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硬漢李旺陽之死，震動了中國人心。大陸民間固然禁止哀悼，香港卻有二萬五千人蜂擁到中共駐港辦公室抗議，設靈位公祭。香港衞生局長周一嶽也說：「說李旺陽自殺，無法令人信服。」
難以置信，因為一九八九年壯健如牛的李旺陽，經過二十一年刑獄，骨折筋傷，瞽目聾耳，六十歲已是食難舉碗，行難舉步，不可能走到醫院窗前，掛一匹長長白練，結一個精巧圓繯，吊頸而死。何況他吊頸竟然雙腳立地。何況醫院竟然不聞不問，靜待他妹妹前來發現兄長屍骸。
但除了周一嶽，香港名卿鉅公無不聞「李旺陽」三字而咋舌。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一天之內十一次告訴新聞界：「我不會公開評論這件事。」而周一嶽之所以例外，也不難明白。他還有十來天便要掛冠而去。
做官就不能直言論政，這是新中國的鐵律，不限於大陸以至香港，臺灣也是一樣。所以馬英九做了臺灣總統，他的六四感言就由「中共血腥鎮壓民主」變成今年所謂「希望大陸異見人士獲得好好對待」。臺灣文化部長龍應台更拒絕談六四，還解釋說：「從前，身為作家，論事可以有勇；現在，身任大政，處事則要有謀，施政不能再秉作家之見。」舊中國沒有這樣的政治理論。
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受）也。」孔子做官之道，當然不是見義無勇。
唐朝德宗年間，張延賞為相，忌名臣柳渾正直，遣人告訴他說：「相公舊德（先生德高望重），但節言於廟堂（只要朝廷上少說話），則名位可久。」柳渾笑笑說：「為吾謝相公。柳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為了百姓，他寧願不要名位。這就是唐太宗倡議的「直言」（《南部新書》甲卷、《貞觀政要》卷二）。
宋朝寧宗年間，姦臣韓侂冑專政，築南園取樂，請大詩人楊萬里作記。楊萬里說：「官可棄，記不可作也。」為了守正，他寧願不做官。這就是孔子倡議的「直道而行」（《宋史》卷四三三）。
假如新中國官場有柳渾、楊萬里這類人物，李旺陽那樣的故事，決不會無日無之。只是馬英九、龍應台、梁振英之流太多了。他們「處事有謀」，所見無非中共腰間的錢，手中的刀。請不要問那把刀用來做什麼，也不要問那些錢從哪裏來，最重要的，是分我一杯羮。
