幟鮮明」的光照下，結果是坦克隆隆、槍聲卜卜，流血傷殺而不知其數。如今周南雖不是朝上權臣，可是他對「佔中」的視角，與當年「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可有分別？

國務院昨天上午公布題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本報網站第一時間分段刊出全文；「白皮書」最令人矚目的是指出「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權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８５２郵報》及時指出「有關說法，早在二○○七年，當年的人大委員長吳邦國趁《基本法》在香港實施十周年提出」，事實確是如此；筆者當時以《我作主子你當家！》（收台北遠景社《資源吃香》）為題的評論作回應，認為「香港回歸等於香港人喪失政治權利」、「香港將成為中國的悲情城市」。結論是在香港從政，「一旦觸動涉嫌『犧牲一國』的底線，政治活躍分子將要付出代價，而這是機會成本很大的大部分港人所不願承擔的」。這點「預測」，看爭取「真普選」全面起動風起雲湧之勢，是不準確的。

地緣因素令北京對香港能夠予取予攜，只是如此一來，香港不僅對台灣的「示範單位」作用盡失，且成為台灣的「反面教材」。在統一問題上，台灣必會愈走愈遠！

「白皮書」對香港爭取普選的各方力量，尤其是以符合國際標準為依據並有對外進行游說能力的少數港人，已被說成逸出合乎香港情理，涉嫌與另有圖謀的外國勢力連氣連勢、滙合成一股來意不純的抗中力量。北京如果對港人「亂針繡萬象」的情況不加理解，把視角偏狹的成見進一步加深，甚或轉化為敵視，香港必將淪為有理說不清的地方，人們尤其是年輕人一輩從困頓中反彈，那將難以想像和駕馭，而慣於一黨操控的北京，對民主選舉須有前期協商並有把握後期結果的思路，全不了解亦不接受；「佔中」行動因為要求公民提名而可能流血，已不是不能想像的荒謬……。想不到一九八九年北京定性「廣場示威」為「動亂」還未知究竟，四分一世紀後的香港政改，又因取態分歧而面臨前所未見的社會危機！


燭光的省思．二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